杨铮铮

韦政通中国文化观探析

杨铮铮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韦政通致力于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人文精神的沟通对接，对儒家的仁学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发掘传统文化精神对现代社会的补足作用。另外他指出伦理、民主、科学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三块基石，他特别突出了现代法治社会下新伦理建设的重要性，这种新伦理观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等新价值观念为支持的，经由伦理、民主、科学的三结合，将现代民主科学整合到传统文化中，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

韦政通；中国文化观；三块基石

韦政通是当代杰出治中国思想史的专家。他个人经历比较独特，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他曾先后受到劳思光、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的指引，走上学术思想道路，其中以牟宗三和殷海光对他影响最为深远。韦政通出入新儒家与自由主义思想，广泛吸纳中西思想资源，建构出以新伦理为基础之中国文化观。综观韦政通所著的大量关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著作，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一方面，他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对传统文化作出反思，在批判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同时，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另一方面，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作为现实形态的生活紧密结合，着力于改铸中国文化，为现代中国人提供现实之关照。

一 现代性视野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区别于殷海光，韦政通自始至终并非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省固然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韦政通意识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社会的背景之下，如果还是固守传统，那只会导致传统文化的僵化。也是由于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逐渐疏离于新儒家阵营，而向自由主义阵营靠拢。

什么是传统？韦政通先生将之归纳为三要素：1.传统是人类社会的特色，构成的基本条件是时间上的绵延性与空间上的广被性；2.传统并非价值中立的，人在生活方面一个方面受到传统的制约，另一个方面，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智活动来超越传统；3.传统都是历史的过去，但是过去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过去，其很多要件依赖于生活中的力量。他认为传统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是人如何去利用传统文化为现代服务：“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的进步抑或退化，完全靠人自己。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传统，而在于没有把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1]5

不过，对于传统文化的再造与更新却需要一番透析与甄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时代的变迁，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反省和“价值的重估”。在其著《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中，他根据文化的性质，划分出：合理的文化、反理的文化、非理的文化。所谓合理的文化，无非是指在在价值的正判断——“善”的文化；所谓反理的文化，无非是指在价值的负判断——“恶”的文化；所谓非理的文化，无非是指价值判断上中立，即“无善无恶”的文化，如游戏、趣味的满足、美的爱好，又如服饰、饮食习惯等。在他看来，这三种文化类型在概念上可以理清楚，但是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却常常混淆不清。因此，立足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中的的合理的文化、反理的文化与非理的文化甄别工作显得尤为紧迫。

通过中国思想史的考察，韦政通发现了传统文化确实具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缺陷的“反理的文化”成分。儒家文化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泛道德主义”：“所谓‘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2]88道德与其他文化，应该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只有处于平等的地位，文化的各部分才能够自由发展。他具体探讨了“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在政治、经济和文学上的表现。在政治上，形成了德治主义和政治神话，阻碍政治革新；在经济上，形成了“谋道不谋食”的观念，阻碍了工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丰裕；在文学上，“文以载道”之说俺没了文学的家园，使文学沦为道德的奴婢，迷失了文学发展的真方向。

仅就道德本身而言，儒家伦理依然存在着诸多诟病之处。譬如，在人性论问题上，儒家形成了“性善论”的主流观点，但是该理论忽视了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不能深刻剖析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通过与异域文化如基督教、佛教的比照，韦政通发现中国文化，包括对生命问题最关注的儒家，“对生命的体会相当浮浅”，基督教的原罪观和佛教的“无明”观都很注重人性的负面影响，而儒家在思想道德中的表现，对于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没有深刻的分析，原因在于儒家观察人生，从性善出发出发，沿着性善观念一致讲下去，很少注意到人性的负面因素，不能深刻剖析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认为儒家对人性负面作用警惕不够。

在道德修养上，儒家的道德工夫流于虚玄，脱离现实人生。此外，儒家的血亲伦理无法克服“泛孝主义”的流弊。具体而言：1.泛孝主义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局限于家庭的血亲伦理。血缘关系越近，则情感越浓，血缘关系越远，则情感愈淡，最终把传统的人情局限在狭隘的家族圈子中，不利于培养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从而不利于社会伦理的形成，也不利于社会的改革与进步。2.泛孝主义伦理强调家族的中心地位和父权的绝对地位。个人只有将自己放置在价值之中才能够寻找到自身的位置，离开家庭就没有个体。重视父权的结果是抑制个人的自由，使子女只能服从父母的权威，不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性，也不利于塑造子女的独立人格。3.泛孝主义宁可牺牲是非而要维持名分。不论是“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还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其强调的无非如此。如此一来，它最终导致只有家庭内部表面的和谐，而没有社会的是非，正义与关怀。韦政通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伦理实践方式，并不能达到“普爱”的思想。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中，自我永远是伦理的核心，道德修养要求“反求诸己”，很难跳出爱有差等的格局。他批评贺麟先生将“三纲”解释为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在他看来，启蒙之后，“三纲”的权威性实际已经遭到消解。

韦政通认为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受到这种“泛道德主义”影响颇深：一向重视价值，尤其重视道德价值，对人对事习惯于用价值判断，很少用理智判断，客观研究的精神不够。到了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日趋脱节，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迷惘与行为失范，他说：“百年来的文化冲突，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生活的严重失调；生活的失调，又更加强文化冲突。二者的交互影响，是当代中国人痛苦的根源，也是中国文化再生付出的代价。”[3]3他深刻地检讨了近代社会以来，关于传统文化截然对立的两个不同派别——传统派和西化派的思想观点。传统派主张接受、尊重及支持由过去传下来的社会制度与信仰，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当的和最好的。西化派则坚持，传统是中国落后的总根源。他认为传统主义的问题在于将捍卫传统视为一种信念、态度，并企图将之神圣化。不重视对事实的认知，一旦事实的认知妨害其神圣化的时候，宁愿忽视事实而屈从，表现了极强的独断性和教条性。西化派根本忽视在旧有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上有选择的事实，其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的背后上一种“虚无主义”，是文化信心完全丧失的典型表现。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沟通与接榫

那么，韦政通是如何超越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呢？在这个问题上，韦政通相较于二者更为理性、客观、深刻。何卓恩认为：“与殷海光对传统的外在批判相比，韦政通的批判是内在的、具体深入的。他批判传统却不弃绝传统，而更注重沟通传统与现代，调适两者的紧张。所谓沟通传统与现代，即阐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这一直是新儒家所热衷的工作，但韦政通不像新儒家那样以信仰切入，而以问题切入，体现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考路向。”[4]301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沟通与接榫问题上，韦政通一方面批判现代性社会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着力于挖掘传统文化中作为“合理的文化”成分。

韦政通认为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具科学宰制，数量化、标准化，专门化等特征。尽管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富庶繁荣，但是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来说，显得要冷酷，无情与缺乏人性。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强调价值与情感的道德，面临更加艰难与严峻的外在环境。他总括了现代性社会的四大问题：首先，生活单调，空虚，不安全。生活单调、空虚、不安全，反映在人身上的总病症上心灵麻痹，精神萎缩，以及生活的无意义。其次，出现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提出的“假现代人”问题：他们的特点是表面上装出一副现代模样，实际上却跳过了他们应该经历许多生存发展阶段，而忽略了许多他们应履行的人生义务。另外的表征是，他们一窝蜂第追求新奇，期望能以最低的代价去找到可弥补他们不足的东西。这种人只知吸取现代人的成功，却不知道为现代化尽一份力量。再次，技术专政：技术和生产成为人们的恩人，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不会思考的工具。它们已经粉碎了一切阻碍它们的事物，如风景、自然环境、美、历史和传统、快乐与谦让，私生活的神秘与宽裕，以及联系在一起的脆弱而成长缓慢的社会结构。最后，自我的失落。这里的自我上指想象力、创造力、梦想、个人独特性以及爱的能力等等。

韦政通认为中国经过几千年忧患培育的文化智慧，尤其是文化智慧与生命凝结而成的一些人格典范，对科技文明在之下的当代人苏醒智慧和恢复自我，可以提供丰富的滋养。他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人格风范也是值得现代人学习，在《中国哲学史上四种不同的人格》一文中，他列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出的四种典型人格风范，孟子式的刚健、庄子式的透脱、阮籍式的狂放、船山式的贞固，这四种人格，象征着哲学智慧的生长与成熟，可以作为评判中国哲学家人格的重要指标。这些人格精神对激发生之勇气，为重建自我，建设理性社会都有重大意义。

韦政通也指出传统中还有许多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文价值相沟通的。他着力沟通传统与现代，发挥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在《仁的哲学的时代意义》一文中，他引用社会哲学家索罗金和心理分析家弗洛姆等人的观点，对“仁”的思想特质和时代了意义进行了详尽的现代阐释。韦政通认为“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基石，社会哲学家索罗金的观点认为爱的阐扬和实践，是当前拯救感性文化危机唯一的出路。心理分析家弗洛姆说爱是人类生存的唯一明智及满意的解答。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一条根，就是建立在人爱的基础上的。韦政通说仁“既是一种概念，又代表一种动力；既是一种学说，又代表一种美德”，它使人从自然状态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人在超自然的存在中，才产生所谓美德。韦政通认为仁是人类的基本特质，有以下几方面特点：1.热爱生命，热爱生命的人，被生命和生长的程序所吸引，它改造或影响他人的方式是用爱，他所保持的伦理观是有益于生命成长和发展的，是善。只有满怀恻隐之心的人，才能见造物生意，才能领悟到各遂其生的万物自得意。2.真正平等精神的肯定。平等不是相同，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普遍尊重。在儒家仁道的传统里，认为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所有的人心是相同的。“仁者人也”（《中庸》），“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后来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也体现一种平等的思想。3.生生不息。是使人类的生命成为创生不息的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自觉意识的发展，又使人成为超自然的存在。而只有仁，只有爱，才能使人类的生命成为创生不息的历程。4.好恶选择。“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如果没有好恶的选择，就没有仁。人生是否有意义，也在于能否不断做出正确而有意义的选择。

最后，他一方面肯定“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回看中国，我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条根本就是建立于仁爱基础上，在这条根上，曾产生过无数人性的光辉，世世代代为仁爱做着鲜活的见证，才使这个文明的源头无枯竭之虑。”[5]130另一方面又希冀于阐发和实践儒家之“仁”，发挥其对于当今时代的特殊意义，他说：“人类最尊贵的仁爱精神，正遭到空前的大挑战。人类自救的方案，尽可以很多，但一切方案都必须先作为人类基本特质的爱，能充分释放出来，恢复它的光芒，这又必须增强人类的自由，因为‘爱愈多，自由愈大’。反过来，‘自由愈多，爱也愈大’，这种自由的获得须要同时从法西斯统治和技术专政下解放出来。”[5]140对于这个问题，韦政通与新儒家是存在“交叠共识”的，承认儒家思想具有普世的价值。故而，韦政通对传统文化不是一概否定，他指出了传统文化中诸多积极的因素，并认为传统中还有许多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文价值是可以相互沟通的。

三 伦理、民主、科学的三结合——树立中国文化的新模式

在致力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榫的同时，韦政通提出了树立中国文化的新模式，即实现伦理、民主与科学的整合。他认为，伦理、民主、科学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三块基石，三者有共同的精神基础，三者齐驱并进，才能促使中国文化整体性的发展。树立中国文化的新模式，就是要求把民主、科学的活动整合到传统文化中去，经由伦理、民主、科学的三结合而形成中国文化的新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韦政通最终所关注的是伦理——即如何民主与科学纳入这种新伦理的模式之中去。因为，在他看来伦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整个文化系统的核心。故而，他所建构的新伦理，本质上就是一种新文化的模式。这即是他主张的借助与“民主”与“科学”的结合来奠定“自由”作为新伦理的价值内核。

传统伦理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道德他律，依靠道德规范来形成一种外在的约束力。由此，导致了人们常常无从体会道德中自由，也无法理解道德的价值：“人天生就喜欢自由，他制力不可避免地是在剥夺自由，外在强制力越大，自由丧失的也越多。他制力不但使人失去了快乐，反而会引发人的憎恨情绪，这是所有强调传统强调权威的社会，伦理生活难以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105他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认为自由首先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将外界的限制因素降到最低。不过，自由并不代表是随心所欲，必须学会自我约束：“自由人的伦理观认为培养人的自制力才是约束的最佳方式，才不会因为约束和妨碍个性和潜能的发展。他律力如不能完全排除掉，也必须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要程度，如法兰西人权宣言说：‘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的权利。’”[1]105-107同时，自由具有两面性。自由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对任何一个传统的社会，自由是一股破坏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重建的原动力。一个社会如只知在政治上争取自由，而不同时把自由的价值引入到全民的生活，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改善各种人及关系，自由就不可能在这个社会生根，也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社会。

韦政通提出，自由人伦理的实现，必须通过一体两面的努力，一是个人的改造，一是社会的改造。个人改造在两个方面用力：道德的热情和知识的真诚。知识与道德在自由人身上是一种相互激发又相互制衡的力量，缺一不可。个人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社会改造是个人改造的目标。社会的改造必须先有一批觉醒的个人，不断排除阻碍自由社会的阻力。改造的方式须经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教育。从个人改造到社会改造，是新伦理——自由人伦理建立的必经之路，自由必须在人际关系中表现，而社会是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交织而成，因此改造个人和改造社会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其先决条件是建立法治社会，把权力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消除独裁的权力。然后是在习俗、对待传统等方面形成开放的、理性的心理，承认理性权威，反对非理性权威。显然，建立民主制度，诉诸科学理性精神，是自由人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一方面，就民主与伦理自由的关系而言，民主在政治学中代表一种制度，一套政治运作的方式，而自由则是一个价值系统，二者不完全相关。但是，如果与自由相分离，民主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同样可以为极权政治所利用，为极权者服务，达到极权政治的目的。同时，要把自由的价值贯穿于伦理生活，民主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在伦理意义上，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心灵架构是铸造民主人格的基本质料。由民主的心灵架构铸造的民主人格同样表现在四个方面：1.开放的态度：民主的人格由于变化感的心灵，形成弹性的心理结构，具有忍受不确定性和暧昧的能力，使人在行动方面表现充分的伸缩性，从而能够摆脱偏见的约束，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变化和异质。开放的态度是民主人格的能量系统。2.个体性目的：个体性目的要求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不同的个体的目的，也要求一个开放和宽容的目的。3.批评的心灵。成熟的民主人格具有批评的心灵，他对权威既不盲从，也不盲目反对，而是借助自己的理智，依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4.合理的态度：相信理性使人在生活上采取合理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时间上不论古今，在空间上不论中外。凡事得选择与判断，都是以理性为基础。民主的人格表现为行为，实践于人际关系，就能形成民主的生活方式，韦政通将原本政治意义上的民主观念转化为一种民主人格，又进而将民主带入道德生活，形成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路。经此一转化，民主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伦理意义上的民主。

另一方面，就科学与伦理自由的关系而言，韦政通认为，科学讲求实然，道德讲求应然，二者是有区别，但是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与精神，自由、容忍、尊严等伦理价值，同时也是科学的价值。自由的伦理可以促进科学的进步，科学重经验、推崇理性，不迷信权威，也可以是自由伦理的重要表现。从现实层面而言，新伦理的建设离不开科学，“凡是能作为生活规范的，必须以能做客观传达者为限，这样知识的信仰与知识的道德（或名之为道德的科学），才能有坚实的基础”[2]63。也就是说，道德要真正发挥功能，不能只靠道德理想主义，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道德的建设不仅要研究道德本身的范围，而且，还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道德行为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使道德合乎科学，脱离愚昧，成为立乎科学基础之上的道德。

在现代性危机之下，人们从“崇尚自由”到“逃避自由”，这其间科学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是否说科学是“造成人文主义最大的威胁”呢？韦政通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科学的广泛使用，确实会带来知识化、量化、抽象、物化，以及官僚机构化等特征，但是这些特征有其必要性。问题在于人们不加选择、不加抑制地应用于人，从而也消解了人文主义。他乐观地认为：“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是科学打垮的，要重建起来，也必须靠科学精神。‘人的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样。如果未来‘人的哲学’还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知识中心，一个普遍的方向，一个清晰而统一的人的观念，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获得。”[5]191

伦理、民主、科学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三块基石，三者有共同的精神基础，三者互依并进，才能促使中国文化整体性的发展。树立中国文化的新模式，就是要求把民主、科学的活动整合到传统文化中去，经由伦理、民主、科学的三结合而形成中国文化的新特征。”[11]134韦政通寄希望以民主与科学来建构自由人的伦理，通过价值更新使得新伦理焕发活力，最终能够实现使得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总之，相比较于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韦政通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的学理上更加深化，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上更加开阔，故而能够比较妥帖地处理文化中的古与今，中与外的矛盾，而是用一种开放的、融合的心态来协调其中的关系。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做出了客观评价，在中西对照中，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强调了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补偏救弊作用，又将现代民主科学整合到传统文化中，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韦政通的中国文化观于今天理性认识传统，发掘传统的现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5]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B26

A

1673-2219（2020）06-0009-04

2020－03－05

贵州大学文科项目“殷海光文化观研究”（项目编号703/702332173301）。

杨铮铮（1980－），女，湖南湘潭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