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平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新释

高 平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是唐代七绝名篇。从诗歌意脉来看，该诗首句写曹氏所见之景，次句叙曹氏致书之事，三句感曹氏春风般的情谊，末句则抒发自己欲表情愫而“不自由”的怅惘。其“欲采蘋花”是期望对方援引、拔己于南荒的委婉表达，“不自由”则又点明受身份处境的限制无由相见直白。从写作模式来看，该诗延续了楚辞、张衡《四愁诗》、《古诗十九首》、柳恽《江南曲》等诗歌的思路，是柳宗元深于骚学的表现。柳宗元是政治型诗人，其“不自由”是因其未能看淡政治，随遇而安，领悟“不采蘋花即自由”的人生道理。

柳宗元；贬谪；酬赠；蘋花；自由；写作模式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是唐诗中的精品，后人推许甚高。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认为该诗与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杜牧《夜泊秦淮》等一样，可以接武李白、王昌龄等人的七绝名篇。但古今研究者对该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创作时地、主旨、谁的“潇湘意”、谁“不自由”等，还缺少一致的看法，有些观点难以令人信服，故有必要重新释读。本文愿对此作一尝试，以就教于方家。

一 文本考证

宋韩醇《诂训柳集》卷四十二曰：“象县，柳州县也。曹侍郎，不详其名。元和十四年春作。”清唐汝询《唐诗解》曰:“子厚初虽贬谪，已而被召，其刺柳州原非坐谴，至谓拘于罪者，非。”以为该诗创作时地为是元和十四年春柳州。吴文治《柳宗元诗文选评》点评该诗道：“友人曹侍御既已舟抵象县，与柳宗元近在咫尺。”亦将创作地归于柳州。何书置《柳宗元研究》则认为是在永州。那么柳宗元创作该诗是在永州还是柳州呢？该诗出现三个地名，象县、破额山、潇湘，唐代象县归柳州管辖。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柳州云：“管县五，马平、龙城、洛容、洛封、象。”“象县，下西南至州六十五里。”而湖北黄梅县有破额山，象县亦有破额山。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八柳州云：“象县东北六十五里，旧一乡，今二乡，汉潭中县地，唐贞观中置。……铜盘山、破额山、龙降山、潭水、贺水、降峦山、犀角山、白露水、落艳水，已上并郡界之山水。”则此破额山乃柳州象县之破额山。盖因山中间上下开裂，如美人破额，故而得名。韩立平《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作地考》认为：“题中既言象县，则诗中破额山当指柳州境内之破额山，而非远在湖北省黄梅县。柳宗元此诗当作于元和十四年柳州刺史任上。”柳宗元元和十年（815）自永州返京后，不到一月就再次被贬至柳州，直至十四年（819）终于任上。即使该诗是在柳州任上所作，根据现有资料，也根本无法断定时间是在元和十四年。而仅据曹侍御经过柳州象县，在破额山下寄诗问候，就断定柳宗元此时必在柳州，也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既然仅从本诗很难考证创作时地，那么将视野扩大到文学史与柳集又会如何呢？

我们先看“潇湘”一词。据笔者寓目所及，现存最早出现“潇湘”的诗歌是曹植的《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齐梁时期谢朓、江淹、柳恽、萧绎诗中也陆续出现，且多与洞庭连用，以表辽阔的湖湘地区。其中柳恽《江南曲》与柳诗关系最大，其诗云：“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唐以后用“潇湘”者逐渐增多，如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云：“北路平生亲，南浦别离津。潇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秋江无绿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将何遗，故人漳水滨。”意境与柳诗非常接近。

关于柳恽作《江南曲》缘由的记述，最早见于唐李德裕的《重台芙蓉赋并序》：“昔柳恽为吴兴太守，顾座客而叹曰：游汀洲以采蘋，忆潇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然我们细读柳诗，则可发现该诗是以女子口吻所写：所爱之人远在潇湘，以路远为由，不复思念我，则我汀洲采蘋又有何用？我就像春花一样，晚芳将谢。诗中的“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应作互文看，归客在洞庭、潇湘一带遇见故人，女主人公则在东南居家守望。梁时吴兴非王朝中心地区，柳恽认为其从京城左迁吴兴，具有投闲置散的味道，遂有白日已晚、青春不返之悲。《江南曲》继承了《离骚》芳草美人的传统，寄托了政治失意之慨。

柳宗元的《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亦受其影响，其诗曰：“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非是白蘋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临蒸是湖南衡阳旧名，其县城东傍湘江，北背蒸水，蒸水入湘北流，复与潇水汇合于永州蘋岛。衡州在潇湘流域，故以潇湘代衡州。林邑，汉唐时地名，治所北临驩州，在今越南境内。牂牁，即牂牁江，流经广西，至广州入海。诗中以东边的林邑、南边的牂牁代指诗人所在的柳州。林邑群山似戟，柳州何尝不是？柳诗《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云：“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比喻奇险，动人心魄。而衡州却是秋天清晨薄雾中蒹葭淅沥作响，夕晖里串串玲珑的橘柚发出迷人光色，风景宜人可爱，故诗人劝告卢氏无须哀叹炎热天气。柳恽诗中是采蘋人埋怨潇湘之人（故人）喜新厌旧，而柳诗则是宽慰潇湘之人（卢氏），故宗元自称“非是白蘋洲畔客”。这里的“远意”，虽有对自己境遇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远方卢氏的慰勉。

我们再来看《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歌前两句是写曹氏，这是一致公认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显然是从柳恽《江南曲》中化出，诗人欲采蘋回赠对方。正如《江南曲》《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一样，本诗中的潇湘也是诗人赠送蘋花之人的代称，具体而言就是指曹氏。如此，则“春风无限潇湘意”乃是指曹氏过象县，寄诗于我所表现出的关切，恰如骀荡春风，温暖无限。从诗歌意脉来看，本诗前三句所写者皆为曹氏，首句写景，次句叙事，三句抒情，末句显志，以“不自由”三字凸显情绪的逆转，表现出柳子一贯的峭拔诗风。

然宋周弼《三体唐诗》卷一高士奇辑注曰：“采蘋花者，喻自献也。《左传》：‘蘋、蘩、荇、藻，可羞于王公。’盖曹在湖湘，暂过柳州象县。诗意谓欲自献于曹，怀意无限，而拘于罪，不自由也。”明唐汝询《唐诗解》接踵而曰:“山前水碧，侍御停舟于此。我之感春风而怀无限之思者，正欲采蘋潇湘，以图自献，乃拘以官守，不自由也。”前者谓“曹在湖湘”，不知何据？或许是已看到诗人以潇湘代指曹氏，而将其所在地点坐实为潇湘，却不知事实却不一定如此。曹氏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诗中并无交代。后者谓“欲采蘋潇湘”，亦不知其语自何来，莫非只有潇湘才可采白蘋？但柳恽《江南曲》已明言妾身所在之地（吴兴）汀州亦可采蘋。至于“我之感春风而怀无限之思”，则是将“春风无限”看煞，以为诗人必是面对春风，阅信感怀，而有无限思绪。其解读之弊，在于未将本诗与柳恽《江南曲》、子厚《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结合起来看。读者若信从唐汝询之见，则当然以为柳子身在潇湘，即在永州创作本诗的了，否则特意从柳州跑到潇湘来采，岂不呆死！或许又有人根据“春风无限”之语及有关春蘋的古诗，认为是曹氏寄诗是在春天，却不知诗人们更喜欢写秋蘋，如唐陈陶《吴兴秋思》“何意汀洲胜风雨，白蘋今日似潇湘”，明钱宰《秋江晚渡》“双鳞上荷叶，一雁下蘋花”，即是显例，故即使季节也难以断定。

我们再来辨析是谁“欲采蘋花不自由”。清吴昌祺《删定唐诗解》卷一五曰：“不自由，忘其采也，《卷耳》之意。但上说曹，下自言，颇不相贯。得非以蘋自况，谓曹欲拔我于荒徼而力不能乎？”《诗经·周南·卷耳》写妇人因怀念远方爱人而心不在焉，采了半天也没装满筐子。吴氏从此受到启发，认为柳诗末句所写对象亦为曹氏，乃是以蘋自况，期望对方加以援手引荐，而曹氏又力不能及，故不自由者乃曹氏。殊不知欲采与忘采、心不在焉地采、无能力采是不同的，柳子诗意明确，无须节外生枝。柳子诗从柳恽《江南曲》发展而来，“汀洲采白蘋”者乃抒情主人公，柳子诗中亦是柳子“欲采蘋花不自由”。且诗题为“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若全诗四句皆着眼于曹氏，则“酬”字又如何落实？吴说非也。

由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曹氏是在经过柳州象县时，驻舟写诗寄给柳宗元的。其次，“春风无限潇湘意”所写对象是曹氏，潇湘为曹氏代称，春风乃曹氏情意之喻，不可坐实其时为春天。第三，不可据“潇湘”一词，擅定作者身在永州，亦不可仅凭曹氏驻舟象县破额山，而断定作者此时任柳州刺史。第四，“欲采蘋花不自由”者乃柳子，而非曹氏。第五，因资料所限，目前难以考证创作时地，但可确定是在贬谪南荒之时所作，韩醇《诂训柳集》“元和十四年春柳州作”之说无据。

二 模式溯源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柳子深得骚学，从《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可窥其端倪。从表层意象看，“木兰”“潇湘”“蘋花”等楚辞意象为其诗歌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楚文化色彩，这不言而喻。从写作模式看，采蘋赠远更显示了他对骚雅精神的继承与深化。

我们现对采蘋赠远的写作模式作一溯源。前引《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苟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釡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注曰：“毛，草也。”正义：“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毛、菜皆为草之称，此处重文。郑玄《周礼》“庖人”注曰：“备品物曰荐，致滋味乃为羞。”可见蘋草虽不珍贵，但精诚所至，亦可用于祭祀鬼神，供王公享用。《国风·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传云：“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蘋藻。”蘋草确可用以祭祀。楚地气候温润，江河密布，百草丰茂，又崇祀好巫，故屈原《湘君》云“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湘夫人》云“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皆是采芳草以荐湘水之神，但所举之物并非白蘋。因为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放逐于沅湘，故其《湘夫人》《湘夫人》中采芳草以遗远者常被视为向君王陈诉的象征，比《诗经》中的采蘋祭祀多了一层内涵。东汉张衡为河间相时，“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通篇以象征手法表达路远莫致的愁苦。其第二章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诗中出现了人隔两地、湘水幽深、回赠无由等经典细节，其整体构思与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已很近似。汉末天下大乱，游子思妇、士人不遇成为诗学主题，《古诗十九首》云：“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形式上洗净屈辞的神话色彩，也不再是骚体形式，而是五言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蘋花乃芳草之一，采蘋的意象已呼之欲出了。在前人不断累积的基础上，柳恽《江南曲》终于一举推出“汀洲采白蘋”的精彩意象，实现了关键性的创新。如前所述，这首诗也是有政治失意的感慨寄寓其中的。到了唐代，柳宗元又进一步，将《江南曲》中用于比兴的“汀洲采白蘋”坐实，并标明“欲采蘋花”以酬谢对方。就这样“人生代代无穷已”，诗人们通过接力的形式创造出采蘋赠远的经典模式。柳宗元若非深于骚学，得其三昧，岂能在他手中完成这一模式的最终建构？

三 柳子不自由

曹侍御经过象县，离柳宗元任所不远，驻舟寄诗问候。柳宗元感受到了对方春风无限般的情谊，但又“欲采蘋花不自由”。为何不自由？前引高士奇辑注曰：“诗意谓欲自献于曹，怀意无限，而拘于罪，不自由也。”是有罪之身不自由，但唐汝询《唐诗解》却说：“子厚初虽贬谪，已而被召，其刺柳州，原非坐谴，至谓拘于罪者，非。”认为柳子初次被贬永州，确实有罪，但元和十年因裴度等重臣的努力而返京，后来再次被贬是受了刘禹锡的牵连，并无罪责可言。清初徐增又有另一种解释，其《而庵说唐诗》卷一一曰：“其中蘋花欲采之以献，奈拘于官守，不得如吾意，故云不自由也。”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二〇则补充道：“欲采蘋花相赠，尚牵制不能自由，何以为情乎？言外有欲以忠心献之于君而末由，意与《上萧翰林书》同意，而词特微婉。”所谓“拘于官守，不得如吾意”，“牵制不能自由”，无非是说受身份的限制，无法自由表达心声。柳子若在永州司马任上，此时尚为贬谪之人，至多在境内漫游，无法至柳州象县会见，故不自由。若在柳州刺史任上，到下属县见友人应该是有条件的，但或许当时要务缠身，或家事、身体状况不许，而无法前往，或许对方来信中并无期待见面之意而不便主动提出，等等，总之是有所牵制，故无法见面，只能作诗回赠。

柳子高明之处在于，他对曹氏的回应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写得风神摇曳，极为含蓄。那么他“欲采蘋花”“不自由”的原因是什么？这要从曹氏的身份来看。唐代中央政府三省六部之外，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御史台。其最高长官御史大夫正三品，与宰相同级。其下有御史中丞（正四品下）、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四个品级，后三者通常又被合称为侍御史，但御史中丞偶尔也被称为侍御史，如宪宗朝就曾任命行军右司马、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为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柳宗元父亲柳镇于贞元四年（788）进京任殿中侍御史，后终于侍御史任上，为柳镇作墓志的叔父为殿中侍御史。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为殿中侍御史，后进入王叔文集团，转尚书礼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柳宗元出自御史之家，熟悉御史职责。此次驻舟象县的曹侍御虽不能考证出是哪一级侍御史，但从柳宗元赠诗将其塑造的清雅高贵的形象来看，或许不低于自己曾经担任的殿中侍御史，可能是侍御史级别。御史台设侍御史四员，职掌纠举百寮，推鞫狱讼，即督查举发百官，审判案件，另外也负责发现推举人才，如长安中（701）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向武后推荐张嘉贞“材堪宪官”。武后召见后，“大悦，擢拜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历秦州都督、并州长史”（《新唐书》张嘉贞传）。侍御史为显要之职，可在御史台升为御史中丞，如圣历元年（698）魏元忠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或转任其他要职，如建中四年（783）十二月以侍御史吴通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即使曹氏担任的是品级较低的监察御史，其职责也是“监察掌分察巡”，负责巡查全国郡县的屯田、铸钱等业绩。概言之，曹氏身负督查荐举之责，其过象县寄诗问候，对柳宗元来说是个难得的陈述展示的机会。沈德潜说柳宗元回赠，“言外有欲以忠心献之于君”，擢之于荒徼，完全是有可能的。试看其永州时的《上萧翰林俛书》，便可知渴求援引意愿之强烈：“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甿，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终欲为兄一言焉。”只要稍微内迁数县，即已知足，且表态定会歌咏王朝。柳宗元用世之心极强，其《冉溪》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被贬之后，他写了很多书信给掌权者，希望加以援手，但都一一落空。他从性格、气质上来说，是属于贾谊型的，始终摆脱不了抑郁苦闷的心境。《旧唐书》本传云：“既罹窜逐，渉履蛮瘴，崎岖堙厄，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莫砺锋老师在《“刘柳”与潇湘》一文中说这些诗文“怨慕入骨，声泪俱下”，表现出的是忧郁、纤弱心态，面对残酷的政治打击和荒僻的贬谪环境，则陷于哀伤愤怨而无法自拔，再加母死无子，内心自责愧疚，水土不服，身体极差，最后导致英年早逝。现在京城担任侍御史的友人来南荒巡查，并寄诗问候，柳宗元自然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得到对方援助。但请托之事难以启齿，短短四句更难言尽，故以“欲采蘋花”作象征委婉表达，又以“不自由”点明身份处境的拘牵。这首诗有多少怨慕欲说还休啊！

柳宗元是政治型诗人。他依附于政治，将之视为生命，一旦被剥夺参政机会，就等于生命终结。他被贬南荒，形同囚徒，生活、心境皆不自由。他的贬谪诗文处处有一“我”在，里面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忘我，更没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逍遥超然。齐梁时期的陶弘景屡征不起，齐高帝萧道成问其原因，弘景赋诗答道：“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无所求才会真的放下，无牵无挂，不受约束，就像天上白云，岂会被人间帝王掌握？这是道教宗师的境界，非宗元所能梦见也。他的思想中有儒，有佛，但缺少道，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做到因势利导，顺应自然。他如能看淡政治，随遇而安，当不会郁愤而死，甚至能够颐养天年。在笔者看来，柳宗元是为“欲采蘋花不自由”痛苦，若反其道而行，则是“不采蘋花即自由”，海阔天空，得大自在。自由与否，全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哀哉宗元，惜哉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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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20）06-0022-04

2020－02－12

高平（1975－），男，江苏淮安人，文学博士，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唐诗之路研究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南社诗学研究》，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