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为民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钱南扬（1899-1987）先生，南京大学教授，浙江省平湖县人。钱南扬先生虽不是温州当地学者，但其与温州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有在温州文成工作过的经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逃避战乱，省内一些中学以杭州高级中学为基础，成立了浙江省联合高级中学，办学地址先是在丽水的碧湖，后搬至温州文成，钱南扬先生原是在杭州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后也随浙江省联合高级中学到了丽水碧湖和温州文成，在温州文成期间，他一边教书，一边研究戏曲，在这一时期写了《宋元南戏目录》《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①《宋元南戏目录》于1942年载于《浙江图书馆通讯》第1卷第2期,《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于1948年载于《文史杂志》第6卷第1期。等论文，且还为王季思先生的《西厢五剧注》作了序。钱南扬先生与温州的联系，不仅仅是他曾在温州文成有短暂的工作经历，更主要的是他的学术事业与温州密切相关，在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其用力最勤、成就最著的工作，就是他研究产生于温州的南戏方面。

一、钱南扬先生的南戏研究与温州的关系

钱南扬先生从事南戏研究，是从1924年开始的，当他1919年考上北京大学后，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仍在开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校内提倡和重视民间俗文学，如聘请鲁迅先生讲授小说，吴梅先生和许之衡先生讲授戏曲，刘子庚先生讲授词史，钱玄同先生讲授声韵学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影响和引领下，钱南扬先生对民间文学和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选择了民间文学和戏曲作为学习和研究的课题。他先后选修了许之衡先生的戏曲史及其他与戏曲有关的课题，后又经刘子庚（毓盘)先生的介绍，从吴梅先生学曲。自此开始了他治曲的学术生涯。而产生于温州的南戏也正是其从事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钱南扬先生在对南戏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南戏与温州的关系。首先，他对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作了考证，如在他的代表作《戏文概论》中，设有专章即第二章《时代背景与经济条件》，对南戏产生于温州及其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总结了南戏产生于温州的原因：一是温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南戏产生的北宋末年，“外则金人虎视眈眈，内则农民纷纷起义，大有朝不保夕之势”[1]11。而温州偏处浙江东南，远离内乱外患，环境宁靖，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和流传；二是自六朝以来，温州文化就很发达，是文化之邦，有“小邹鲁”之称。发达的文化基础，也给南戏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是温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北宋时期，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为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要，南戏这一新的表演艺术形式便应运而生。在明清人的曲论著作中，虽也有关于南戏最早产生于温州的记载，但并没有对其中的原因加以说明，而钱南扬先生在前人记载的基础上，则首次对南戏产生于温州的原因作了论述，使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这一历史事实更为明确。

其次，钱南扬先生对温州的南戏作家与作品作了研究。如他对由温州九山书会编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作了校注和整理。原本因是抄本，不是案头读本，整本戏不分出，舞台提示缺失，同一曲调叠用不予标明等，而钱南扬先生按剧情加以分出，并加上了出目，补上舞台提示语，叠用的曲调以“同前”或“同前换头”加以区分，对于曲白中的戏曲术语、成语典故、方言都作了注释。由于该剧出于温州人之手，故剧中人物的唱词和念白中有一些是温州方言，这些温州方言具有局限性，外地读者不易理解，钱南扬先生将这些温州方言作了注释，经过注释后，使得外地的读者也能理解了。如：

第一出：

妳妳—比较舒适。温州方言至今如此。[2]9

第四出：

辣辣辣—龙飞上天之声。今温州方言犹有辣辣响之语，形容大声。本戏四十四出【林里鸡】作“衤昔（合成一字）衤昔”。[2]32

第五出：

亚哥—《歧海琐谈》卷八：“吾温方言，凡呼爷、妈、哥、嫂，以亚 先之；儿女弟行以至命名，无不皆然。此之‘亚’，犹吴下之言‘阿’也。”

案：《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吴俗有自呼‘亚侬’，语则‘阿傍’。”可见亚、阿之用，由来很古了。本戏尚有“亚公”、“亚婆”、“亚娘”、“亚奴”等称仿此[2]38

第十出：

科—温州方言，猜度叫“科”。[2]59

迷—温州方言，谓密闭不通风叫“迷”，盖即“密”字转音。[2]59

第二十三出：

第二十八出：

第四十四出：

倒庙—温州方言为卧曰“倒”。倒庙，指乞丐之类无家可归者，才卧在荒庙里[2]188

南戏《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是温州瑞安人，钱南扬先生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一是对高明的生平作了考证，为其作传，早在1945年，就撰写了《瑞安高明传》①《瑞安高明传》1945年载于《浙江通志馆馆刊》第1卷第3期。一文，第二年，他又写了《琵琶记作者高明传》②《琵琶记作者高明传》1946年11月13日载于《大公报·文史周刊》（上海）。一文，后又收录在《汉上宧文存》中。撰写了两文之后，他又广泛搜集材料，对高明的生平作了进一步的发掘与考证，对《〈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作了补充。从 30多种元代至清代的文人诗文集、笔记、《元史》《明史》以及地方志、家谱等文献中勾稽出有关高明的材料，对高明的字号、籍贯、家世、师友、从政经历、著作等都作了十分细致翔实的考证，如对于高明是瑞安人，一般史籍虽都有记载，但只说是瑞安人，至于是瑞安的那里人，都没有提及，而钱南扬先生对高明在瑞安居住的村落作了考证，他依据宋陈与时《送高则诚赴举诗注》《阁巷陈氏家谱》《万姓统谱》《续编清颍一源集》等史籍，考证出高明居瑞安崇儒里阁巷高宅腕；又据相关史籍，考证出高明的家世，详细列出其家世世系表。由于钱南扬先生对高明生平所作的研究资料翔实，论证严谨，故多为后来学术界研究高明和《琵琶记》所引用，如由《剧本月刊》社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中，就收录了其《〈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一文。二是对高明的《琵琶记》作了校注和研究，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用明代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李卓吾批评琵琶记》《陈继儒批评琵琶记》、毛晋汲古阁本《琵琶记》、凌濛初朱墨本《琵琶记》为校本，对其中的异文作了校勘说明，对曲白中的难懂的词语作了注释，梳理了各版本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卷末还附录了《琵琶记作者高明小传》。此书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出版，次年又第2次印刷，印数多达一万册；到了1978年，又原校注本作了修订，在校本中增加了《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传奇《蔡伯喈》，这一修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也是两次印刷，印数多达45 000册，流传很广，成为研究南戏和高明《琵琶记》的必要参考文献。

二、南戏资料的辑佚与考证

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第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它在剧本形式、音乐体制、脚色体制及具有写意特征的舞台表演等都为后世的戏曲形式如明清传奇及清代中叶以后兴起的各种地方戏奠定了基础。南戏虽在戏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南戏来自民间，故不为文人学士所重视，有关南戏的资料几乎散失殆尽，自元代至明清，研究者甚少。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是古代戏曲理论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论述南戏的专著，其虽对南戏的产生和剧目作了一些记载，但其所论述却十分简略。

而明清人多谓北曲杂剧流传到南方后，南方人不习惯，便改而为传奇。如明吕天成《曲品》云：“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沿作传奇。”[3]王骥德《曲律》也载：“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噍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4]这样也就使得戏曲史上失去了重要的一环，也正如钱南扬先生所说的：“宋元戏文，一些明人是不大看得起的，任其散佚，到了清朝，简直不大有人知道这个剧种了。”[5]为了补上戏曲史上这一重要的一环，钱南扬先生便将南戏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钱南扬先生对南戏的研究，最早是从搜集和辑佚南戏资料着手的。近代有关南戏的研究，虽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专设两章，对南戏作了论述，但当时由于南戏的材料尚未大量发现，故王国维的研究与论述仍有很大的局限，如他虽已意识到南戏的产生比北曲杂剧要早，但由于没有可靠的资料，他还是说：“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6]545“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6]617故钱南扬先生指出：“精深如王静安，虽于《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颇多创获，而在《曲录》中仍未为南戏专立一目，却把宋元南戏都误入明无名氏传奇之下。”[7]鉴于当时有关南戏资料的缺乏，故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后，一些学者都重视搜集南戏资料，于是产生了一些以搜辑南戏史料为主的专著，如钱南扬先生的《宋元南戏百一录》、赵景深先生的《宋元戏文本事》、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的《南戏拾遗》①钱南扬先生的《宋元南戏百一录》于 1934年于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赵景深先生的《宋元戏文本事》于 1934年于北新书局出版，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的《南戏拾遗》1936年于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等，这些专著都为后来的南戏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钱南扬先生对南戏资料的搜集和辑佚，是自师从吴梅先生学曲开始的，当他经刘子庚（毓盘)先生的介绍，认识了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后，拜其为师，而当时吴梅先生已离开北大南返，故每当假期，先生就到苏州向吴梅先生请教。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收藏着许多珍贵的戏曲典籍，每当钱先生来请教时，吴梅先生总是倾箧而出，让其饱览。这就使得钱南扬先生有机会涉猎大量的戏曲资料，尤其是能够看到以前很难看到的一些明清时期的南曲谱，在这些曲谱里，他发现收录了许多宋元南戏的佚曲，这便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便着手把宋元南戏的佚曲从这些南曲谱中辑录出来，他后来在回忆吴梅先生时说道：“我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就是在吴先生家看书搜集的材料写成的。”[8]后来他的《宋元南戏百一录》虽发表于1935年，但对南戏佚曲的辑录和搜集却早在 1924年就开始了。如先生在《宋元南戏百一录·小记》中叙说了当时搜集南戏资料的艰辛经历，云：“年来车驱南北，尘泌短衣，作辍靡常，迁延八稔。”[9]3由于有吴梅先生的精心指授，加上有较多的资料供他查阅，因此，钱南扬先生所涉猎的资料十分广泛，而且他借鉴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辑佚工作十分细致严谨。他不仅辑录佚曲，而且对所辑录的戏文本事及其流变也作了详细的勾稽，使人们虽然只看到几支佚曲，但也能了解剧情大概。也正因为此，钱先生所著的《宋元南戏百一录》较其它一些同类著作，资料则更为丰富，考证更为翔实，如赵景深先生曾称赞道：“钱南扬先生的《百一录》，它所收录的南戏残文比我的《本事》（即《宋元戏文本事》要多出不少，虽然有不少也有错收的情形，但他的毅力和细心显然是超过了我的。我和他两书辑录的时间是极相近的，可是他运用的参考资料有许多是我所不曾触及的。”[10]

1949年以后，钱南扬先生又继续对南戏的佚曲及有关史料加以搜集和辑佚，对早年编写的《宋元南戏百一录》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撰写了《宋元戏文辑佚》一书，1956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所收录的南戏佚数量更多，对本事的考证也更为翔实，故此书的出版，为南戏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至今仍是从事南戏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对南戏剧作加以校注和整理，这也是钱南扬先生从事南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钱南扬先生先后对《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本琵琶记》《成化本白兔记》（前五出）作了校注，出版了戏曲《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论校注》。宋元南戏进入明代后，文人参与南戏创作，为了提升南戏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其不仅在曲文内容上对早期的南戏剧作作了改动，如将原来的一些描写书生负心的南戏，改编成“一夫二妇大团圆”的翻案戏，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对南戏剧本的形式作了改动，如原整本南戏不分出，更没有出目，经明代文人改动后，不仅分出，而且还加上了出目；又原本南戏在副末开场前，有四句题目，是写在招子上，用作广告的，而明代文人则将这四句题目移至第一出，作为副末开场后的下场诗。钱先生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前言》中指出：“戏文遭明人妄改，弄得面目全非。自《戏文三种》《元本琵琶记》《成化本白兔记》等相继发现，我们才认识了戏文的真面目，和明清传奇有哪些不同，知道了它的发展过程。”[2]3而通过对南戏剧作的校注和整理，复原了早期南戏的面目，使得读者能够看到早期南戏的真面目。

在对南戏剧作加以校注整理时，钱南扬先生还对同一剧作的不同版本作了梳理和考证，其找出其中最早、接近早期南戏真面目的版本，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校注和整理。如《琵琶记》现存有13个不同的版本，钱先生对这13个版本作了仔细的校勘，认为清陆贻典钞本在众多的《琵琶记》版本中，“虽时代稍晚，但他所依据的底本却是很古的：第一，它的形式，如不分出，前有题目等等，完全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同；第二，它的曲文，大致与《九宫正始》所引元谱同，还保持着戏文的本来面目”[11]。因此，他便以陆钞本为底本，对《琵琶记》作了校注，在具体校注中，又将陆钞本的曲文与《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录的元传奇《蔡伯喈》的佚曲作校勘，从中寻绎出《琵琶记》的衍变之迹。

三、南戏理论的总结和探讨

对南戏在理论方面加以总结和阐述，这是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最突出的成就。先生对南戏的理论探讨，可以说是其与对南戏史料的搜集和辑佚同时进行的，当他初步搜集到有关南戏的一些史料后，就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对南戏的起源、剧本形式、曲调格律、脚色体制、舞台演出等作了初步的探讨。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宋元南戏考》《宋金元戏剧搬演考》等论文，并在《宋元南戏百一录》卷首的《总说》部分中，分列名称、起源、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6章，对南戏的全貌作了初步的勾勒，为他后来所作的《戏文概论》打下了基础。顾颉刚先生在《〈宋元南戏百一录〉序》中，十分赞赏先生在《总说》中对南戏的论述，指出：“他的《总说》，论结构，论曲律，其精密已远过前文（《宋元南戏考》)，在现在所有的材料之下，能做如此的研究，亦可以说达到了顶点。”这是“对学术界的大贡献”[9]2。有关南戏演出的材料甚少，前人也很少关注，而钱南扬先生却知难而近，对此作了研究，如他在《宋金元戏剧搬演考》一文中自称：“研究中国戏剧史者，对于戏班的组织，戏剧的规模，搬演的情况等等，往往谈得很少。诚然，材料不多，不易下笔，确是事实。可是这也是戏剧史的重要部分，不应知难而退。”[12]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研究和探讨后，在20世纪六十年代，钱南扬先生撰写了专著《戏文概论》，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1年出版，这一著作是他南戏研究的全面总结，集中体现了钱南扬先生南戏研究的成就。全书共《引论》《源委》《剧本》《内容》《形式》《内容》等 6章，其中《引论》章，对戏文的名称加以考辩，论述了戏文产生的原因和戏文以前的表演艺术对戏文的影响；《源委》章，详细论述了戏文从北宋中叶产生到明代初年衰落的发展历史；《剧本》章，介绍了戏文剧目的存佚概况；《内容》章，对《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等8种戏文作了具体的分析与论述；《形式》章，介绍了戏文的艺术体制与曲律；《演出》章，对戏文的演出情形作了探讨与论述。全书史料翔实，考证严谨，论述言简意赅。该书是迄今最系统的一本戏文论著，对南戏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

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中，钱南扬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学术专著，在南戏研究这块荒芜的园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他在治学方法上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钱南扬先生是以治学严谨著称于学术界的，他的这种治学方法最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辩析相结合，这是钱南扬先生治学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他在《戏文概论》中对南戏产生的时间问题的考述。他首先是从考证入手，如他根据明代祝允明《猥谈》上有关赵闳夫榜禁南戏的记载，通过查阅《宋史》，考证了赵闳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与宋光宗赵惇是弟兄[1]24。进而对前人提出的“南戏于宋光宗朝”的说法加以辩述，他认为《猥谈》称戏文为“温州杂剧"，而这一名称是“温州杂剧”流传到外地后才有的，可见，赵闳夫榜禁南戏不是在温州本地。而“倘然说戏文发生于宋光宗朝，其时还在村坊小戏阶段，还没有流传到外埠的条件，怎能会被杭州统治阶级所注意而加以禁止呢”[1]24？因此，他认为南戏当在赵闳夫榜禁，即宋光宗朝以前就产生了。接着钱先生又对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辩析，他认为：“本来‘士夫罕有留意’的戏文，经赵闳夫这么一禁，他们才开始注意，才知道有戏文这个剧种，才知道有《赵贞女》《王魁》这些剧本。可是他们又懒得去寻根究底，把戏文被禁的时间，误当是戏文产生的时间；把被禁时流行的剧本，误当是戏文创始时的作品。于是以讹传讹，遂有戏文始有宋光宗朝，《赵贞女》《王魁》为戏文之首的传说。《南词叙录》又把它记载了来。”[1]25而这种翔实的考证和精辟辩析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也使得钱南扬先生的论文和论著形成了一种严谨朴实的风格，他的论文和论著看起来虽朴实无华，但简明扼要，言中肯綮。

实事求是，随时修正研究中的失误，这是钱南扬先生治学方法上的又一大特色。每一个学者在研究工作中总会有所失误，尤其是对于那些久被沉埋的事物加以探讨和研究，失误之处在所难免。而只要随时修正，则在学术上就会有所前进、有所发展。钱南扬先生对自己在研究中的失误，一经发现后，便及时修正。如在1928年，他写成《谜史》后，在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谜史》有一些失误之处，他便又相继撰写了《〈谜史〉中的错误》《〈谜史〉的新材料》等文章，对《谜史》中的失误之处加以订正和增补。在南戏研究中，他也同样如此。如他早年所作的《宋元南戏百一录》中，误收了一些明清传奇中的曲文，如将沈璟《十孝记》中的曲文当作南戏《王祥卧冰》的佚曲收入，将李玉的《太平钱》中的曲文误作南戏《朱文太平钱》的佚曲收入，对于这些失误，他在后来的《宋元戏文辑佚》中也都一一作了订正。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中，钱南扬先生不仅在南戏研究上取得了权威性的成就，填补了南戏这一戏曲发展史上失去的重要一环，为中国戏曲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治学方法上，他也给人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因此，人们纪念钱南扬先生，也应当继承和借鉴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南戏产生于温州，是温州重要的文化标志，也正因为此，南戏研究现成为温州大学的特色专业，并成立了温州南戏研究中心，且努力为弘扬温州地域文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