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全面抗战开始前，安徽有62个县。战时安徽境内除皖南山区、大别山地区外，全省三分之二的市县被日军占领。伴随着日军在安徽侵略的加深，从城市到乡村，从江南、皖江到皖北，从大部队到小分队，几乎在安徽各地都可见日军设立慰安所、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现象，难以计数的妇女在安徽这片土地上经历着这一生最大的痛苦。

一、皖南地区的慰安所

淞沪会战后，日第18军于1937年12月10日占领皖南重镇芜湖。日本华中派遣军驻南京特务机关即派出驻芜湖宣抚班，班长为矢野久吉和吉竹贞治，他们先后扶植地痞流氓任凤昌和北洋时期的芜湖县知事朱绣封为“会长”(1)胡鼎编：《铁蹄魔影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组建“芜湖治安会”。

“(芜湖)治安成立后，唯一的事就是为日本连队找女人和夫子。这些汉奸为‘皇军’搜罗了当地妇女，搜罗了宜兴等地逃难来的少女，漂亮的则设立俱乐部由日本军官去享受。低下的关在监狱中，供给日兵的需要。”(2)孙震编：《暴行——侵华日军罪恶实录》，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4页。此后不久，姬斌将芜湖城内年轻漂亮以及从宜兴等地逃难至芜的中国16名女子，抓进时为芜湖下二街的凤宜楼旅社。凤宜楼旅社原是芜湖一旅社，因主人跑反离开芜湖，遂即被日军指使汉奸征用设立慰安所。为防止慰安所内妇女逃跑，在门口设日本士兵昼夜站岗守卫。芜湖凤宜楼慰安所于1938年1月正式营业，周一到周五是日军士兵的开放时间，周六和周日则是日军官佐的开放时间。这是目前资料可知的安徽省境内汉奸为日军开设的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两个月，设立的慰安所就已达到相当规模。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在向该军参谋部的报告中，统计了包括芜湖和宁国在内9个地区的慰安所情况，除了宁国因交通断绝情况不明外，其它8地均已设立慰安所。档案记载，在芜湖，“慰安妇”比上一旬增加84人，可见增扩迅速；在该地的109名“慰安妇”中，日本女性48人，朝鲜女性36人，中国女性25人。(3)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调查之件(通牒)》，昭和十三年(1938年)二月二十八日，吉林省档案馆藏。4月，日军又送来一批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于芜湖寺码头等处开办慰安所。随着原来驻军的转移，凤宜楼慰安所始少有人去，渐趋于停业状态，使得一批妇女得以逃离虎口。

据芜湖日本领事馆1939年6月1日统计，芜湖慰安所共计6家，其中4家为日本人开设，有日本“慰安妇”48人；其余2家为朝鲜人开设，有朝鲜“慰安妇”22人。(4)吉見義明主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东京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266页。但这没有中国“慰安妇”的统计。到1941年，芜湖境内日军人数激增，芜湖境内慰安所也增加到10个(详见表1)。

表1 芜湖慰安所分布情况简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福明楼和第二福明楼位于芜湖市吉庆里，巷口有牌楼和大门，后均毁于战火。战后仅留下牌楼基座，现在已不知所踪。原萧达三寓所慰安所，为青帮头目萧达三所住之处，与交通旅馆以短巷相接，建国后一度被规划为宿舍。交通旅馆慰安所内有巷道和萧达三寓所相连。新田旅社慰安所，原主为日商，芜湖沦陷后，其将该旅社迁至今芜湖中山路凤凰厅理发店。这些慰安所均位于芜湖市中心的里弄巷道内，彼此距离很近，且都有后门通向附近的街道和巷里。这样相对集中的布局，有利于日军官兵进出慰安所，就近奸淫妇女。如原中山塔附近的顺泰五金店慰安所(今芜湖江安路小学)就曾是日军驻芜兵营所在地。通常慰安所内有房间10至30间不等，但房间面积都很小，仅放一张床铺、一张二屉桌及一些椅子，有的还有茶几、茶杯、面盆、毛巾和肥皂等。

随着芜湖城内慰安所数量的增加，慰安所的营业时间也有所变化，从早上8点至下午6点调整成早上7点半至深夜12点，逢周日更是通宵达旦。慰安所主管强迫“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40—50人，逢到周末人多的时候都可以达到60余人。(5)朱鼎元：《记旧社会芜湖的娼楼妓院》，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69—971页。

进入芜湖凤宜楼慰安所的日军需支付军票1元，后逐渐变为8角、1元、1元2角、2元不等，买到牌子才准进入，按军阶高低依次排队，按号入室。大约半个小时后，听到铜锣声响时，军官就须出来。这样轮番进入，以锣声为号，便于控制时间，满足更多日本兵的性欲，加强对“慰安妇”的压榨。(6)朱鼎元：《日本随军军妓的血泪》，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第976—979、976—979、976—979、979页。驻芜日军官兵在进入各“慰安妇”房间之后，就会将牌子交给“慰安妇”，各慰安所内的“慰安妇”则在接待官兵时要去慰安所的账房报号，由账房管理人在各“慰安妇”名下划“正”字计数。等到一日终了，再将各“慰安妇”该日接待日军数报给慰安所老板。

对于慰安所的收入所得，在战后对姬斌的审讯中，他声称：“日本人和一女人睡半个钟头，给一块钱，二八分成，我的两成”，实则不然。据当年曾被诱骗至芜湖凤宜楼旅社慰安所的王氏在1951年所写的文字材料：“我们每天受着鬼子的侮辱，但我们由皮肉换来的代价却给姬大麻子(即姬斌)整个剥削去了。他是发财了，他每天陪着鬼子饮酒作乐，大鱼大肉是他的家常便饭。但是我们呢？每天吃的是青菜，连豆腐都看不到。”(7)汪业新：《凤宜楼“慰安所”始末》，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芜湖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

芜湖日军慰安所内的“慰安妇”，除少部分来自日本、朝鲜、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国妇女，一般20多岁，但有些“慰安妇”年岁稍大，如湖洋阁里有的“慰安妇”已四五十岁。

芜湖城内的慰安所规定，全体“慰安妇”要到指定的刘郭山(北门上坎坡高地处)日本同仁会医院(在原宣城地区血防所附近)接受卫生检查，每周一次。受检的“慰安妇”，需先排队挂号，在缴纳挂号费和检查费后，再到候检室听号，两人一组分别进入内室，约半个小时。据当时曾随军医进入受检室的第一福明楼烧水打杂工回忆：“检查的医生手段极为粗暴，技术低下，受检的‘慰安妇’如同遭劫数，痛苦难以启齿。”医院的检查中，无病者发给合格证，有病的停止营业并勒令自费治疗，治愈后再继续充当日军性奴。(8)朱鼎元：《日本随军军妓的血泪》，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第976—979、976—979、976—979、979页。

驻扎芜湖的日军第15师团曾对当地“特种慰安妇”进行卫生检查，在1942年12月的三至四次检查中，芜湖有日籍“慰安妇”102名，朝鲜籍“慰安妇”82名，中国籍“慰安妇”105人，其中，患有性病的“慰安妇”有17名，其中中国籍10名。等到1943年元月，在芜湖的日籍和朝鲜籍“慰安妇”人数均有下降，分别是88名和73名，中国籍“慰安妇”则上升至129名，此时患有性病者共24名，其中中国籍10名。次月再次检查中，虽日籍和朝鲜籍“慰安妇”人数有所上升，但中国籍“慰安妇”人数仍是最多的，达到139名。患性病的“慰安妇”共27名，中国籍有20名，占患病人数的近80%。(9)吉見義明主编：《從軍慰安婦資料集》，第273—277页。若“慰安妇”被判为有病，因不能接待日本兵而使得慰安所收入减少，会受到更甚于平时的折磨，有的甚至连青菜伙食都没有。有的患病“慰安妇”连治病的空隙都没有，就被抓回去继续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只是在这些患病“慰安妇”的门前帘子上标记红色的记号，以表明她患有性病。(10)朱鼎元：《日本随军军妓的血泪》，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第976—979、976—979、976—979、979页。

芜湖凤宜楼慰安所内的“慰安妇”每月只能去寺码头洗浴3次，皆由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押送。1938年上半年，第一福明楼和第二福明楼的“慰安妇”则经常到附近的嘉国澡堂洗澡，吓得下池的男人们急速穿戴而去。(11)朱鼎元：《日本随军军妓的血泪》，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第976—979、976—979、976—979、979页。后来各慰安所自建露天浴室，譬如寺码头门牌号30 号和下二街76号、78号这几家慰安所竹木结构的浴池，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被完整保留，现已无存。

据生于1930年、紧邻芜湖第一福明楼慰安所的孙寿轩棺材店女主人鲍德荣回忆，1944年秋天，曾发生过日本军官和他的未婚妻在这所慰安所内不幸相逢的悲剧。这位日本“慰安妇”名为米道妮，时21岁，身材苗条，容貌俊俏，性情温和，寒天无日本兵来时会在户外晒太阳，因此与棺材店女主人很熟悉，与邻近邻居相处颇好。一天夜里，她与未婚夫不幸巧遇，先是相对愕然，继则抱头痛哭，悲愤欲绝，彻夜哭泣。次日，米道妮投青弋江，后被救，翌日又投江而死。男方在日军开拔前夕，于弋矶山矶头跳江而死。事发后慰安所主管将米道妮的遗物堆在院门外浇以汽油焚烧。(12)朱鼎元：《记旧社会芜湖的娼妓院》，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第969—971页。这悲剧不仅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性奴隶暴行有力的控诉，亦是日本军阀对世界妇女犯下罪恶的记录。

随着日军在芜湖慰安所的正式营业，芜湖周边市镇，那些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也都出现了慰安所。如宣城，曾有报道称“宣城失陷，敌入城后，异常凶蛮跋扈，四乡被敌掳入城内之妇女，有二百余名。敌自广德退出时，沿途经过誓节渡、十字铺、洪桥等地，掳劫百名妇女，亦陷城内。现闻分别拘于城内四汀里天主教堂及沿头地、法院两处，供敌奸淫。每日有裸体女尸数具自水关冲出城外，见者无不发指。”(13)《新华日报》1938年2月4日。宣城被抓200余人，广德被掳100人，均被拘押成性奴隶，且“每日有裸体女尸数具”流出，惨不忍睹。除此之外，1942年在宣城湾沚镇还有一个由来自高知县、名为狄野勇的日本人设立的“上海美人馆”慰安所，地址在第八甲街。从其名字便可知，该慰安所内的“慰安妇”应该来自上海。

日军1937年12月11日占领当涂。当涂地方汉奸为讨好日军，仿效姬斌等人在芜湖所为，在县城三条巷和五条巷设立两个“朝日馆”。馆内均是日本妇女，以供日军“享乐腐化”。(14)马鞍山市抗战课题调研组：《马鞍山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马鞍山卷》，第7页。据时任当涂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汪伯陶回忆，1938年的当涂“街上设立由中日两国人开设的慰安所后，日军士兵都在慰安所门前欢呼‘万岁’‘万岁’！对于载着身着各种颜色服装的‘娘子军’们的卡车来时，表现得更是欢呼雀跃。”(15)中共马鞍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藏：《汪伯陶谈当涂汪伪政权机构情况》(9-1-6)，抄自当涂县委党史办公室《访问资料之二》，第76页。日军进犯马鞍山后，又在城内设立“桃花园”慰安所，供日本兵泄欲。

1940年4月，日军占领繁昌县后，设有两个慰安所。在荻港中街原涂茂源屋内将抓来的中国妇女集中开设名为“桃花园”慰安所，下街原苏日盛锅坊隔壁则将日籍妇女集中起来开设慰安所。(16)《日军在芜湖地区的暴行》，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本帝国主义祸皖罪行辑录》，皖内部资料性图书047号，第100、103页。日军占领太平县后，至少设有一个中国性奴隶的慰安所，一个朝鲜性奴隶的慰安所。(17)日本《戦爭責任研究》第9辑，第42页。

二、皖北地区的慰安所

1937年12月18日日军占领滁县(今滁州)，未满一月，即在滁县开设两慰安所，一处位于南大门北侧，名“飘亭”，另一处位于北大街，名“酒保”。(18)姜坚白：《滁县沦陷纪略》，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军国主义祸皖罪行辑录》，第141页。

滁县两处仅有20名“慰安妇”，不足日军一逞其欲望，该地日军少尉小野遂命令维持会副会长黄新农“于有限日内，开设慰安所。如不照办，皇军就要自由行动”。在日军威胁下，黄新农用各种威胁欺骗的手段，从回城的难民中强征少女8人成立慰安所。慰安所开业后，引得过境日军与当地驻军相继排队前往泄欲。而妇女们遭轮奸后，人人形容枯槁，还有人送命。(19)吉見義明、林博史主编：《共同研究 日本軍慰安婦》，东京大月书店1995年版，第78页。

全椒县警备司令部准尉山田信仁的情妇喻洪霞，于全椒县袁家湾街襟襄楼开设慰安所，名为“全椒乐”酒馆(后改名为“乐华春”)。时喻洪霞假借山田之淫威，要求汪伪的地方官员提供资金，如王德安等伪军头目，因畏惧山田而不得不拿出中储券5000元、3000元、2000元不等给喻洪霞。慰安所成立当天，喻洪霞以一桌宴席宴请所有资助人的方式了结全部资助资金，“全椒乐”酒馆就成了喻洪霞的个人资产。该慰安所东西走向，两面各有一个小房间，内有一桌一床，以南京骗来的3名妇女充任“慰安妇”。(20)中共凤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凤阳革命史资料选(1937—1945)》，1985年印，第203页。该慰安所每逢假期白天开业，日军士兵成群结队前去泄淫，这个襟襄楼成为全椒唯一的慰安所。

日军第11师团在山室中武中将的率领下，于1939年12月22日占领天长。次年1月，天长日军司令部命令维持会会长召集董燕芳、舒子宽、刘星伯等人，会商组建慰安所。并决定由县治安维持会庶务主任张寿清兼任天长慰安所所长，负责操办。5月，在张寿清的奔走下，天长慰安所正式开业。共有“慰安妇”5名，2名管理人员：一名为所长张寿清，一名为专门管理“慰安妇”的日籍中年妇女小秀子。所内一切生活开支由天长商会负责。天长慰安所在设置之初就定下星期天、节假日的夜晚开放。(21)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卷》，第29页。

凤阳于1938年2月2日沦陷后，警备司令部长官铃木承喜便指示日军廖姓翻译官与维持会商议成立慰安所事宜。翻译官找来当地士绅、维持会会长王雨亭商议，限期建立慰安所。王雨亭以各种理由搪塞搁置不办，竟被日军枪杀于鲁班庙前。此事传开后，当地百姓一边气愤于日军的残暴，一边更因担心家中妇女安全问题而惶惶不能度日。(22)江昭：《昭示：中国慰安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92页。

迫于日军的武力，凤阳维持会会员、裁缝丁大石头(诨名)为日军提供建立慰安所3处地址,分别为：花铺廊街花铺廊小学、三元街黄光华寓所、楼西街原国民党警察局。此三处都是当时凤阳县较好的建筑，日军看过后表示同意。维持会即进行改造，将大房间以窗帘隔成小房间，粉刷一新后，日军即在县城内大肆掠夺妇女。(23)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安徽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编：《铁血江淮》，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4页。不久日军便在凤阳城内建起3家慰安所，其中楼西街警察局内的“慰安妇”是日军带来的，其余两家的“慰安妇”均是被日军强抓而来的。门前悬挂着“慰安所”的牌子，以方便日军寻找，并有日军站岗，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内还有一名来自日本的老妇，负责日常对“慰安妇”的管理，稍有不顺，即对“慰安妇”拳打脚踢。

据曾被日军抓入慰安所当伙夫的两名老人回忆，慰安所门前时常出现日军排队泄淫的现象。在星期天，“慰安妇”须一对一接待日军官佐，不仅要陪日军喝酒，还要任凭日军作乐。日军进入慰安所后，只需要在门前登个记，领取一张条子，即可入内。遇到过往日军多的时候便一小时轮换一批，以铃为号，门铃一响，即轮换一批。据老人们回忆，时常看见在慰安所门前,日军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凤阳的慰安所内，“慰安妇”都要服用一种可以导致妇女不孕的药物。大部分妇女服药后，眼圈发黑，神经迟滞，再加上遭受毒打等非人虐待，通常都是不死不活的状态，有的神经失常，严重的甚至成了植物人。(24)文彦：《凤阳“慰安所”》，李秉新、徐俊元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页。据凤阳花铺廊慰安所一名“慰安妇”幸存者控诉，“曾有一张姓‘慰安妇’在20岁被抓进慰安所，哭得死去活来，遭日军威逼奸淫，同侮辱她的日军扭打，遭到日军、日籍老婆子轮番毒打，遍体鳞伤，求生不能，只能求死，于夜间跳进井中，却怎料到这口井是枯井，摔成重伤后在井内呻吟。后被日军发觉，自觉该女子不会屈从，连连向井内投递砖块砸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尸体还被砖块压埋在井中。”(25)江昭：《昭示：中国慰安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92页。

日军第23师团第104联队1928年3月占领临淮关后，即建立慰安所。所内除10名日本“慰安妇”外，其余都是朝鲜妇女和被当地驻军掳掠至此的中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26)吉見義明、林博史主编：《共同研究 日本軍慰安婦》，第78页。

1938年2月，日本第13师团沿津浦线由临淮关攻占蚌埠后不久，将从朝鲜抢掠和从本国内调的“慰安妇”，总计20人，集中安置在蚌埠华昌街原鼎余公司的房子里，外挂“千金馆”的招幡，由日本浪人主管，专供日军军官发泄兽性，一般士兵只能望“馆”垂涎。此后，“津川馆”等相继在蚌埠出现。(27)郭旭东：《蚌埠沦陷期间的“慰安所”》，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208页。

为满足日军的欲望，在驻蚌日军授意以及伪维新政府安徽省省长倪道烺的唆使下，在蚌埠从事妓业的赵瀛洲于1938年夏在原大观楼旅馆挂起招牌，开设慰安所。该馆位于蚌埠中山街北头(蚌埠中山街10号，其址后为一轻学校)。日军侵蚌时旅馆主人弃楼而去，后被赵瀛洲强行霸占。这是一座东西向二层楼的四合院，共有三四十间房屋。(28)郭旭东：《蚌埠沦陷期间的“慰安所”》，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208页。该街虽处闹市，但地点适中，与华昌街和二马路相比邻，不远处就是日本宪兵驻地富润里，距离伪警察局和便衣队都较近，因而对日军来说安全系数高，对赵瀛洲来说“这买卖回报率高，稳赚不赔”。

赵瀛洲将旅馆整修一新，为更好地吸引日本兵，他还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在房间里安置榻榻米，且夏有风扇，冬有火炉。于是，赵瀛洲将从扬州老家诱骗来的中国妇女和从沦陷区强抓来的年轻妇女共三四十人，变成驻蚌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慰安妇”。蚌埠大观楼慰安所的职员几乎都是赵瀛洲的同乡或亲戚。慰安所的账房，还在慰安所的对面开设售卖点心的麦笼香茶食店。(29)郭照东：《安徽省伪政权及其罪行透视》，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省级综合卷》，第270—272页。通常日军先到大观楼旅馆慰安所的接待室，由接待员指引日军相看“慰安妇”的照片及介绍。待日军看中某一“慰安妇”后，按其房间号码在账房先生处拿牌子，每块牌子是两块钱军票，时间为两小时，然后再由翻译引导到房间里去。(30)郭旭东：《蚌埠沦陷期间的“慰安所”》，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第204—208页。一到晚上，赵瀛洲就命令“慰安妇”们将收到的牌子上交，以便和账房算账。慰安所的全部收入，赵瀛洲一人独占三成，其他管理人员共分七成。“慰安妇”本人则分文没有。(31)怀楠：《沦陷时期蚌埠的娼妓业和慰安所》，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蚌埠卷》，第596—602页。

大观楼慰安所的出现，解决了驻蚌埠日军的心病，日军授意伪安徽省政府推广所谓“经验”。一些汉奸、奸商为取媚日军纷纷效法，一时之间，“得意楼”“东亚饭店”等慰安所相继出笼(32)郭旭东：《蚌埠沦陷期间的“慰安所”》，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第204—208页。，以华昌街为中心，慰安所几乎遍布全市。市民李正华回忆，“原名花月楼(位于老文芳医院处)的谦松洋行和现名为蚌埠大旅社的津川洋行在日酋占蚌时名为浪花馆，均是日本开设的慰安所。1943年后改为谦松洋行经营土产杂货。”(33)李正华口述、李明整理：《洋行、俱乐部和戒吸所》，王廷连主编：《烽火抗战》，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一度担任日本华北派遣军第3兵站、第11师团兵站翻译的相泽养三，在战后供认：“由徐州向汉口作战路过蚌埠时，在给部队行军做打杂活的王某的介绍下，于蚌埠西门外强奸了一名‘慰安妇’。”(34)《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第52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15页。慰安所的公然开设，使伪安徽省会蚌埠的娼妓业成为群丑效尤的“兴盛”行业。据统计，蚌埠市区的“慰安妇”人数有120人左右。(35)《〈诉〉倪道烺材料》，1995年5月12日，蚌埠市公安局档案室藏，编号2990。

1938年5月19日，安徽宿县沦陷。日军为满足自身欲望，设置“帝国旅馆”慰安所(建国后为新华书店东院)。所内除少数日本妇女外，多数是从各地抓来的中国年轻妇女，供日军淫乐。据不完全统计，日军驻宿期间，遭日军奸淫蹂躏的妇女达500人之多。驻宿城和各据点的日军，还要求周边地区的汉奸，强抓民女送进据点供其奸淫。(36)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宿州卷》，第10—11页。

日军攻取徐州后，不到数日即克砀山。驻砀日军司令部即征用城内富户“戚二胖子”(本名戚兆熏)在城隍庙西街西路头北(建国后为城关镇镇政府所在地)的宅院，设置慰安所。据当时在所里干杂活的胡化德描述：当时慰安所内有日籍“慰安妇”20余名。次年初，时任砀山第三任商会会长解某的宅院也被迫改为慰安所。所内近10名妇女均是来自朝鲜和被强抓来的中国妇女。1942年，一名日本籍妇女在砀山老衙门南路某胡姓宅院内开设慰安所，被其从扬州骗来的三四名中国年轻妇女成为悲惨的“慰安妇”。(37)孟庆轩：《砀山旧城风情及娼妓》，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宿州卷》，第596—597页。

占领砀山后，日军在联队长泽森的指挥下，轰炸涡阳县城，城内许志一、王西峰等人投靠日伪。日军进城之际即成立维持会，印制良民证，帮助日军关闭南、北、西城门，留东门以供搜捕妇女，建立慰安所。(38)李雪松：《日寇六次侵扰涡阳县城》，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毫州卷》，第180页。

1941年9月，日军占领淮北韩村，在周相鲁的宅院建立慰安所。该慰安所由朴永负责，所内有七八个朝鲜姑娘以及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姑娘，还有一个负责打扫卫生、年仅8岁的小孩，名叫尤福利，专门给“慰安妇”送饭送水。(39)范守举、王志国：《日伪军盘踞韩村前后》，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淮北卷》，第215页。

三、皖中地区的慰安所

1938年5月13日合肥沦陷。日军扶持袁琢斋任合肥维持会会长，方星樵任副职，王平波任民政科长，黄宗杰任警察局长。所有城内一切民政、警务、供应及难民安置等问题，均由维持会秉承日军旨意办理。(40)汪其天、吴介五：《合肥沦陷目睹记》，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安徽省出版局1982年版,第75页。

6月上旬，日军特务班班长命令维持会袁琢斋、方星樵、王平波等出面，以“帮皇军洗衣”为名，欺骗23名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加上由日本军部调来的4名日本妇女和从朝鲜、台湾等地骗来的17名妇女，共40人，于合肥城南角建起皇军慰安所。该慰安所是由两排木板平房改造而成，四周围着铁丝网，门口挂着“大日本皇军慰安所”的木牌子。(41)牛耘：《日军铁蹄下的合肥“慰安所”》，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合肥卷》，第316页。此外，在合肥寿星街(今合肥安庆路西端)的朱家和金巷内的沙家、金家祠堂，日军士兵抓妇女到此奸淫，门口均有日本兵驻守，此三处成为实际上的慰安所。在市东(原合肥江淮旅社旧址)、小东门及三孝口附近，出现由汉奸、特务等开设的“共荣慰安所”“仙乐慰安所”等。(42)李秉新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第743页。这些慰安所内的“慰安妇”除少数来自日本外，其余都是从合肥、巢湖、六安等地或抓或骗来的青年妇女。这些慰安所的门口均有日本宪兵或伪警站岗。到1938年冬，一金姓朝鲜浪人在日人的指使下，在东古楼巷(原合肥中菜市)开设“金海慰安所”，将从江苏农村强征来的30多名中国少女充当“慰安妇”，专供日军军官和高级汉奸。

巢湖县(今巢湖市)亦出现慰安所。据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回忆，在1941年，第13军第15师团第67联队进驻巢湖后，时任联队长的铃木就命令副官堀尾少佐设置慰安所，抓捕20名中国、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联队本部也开办并管理慰安所，有的联队甚至在部队转移时也带着“慰安妇”一起转移。(43)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状书：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庐江人赵松回忆，巢湖流氓舒孟圣为迎合日军，搜捕年轻姑娘，强迫她们在盛桥街慰安所内充当日军“慰安妇”。(44)夏成锋整理：《日军在盛桥》，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巢湖卷》，第361页。

在日军兵站司令部的指示下，汪笃斋指令维持会将安庆旅馆改为两家慰安所，由日侨经营，有日本和朝鲜“慰安妇”各5名。后因妇女供应不足，士兵怨声载道，故又从上海方面找来一些妇女。(45)长泽健一：《漢口慰安所》，东京日本株式会社图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到1939年时，安庆已有多家慰安所，其中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各经营两三家慰安所。在第116师团驻安庆司令部旁就设有“日支馆”慰安所，内有日本、朝鲜、中国女子各数名。(46)苏智良：《日军“慰安妇”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2—137页。一名日本兵承认，在1944年至1945年驻安庆期间，曾见过朝鲜“慰安妇”50多人。(47)日本《统一日报》1992年4月23日。此外，根据《在支半岛人名录》1942年11月的记录，在安庆还有一个“安乐馆”慰安所。(48)白川秀男编：《在支半岛人名录》，白川洋行印刷部1942年版。

安庆的慰安所里，中国“慰安妇”的价格是1.5日元，日本和朝鲜妇女的价格是1.7日元。(49)苏智良：《日军“慰安妇”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2—137页。安庆“日支馆”慰安所中国女子最多，管理者和士兵们从来不叫“慰安妇”的名字，而是直接叫号码。各部队按照顺序进出，师团司令部安排在星期日。据1939年由日本四国松山被送到安庆充当“慰安妇”的斋藤雾回忆，相对于性病的重视程度，若是“慰安妇”患上其他疾病，管理者放任不管。“军医的检查，那只是就性病，不作内科的诊查。诉说胸部的疾患，作为对象之外，也不给予治疗”。(50)殷岸：《战争暴行——随军妇女回忆录》，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398页。

日军在占领安庆后分两路进攻武汉，其中一路便沿着长江逐个击破，派重兵把守，其中以太湖县受难最为深重。日军将在太湖县城抓捕的18至40岁妇女共48名，一同关押在西风洞庙内，成为临时的日军慰安所。每天都有大量日本兵对这些妇女百般侮辱与迫害(51)杨远谋：《太湖人民的控诉》，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第111页。，无人知晓该慰安所何时结束。

1940年5月日军占踞淮南后，在下塘集开设由日本女子控制的慰安所。除少数是朝鲜妇女外，其余都是被日军抓来的中国妇女。(52)李武德：《下塘集“万人坑”及日军在淮南路罪行》，安徽省档案馆、蚌埠市档案馆编印：《日本侵华在安徽的罪行》，1995年印，第53页。这些“慰安妇”们倍受凌辱，不愿受辱含愤自绝者时有发生。日军经常诱骗、侮辱和强奸周围妇女，据矿里老工人稽启昌回忆，那时候经常听到从日军慰安所和“娱乐所”里传来妇女的反抗和哭泣声。(53)钱艺河：《日帝在铜陵掠夺矿产资源概况》，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铜陵卷》，第364页。曾任日军迫山梯团土川中队指挥班长的战犯田原新治承认，在1945年2月下旬，于铜陵市大通县长期囚禁并强奸一名本地妇女。(54)《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第64册，第95页。

结 语

从皖省重要城市到边界小县，从战争前线到占领区，毫不夸张地说日军在安徽各地建立的慰安所，是无数安徽妇女日后终夜不能安睡之源头。日军为更好地运营慰安所，安排管理人员进行直接管理，对慰安所的日常管理制定规则，安排对“慰安妇”们进行定期卫生检查，以防止“慰安妇”感染性病，这一切都是为了从根本上保护日本士兵。驻皖日军利用强抓、欺骗等手段，强迫数以千计的安徽无辜妇女成为日军性奴隶。慰安所的建筑作为日军暴行的实物见证，是日军有计划、有制度地对各国女性实施暴行的最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