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枫

(永城职业学院，河南 永城 476600)

张恨水被老舍称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作家”，在其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张恨水写了中长篇小说约一百一十多部，三千多万字。当年每有新作出，众人争相阅读，形成风潮。张恨水的小说多数是通过副刊连载的方式与读者见面的。在新文学发展初期，报纸副刊作为现代传媒之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曹聚仁先生就曾经评价道：“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自1924年4月至1929年1月，张恨水创作的《春明外史》连载于《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面，连载期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不仅使得《世界晚报》的销行甚佳，而且也使得《春明外史》成为了张恨水的成名作，可以说，张恨水小说的传播，正是文学与报纸成功结合发展的例证，张恨水甚至也成为出版史上“现象级”的小说作家。尽管相比张恨水的另外两部代表作《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大众对于小说《春明外史》的关注度相对有限，但作为新旧文化交融时期的产物，其表现出的对章回小说的改良，在结构方面对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谴责小说的糅合改造，在主题方面由古典爱情观向现代爱情观的走向等等，都使该作呈现出具有极高标识性的研究价值。近几年在民国热的氛围下，“张恨水热”再度出现，《春明外史》作为民国经典小说系列之一，也被多次再版，销量可观。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春明外史》在当下社会的出版价值和传播意义：

一、传统观念笼罩下的道义之情

小说《春明外史》的主人公杨杏园原是皖中世家子弟，家道中落而谋生于异乡。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独居五年了，作为一个身处半旧半新氛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有着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底蕴。虽然家庭负担繁重，但他仍旧洁身自好、清高脱俗，极为鄙视投机取巧获取不义之财的行为；虽然世道的黑暗与不公让他心生厌恶，甚至百般痛恨，但他仍旧坚持做好本职工作，整日勤勤恳恳地校稿编稿。在小说前半部分表现的杨杏园与清倌人梨云的爱情中，尽管在讲述梨云病重直至逝去的几个章回里，张恨水极力渲染杨杏园对梨云的痴情与不舍，但纵观两人关系的发展，杨杏园与梨云在相处的过程中，或秉持传统的道德观，或固守带有强制力量的宿命论，两人都没有将爱情置于不可撼动的地位，由此两人的情感境界仅仅停留在相互安慰的道义层面。

小说中，虽然杨杏园在与梨云的第一次见面中便对她的“洁白无瑕，玲珑可爱”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梨云的“娇小可怜，善解人意，总教他无法摆脱”，虽然梨云的诚意来信句句都能打入他的心坎里，但友人何剑尘的一番劝诫却打消了他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方面，杨杏园自认并非是个涉足花柳之人，要保持文人的高雅，必然不能与松竹班的人来往密切；另一方面，杨杏园同样担心“自己收入无多，要是这样闹下去，非闹亏空不可”。正是在这样的道德自律心态和穷困现实条件的驱使下，杨杏园可以在梨云每次打电话找他时，都找人谎称他不在；可以因为梨云的领家无锡老三对他的指责就误会梨云不过也是个满身青楼习气的俗人……从用理性控制对梨云的热情态度，到对友人吴碧波气愤地埋怨梨云的软弱，杨杏园在梨云处投入的不过是一个才子文人对貌美女性的“观赏”情感，获取的不过是梨云对其孤独处境的偶尔言语慰藉。当梨云因一个阿姐的劝说决心识字读书，拜托杨杏园每日教她一回时，杨杏园当面回绝：“差事倒是一个好差事，不过我那些朋友，因为我天天来，早造了许多谣言，如今索性教起书来，那不是给人家笑话吗？”梨云尝试识字之举，是一种深受阿姐影响的进取的生活态度，同样也是一种拓宽与杨杏园交流途径的用心打算。可惜的是，杨杏园并没有看到梨云的进取与用心，他担心的只是“教学”这件事带给自己形象的负面影响。当梨云感叹“当姑娘的不是亏空得不能抽身，就是为了亏空，把身子卖给人家做姨太太”的悲苦命运时，杨杏园没有想要真切地关怀梨云的生存处境，没有想要与她共担困苦，共同争取日后的自由与平静，有的只是他对清倌人常规命运安排的淡然认同，只是他将梨云的肺腑之言等同于苍白文字的冷漠态度。对老母弟妹的责任，对自己前途的担忧，都使得杨杏园将对梨云的本就只有客气、怜悯情分的“欣赏”心理收束起来，即便在梨云病重时，杨杏园表现出的浓浓情意也不过是由被理解、被信任而生发出的道义和责任。面对梨云消瘦的身体、火炽一般的两腮，杨杏园或是柔和地安慰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或是亲自喂她喝茶水、吃糖果。面对梨云疼痛的呻吟，杨杏园深夜麻烦相熟的刘子明为梨云看病。面对梨云对自己身后事的嘱托，杨杏园动情地应允她：“你真要怎样了，我一定送你回南，我祖坟旁边空出一丈地来，你先占五尺，将来那五尺就是我的。”面对身穿水红色单衣、睡在灵床上的梨云，杨杏园先是泪如雨下，哽咽不止，而后疯癫似的为梨云戴上一小枝梅花，声称两人已结为夫妻，再后来口吐鲜血，昏倒在地。相比无锡老三对梨云早逝不得偿还亏空的唠叨，从花钱给梨云看病，到出资安葬梨云，杨杏园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对传统道义的遵从，或是出于曾经自己患病时，梨云前来探望的感激之情，或是为梨云临终嘱托的信任之言所感动。杨杏园感恩自己虽是个“穷措大”，却能得到梨云的牵挂与理解，正是怀着这份偿还人情、恩义永不负的道德感，在梨云死后，杨杏园在“书桌上供着梨云的一张六寸半身相片，常常对着相片念诗，对着相片说话。有时候出了新鲜的花和新鲜的果子，一定要先买来，供在相片面前”，践行着对传统道德原则的执着坚守。

另一方面，较之一般的妓女，梨云多了几分“出尘”的性质，仍保有传统女性惯有的内敛与羞怯，加之其对宿命论的固守态度，同样使得两人的情感没能达到心灵相惜的层次。与杨杏园初识时，梨云便为他的安稳沉静所动，在之后的交往中，梨云更是表现出真诚的依恋与关心。然而，清倌人身份的梨云又总是保守地框定自己的命运结局。她自认无力改变可悲的处境，爱情于她不过是奢谈，所以在杨杏园委婉拒绝和她密切来往后，她只能默默地忍受被误会之苦；所以当姆妈无锡老三以亏空为要挟让她把热情投在有钱的“客人”身上时，梨云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当自己患病不起时，梨云便深感自己没有病愈的希望，她任性地不吃不喝，她认定住院看病不过是徒劳。梨云被动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性格因素连同所处环境都促使她安分地听从姆妈的安排。与杨杏园的相遇，虽然让梨云感到知遇之幸，但这份情感不足以使她生发坠入情爱的激情，亦不足以带给她冲破束缚、争取自由的决心和勇气。

二、现代爱情理念下的精神之恋

相比与梨云之间的道义之情，杨杏园与李冬青之间的爱情则是建立在具有现代意蕴的精神共鸣的基础之上的。两人在未谋面时，便已为对方的才华所动，杨杏园感叹李冬青小品文的清丽之美，李冬青则常常对母亲称赞“(《影报》上面)有一位姓杨的，文章做得最好”，由此，两人的情感关系一开始即是在平等的条件下继续深入的。作为张恨水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李冬青给人一种朴素淡雅的感觉，在杨杏园看来，“这位女士，于幽娴贞静之中，落落大方，蔼然可亲，决没有小家子气象，却是在少年场中，少遇的人物，很是佩服”。在之后的密切来往中，才气相通的两人以诗为媒，互诉真心。在大众追赶时代潮流的氛围中，杨李两人却共有一种“旧式”的文化认同感。杨杏园先是评价李冬青：“这人虽然是个女学生，完全是个旧式女子，一年到头，总是多愁多病的温柔样子，太不解放了。”然后又自我评价道：“我是一个落伍的青年，哪个人和我对劲，正是社会上所不取的。”这看似贬义的评价，在杨杏园心里却是“深喜之”。相似的价值观念同样加重了二人相知相恋的情谊。杨杏园背负着照顾老母弟妹的责任，李冬青同样需要依靠一己之力照顾家人的起居。杨杏园赏识她不愿意寄人篱下的独立生活态度，更赏识她凭借教书贴补家用的现代知识女性所具有的生存能力。在为人处事方面，两人又同是通透世情、热心豁达之人。在史科莲无依无靠、遇到难筹求学费用时，李冬青热情地邀请她暂住到自己家里，杨杏园则把自己的《关山夜月图》卖掉，替史科莲凑够了学费。在对佛学的领会上，杨杏园与李冬青也有着近似的见解。杨杏园感慨“佛学是世界上一种伟大的哲学”，认为“但愿人安分守己，知道一切是空的，不强取豪夺，也就很好了”。而在与何太太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时，李冬青同样淡然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佛家一个‘缘’字。有了缘，凡事不必强求，自然会办好。若是缘法尽了，一点也强求不得的。”

杨杏园与李冬青之间的平等共鸣的爱情模式，自有一种超越世俗情爱的精神境界，极富现代意蕴。面对难求的知己，心智的高度投入会收到极大的精神满足与享受，反之，平衡关系的倾覆则会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痛。当杨杏园收到李冬青的近千字的长信时，“我负君矣”“以形式之爱，移作精神之爱，以同居之爱，移作手足之爱”“又奚必限于婚姻之约哉”等字句有如尖刀一般，深深地刺痛着杨杏园的内心，使他当晚便受了风寒。在送别李冬青一家人之后，独自返城的杨杏园满眼尽是萧条景象，不禁感叹：“正是刚才和那人同车经过之处。如今呢，只落得斜阳古道，苍茫独归，怎不断肠……我还回什么北京，不如披发佯狂，逃之大荒罢。”从李冬青对自己忽以兄长相称，到李冬青一家的突然回南，杨杏园在短期内承受了太多的情感打击。他感伤，或许从此以后再也无缘与李冬青相见；他忧愤，为何自己总与婚姻无缘。在过度伤心中，杨杏园一病不起，客死京华。李冬青对杨杏园自然是一往情深，信中一句“青果择终身之良伴，舍兄而外，宁复有谁？”便可知晓，只是李冬青自小身有隐疾，不能结婚，她所承受的爱而不得的伤痛绝不亚于杨杏园的。杨杏园死后，李冬青伤心欲绝，竟想要撞死在他的棺材上，好在何剑尘等人及时制止了她。在送别杨杏园的这段日子里，精神恍惚的李冬青总不想接受残酷的现实，她幻觉杨杏园摸着她的额角，安慰她即将病愈。她在给杨杏园的祭文中，深情表白：“虽然，不随兄以入地者，身耳，心则早赠与吾兄矣。”她在给众友人的临别赠言中，再次表露自己的沉痛之情：“今则伴我者去，将终身徘徊于歧路矣，能不悲哉！”相比清初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张恨水笔下的才子加才女的爱情模式却以悲剧收尾。故事中，没有权贵势力的恶意构陷，也没有才子高中的欣喜转机，有的只是情深义重的恋人从此阴阳相隔的惆怅与哀嚎。

三、丰富画卷中的多重爱情观

1928年《世界日报》为《春明外史》登出这样一则广告：“其间描写北京各级社会，自权门显宦、淑女名媛，更至贩夫走卒、妓女优伶，无不网罗殆尽。”小说《春明外史》融言与情、市与井于一炉，在着重表现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情感故事的同时，也在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中呈现出多重的爱情观念。

纵观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之间的情感故事，前一段的道义之情略显浅薄，无论是梨云对杨杏园的关心，还是杨杏园对梨云的痴情守候，都饱含着传统道德层面的恩与义。后一段的精神之恋则太过高深，男女之间欲望话语的缺席使得杨李之间的情感关系极富浪漫色彩。小说中，何剑尘与花君之间的幸福婚姻则代表了最为常见的情欲并重的爱情模式。与梨云同为清倌人的花君，同样有着姣好的面容、善良的心灵，然而相比梨云，花君又是幸运的，她的意中人何剑尘的夫人病故了，于是她便有了嫁作正房太太的可能。面对绝好的时机，花君先是向何剑尘表明了自己肯过苦日子的决心，而后又将自己私藏的几件钻石拿给何剑尘，让他凑钱为自己赎身，最后在较为周全的谋划中与自己的姆妈“谈判”成功，喜获自由之身。如果说花君是梨云的一个对照，那么史科莲则是李冬青的对照。李冬青因为自幼有暗疾不能与杨杏园结婚，便有意撮合史科莲与杨杏园在一起。然而当史科莲偷听到杨杏园对她不过是援助之情，并无真爱可言时，她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女性的独立与果断，她自责不该深陷杨李两人的是非圈，无端给他人带来烦恼与痛苦。她在写给杨杏园的告别信中坚持：“既没有爱情，婚姻从何而起呢。”她甚至看透世间情谊，决心从此做一个独身主义者。从当初软弱地求助于李冬青，到现在对爱情自有一番主见，现代教育不仅使得史科莲学习到充实自己的知识，同样也让她获取了理性思考未来人生的能力与魄力。小说中，厉白的爱情观同样引人深思。作为华国大学女子改造会的会员，她理性却也世俗：“女子嫁了人，一生儿育女，就要被家事缠住了身子。我的意思，我们黑斯班得的人选，第一要他有钱，有了钱，什么问题，就都有法子解决了。”她勇敢却也张扬：“你要知道两性恋爱，这是天经地义，男女在一处交朋友，交得密切了，自然有身体上的结合，这是极普通的事……所以我看见旧社会上的女子，为了礼节上的拘束，把神圣的恋爱，情愿牺牲，真是得不偿失。”[4]

此外，吴碧波与朱韵桐之间的情投意合，余咏西对待爱情的玩乐态度等等，也都丰富了《春明外史》对于多重爱情观的呈现与刻画。

小说《春明外史》的成功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张恨水对中国古典小说与现代报纸新闻之间的关联性的把握，使其将《春明外史》写成“版外新闻”，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个精彩生动的奇闻趣事；另一方面，张恨水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并将在现实社会中捕捉到的新观念、新理念融入其中，将章回小说推向一种新境界，在呼应传统小说训诫功能的同时，又使得大众能够从中受到启发，饱食精神之粮。前者主要保证了小说初次面世时的出版成功率，而后者不仅使小说获得了具有时代性的前沿价值，更使其可跨越时代，涵纳超前性和未来性的读者群，这也是《春明外史》在当下社会能再次获得关注、掀起出版热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