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琨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甘肃 兰州：730070)

牛汉1923年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清贫而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1937年，因日本侵略军逼近家乡，跟随父亲一路流亡到西安，后又到兰州。牛汉是一位创作经历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诗人，自1940年在《现代评坛》公开发表第一首诗《北中国歌》开始，他的诗歌创作始终以火热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深沉的咏叹备受人们的推崇、赞叹，先后出版《牛汉诗选》《牛汉诗文集》等作品。2005年5月，《诗选刊》公布了《诗选刊》和搜狐网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六十万人参加)结果，在“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人”排行榜中，牛汉排在舒婷、北岛、徐志摩、艾青之后，位居第五名。本文要探讨的是1940年代牛汉早期诗文中的三重意象及其背后所映射出的现实关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牛汉在平型关战役的枪炮声中离别故乡，跟随父亲一路向西，先到西安，后又到天水求学。在异乡漂泊的日子里，15岁的牛汉开始尝试写诗，他积极关注《七月》、《抗战文艺》等诗歌杂志，还在薛天鹏等人的鼓励下，从艾青、田间的诗歌中汲取精神力量与创作技巧。在牛汉的中学生涯中，诗歌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乃至生命。这一时期的他，“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他就选择了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此后，牛汉以笔名“谷风”开始发表作品，散见于《现代评坛》(兰州版)、《黄河》(谢冰莹主编)、《西京日报》、《匆匆》(西安)、《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西北各地的报刊，直至1946年4月其被捕入狱。

这一时期，牛汉所创作的大量诗文，如《北中国歌》《西中国长剑》《山城和鹰》《沙漠散歌》《鄂尔多斯草原》《草原牧歌》《沙漠》等，都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大地之子”在西部中国大地上的豪情咏唱——既有神秘草原的遐想、也有苍茫沙漠的感喟以及绵绵净土的眷恋。在牛汉早期的诗文创作中，草原、沙漠、黄土是其中最重要的三重意象，它们分别关联、象征着祖先之灵的神秘诱惑；民族疲敝的现实命运以及灵魂净化、生命依归之所，同时也是牛汉早期质朴、深沉、厚重的民族之诗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1 “草原”——神秘、原始的祖灵诱惑

“草原/是一架古老的/生活的竖琴呵！/向远方/我歌唱着，/唱出了/从远古便沉淀在草原里的/生命的绿色。”

牛汉的祖先是蒙古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也都曾在鄂尔多斯生活过，所以家里的物件陈设——无论是乌黑发亮的黄牛角，还是有图案的毡子，抑或拇指大小的铜佛，一直以来都保留着来自草原的印记。曾经去过草原的邻居、亲人也曾经绘声绘色地给童年的牛汉讲述草地上的景象——黄昏的沙漠像血海，太阳比关内的大几倍……牛汉回忆道：“自小我就觉得蒙古草原是养育一代一代乡亲的地方，那广阔的草地仍然令人神往，草原牧歌对我有着强烈的诱惑力”[1]。对于漂泊异乡的牛汉而言，蒙古草原能给他以雄浑的力量，从而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同时这种梦境又有许多朦胧的理想成分渗入其中。身在西北，心在故乡，牛汉从“生命内部爆发出艺术火光”，完成了四百多行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

《鄂尔多斯草原》全诗境界开阔、辽远、纯净，有浓厚的神秘感和传奇色彩。鄂尔多斯无边草原响彻着一阵阵的音浪，那是“牧笛吹出的原始的粗犷的歌音”；草原充盈沉淀着生命的绿色，而滚滚的黄河就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到了黄昏，草原便像一幅用浓红抹绘的未来派风景画，牧人们围着火堆在饮用着滚热的奶茶，旅人则像无数火星一样燃烧、奔走，憧憬着明天一轮火红的太阳。鄂尔多斯草原当然也有大风沙，也有浓重的夜雾、深邃的灌木丛，以及野狼的悲嗥、远古的悲哀，然而却最终被牧民们的热血所解冻，孕育着新的生机。

写这首诗时，牛汉只有十八岁，正是青春年少，富有激情，拥有梦想的年纪。他在天水北山上的李广故里写完了这首诗，在山上远望，安静、荒凉、旷远的景象与他的心境十分相像。这首诗歌的完成时间虽然只有半天，但诗歌中的情境却在他的生命里孕育了长达十年之久。他把自己的生命幻化为燃料和动力，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次创作。牛汉在自述中说，“我早期的诗跟沙漠草原有关……那么多关于蒙古草原的诗文，都是梦境中想象的产物”。

《鄂尔多斯草原》《草原牧歌》这一类诗文，都寄托着牛汉对遥远故土、逝去童年的怀念。那种舒缓的情调，广阔的视野，读来也有点像在平坦、宽阔而舒展的大草原上，黄昏或深夜里听到的驼铃声。

大西北因地理环境的荒凉辽阔，早已经浸染了苍茫之感。而牛汉在流徙西北时，草原的空旷与荒凉不但没有使得他陷入痛苦和绝望，反而唤醒了他心中潜藏的“草原情结”，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发现它们的独特魅力。这里不仅有海一样大的沙漠，森林般的草莽，遍野的牧歌，还有驼颈下萦洄着的徐缓的铎声以及一幕幕神秘的故事。他尽情歌咏着塞北的风情，描绘着他对心灵故乡——草原的奇幻想象，以及这片充盈着祖先之灵的土地中所承载的古老历史和神秘力量。

在牛汉的笔下，绿色的鄂尔多斯草原，是哺育北中国的“绿色的生命的乳汁”、是牧民们“绿色的生活的海”，也是一面充盈着战斗精神的“绿色旗子”。他反复言说着自己是一个“草原之子”的命题，并在远祖的草原那里构建了属于自己“个体生命起源”的“神话”，确认了自己的历史传承、精神皈依的原点所在。草莽、笳声、长剑、骆驼等草原的生态风貌以及西部民族的生活、战斗图景，似乎冥冥之中给了牛汉以“精神故乡”的安慰。那种高远、神秘的诗歌意境，也是后来牛汉的其他诗歌再难以回归的境界。

2 “沙漠”——民族疲敝命运的现实隐喻

“呼啸的沙焰/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力，/风沙歌颂着太阳，/骆驼驼载着岁月，/没有道路，/没有足迹，/永远是地球初生时的风貌。”

1938年10月，国立五中的初中部由天水迁往甘肃甘谷。由天水步行去甘谷的路上，牛汉深感大西北的苍茫、旷远、荒凉、险要，那苍凉的景象，旷古的境界……让他一生难忘。后来在天水的国立五中、城固的西北联大读书的时候，牛汉也未曾忘怀心中那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他的心灵就像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这一时期的牛汉写了很多关于沙漠的诗歌和散文，如《沙漠》《沙漠散歌》《车队底歌》《驼队的摇篮》《北中国歌》等。

《沙漠》是牛汉十七岁时在天水写的诗歌，初刊于1941年谢冰莹主编的《黄河》。当时的他，还没有去过沙漠，由于活得寂闷，常常梦想到一个广阔的没有樊篱的境界去解脱自己的心灵。而这想象中的漠远、荒古、古老而神秘的沙漠之地就为他孤寂的生命提供了可以驰骋的天地。沙漠就像是大地最原始的衣装，永远是地球初生时的面貌。它沉静、静穆而又粗彪悍，永远张弛着原始的生命力。

对于牛汉而言，沙漠就像“一个民族的衰老的母亲”一样，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曾经哺育过民族的婴儿，把生命交给人类和土地，使得人类文化得以遍地盛开，然而如今的它却衰竭、疲惫不堪——“古老得已失去温暖，草莽像囚犯头上蓬蓬的长发；沙窝，如老年人干涸的深陷的眼瞳，贮满阴郁与困厄，用疲惫失色的光泽探寻着生命的泉流”[2]。如此感怀，牛汉很明显是将悠远、亘古长存的沙漠和现实中饱受战火摧残、几近衰竭边缘的中国关联在一起了。然而，在孤寂里生锈的沙漠的灵魂，却被抗日的炮火唤醒，打破了它远古的长梦——“感谢我们的仇敌，/用炮火敲碎那荒远的梦。/如今，新的生命/在阴暗里出芽，/在沙漠里开花……”。抗战的烽火烧遍了草原漠地，然而斗争的呼啸声也像驼颈下的铎声一样，彻响在塞北大地之上，无数青年在血泊里战斗着、成长着。中国西部的回民，也骑上骆驼，迎着风沙，舞起长剑，让仇敌泣血、忏悔。

诚然，作为一名流徙到荒凉西北的文学青年，牛汉不可能去真正地抗战杀敌，他有他的选择——形势越严峻，他越要抗争，越要写出有血性有个性的诗。他像“骆驼”“车队”一样，在寒寂而浓黑的高原的夜，坚持唱着黑雾的夜歌，站成“中国底战斗的行列”，“在艰辛的新生的路上”，“合拍着祖国明天的凯歌”。

或许，在西北艰难地写作的牛汉，就是一匹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任凭风沙漫天，他依然以傲岸的姿态、稳重的步伐在沙海里不停地穿行过黄昏与沙阵，带着疲倦的神色却永不疲倦地前进着，这既是牛汉的自我写照，同时也是在西北地区默默耕耘的流亡知识群体的精神具象呈现，以及他们对于自身文化归宿的一种认同与阐释。

3 “黄土”——灵魂净化与生命依归之所

“我是诞生在铺着绵绵土的炕上的，自小在土里滚爬，黏性的黄土与苦涩的汗水和成泥儿，附着在我的皮肤上、心灵上，塑成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的生命是土捏的，而且掺着塞上粗粝的砂……”关于牛汉的生命形态与土地的深刻关联，牛汉在《谈谈我的土气》中如是说。

牛汉的故乡有一种很神圣的习俗，小孩子诞生以后，都必须放在有厚厚的绵绵土的热炕之上，这种习俗的寓意，或许正如故乡的老人所言，“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与母体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母体里安生地睡去”[3]。老人们的这样一些美好的话语以及这神圣的习俗，都让人感受到生命诞生的神圣，也让牛汉去思索这“绵绵土”与自我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

那沾满金黄的沙土，对于牛汉来说，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重要事物。自小痴迷于画画和泥塑的牛汉，曾经从野地里挖回来大堆的黄土，学着捏一些鸡、兔之类的简朴的东西。他说：“那方土脉本身有灵气，那片古老的纯净的黄土地渴望着把自身塑成最美的生命。”“我自小就觉得泥土不脏，相信泥土是很神圣的。……泥土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我从泥土学到心灵的语言，它的词语是奇特的，充满了激情和幻梦”[4]。

对于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一直生活在黄土高原的牛汉而言，他的每一句诗，每个词语下面都带着一撮土。牛汉在山西定襄县的乡村土生土长了十四年，后来大量的文学作品，从表面看，很少有直接书写乡土乡情的诗歌或散文。但他从来都没有背离养育过他的乡土，他的作品中，仍然流淌着淳朴的乡土亲情和顽强的民族性格。牛汉身上的“土气”是生命原生的，是自小在土里滚爬，将黏性的黄土与苦涩的汗水和成泥混合而成，并附着在皮肤与心灵上的。他曾说：“大自然，土地，故乡对我的培育，劳动的亲切，我永不会忘记，我会从中吸取智慧。一草一木的生命都启发了我，就像门前阶梯缝里的小花小草，那生命的智慧很不简单……我从它们的姿态吸取了生命的营养。它们不会写诗歌唱，但我能从中得到诗意”[5]。

在牛汉的回忆篇章之中，生命/沙土、婴儿/母体、谷穗/大地，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作家与他们笔下的故土世界的关联都是异常紧密的。他们对故土风情的书写，既是对民族风貌的展现，也是对故乡眷恋情怀的体现，并形成了各自的土地情结。牛汉写诗，也是期待着他的生命、他的诗，能够深深地植根在这片土地之上。

在诗中，牛汉写道——“我走着，/高原干瘪的手，拉长我的歌弦。/大地生命的潜流，/润着我的歌喉”，他歌咏着“悠悠地在路上，激涌着棕色的土雾”的“车队”，充盈着生命音浪的“车队的歌”，飘流在伊犁河的草野上，飘流在戈壁黑色的平沙上，飘流在黄河的流波上。牛汉苦闷的时候，那发散着浓郁的土味气息的山野，也浇洗着他的深沉的哀愁……

这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与追问，纵然他们无法安然于贫瘠的乡村，必将从乡土世界走出来，然而在“离开”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全然割裂了与这“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养之地之间的生命维系。

流亡在大西北的牛汉，以丰盈的诗歌创作，展示了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苦难与希望之中挣扎求索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及命运变迁的历程。无论是充满祖灵诱惑的草原，抑或民族疲敝现实命运象征的沙漠以及灵魂净化与生命皈依之所的“黄土”，诗人牛汉都自觉地将诗歌的触角深入到历史、民众之中，一方面用沉郁的心绪去抒写那悲哀的北方、逃难的人群以及残破的土地，在历史的图景中呈现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也在诗中融合着那青春的梦幻与激情，并以激荡昂扬的姿态去感怀着家国的命运，展望着民族的未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