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岩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杜威堪称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对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政治文化都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现代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极力倡导民主，捍卫自由，诘难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试图以民主共同体的理想超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与近代启蒙政治哲学相比，杜威的社会政治理想有某些进步性，可为我们正确分析批判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杜威对近代西方政治解放哲学理论的传承

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优秀继承人，杜威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深刻而独特的理解。近代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启蒙政治哲学遗产，构成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底色；“自由、民主、博爱”的政治理想，化成杜威“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代政治哲学。他为建立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民主社会而捍卫自由，认为在个性自由发展的民主社会中，每个公民会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彼此间会真诚合作、友爱互信。这种在政治国家、“政治理智”[1]限度内对未来理想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设想，一方面体现了其政治哲学的历史进步性，接近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另一方面体现了其政治哲学对近代西方启蒙乌托邦的传承。

总体说，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自由、民主与国家等的学说，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论。主流的近代西方启蒙哲学从理性原则出发，论证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是不断进步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更是助推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进步论。对此，杜威借用19世纪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的话说，这种人类历史的进化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他还用19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话说，自由与民主已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自由与民主的时代到来了；现在要思考的是，如何防止以民主之名发动新的专制与暴政，还有孤立原子式自私的个人主义对民主政治的漠不关心与损毁[3]。此外，近代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尖锐对立，法国启蒙自由主义与英国宪章自由主义也存在着矛盾冲突等，这些矛盾都无法保证资本主义自由与民主在现实中稳定发展。

由此出场的杜威从实用主义的经验原则出发，延续思考自由与民主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美国进一步实现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前途》《创造性的民主——我们面临的任务》两篇著作，就是杜威对近代政治哲学发展困境的直接应答。为修补古典自由主义两大传统的鸿沟，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坚持经验与自然进化原则，采取实验的方法，用渐进、兼容并蓄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他把这种自由主义主张称为“彻底的自由主义”，指出：“第一是要从现有条件的演变中对这些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第二是要以政策的形式提出一些基本观念，用以处理那些现存条件，以促进不断增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4]410认为“自由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中的方法问题”[4]411。对此，我国学者毛崇杰评价说：杜威的自由主义撇开了形而上学思辨，“立足于社会的改革，力求通过政府的政策、法治取得公民权利的保证，而使其自由主义带有强烈的本土实用主义色彩”[5]。为解决近代民主政治一直存在的困境，杜威坚持运用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则与方法，提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创造性的民主”的主张，认为民主作为每个私人的内在生活方式与习惯，“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民主是惟一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它全心全意地把经验过程看作是目的和手段，看作是那种能够产生科学的事物；……在经验本身没有达到终点之前，它就不会达到终点，因此民主的任务就永远是要创造一种更自由、更加合乎人性的经验，所有的人都分享这种经验，都对这种经验做出自己的贡献”[4]418。

具体来说，近代政治哲学的许多重要观念都为杜威所传承。其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机联系的社会政治有机体思想滋养了杜威的智思，并被其吸收，成为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他说：“黑格尔把主体与客体、物质和精神、神圣之物和世俗之物结合到一起，这却不是一种简单的智力程式。它是作为一种巨大的解脱和解放产生作用的。黑格尔对人类文化、制度和艺术的处理同样会使那座坚实的隔墙消解掉，它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4]28“社会的生活，是有机体的生活，这一部分停止了，那一部分也受著影响。”[6]31其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公民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思想，反贫富两极分化的平等思想，为培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优秀公民的自然教育理念、方法与旨趣等，都为杜威所传承。杜威一生之所以大谈特谈民主主义教育，就是试图通过对青少年的民主教育，使民主的观念内化为未来国家公民的习惯与生活方式，以此渐进实现其民主共同体的乌托邦。他说：“自然的教育是确保这种更有社会精神的社会的第一步。……使人们从外部的锁链解放出来的第一步，是使他们从内部的信仰和理想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这种教育必能确实可靠地产生充满真理的心灵。”[7]103其三，以近代英国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主张审慎、渐进地改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反对暴力革命。这一思想也为杜威所传承。他认为，对社会政治问题应采取实验的态度，进行点滴的、零碎的、渐进的改革与改良，以达到理想中的自然大改造，这乃是一种实践的、实用的智慧；暴力革新则是一种抽象的贫乏的唯理智思维的不良后果，“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根本的解决，去笼统的改革。这是危险的”[6]19。“暴力。这完全是破坏、消极、不经济的力。”[6]51此外，密尔功利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散发的实用思想、托克维尔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杜威政治哲学思想中有所传承。

二、杜威对近代西方政治解放哲学理论的实用改造

为使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民主理念在现代各国社会政治实践中逐渐完善，杜威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不但有独特而清醒的认识与理解，更有实用主义的改造创新，使其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一）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

在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上，杜威以实验主义改造唯理智的绝对主义。在杜威政治哲学思想历程中，有过一段时间即19世纪80年代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研期间，他曾经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被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深刻所吸引。后来，他“逐渐漂离黑格尔主义”，发现“黑格尔体系的那种形式化、图式化是非常矫揉造作的”[4]29。他不想在黑格尔绝对主义的框架体系内兜圈子，要创造自己新哲学的基础。他慷慨激昂并充满理论自觉地说：“如果以为哲学将要在两千年来欧洲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那些问题和体系内无限期地兜圈子，那么想像力便处于一种可悲的停滞状态。从未来的长远观点来看，全部西欧史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性的插曲。”[4]34理论创新的冲动在杜威对教育实验与教育理论的探索中起航，工具主义的信念逐渐增强，借助威廉·詹姆士尚在成长中的心理学概念与方法——“根本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形成了以实验主义为形上基础的政治哲学即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正如杜威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他所新创的这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不同于纯粹思辨科学的旁观态度，而是一种“应用科学”，是指导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技术之学，是对社会政治问题零碎的解决，“这是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实验的态度”[6]9。

（二）从自由放任的旧个人主义到“新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演进过程中，出现了从个人出发的自由主义与从社会整体出发的国家主义的矛盾冲突。用杜威的话说：“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不过是人性无限完善的主张，是范围和人类一样广阔的社会组织的理想的对立面。”[7]102为捍卫自由的民主，杜威一生坚持在自由主义的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战斗。他坚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杜威所强调的并非‘个人’或‘社会’任何一个单一的方面，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构”[8]。

由此“新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杜威自然不同意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思想。他批判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及其“制度的唯心论的发展观念”“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个人屈从政治权力，为服从上级的命令而牺牲自己，实际上不过使他自己获得表现于国家的客观的理性——这使他能够变成真正合理的唯一途径”[7]104。“于是用‘国家’代替人类；世界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公民而不是塑造‘人’。”[7]105就是说，这种国家主义思想倾向对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它使人的自由发展屈从于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而且还会使民族国家的发展丧失具备良好自由民主意识的合格公民基础，导致国家极权与暴力，最终使世界主义的人类民主联合生活与实现完美人生的美好愿望落空。

与国家主义的斗争相比，自由放任的旧个人主义更是杜威所要批判的重点。在他看来，起源于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内部分为两种对立的思潮：一是对人道主义与博爱主义怀有热诚的、保持积极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潮，如以法国卢梭为代表的文学与政治学，还有以英国卫斯理为代表的宗教思想，都汇集到其中；二是曾经对自由主义的早期社会政治运动起过进步作用，“来源于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应用对于工商业的刺激。这个运动在智力方面的伟大的领袖是亚当·斯密”[4]402。但是，“这种学说的消极方面是，它对政府干预生产和商业所持的反对态度，在放任政策中得到充分表现；这就是要求政府不再干预，让生产者和商人最大限度地自由活动，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4]403。这种“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把商业企业家的自由看作是一切自由的核心，只考虑私人利益而不顾社会后果与公共利益，是少数人的自由，对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安全非常不利，必将会日趋没落。而这种“蜕化变质”的自由主义学派的“任性的自由”追求，还居然“把放任政策学说看作是自然秩序本身的表现。……把整个自由问题看作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4]409。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种孤立的、封闭的、原子式的自由主义已走向对个性与自由不分时空的绝对追求，“是荒谬绝伦的”，会日益蜕变为“假自由主义”，造成如现代美国社会般的两极分化、极端不平等而贻害无穷，应遭鄙视。

为克服放任自由主义的蜕化，解决现代自由主义的困境，杜威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哲学主张：“政府应当经常出面干预，促进富人和穷人、权利过多者和权利不足者的状况趋向平等。”[4]412也就是说，要采用加强社会计划与社会控制的手段，利用社会力量实现“每一个人在生存与发展条件上的具体的平等”[9]；用民主的方法实现社会渐进的改革目标，“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是通过每个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而获得自由。为此，“新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的历史相对性观念与实验方法的内在、本质统一，坚信个性自由观念与实现策略会随着具体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坚决把绝对主义的任性自由遗毒清除掉。最后杜威提出了识别伪自由主义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实验主义的标准：“任何自由主义如果不高度重视充分的文化自由，不把文化自由与真正的工业自由的关系看作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一种蜕化变质的和骗人的自由主义。”[4]404

（三）从外在民主到内在民主

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观念主要是把民主视为一种政府形式，即外在的形式民主、程序民主，而杜威的民主观念则不仅把民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内在的民主、习惯民主、道德理想的民主与实在的民主，还把民主看作是社会政治改造的重要手段。惟有如此的民主观念与行动，才能实现未来民有、民治、民享即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民主共同体的美好生活。杜威说：“我们过去习惯认为民主是一架政治机器，只要市民适当地忠实于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这架机器就能正常运转。……这种理解是不够的。”[4]415他认为应该“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4]417。他构想了衡量民主社会标准的两个要素和特征：一是民主社会应实现社会控制之下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享与共识；二是社会各群体能够自由、开放，相互交流、影响与协作，不能封闭、孤立，才能养成民主习惯，不断调整适应社会政治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只有这样的民主社会及其合格公民在时空上的延展，才能打破阶级、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进而实现世界主义的人类民主共同体的美好生活。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人性的确会改变”，因此，必须通过社会控制的民主主义教育来使民主内化为每个人内心的信念与习惯，使民主内化为人性的内在需要。还需注意，杜威把民主看作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民主政治并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实验，要服从经验事实与实用的真理。由此民主主义观念出发，杜威还洞察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即无论它怎样声称政府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但实际上“权力最终掌握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手中”。

对于杜威政治哲学究竟如何定性与归类，国内外站在不同视角与立场的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杜威曾把自己描述为“工业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笔者看来，杜威的政治哲学属于一种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最恰当的称谓是“实用的新自由主义”，它并未真正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论界限，仍是当代美国现实主义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

三、杜威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政治哲学思想的误读

杜威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有某些共通之处。两者都曾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都曾从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视角出发，对近代启蒙政治哲学孤立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现代性批判；都强调理论应关注时代问题；都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与关切，而且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都认为近代西方对政治解放的承诺并未实现，只是实现了形式的自由、平等、民主与博爱；都是富有正义感且对人类自由发展的未来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但是，由于杜威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著作的关注较少，大多是通过别人的理解而来的。所以，他对马克思的误读、误解很多，挑起了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进而使他在社会改造的手段上以渐进改良思想批判马克思激进革命的理论，最后在社会民主理想目标的实现上与马克思异质。

首先，杜威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革命的科学理论误解为新的形而上学并加以错误批判。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理路是主客二分，即主体以理性思辨的方式通达客体。作为传统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终结者、现代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发动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崭新世界观，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0]。马克思扬弃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哲学走向了现实生活世界，其历史唯物主义所张扬的是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

在马克思之后出场的杜威，也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发起了攻击与改造，试图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等一系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从经验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杜威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片面的，“变成了一个调整或协调两个分开的存在领域的企图”[11]。显然，杜威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使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运思方向，是与马克思哲学革命大体一致的。但是，他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革命理论误解成了新形而上学而加以批判显然是错误的。他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政治发展的理论类似黑格尔主义的抽象学说，是关于社会政治发展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解释，抽象而没有意义。由此错误认识出发，他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误读为“经济决定论”，他说：“我们不免要经历某种社会主义，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也不管它将来实现时叫什么。经济决定论现在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理论。”[12]进而，他还把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误解为“一元论”而加以批判，提出所谓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论”。

其次，杜威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理论非常不满。与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杜威也认同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与批判，但他决然反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开出的社会政治变革药方。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最危险且明显是最错误的，“这样一种荒谬的信念，阶级斗争的内战不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一种障碍，反倒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13]。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不符合思想“五步法”，会产生以暴易暴的结果，不可能实现社会进步。他试图运用生物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把社会历史发展说成只能有不明显的、渐进的、量的变化，从而排斥对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他认为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运用民主这种实用的科学的“智慧的方法”进行社会实验，并以此作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要工具，而不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依靠不断加剧的对立和冲突，最终依靠最少智慧的阶级斗争与暴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即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渐进与飞跃、改良与革命的不断变奏过程，这是不以任何理论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杜威运用“理智的方法”把人的发展理解为可能性的渐进实现，把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最终目的和价值准则，从而达到了其哲学改造的顶点，最终与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异质。他还预言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的其他主义注定要失败。与杜威的预言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世纪、21世纪所创造的世界奇迹，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科学，且占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义制高点。总之，杜威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批，充分说明他还是局限在政治解放的狭隘理论视野内，还不能真正解决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困境问题，他的政治哲学并未超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他对马克思的误批反而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真理光芒更加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