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宏星

李时国学讲义简论

傅宏星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家，李时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国学遗产，皆可圈可点，鲜有比肩者。文章首先概述李时的生平与著述，其次逐一介绍其所编撰之《国学丛谈》《国学常识与技能》《国学问题五百》（包括《国学问题四百》）《国学功用及读法》等四部国学讲义，提要钩玄，指点门径，最后站在当今国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探究这批学术文献几乎被埋没的价值与意义。

李时；国学讲义；《国学问题五百》；经世致用

乐亭李时先生是近代唐山地方史上一位不该忘记的历史人物。1927年春，他不顾个人安危，全力营救李大钊的传奇经历，世人皆知。事实上，其一生都始终从事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工作，刻苦自励，勤勉异常，虽说拥有秘密党员身份，社会关系复杂，但在教育、出版、学术、慈善等诸多领域皆有所建树，不容忽视。其学术名声不显，皆因去世较早，而大量佚文遗著又未尝整理出版，渐至湮没，后人无从了解，更谈不到深入的学习与研究。

一

李时（1892－1952），原名李时麟，亦名李实，字淩斗，号君中，河北乐亭人。中共党员，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学者、实业家、出版家和国学大家。

在恩师白眉初和挚友李大钊的影响下，李时1926年前后入党，并借助其多重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其大学教师的职业和北平香山慈幼院高管的身份），秘密为党工作多年。因此，对他的历史评价应该首先肯定是一位革命者，曾经在党组织面临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一位革命先辈。[1]目前许多历史细节还是了解的太少，相信随着史料的发掘和出现，我们对这位共产党人的认知和评价将会更加丰富深刻。

李时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有教无类，先后在私立北平中法大学、私立北平宏达学院、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北方高校担任国文、国学教习、教授，又在北平和河北各中学（省立十一中学、进修中学、大名中学、保定中学、开滦中学等）担任训育、国文教员或校长。此外，他还长期担任北平香山慈幼院第五校（1928－1934）副主任，培养土木工程专业人才，以及河北省立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应用文教员。一度担任北平教育督学。

在学术成果方面，由李时编辑出版的著作与讲义多达20余部，分别在国学、文学、目录学、四库全书学等方面均有不俗的造诣和成就，可谓勤奋治学，著作等身。已经出版的专著是《国学丛谈》（1928）《君中书牍》（1928）《活叶国文》（1930）《国学常识与技能》（1931）《君中应用文》（1931）《国学问题四百》（1934）《国学问题五百》（1935）《君中文集》（1934）《国学功用及读法》（1936）等，未刊书稿包括《经学史概要》《君中见闻录》《骈文研究法》《散文研究法》《诗韵易检》等，编辑而成的著作有《四库全书叙》（1925）《梁任公胡适之吴又陵国学书目》（1925）《国学书目三种》（1925）《书目问答》（1926）等，提要钩玄，选题考究，经世致用，泽被后学。此外，在研究滦河疏浚及开发利用等方面，李时不仅亲自撰写专业论文发表，还支持陈韵琴著作《滦水文源》（1935）的出版；而且，他曾出任河北省水利管理部门职员，亦有其特殊的贡献。

李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和出版家。长期担任北平香山慈幼院慈祥工厂总经理，以实业支持慈善，尽心竭力，劳苦功高。慈祥工厂分印刷、织染和皮件三部，其中印刷厂是香山慈幼院第五校在北京城内宣武门下斜街办的一个校办企业，兼有实习工厂的作用。厂址由当时北京政府司法部专门拨划，有六重院落。在印刷厂的基础上，李时又创办了北平益彰学社、君中书社，出版近百种高质量的学术图书，为民国时期国学经典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颇受欢迎。其中《君中活页国文》（1930－1937）的出版形式和营销方法虽来源于日本，但因地制宜，洋为中用，颇多有创新之处，并大获成功，取得了可观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从1925年至1937年，李时先后在香山慈幼院服务十余年，“卢沟桥事变”后才不得不离开。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李时的国学成就在民国时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有两个特点：（1）著述丰富，包罗极广。其专著有《国学丛谈》《国学常识与技能》《国学问题四百》《国学问题五百》《国学功用及读法》等，与同时代学人比较，鲜有比肩者；（2）特色鲜明，针对性强。今日重读李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既有艰深广博的国学讲义，又有符合工科大学生需要的专门教材。在具体教学当中，他非常重视国学基本常识与技能的传授，力图从目录门径和读书方法上指导学生，简单易行，事半功倍，可谓“遗泽深远”，实至名归，允称“国学大家”。

二

目前所知，李时在民国时期编撰的国学讲义主要有五部，即《国学丛谈》《国学常识与技能》《国学问题四百》《国学问题五百》《国学功用及读法》等，篇幅不大，各具特色，既非自诩高明，又非陈陈相因，对于青年学生和读者深入学习国学知识和全面提升人文素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约计30万言。

（一）《国学丛谈》

《国学丛谈》一书，多载作者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故以“立身之道，多识为先；修学之程，四部并举”为编写原则，属于比较艰深的国学教材。目前所知，该书共有两个版本：（1）北平君中书社1928年3月初版；（2）1929年11月再版。再版本即增订本，补充的内容主要在丁编“国学答问”部分，丙编与丁编体例兼容，亦可视为《国学问答四百》一书的雏形。该书全一册，增订本计六万余言，合计166页。

《国学丛谈》的内容主要有四编：甲编“读书捷径”（凡四篇），分别为：（1）博而不杂，（2）约而不陋，（3）正其体例，（4）取其有用；乙编“学术丛弊”（凡四篇），分别为：（1）务广而荒，（2）经说纷歧，（3）反切艰涩，（4）丽词矜张；丙编“群书谈要”（凡三十二种）；丁编“国学答问”（原一百条，新增五十条）。

（二）《国学常识与技能》

五部国学讲义中，篇幅最小的自然要算《国学常识与技能》一书，此为李时任教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时的讲义，因此正文标题是“研究理工科者对于国学应具之常识与技能”。由此可知，本书的授课对象必定是工科大学生，讲义的重点在“常识与技能”。该书约计一万余字，于1931年4月在北平君中书社初版，单行本，全一册，合计34页。

《国学常识与技能》的内容主要有甲段“读书部分”和乙段“属文部分”。前者分为四节：（1）关于抒情之书，（2）关于记叙之书，（3）关于论理之书，（4）关于三类书之伸缩。后者分为二节：（1）尺牍之况味，（2）公文之正轨。继而是广告“新书介绍”，即《（中国纸料精校详注）活页国文》的说明。从内容来看，该书的讲义特点在于提升工科大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删汰浮华，朴实说理，确实有较强的针对性，博观而约取，便捷而实用。

（三）《国学问题五百》（包括《国学问题四百》）

《国学问题五百》一书，最初名为《国学问题四百》，由君中书社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出版。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再版，增订至十三万言，并更名为《国学问题五百》。再版本合计330页。首页为冯梅先所作之再版序，后附1934年版的原序。鼎革之后，又有天津古籍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岳麓书社、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整理本。目前所知，此书至少有七个版本，但内容的变动主要在第一版和第二版，即《国学问题四百》与《国学问题五百》两个版本之间的明显差异，后面的五个版本基本沿袭1935年再版本，变化不大。

《国学问题四百》的甲编共计六十三条，附“小学问答”十四条，增订再版时甲编和“小学问答”各增加十条。乙编共计五十六条，附“创作家问答”十七条，再版时乙编增加二十三条，“创作家问答”条目数无变动。丙编共计七十四条，附“小说家问答”二十五条，再版时丙编增加一条，“小说家问答”条目数无变动。丁编共计一百五十一条，无附录，但再版时丁编增加了六条，并附上了两部分内容，即“妇女作家问答”四十三条和“图书总说”七条。《国学问题四百》全书末尾还有附录一、二，分别是李时《历代文学概论》和梁启超《治国学杂话》，再版时调换了次序，将《治国学杂话》置于《历代文学概论》之前，且《历代文学概论》的内容又增加了首尾两段。[2]总之，《国学问题四百》《国学问题五百》两书，取精用宏，选目审慎，纲举目张，主次搭配，极便初学者。

（四）《国学功用及读法》

本书是针对中学生或大学生的讲义，故文章短小精悍而又能不失要点，旁征博引，字字珠玑，为有志于国学的学生另辟蹊径。该书为李时在1936年9月于北平所作，实际上是其应友人之邀，在这一年暑期北平夏令讲习会上所作的关于如何去读书以及讲求如何发挥国学之功用的讲义。后经作者亲自删改整理，其妻冯梅先校阅，于是就成为了这一册小书。《国学功用及读法》于1936年11月由北平君中书社发行，流传不广，目前只知道初版本，未见有再版的消息。该书计二万余字，合计80页。

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为“起原”，乙编为“功用”，丙编为“内容”，丁编为“读法”。甲编又分为“文字之所始”“文章何者先兴”两部分。乙编分为“读书何能知往察来耶”“读书何能治心淑身耶”“读书何能经世牗民耶”等三部分。丙编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丁编则为“博览”“熟读”“精思”“札记”等四部分。四编内容颇为晓畅，结构清晰，文字凝练，亦多见作者的学养与卓识。

在《国学常识与技能》一书中，李时曾谈及他编写各类讲义的甘苦，文曰：“昔在北平时，谬蒙知好诸君，不弃简陋；常以研究国学之法见问，信口胪举，未易得当。乃撰《国学丛谈》《国学常识》等书，以与读者商榷，可谓详哉其言之。但前书所论，多为文学专家而发，非人人尽当探其繁赜也。今承乏交大唐院讲席，而本院专以研究工程为业者，同学有问应读何种书籍？应习何种文章？庶几事半而功倍。执前书为标准，则浩博而难从；藉他山为攻错，苦削足而适履。是不能不分道扬镳，别辟门径也。夫读书以蓄常识，属文而养技能；常识也，技能也，皆渐积而有获，非一蹴而可几也。中华书籍，浩如烟海，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撰著文体，百有余种，长于此者，或有绌于彼；纵有通才，鲜能备善。昔人专精为之，犹病未能，况今日科学庞杂乎？况理工家日力别用乎？然则奈之何其可也？曰：读书之道，博观而约取；为文之法，汰浮而应用。庶几力少而获多，事半而功倍。”[3]P1-2处处为学生着想，不欺不枉，确乎是作者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

以上四部国学讲义，虽然针对的是不同的教学对象，篇幅也都不大，但是编写精巧，各有特色。可惜的是，自鼎革以来，两岸三地，除了《国学问题五百》颇受出版界青睐之外，李时的大部分著述均未能再版或影印，三书亦未见任何整理标点本问世。时至今日，重读遗编，仍能给我们诸多的启迪与帮助。

三

众所周知，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当前学术界国学学科化的群体诉求无疑是我们恢复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人文学术创造力，是探索新型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制度的有益尝试，意义重大。

不可否认，国学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界的热切关注，教育部亦对国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各方力量会聚，为推动将国学设置为独立学科的目标，再一次吹响了集结号。无论是“新国学”“大国学”的政治表态，还是“中国古典学”的策略之举，国学倡导者们一方面强化中西学术差异的认知，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汉学或古典学作类比，以期构建作为整体之学的“国学学科”的必要性。然而，与其继续“借船出海”，拉洋人出来撑门面，还不如接续民国大学教育的学科资源，从近代国学学科史中寻求直接的经验和智慧，或许更容易找到解决之道。无视且回避这一时期的学科实践与历史经验，既不明智，又不科学，从国家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上考虑，继续耽误下去，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其中大学国学专业设置与教材编写并非一蹴而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敢望其根深叶茂？故而虚心向民国学者学习与借鉴尤其显得迫切。

据笔者所知，近代以“国学”命名的学术著作约有一百五十余种，大致分成四大类（讲义概论类、演讲讨论类、常识问答类、读书目录类），内容各有偏重，厚薄不一，深浅有别，高低明显，影响迥异，但自问世以来，大部分著作皆未能整理再版，遑论结集丛书出版。其中，李时编写的国学讲义，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各有针对性，使其在近代国学研究史上，发出了独特的声音，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1]祝彦,刘朝华.不为人熟知的李时[J].党史博采,2019(2):39- 42.

[2]屈梦君.李时与《国学问题五百》[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12):13-17.

[3]李时.国学常识与技能[M].北平:君中书社,1931.

K06

A

1673-2219（2020）06-0060-03

2020－06－08

傅宏星（1970－），男，新疆石河子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国学术史与近代教育史。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