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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象传》伦理思想发微

2019-12-26任鹏程

武陵学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易传周易德性

任鹏程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曰:“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而义行之耳。’”[1]这说明《周易》蕴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其中,又以《周易·象传》①最为关注伦理道德话题。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说:“《象传》中尽是道德规范或道德范畴。……《周易·象传》中大多数的文字是讨论高尚人格的道德生活,连带说明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是可以贯通的,是连在一起的,则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和希腊时代的希腊人相像,不仅要讲善,还要讲美,变成尽善尽美。”[2]由此可见,《象传》以阐发道德养身为目的,它是一部“教化之书”[3]。为此本文尝试挖掘《周易·象传》中的伦理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一、象、意、辞与《周易》

“象”是《周易》之中的基本概念。那么,何谓“象”呢?

考究“象”的起源,荀子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荀子·礼论》)按照荀子的观点,“象”有三个来源,即:取象于天,取象于地,取象于人事。《易传》②也持有这种观点。《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法象莫大乎天地。”由此可见,“象”指的是“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现象,人凭借肉体感官可以直接把捉到它们”[4]59。“象”源自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便是《系辞上》所说的“见乃谓之象”。

“象”不仅是指事物的外在形象,它还是解释世界万物的模型。《易传·系辞下》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里的“象”便是指“关于世界万物之象的模型”[4]72,“《易经》用阴爻和阳爻标示宇宙的最基本的要素,用阴爻和阳爻相叠构成的六十四重卦的图像效仿宇宙过程”[4]72。正如《易传·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易传》以为,圣人是聪明智慧之人,他能掌握万物变化的玄妙,将高深难测的奥秘制作成爻卦。对于普通人而言,通晓万物之理最为简便的方式就是读懂爻卦。由此可见,“象”蕴藏深层次的义理,这便是爻卦之象。

关于“爻卦之象”,《周易》以为有两种,即“实象”和“假象”。《周易正义》疏曰:“先儒所云此等象辞,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为之假也。虽有实象、假象,皆以义示人,总谓之‘象’也。”[5]12根据孔颖达疏文,“实象”指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具体事物,“假象”指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的景观。然而,无论是“实象”,还是“假象”,两者都蕴含特定含义。而爻卦之象作为解释万物义理的模型,它的义理则要依靠爻辞来传达。如,《易传·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易传》看来,吉凶祸福反映在爻辞之中,人们通过阅读就可以断定吉凶祸福,从而为自己的生活和行动提供指南,而《象传》是解释爻辞的重要典籍。所以,《象传》饱含深刻的义理。

通过阅读爻辞可得象意,这便是“以辞窥意”。然而,《易传·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王弼对此解释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6]按照王弼的解说,在《易》之中,“意”蕴含于“象”之中,而“辞”是用来表达“意”的,然而,如果固执于“辞”的内容,就容易导致“意”的丢失。所以说,《易》的解读要在“言”“意”“象”之间寻求一种适度。避免丢掉“象”所蕴含的真正意蕴。

概言之,《象传》是解读《周易》卦象和爻辞的典籍。同时,它也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那么,就《象传》而言,人是如何成就道德的?

二、《象传》中的道德态度

常言说,态度决定一切。就道德修养而言,要想成为品德优秀的人,其前提是要端正态度。正如有学人指出:“道德态度,我们把它看成是个体在道德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的道德心理倾向。道德态度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民族、群体及其成员之中。它作为一种道德心理现象,主要指道德生活中的对他人、对群体的行为、品质人格等所持有的一种稳定的看法。”[7]道德态度是做人的基础。那么,《易传》所包含的道德态度有哪些呢?

其一,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定信心。古人以为,要想养成理想的人格,必须有持之以恒的信心。如,《论语·子路》载:“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孟子说:“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可见,有恒心、有毅力是儒家所重视的品质。《象传》也相当关注“恒”在道德操守中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传》)“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恒·象传》)孔颖达疏曰:“‘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夜,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5]11“‘无所容’者,谓不恒之人,所往之处,皆不纳之,故‘无所容’也。”[5]170君子应该拥有自强不息、百折不饶的精神。反之,就难以养成良好的品德,甚至连立足之地也没有。正如《象传》指出:“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恒·象传》)其阐明了持之以恒是君子做人的法宝。

其二,要有防微杜渐的危机意识。古代先贤以为,在道德涵养过程中注重防微杜渐,有时候微小的错误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韩非曰:“知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炽焚。”(《韩非子·喻老》)《象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将防微杜渐的方式概括为两种:一是要有忧患意识。《既济·象传》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震·象传》说:“君子以恐惧修身。”《需·象传》说:“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二是要注重外界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特别是交友要慎重。孔子认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交友要亲近益友,远离损友,这便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象传》汲取了这种思想,指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遯·象传》),“君子以朋友讲习”(《兑·象传》),朋友的道德状况能对周围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象传》倡导:慎重交友,远离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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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要形成积善成德的良好习惯。古人以为,善良品德都是依靠积累而成的。正如荀子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优秀品德的形成犹如小溪汇成江海,跬步积累而成千里之路途。由此可见,“积”是道德涵养的重要武器。《象传》亦有类似的观点,它说:“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象传》)《易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坤·文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系辞下传》)微小的善行积累起来就能成为君子,微小的恶行积累起来便足以毁灭人身。所以,《象传》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象传》)。“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象传》)君子要以贤德、勤俭自居,积累善行,剔除恶行。

其四,要保持戒骄戒躁的良好心态。先贤以为,道德修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造就的。荀子曰:“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可见,浮躁的心态有害于道德养成。《象传》也提倡谦虚之德。《谦·象传》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瑜,君子之终也。”《咸·象传》曰:“君子以虚受人。”《系辞上》甚至说:“劳谦君子,有终吉。”谦虚的人最终会获得吉祥。谦虚不仅可以成就个人的品德,而且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谦·象传》)。孔颖达疏曰:“‘劳谦君子有终吉’者,欲求外物来应,非唯谨慎,又须谦以下人。……‘劳而不伐’者,虽谦退疲劳,而不自伐其善也。‘有功而不德,厚之至’者,虽有气功,而不自以为恩德,是笃厚之至极。……‘德言盛,礼言恭’者,谓德以盛为本,礼以恭为主;德贵盛新,礼尚恭敬。……‘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言谦退致其恭敬,以存其位者也。言由恭德,保其禄位也。”[5]326-327具有谦虚品德的人足以使民众信服。正如老子所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第66章》)江河因之谦虚善下,才成为百谷之主。谦虚礼让、戒骄戒躁是治国者应具备的良好品质。由此可见,《象传》蕴藏着丰富的治国执政哲理。

那么,如何成就人的道德呢?或者说,关于道德修养,《象传》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三、《象传》中的德性项目

《象传》篇是一部伦理典籍,它蕴含丰富的德性项目。所谓“德性项目(简称为‘德目’),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德性要求。它们既是人们判断和评价德性的标准,也是人们进行德性培育(包括德性教育和德性修养)的根据”[8]。而《象传》所蕴藏的德性项目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将言语视为修身的手段。古人以为,言行反映人的道德。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象传》吸收了这些观点,它指出:“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有小言,其辩明也。”(《讼·象传》)“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象传》)“君子以慎言语。”(《颐·象传》)意思是说,人们说话要言而有信、言而有物,即便是简单的语言,也要明辨其所蕴含的意义。另外,《易传》中其它篇章亦认为言语与修身有关。《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言辞与内心之诚有关,它不掺杂任何人为刻意,通过它可以断定人们的品性。正如《系辞》所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意思是说,言语是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所以规范人的言语活动,便能够约束人的情感。这从侧面也说明了《象传》为何要重视言语与道德人格塑造之间的关系。

其二,克制人性中欲望的萌发。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曰:“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荀子以为,欲望是人性的反映,它的呈现是自然的,是不可剔除的,所以荀子号召人们要尽量抑制它。《象传》吸收了这些观点,指出:“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象传》)“君子以惩忿窒欲。”(《损·象传》)孔颖达疏曰:“君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动,境有顺逆,故情有忿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忿欲皆有往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5]202根据孔颖达疏文可见,人性之中情欲是天生的,情欲因外界牵引而释放出来,从而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因此,《象传》倡导:“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象传》)做人要克制忿怒和欲望,欲望的减损就是道德的增益。

其三,以礼乐制度约束人情。礼乐是儒家教化的内容,也是防止情欲横行的工具。孔子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恶郑声之乱雅乐。”(《阳货·论语》)《易传》接续了孔子关于礼乐的主张,也倡导以礼乐对人施以教导。《象传》指出:“君子以非礼弗履。”(《大壮·象传》)“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履·象传》)“《履》者,礼也。”(《序卦》)《周易正义》疏曰:“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5]75就是说,要以规章制度约束人的生活,通过制定名分以规范等级秩序、体现尊卑之义。《象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豫·象传》)圣贤制礼作乐以成就人的德性。关于礼乐的作用和意义,《贲·彖传》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曰:“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5]124《家人·彖传》又言:“正家而天下定矣。”即是说,礼乐不仅维系着家庭关系的和睦,而且也关乎国家治安的稳定。

其四,以刑罚和规章震慑民众。虽然儒家号召德教,但也并不摒弃刑罚。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以为,刑罚既是修身的手段,也是治国的举措。只是相对于礼乐而言,它的地位较次一级,并非在修身治国中占据首要席位。《象传》也提倡以刑罚和规章制度震慑民众。它指出,“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蒙·象传》),“先王以明罚敕法”(《噬嗑·象传》),“君子以折狱致刑”(《丰·象传》),“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象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贲·象传》),等。除此之外,针对一些犯罪较轻的人,《象传》主张应该赦免他们。《解·象传》曰:“君子以赦过宥罪。”赦免小过之人可谓是一举两得,这既勉励了人们从善的信心,也彰显了君王的仁义之心。但是,刑罚的实施要清明,不纵容有罪之人,也不滥杀无辜,这样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正如《豫·彖传》曰:“刑罚清而民服。”简言之,刑罚和规章的施行能逐步使人们生活制度化、规范化。

综上,《象传》中的德性项目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涵盖了礼、乐、刑、政等方面,这些都与儒家的倡导相一致。这也说明《易传》是一部儒家伦理典籍。

四、《象传》中的工夫论目标

综上所述,《象传》阐述了一系列伦理思想。那么,其伦理思想的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回答。

其一,就个人而言,通过道德修养可以成就君子人格。众所周知,君子是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人格也是《象传》的追求。“君子”一词在《象传》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其提出的详细道德条目就是为了成就君子人格。从《象传》中的有关道德条目来看,君子人格的养成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依靠内在的自觉。《象传》指出,“君子以自昭明德”(《晋·象传》),“君子以恐惧修省”(《震·象传》),“君子以反身修德”(《蹇·象传》)。意思是说,想要获取君子人格必须从自身找问题,这类似于儒家的“反求诸己”。正如孟子所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以为,性是内在于人的东西,其内容是“四端之心”,人拥有“四端之心”就像拥有四肢一样,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扩充“四端之心”便可成就道德善性。《象传》也以为君子以反身便可以修德,就是将人自身视为德性的根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大象》拟象喻德,言不言之教,申自然之理,以明吾人内心明德,以立人类德性文明仁义之道。”[9]其二是要遵循外界的制度规范。《损·象传》指出:“君子以惩忿窒欲。”(《损·象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象传》)做人就要抑制人性中邪恶的萌发。这与荀子的主张一致,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意思是说,人天生便有好利的倾向,这便是情欲。顺从情欲容易导致争夺和混乱,可见,情欲是不善的,做人就要抑制它。《象传》也主张压制人性中的欲望,这恰好与荀子遏制情欲的理念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作为一部伦理学典籍,《象传》的伦理思想综合了孟荀两人的道德功夫进路。

其二,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说,“修齐治平”是传统儒家的至理名言。正如《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象传》也有同样的思想。正如有学者说:“《大象传》教育人们提升自身的品德,归根到底是要引导具备高尚品德的君子从事社会治理工作。”[10]“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传》),“定天下之业”(《系辞上》),“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彖传》)可为之佐证。治理天下必须依靠品德优秀的人,这符合孟子的思想。孟子曰:“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民众之所以期盼武王伐殷,是因为武王仁德感化了民众,民众莫不心甘情愿地归服。显而易见,优秀的道德品德是执政者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易传》明言:“夫易,圣人所以崇德来广业也。”(《系辞上》)崇德和广业是相互关联的,通过修身崇德实现治世理想,这显然属于修齐治平的思想模式,而这与传统儒家工夫论的致思路线相一致。

综上所述,关于《周易·象传》中的伦理思想及其致思路线,可以总结为两方面:首先,具备正确的道德态度是德性形成的起点,恪守严格的德性项目是德性成就的途径;其次,伦理道德的培养不仅能实现理想的君子人格,而且还能为国治邦安政治局面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便是以崇德而广业。也就是说,《象传》持有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工夫论精义,值得我们重视。

注 释:

①高亨说:“《象传》:随经分为上、下两篇,共四百五十条。其释六十四卦卦名卦义者六十四条,未释卦辞。其释三百八十六爻爻辞者三百八十六条。其释卦名卦义也,皆以卦象为根据;其释爻辞也,亦多以爻象(包括爻位)为依据。故题其篇曰《象》。”参见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第2-3页,齐鲁书社1998年版。在本文中,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笔者对《象传》的讨论不作《大象传》和《小象传》的明确区分,而是将它们统称为《象传》。

②关于《象传》的成书年代学者意见各异,我们认同李镜池先生的观点。李镜池先生说:“《彖传》与《象传》——有系统的较早的释《经》之传,其年代当在秦汉之间;其著作者当是齐鲁间的儒家者流。”参见李镜池著《周易探源》第325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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