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

一见相惜二十年——萧萐父先生与韦政通先生的学术交契

王立新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 哲学系，广东 深圳 518060）

萧萐父（1924－2008），曾任武汉大学中国哲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韦政通（1927－2018），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教授，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总召集人。文章主要勾勒回忆萧萐父与韦政通两位已故学者的学术交谊。

萧萐父；韦政通；学术交契

“像萧萐父先生这样的人，现在在大陆很少了，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而且身上充满了传统的文人气息，会写诗，又写一手好字。现在的很多学者既不会写古诗，也不擅长写字了。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传统的市场，越来越狭小了；传统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上面这段话语，是韦政通先生于2008年9月21日在长途电话里跟本文作者的谈话记录。通话的缘由，是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同时又是诗人和书法家的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1924.1.24－2008.9.17）于通话的数日前过世了。本文作者之所以急切地将这个消息报告给远在台北的韦政通先生，是因为有意无意间听到韦政通先生说起过萧萐父先生，他们是同行，又是朋友，他们在20年间虽然只见过两三次，但却有很深的交契。

韦政通先生还在电话里告诉本文作者：“我和萧先生1988年在新加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身上有一股传统的气息，很能感动人。他是个少有的谦谦君子式的人物。那次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武汉就给我寄来一首诗，我装裱了，直到现在还挂在我的墙上，每天都能看到。”

2018年8月5日，当代杰出思想家、著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韦政通先生（1927.12.16－2018.8.5）也不幸在台北过世。笔者到先生家中整理遗物时，看到萧萐父先生写给他的诗联条幅，依然端正地悬挂在先生家的客厅墙上。

劫后高吟火凤凰，南行不觉海天长。

休惊抱器人归楚，伫盼乘桴客望乡。

困境深观明剥复，游魂为变适沧桑。

春台艳说狮鱼美，苦恋神州结网忙。

戊辰夏，赴新加坡参加国际儒学会，会中海外学人多叹惋儒学之困境如“游魂”者，书此志感。箑父吟稿，政通先生粲正。

（上录萧萐父先生送给韦政通先生的诗幅，其中“感”与“粲”两字，是武汉大学郭齐勇老师帮助辨识，谨此说明并致谢！）

2003年，我因赴台开会，被先生邀到家中住了数日，那时就见到过这条诗幅，当时没有过于留心。先生过世后，在整理先生遗物、调访先生生平事迹的过程中，两位老人的交往关系渐渐在我的眼前变得清晰，就在笔者对他们的关系了解得越来越清楚的过程中，这首诗的意蕴也时隐时现地清明起来。

政权道路的选择，累积至1949年达到极致，生民的苦难、民族文化的灾难莫此为甚。国人殒身丧命者无算，血海残阳之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们，数以千万，韦政通先生就是这类苦不堪言和有苦难言的人之一。

1966年，一场空前的浩劫席卷禹地，众多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中严重受挫的读书人，再度陷入痛苦无望的深渊，萧萐父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打成“李达的三家村黑帮”成员，抄家、蹲牛棚等，都被这首诗开篇的第一个字囊括了，萧先生用了这个“劫”字，把自己这种隐而难晦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水落石出。

两岸读书人备受摧折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世事变迁给他们造成的磨难，除了用“劫”，恐怕已经没有更恰当的表达了。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道不愿闻听，民众无法理解的情势之下，依然孜孜不弃，期待华夏文明的“凤凰涅槃”。他们不怕“海天”之“长”，不畏“沧桑”之莽，虽然“抱器”者“归楚”，而“抱道”者“乘桴”，但是器、道原本“不二”，强行分离之后的重新“结网”，却是他们对于“神州”共同的生死“苦恋”。

韦政通先生作为萧先生诗中的“乘桴”之“客”，1949年流落海岛。上世纪60年代，彼岸狂掀“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欲以得“道统”之正，高标所属政权的正大性与正宗性；此岸则猛毁“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展现新政权彻底革命的精神和扫除一切旧传统的大无畏勇气。彼岸只需弘扬传统，不许批评传统，更不允许对传统进行深入地反省和批判；此岸则必须谩骂传统，毁灭传统，不如是，则将因为顽固不化而受到严酷的刑罚惩诫。韦先生因为反省和批判传统，遭到当局封禁；萧先生因为不舍传统优异等，自1957年开始遭难，浩劫中更被无辜定为“三家村黑帮”而横遭迫害，抄家、批斗、蹲牛棚等不一而足。

两位有深重家国情怀，怀抱文化理想的读书人，虽然分在楚越，但遭遇十分相类，都是有苦难言和苦不堪言的人。

世事变迁给两岸读书人造成的心理创伤，被萧先生这首写“劫”的诗表达得不再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了。萧先生在说自己，同时也在抒发对对方的深切同情。双方所处的境遇，其实也都是各自的“劫”之所在。

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道不愿闻听，民众无法理解的情势之下，依然孜孜不弃，寄望“剥”后之“复”，期待民族文化的浴火重生。他们不怕“海天”之“长”，不畏“沧桑”之莽，看似有所依者“抱器”而“归楚”，“乘桴浮海”者却只能“抱道”而望乡。

所谓“春台艳说狮鱼美，苦恋神州结网忙。”表面上看来，不过是两位哲人都在异国他乡的宴席间共尝美味，其实却是在抒发各自为分隔日久的神州之重新“结网”，内心深怀的共同生死“苦恋”。

萧先生和韦先生，是怎样在1988年新加坡儒学会议上相识的？1988年8月28日－9月3日，“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时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德耀教授召集主持，在新加坡滨华大酒店召开。杜维明、劳思光、余英时、朱维铮、陈来、戴琏璋、庞朴、蔡仁厚、刘述先、萧萐父、汤一介、金观涛、秦家懿、金春峰、王守常、梁元生、林徐典、赵令扬、王心扬、刘蕙霞、张灏、傅佩荣、余敦康、唐端正、吴光、滨下武志、梅广、林毓生、沈清松、李焯然、刘国强、张亨、郭振羽、方克立、B.Z.X、孙长江、甘阳、傅伟勋、古正美、韦政通等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大陆学者包括正在新加坡担任客座研究员的金春峰教授在内，共有16人之众。

8月29日下午5时半，萧萐父先生发表《传统·儒家·伦理异化》主题论文。在讨论环节上，韦政通先生对萧先生“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在现实中被异化到了自己倡导的反面”的提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真正勇于面对传统，同时也勇于面对现实的有胆识、有意义同时又饱含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好文章。

这次新加坡儒学会议，其实是两岸学者由于并非学术本身的原因，实际隔绝40年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有关儒家思想的交流。大陆学者因为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久矣“生疏”于此，深怀虽然剑在自己手上，但是剑术却在别人心里的紧张感。萧先生其实还年长韦先生三岁，但深知“这面”已经远远落后于“那面”。因此，在听到“那面”的赞扬后显得异常感动。

在全体性废置练剑40年之后，作为此岸的将老剑客，萧先生忽然在第三方的武林大会上，受到一位“乘桴”“抱道”的剑家的高度赞扬和由衷肯定，那份欣喜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这份高兴的心情，会议结束萧先生“归楚”后，迅即写信给韦先生，表达自己的心情：“政通兄道席：狮城握见，饫闻谠论，足慰平生。”（萧萐父1988年10月22日致韦政通的信中话语。）

后来萧先生得知：自己的会议论文，被韦政通先生拿回台北，刊登在《中国论坛》上。萧先生欣喜地致信感激说：“狮城小聚，虽仅数日，但心同理同，足慰平生。”（萧萐父1989年2月22日致韦政通信中话语。）执着于剑法的“令狐冲”与“风清扬”，虽然远哥重洋，但却“心同理同”，彼者“赞赏发表”，此者“足慰平生”。

（新加坡会议期间，韦政通先生正在担任《中国论坛》召集人，因为喜爱萧先生的这篇文章，会后带回台湾，将该文刊发在1988年10月10日出刊的《中国论坛》第27卷第1期上。）

萧先生对此，久久感怀不忘。

2002年9月，武汉大学召开“傅伟勋、韦政通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韦政通先生本拟接受邀请参会，但因夫人老年卧病，需要照料而未能跨海前来。萧萐父先生对此深感惋惜、遗憾，特别作了一首诗在会上宣读，笔者就在席下，亲眼目睹了萧先生以多病的身躯，激动而昂扬地抒发对韦政通先生的感激与思念：

难忘星岛直心谈，独赏新诠异化篇。

隔海思君云树渺，梦萝荒径怅盘桓。

诗下面有萧先生自注：“1988年新加坡儒学会中，韦政通兄对拙文论及‘伦理异化’部分，特加评赏，后又纳入《中国论坛》，可感！2002年珞珈之会，政通兄原慨诺莅会，同仁瞩望殷殷，惜未果愿，吟望久之，寄此致意。”

（萧先生此诗，收录于巴蜀书社2007年出版的《吹沙三集》第521页，郭齐勇老师2019年11月27日上午微信提供，谨此再致谢忱。）

笔者因为深饫韦政通先生教泽，同样期望先生到来，以便陪侍先生借此受教。因为同样未能如愿，被萧先生纵放不抑的激情感动得涕泗横流，只得走出会场，躲到外面僻静处。哭过之后回到座位上，一同参会的同窗山东大学的王新春教授感觉到了，但不知笔者缘何至此，只好劝笔者“做学问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笔者那天被萧先生澎湃深挚的人间真情所打动，思念先生情绪顿时加剧，瞬间就已不能自持了。

有关韦政通先生为什么没有前来武汉参加这次会议，先生的遗著中有这样两段说明：“二OO二年武汉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傅伟勋和韦政通的思想，那个研讨会照理我应该有义务得出席，而且当时哲学系主任吴根友给我写了两封信，他是萧萐父先生的学生，他在信中说：‘萧先生也很想念你，他身体不好，你一定要来。’”“我的太太是八十岁去世的，最后六年是在病床上度过……在我太太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她，我要照顾我的太太，因此终究还是婉拒了出席研讨会。”[1]

需要说明一下，萧先生这首诗中所说的“星岛”，是新加坡的别名，新加坡原叫“新嘉坡”，也称“星洲”。“独赏新诠异化篇”，是说当年在新加坡会议上，萧先生从“异化”的角度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新的诠释，韦政通先生独具慧眼，给萧先生的文章以极高的赞赏，萧先生由此将韦政通先生视为此生难遇的知音。

萧先生究竟在文章中表达了什么，从而受到韦政通先生的激赏？笔者通过老友何卓恩教授帮忙，查询到了发表在《中国论坛》上的萧先生的原文，其中最有鲜明主张的一段指出：

“儒家传统的礼教思想，伦理至上主义，有其重视道德自觉、强调教化作用、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等可取的因素，但因其植根于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长期顽固保存的宗法关系之中，一开始对思想人格的设计，就以客观化的等级名分制度和人际依附关系纲维为基准，而使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其中；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隶属于超个体的整体，只有事父事君，尽伦尽职，才可能获得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性愈高，愈是最大限度的尽到伦理义务，也就愈是自觉地否定自我，乃至扼杀个人的道德意识。同时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归结为道德活动，蔑视人的其他一切价值，人不必去追求成为独立的认识主体、审美主体，而只需成为纲常名教的工具。这种伦理至上主义，绝非人文精神，相反地，乃是一种维护伦理异化、扼杀人文意识的伦文主义。只有冲破伦文主义的网罗，才可能唤起人文主义的觉醒。”[2]

韦政通先生当年就是因为反省传统伦理，进而批判传统伦理而备受台湾当局打压，饱尝思想观念保守的师友们的孤立，但其为现代人生立言，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开辟理论道路的勇气却是愈挫愈奋。《传统的透视》《传统的更新》《传统与现代化》《儒家与现代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的适应》《伦理思想的突破》等一系列著作，目标都是指向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反省和批判，力图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真正走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扫清观念和习惯的障碍。箫先生的这篇文字，很出乎韦先生的预料，想不到一向鄙弃传统的对面，仍然有这样钟情于传统的学者；更想不到在传统刚刚有点复活的气息，大家都懵懂颂扬、忘情陶醉的时候，还有这般对中国的未来有责任意识同时又能这般清醒通透、深晓传统弊端的哲学家。欣喜之余，倍加赞赏也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很多保守和暗昧的学者，一听说批判传统，就以为是在崇洋媚外、厌弃国家，根本不能客观地看到，这种对于传统的真正理性的反省和批判，才是真正热爱传统的标志，才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未来，真正负责而且有实际意义的态度和表达。当然，盲目情绪化的诋毁传统，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同样由于非学术的原因，当时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之艰难曲折，也可从萧先生的信中略窥一二：“吾兄来示谓拙文《伦理异化》，已在去年十月贵刊发表。甚盼特赐寄一、二份，如邮寄不便，可否讬伟勋兄携我，或讬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唐端正教授讬人携交中山大学转交我。中山大学常有教师去讲课。”

就在萧先生写作这封信的时候，两岸学者仍然不能直接交流，更难于直接寄件往来，只能转托美国（傅伟勋时任美国宾州州立天普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新加坡或者香港等中介来实现。令人想起李白的诗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就是交换点对学术问题的看法吗？怎么就那么为天罡地煞所不容？真是到了令人无话可说的地步。跟将来的子孙们说起这种事情，谁会相信，谁又能理解得了？不过这已经比从前的全面封禁开化了不知多少了。

萧萐父先生与韦政通先生再一次难忘的相见，是在2006年4月16日，地点是在萧先生的家中。

2006年4月，韦先生应华中师范大学邀请到武汉讲学，被武汉大学顺便邀请去讲演。

萧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得知韦先生来武汉的消息，异常兴奋，打算去华中师范大学桂圆宾馆去看望韦先生。韦先生考虑萧先生健康状况不佳，就在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教授的陪同下，于4月16日上午来到家中看望萧先生。

两位老友亲切散谈了两个钟头。“后来我有机会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那是萧先生去世的前两年，我们见了一面，跟他在家里好好聊了一回。”[1]其时，韦先生80岁，而萧先生已经83岁。

武汉有琴台，大约是为了纪念古代的琴师俞伯牙和知音好友钟子期的传世友谊专门建立的。相传只有钟子期一个人才能听出俞伯牙琴声中的“高山流水”般的清节雅志。后来俞伯牙得知钟子期过世，就把心爱的古琴摔碎，从此不再弹奏。没人听得懂，弹给谁听呢？

萧先生和韦先生建立在理解、共鸣基础上的学术思想的交契，虽然没有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情故事那样夸张，但他们确实演绎了一则现代学术交流版的知音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也已经足够传世了。

[1]韦政通.异端的勇气[M].台北:水牛出版社,2018:96

[2]萧萐父.传统·儒家·伦理异化[J].中国论坛,198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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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20）06-0013-04

2020－03－01

王立新（1962－），男，黑龙江青冈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