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成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去年年底，姚小鸥教授在整理书籍、文稿的时候，翻出了当年采访王季思先生的一些原始材料，包括我的访谈记录稿和先生的手迹。其时恰逢王小盾兄约稿，希望能谈谈王季思先生治学的情况，不妨就从这次访谈说起吧。

一、30年前的学术访谈

1988年冬季某日，尚在东北师大杨公骥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姚小鸥兄，在我的陪同下拜访了居住在中山大学东北区马岗顶的王季思先生。当时先生年届83岁，但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同时，主要讲述了他近十年来的学术成果以及对学术、对人生的看法。访谈由我做记录，先生自己也亲手拟录了一个访谈提纲。

王季思先生亲笔拟录的谈话提纲（附手迹）：

从老大的十年回顾艰勤的一生

老大十年的成就，培养了四批研究生，出版了十部以上的专著，还写了不少诗词散文，我的《移家马岗顶》一诗抒发我晚年的心境：

曈曈晓日上东窗，又见先生校点忙。三面绿云新世界，半间书室小沧桑。关灯止读人何在，击节高吟客已亡。犹有老来堪慰处，门前花树正芬芳。

晚年心情的愉快，基础在于青壮年时期的艰勤拼搏。这艰勤拼搏的一生，可以三句诗来概括：“饭熟书还熟”，“艰勤壮时业”，“门前流水尚能西”。总之一句话，是得力于王安石二句诗：

志士无时亦少成，中才随世就功名。

上句说明个人抱负与时代条件的关系，次句说明个人应如何正确估计自己，对待形势。我个人体会，可分三点来谈：

中才——对个人的估计不能过高。它改变了我的天才观——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天才观。

随世——确定了个人与形势的对应关系，不能超前，也不能甘居后进。它改变了我“为天地立心，为生命（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立（开）太平”的主观妄想。

就功名——确立了我积极用世的态度，改变了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大夫处世哲学。这些想法不是主观自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形势的发展，个人生活的经历逐步形成的。即使经历相似的同辈人，也往往不能理解，年轻一代自然更难体会。

下面是访谈记录稿：

王先生的谈话（记录稿）

我看了《新文化报》，一个省文化厅办这样一个报不容易。其中有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比如一个副教授与一个老教授的对话，老学者与新学者的对话，谈他们对哲学的看法，很有好处。里面还谈到当前的文化思潮，社会风气。有的文章比较有份量。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党风、民风方面，人们议论纷纷。文化部门应及时反映、讨论，通过报纸引起人们注意。在广州，报刊上刊登这方面的内容也有不少。可以互相交流，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促进作用。

近十年来，我的一些著作被定为高校教材。还有一些著作即将被重版，影响扩大到海外。这十年来，还写了不少诗词散文，准备编成集子出版。晚年的心境，集中表现在一首诗中，我从中摘出一联，请学生张振林手书：“三面绿云新世界，半间书室小沧桑。”

我从8岁以后，直到中学，辛亥革命以后，这段时间相对安定。我出生在一个藏书较富有文化传统的地主家庭。龚自珍的两句诗：“家家饭熟书还熟，羡煞承平好秀才。”这可以概括我少年时期安定的读书生活。

“艰勤壮时业”，这是梅尧臣的诗句。梅尧臣是安徽宣城人。有一次，他在桐城的山路上遇到老虎，吓出一身冷汗。回去后同他妻子讲，山路荒凉可怕，今后不能冒险出门了。他妻子告诫他，正要趁年轻时发奋，他把妻子的嘱托概括成一句五言诗：“艰勤壮时业”。此后他就非常努力，做事无所畏惧，这对我影响极深。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遇到困难产生消极情绪，总能从中汲取力量。

从50到70岁，这一阶段，在大学开宋元文学课。苏轼在一首词中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是苏轼在黄州作的一首词。他在黄州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实际上却被监视。一次看到水向西流，中国的地势东低西高，水向东流，但这里却向西流。于是他发了感慨，说一个人年纪虽然大了，但是还可以保持青年人的状态。我现在年纪也大了，有时难免悲观，但想想苏轼的这句诗，这对于安定情绪很有作用。

还有，王安石的两句诗对我影响较大。王安石在《读唐书》诗中说：“志士无时亦少成，中才随世就功名”。王安石当然是天才，但他把自己看成中才。年轻时读李白的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很欣赏。年轻人往往把自己估计过高，把自己看成是天才。但王安石的诗对骄傲自大很有教育作用。

随世——随着时代前进，有的天才因超越时代，往往在现实中不能立足。屈原、贾谊都是如此，结果是悲剧。我读《史记·屈贾列传》，见贾谊因才气逼人，受到汉文帝的重用，但其也因此遭到众人嫉妒陷害，被疏远，后惨死，这令我非常感慨。

我们写文章、谈问题，力求平易近人，深入浅出。一些自视太高的人往往不行，自甘落后的人也往往不行。只有随着时代前进的人才可能为历史为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的做法，同辈有些人往往不能理解，可能认为我的做法是赶时髦，出风头。例如，华东师大一位老友对形势看法就比较悲观，与年轻人合不来。我今天还可以和年轻人合作。保成说过，现代文学研究在空间上占优势，古代文学研究在时间上占优势。这话我认为是对的。

今天我还想为整理古代遗产做工作，今后总会有人理解和利用，也会对历史起推动作用，但这样做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学历史的人要关心现实，对现代的东西也要学习。

二、对“访谈”的解读

经姚小鸥兄和我的共同回忆，这次访谈的背景是这样的：1988年，吉林省文化厅创办了《新文化报》，该报设立了“名人访谈”栏目，编辑部得悉姚小鸥兄要到中山大学访学，于是委托他以兼职记者的身份对王先生进行采访。由于事先我已经将小鸥兄带来的报纸请王先生看过，并讲明了访谈的目的，所以先生事先拟好了谈话提纲，并在正式谈话之前，先讲了对该报的印象。只不过这篇采访并没有见报。

80年代后期，人们刚从“十年浩劫”中清醒过来，许多禁区被冲破，国内的新闻媒体比较开放，新创刊的《新文化报》亦如此。王先生说“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党风、民风方面，人们议论纷纷”，指的就是此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党风”“民风”的文章。同时，不少报刊还能深入讨论一些文化问题、哲学问题。王先生说：“在广州，报刊上刊登这方面的内容也有不少。”指的应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报系”。

王先生拟定的谈话标题是《从老大的十年回顾艰勤的一生》，这“十年”即指从1978年到1988年，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是先生老有所为、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指导的“四批研究生”，指的是首批博士生（我和薛瑞兆兄，1987年春毕业）和此前毕业的三批硕士生。“十部以上专著”，按出版先后应该是指：《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元杂剧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元散曲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2）、《王季思诗词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玉轮轩曲论新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中国戏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集评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元明清散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等著作。对于先生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在十年内有如此收获，可谓老树新花，分外夺目了。当时《全元戏曲》的编校工作已经启动，先生作为主编，除了整套书的谋篇布局之外，还要负责把好最后一关，把各分卷主编交来的稿子统统校对一遍。《移家马岗顶》一诗前两句：“曈曈晓日上东窗，又见先生校点忙。”指的就是《全元戏曲》的校点。

顺便指出，《移家马岗顶》一诗在《王季思全集》中题做《移居马岗顶》，二者皆可通，但诗中的“犹有老来堪慰处”一句，《王季思全集》作“犹有老怀堪慰处”[1]303，似未安，应以手稿“老来”为妥。此外先生谈话中所提到的此诗颔联：“三面绿云新世界，半间书室小沧桑。”由中山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生、古文字学家张振林先生用隶书手书，一直悬挂在先生家的客厅醒目处，直到先生去世。此外，先生另有一篇题为《半间书室小沧桑》的散文，回忆自上世纪 30年代在松江女中教书时的“翠叶庵”书房，到改革开放，中山大学落实政策，移家马岗顶，有了宽大的“玉轮轩”书房，其间半个世纪，半间书房经历了三次跌宕起伏，沧桑变化。文章说：“从我书室的三次小沧桑看，同样表现事物的反复变化，反映了时代的风涛起伏。然而我今天重提松江沦陷或‘十年浩劫’时，已激不起多少愤慨或悲凉，因为我已经从有限的人生体会到它的无限，从无情的历史体会到它的有情[1]309。”先生晚年的心境和情怀，于此可见一斑。

毋庸讳言，和许多同龄学者相比，先生是幸运的。虽然“文革”时，先生“被折腾得几乎丧生”[2]，但落实政策之后，先生重新受到重视。不仅成为文科的首批博士生导师，而且成为首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主持了教育部委托的“全国高校戏曲师资进修班”（其成果便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还但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一副主编（主编为张庚先生）。他指导的研究生，也已经毕业了四届。此时的王季思先生，已经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进入了新的学术天地。

三、王先生晚年的学术情怀

整理完这次访谈的记录稿，再次翻阅《王季思全集》，发现先生的学术成果，除了早年的《西厢五剧注》等校注类成果之外，有理论深度或创新程度较高的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晚年。其中《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前言》《〈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前言》《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表现的恋爱观和生死观》等，堪称代表作。这些论文，充分反映了先生晚年的学术情怀。

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从个案走向宏观，理论色彩浓厚，创新意识明显，对于解读古典戏曲作品和相关文化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先生是《西厢记》研究权威，他以注经的态度和方法注《西厢记》，成就卓越，迄今无人超越。他对《西厢记》作者的考证，雄辩地证明了王实甫是《西厢记》的唯一作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是较早运用母题流变理论研究古典戏曲的优秀论文。这些，当然功不可没。但“文革”后，先生对《西厢记》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境界，其代表作便是《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一文。

从本文标题便可以知道，先生的学术眼界更加阔大，探讨的问题也更加深入。以往探讨《西厢记》的本事，最远上溯到唐代的《莺莺传》，但本文却追溯到汉代的《凤求凰》。先生敏锐地捕捉到司马相如以琴声挑动卓文君的细节与《西厢记》中张生以琴曲《凤求凰》挑逗莺莺有内在联系。再从汉代顺流而下，涉及到《西京杂记》里的《白头吟》故事，李白的乐府诗《白头吟》，元稹的《白头吟》《莺莺传》《悼亡》以及《董西厢》等。除崔张故事之外，本文所涉及的古代爱情作品还有：唐人小说《步非烟》、苏轼与贺铸的词、梁祝故事、元杂剧《百花亭》、南戏《荆钗记》、明清传奇《牡丹亭》《红梅记》《玉玦记》，近代戏曲作品《玉堂春》，明代小说《十美图》以及《红楼梦》等一系列作品。更为难得的是，先生熟练地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概括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古代爱情作品的分析与评价，并大胆地使用了“性爱”这个词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羞于谈“性”，先生在改革开放不久，率先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标举“性爱”的旗帜，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先生曾对研究生们说：“爱情，恩格斯的著作中称为‘性爱’。从男女两性关系来说，我认为这是比‘爱情’更为准确的提法。过去封建道学先生将这个问题神秘化，似乎是提不得的，而小市民则片面追求黄色、庸俗的东西。这两种东西都是不对的。”[3]可以说，先生这篇讨论“性爱”的大作，既是上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无禁区的一个反映，同时也是先生在“文革”之余，深入钻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一个成果。①《王季思自传》：“‘文化大革命’一场风暴，我被折腾得几乎丧生。那几年我长期靠边站，书不能教，文章也不能写，就专心阅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认真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联系《西厢记》和其他爱情作品深入思考，写出了《从〈凤求凰〉到〈西厢记〉》这篇文章。”《王季思全集》第5卷，第367页。

根据摩尔根以及恩格斯的研究，先生把人类的“性爱”分成古代的性爱、现代的性爱与未来的性爱。先生总结说：古代的性爱“由父母主宰子女的婚姻，不考虑男女双方是否愿意”，“剥夺了青年男女选择配偶的自由”；现代的性爱“考虑到男女双方是否自愿，它要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但男女双方在选择对象时不可能排除种种经济的考虑，如对方的工资、家庭等等”；未来的性爱“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不会有别的动机了。”（by Engels）以此为准绳，先生判断从《凤求凰》到《西厢记》的矛盾冲突，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性爱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性爱的矛盾。②王季思《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原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 1期），引自《王季思全集》（第1卷，第124页）。”在这个基础上，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古代优秀爱情作品的共同点：即以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为原则，歌颂男女双方当事人互相爱慕、自由择偶的作品。这些都具有现代性爱性质。反之，违背当事人心愿，以家族利益、门第观念以及经济利益为主要择偶标准，或歌颂、认同男子三妻四妾，女子从一而终的作品，属于古代性爱范畴。可以说，先生的这一总结，对于评价古代爱情作品，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爱情作品之外，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领域，便是历史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有大量历史题材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很难完全尊重历史事实，甚至虚构的成分远远大于事实本身。元杂剧《汉宫秋》，将史书中王昭君的出塞和亲，改为昭君在胡汉边境，换上汉服，自沉于黑水河。可是这个颠覆了历史的作品却受到欢迎。再如《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从一个“很有本事”的政治家、军事家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奸雄”，并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乃至于有学者提出“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语）的主张。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作品呢？先生在《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一文中，对《汉宫秋》中王昭君悲剧形象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番梳理，指出：历史上的王昭君虽然扮演了“和亲”的角色，但史书以及民间作品表明，昭君出塞绝非自愿，“昭君的一辈子”都是在“汉元帝的绝对支配下抑郁地度过的”。加之元代“民族灾难的深重”，马致远“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就成为“惟一抉择”。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作家在塑造人物、提炼主题的时候，与其说是重现历史，毋宁说是通过历史人物和事件，重现当代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说：“千百年来人们的乐于欣赏，就是给这些作品开了一张合格证。③王季思《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引自《王季思全集》（第2卷，第254-264页）。”这样一来，以往纠缠不休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便得到了根本的澄清。

中国有无悲剧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王国维认为中国有悲剧，并提出：《赵氏孤儿》《窦娥冤》“置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宋元戏曲史》）。但朱光潜、钱钟书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其实最早提出《赵氏孤儿》是悲剧的，是法国的传教士马若瑟，他的法译本《赵氏孤儿》的题目就是：《赵氏孤儿：中国悲剧》（Tcho-chi-cou-eulh；ou，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édie chinoise），此后哈切特、伏尔泰、梅塔斯塔齐奥、谋飞等外文译本均对这一标题表示认同。王国维是否参考过这些译本不得而知，不过《宋元戏曲史》完全没有提到西方的悲剧以及悲剧理论，但王季思先生的悲剧理论却不可能无视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以及学术界的相关论争。他将中、欧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作品进行深入的比较，指出：“希腊悲剧接触到人类命运、战争、民主制度等问题，贯穿于悲剧中的冲突，主要是人的自由意志对命运的抗争。”“但悲剧作品在不同民族、国家各自产生、发展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民族性格的各异，在思想倾向、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等各个方面，又各自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先生总结的中国悲剧的艺术特征如下：

首先，欧洲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将相”“英雄人物”，而中国悲剧的主人公虽然也有诸如岳飞、周顺昌等英雄人物，但较多的是“普通人民特别是受压迫的妇女”。其次，和欧洲悲剧相比，中国悲剧的“美感教育作用”十分突出。再次，中国悲剧的结构完整且富有变化，它们“大都善于开展悲剧冲突，推进悲剧高潮，为剧中矛盾冲突的解决造成足够的情势，然后转向完满的结局。”先生指出：“希腊悲剧有不少以团圆结束，但到莎士比亚以后，就大部分以剧中主人公的不幸收场。我国古典悲剧以大团圆结局的要比欧洲多。这种结局，有的是剧情发展的结果，是戏剧结构完整性的表现，有的还表现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有的却表现折中调和的倾向，让一个干尽坏事的恶人跟悲剧主人公同庆团圆，这自然要削弱悲剧动人的力量。”最后第四点，中国古典戏曲以曲词作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剧中常有西方悲剧所缺乏的“悲壮动人的曲词”。

众所周知，中国戏剧具有起源早成晚熟的特点，而真正成熟的戏剧理论直到明末清初李渔的手上才得以完成，至于悲剧理论则基本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基于这个现实，先生晚年以西方悲剧理论和作品为参照，深入洞察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发展的细微末节，总结出民族悲剧的艺术特征，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悲剧理论体系。

先生对我国戏剧形态的发展也有一些推测，但往往被忽略了。我曾举出先生在《打诨、参禅与江西诗派》一文中即指出禅宗仪式和戏剧形式的关系[4]，在校注《西厢记》时指出杂剧中提示动作的术语“科”来自道教科范[5]。最近翻阅他晚年的著作，又发现他在谈元杂剧《汉宫秋》时，已经意识到汉魏时期已经有“萌芽状态的悲剧”，他是这样说的：

汉魏时期一些有故事内容的民间乐舞歌词，在演出时多是歌舞配合：“歌以咏德，舞以象事。”（见沈约《宋书·乐志》）琴曲《昭君怨》和胡笳《明君别》看来也不例外。在乐曲演奏时，不但有伴唱的歌词，而且有表演事件经过的各种舞蹈动作。《古今乐录》说晋太康中，石崇的宠妓绿珠以善舞《明君》著称，可见西晋以前民间演唱昭君出塞的乐曲已为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形式。这实际是以昭君故事为题材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悲剧。[6]

虽然这里没有明确说汉代已经有了歌舞戏，但这样的表述对于我们深入讨论戏曲的形成无疑很有启发。先生还在一篇杂文中说：“李白《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人们没有注意到诗中的‘剧’字，仅仅把它看作一般的儿童游戏，没有联系当时的戏剧演出。”“女的站在门外的胡床上玩弄着花鼓，男的骑着竹马，玩弄着青梅，绕着这女孩子的胡床跑。这分明在模仿舞台上的一场爱情戏。”先生还“怀疑”《墙头马上》杂剧“是从唐代一直流传下来的”①王季思《从“摽梅”到“投荔”》，原载《南方周末》（1984年9月8日），引自《王季思全集》（第5卷，第277页）。。可惜的是，先生的这些吉光片羽式的论述，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先生晚年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更为谦虚、豁达、从容、淡定。这既表现在他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地伏案校对《全元戏曲》，也表现在他在与晚辈合作编著《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喜剧集》《中国戏曲选》等著作中。毫无疑问，集体编书是会影响个人研究的。正如先生所说：“集体编书对个人著作来说是有矛盾的，我个人的写作计划就多次为集体编书所打断，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半途夭折。”但他认为，“通过集体讨论，交换意见，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还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形成老中青结合的梯队”[7]。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先生才多次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和中青年学者一道编书、搞研究，从而在中山大学带出了一个为国内外同行所钦羡的戏曲研究梯队。

在我和先生的接触中，从未见他背后臧否人物，从未见他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导师自居，而完全就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常常在完成一篇论文的初稿以后，请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评论，并允许大家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他总是对这些批评加以鼓励，并从中择取合理的部分。他把培养研究生看作是晚年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之一，甚至把青年学者的成长看作是生命的延续。因而，先生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生和晚辈学者的衷心爱戴。

1993年4月，在王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黄天骥教授的策划下，广州市政协与中山大学联合主办了“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他在答谢辞中先讲了“三个不后悔”：一是选择教师为职业不后悔，二是选择广东作为大半生的工作园地不后悔，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不后悔。他接着说：“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经历了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错批了自己，也伤害过别人。”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送给后辈的一首诗说：

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

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②王季思《白头更作岭南人》，原为在“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答辞，原载《广州日报》（1993年4月29日）。引自《王季思全集》（第5卷，第411-413页）。

这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访谈的内容，精神实质完全一致。

四、王先生晚年的反思与忏悔

先生晚年，常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反思，进行自我解剖，这在老一辈学者中极为罕见。

1987年，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在《戏曲艺术》第3期发表了题为《另一种精神世界的透视——为关汉卿〈谢天香〉一辩》的论文。先生看后，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宁教授。信中除了对宁作给予热情的肯定之外，还反思自己以往“高度肯定《救风尘》，而对《谢天香》的成就一直估计不足”，并引用梁任公的话：“我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宁先生收到此信非常感动，致信王先生希望公开发表此信，并得到先生首肯。于是，《戏曲艺术》1988年第1期，以《关于〈谢天香〉的通信》为题发表了这封长信和宁教授《致本刊编辑部》的信。宁先生说：“我从老人家的身上真切地了解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心胸、眼光、为人、学识,觉得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这些后学的心息息相通的。”王先生的这封信，在收入他的论文集时题为《与宁宗一教授论关汉卿杂剧〈谢天香〉书》。

王先生的自我解剖，以《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最有代表性。先生说：“我们在重视元曲的政治倾向时，往往忽略它的娱乐性、艺术性，像戴善夫的《风光好》、乔梦符的《金钱记》等轻喜剧就被忽视了。我们重视了作品的思想分析，对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考订等工作又相对的忽视了。”“我们强调元曲的战斗性、斗争性，没有看到它们也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错综性、和谐性，这是古典文学领域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更加令人震撼的是下面这一段叙述：

我们……往往把他们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运用到文艺领域里来……斗争越来越尖锐，思想越来越“左”倾，在文化教育领域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思想也跟着越来越“左”，甚至对自己解放前后有些基本正确的做法，如独立思考，自由争论等，也未能坚持。这教训是十分深刻的。①王季思《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4月9日），引自《王季思全集》（第1卷，第440-442页）。

这是先生自己的反思与忏悔，同时也勇敢地把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

王季思先生的学术与人生之路，是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因经历过战乱，对新中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王季思全集》中的许多篇章，即使他晚年的一些论著，也还是笼罩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之下未能完全挣脱出来。正如先生所言：“这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不仅如此，由于受“反右”思想的影响，先生竟不惜与被错划成“右派”的长女王田兰、长公子王兆凯“划清界限”，还做过一些伤害朋友的事。②陆键东《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131页）一书写道，1957年7月31日下午，“董每戡的好友，中大中文系王起教授，从山东青岛千里写信到民盟中大支部，揭露不为人所知的董氏反党言行”。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物极必反”是自然规律。“文革”的一番折腾终使先生大彻大悟，他的自我反省也是真诚的。他在写给长女王田兰的信中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终于走到共同的道路上来了。”“自己这一生虽然也写了些东西，出了些著作，培养过一些青年，可是出的废品，犯的错误，走过的弯路，可能更多更大。[8]”大约在1990年前后，王田兰大姐在先生家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她曾经向我谈起过那个疾风暴雨的年代发生的“家事”。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就是：“还不是跟党走！”

先生去世前不久，由白内障引起的视觉障碍使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但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的发展。自己看不见，就请别人读。他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先生的长公子王兆凯大哥晚年陪伴在先生身边，经常读书给父亲听。先生写过一首七言绝句，题为《听兆凯读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有感》，全诗如下：

铁券铮铮铁铸成，黄河如带见分明。

韩彭转眼遭屠杀，童子无知亦受刑。[9]

当虚幻的光辉形象破灭之后，先生最终得到某种程度的醒悟和解脱。虽然这种醒悟仍不能尽如人意，但先生晚年的学术情怀还是值得后辈敬仰与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