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下的两极格局逐渐稳定下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尖锐对峙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成为美苏两国冷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便是其中的重要事件。美国、苏联和埃及在这次危机中大放异彩，英法两国却不得不接受惨痛的失败。作为危机的重要一方，英国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尤其严重。英国不仅没有达成解决危机的两个重要目标——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推翻纳赛尔政权；而且还彻底失去了埃及，本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更是遭到了美国的排挤，“英国的大国地位遭到严重削弱”。(1)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英国为何会遭受这种巨大的挫败？是因为它的实力有限，还是目标设置过高？在许多英国人看来，这一切的悲剧都应该归咎于美国。美国人不仅丝毫没有顾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且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出卖”了亲密盟友。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此次危机之前两国总体关系良好，在危机期间也经常交换意见。(2)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p.146—152.那么，英美两国却又为何在最后关头分道扬镳，并导致英国黯然收场？更加令人疑惑的是，作为这次危机事件的主角，英国又是如何在美国实际上并不同意的情况下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军事决策？这是本文需要解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相互联系，第一个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但是只有解开第二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第一个问题。

二、既有解释

对英美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最后关头的分裂，有众多学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分析有的聚焦于体系层次，有的则集中于单元层次，还有的则深入到了个体层次。体系层次的研究认为美国立志于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霸权，而英法军事入侵埃及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美国为此不惜牺牲英法以防止苏联势力进一步向中东渗透。单元层次的研究认为美英两国在中东存在经济上的竞争，为此美国一心想要把英国的经济势力从中东赶出去。个体层次的研究则认为艾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领导人迥异的性格导致了局势愈发糟糕。这些解释都有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完美地解释上文提出的问题。

1.战略与意识形态分歧

对以上问题的解释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英美中东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英国人看来，美国“出卖”了英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既反对苏联势力打入中东，也反对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英国在纳赛尔宣布将运河国有化之后的一系列行动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影响到了当时美国希望借助匈牙利事件向苏联施压的战略意图。(3)Geoffrey Warn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uez Crisi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2 (1991),pp.303—317.因此，美国为了“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4)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549.，最终与英国翻脸。

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它观察到了美英两国在中东问题上利益和政策的不一致。而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不断演变则加剧了这一趋势，并导致最后两国政策发生了重大偏离。但是这种解释仍然存在着以下两点不完善的地方。第一，虽然两国在中东政策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防止苏联势力渗透和激进阿拉伯主义仍然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英国在运河危机爆发后采用外交、军事等手段对纳赛尔施压，至少表面看来是有利于以上两种目标的实现。那么美国在何时开始不认可、不支持盟友打击苏联和埃及势力的行为？第二，尽管两国存在着一定的政策分歧，但是在此次危机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英美两国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渠道进行了频繁的沟通，这些沟通为何没能让英国有效了解美国的意图？因此，仅仅从宏观层次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分歧进行研究并不能有效解释英国的决策行为。

2.经济竞争

有的学者从两国经济利益差异和竞争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论点是：第一，美国害怕英法以对埃及的侵略会导致沙特等其他反英的国家对波斯湾实施石油禁运，或者没收当地的石油企业。(5)Daniel Yergin,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 and Power,New York:Free Press,1991,pp.489—498.第二，英美在中东地区存在经济上的竞争。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向英国摊牌，既是为了把英国赶出阿拉伯世界以打开中东市场，也是其在1945年之后为了夺取第三世界经济霸权的结果。(6)Steven Freiberger,Dawn Over Suez: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1953—1957，Chicago:Ivan R.Dee,1992,pp.162—163.经济利益解释虽然听起来有其合理之处，却并非当时美国决策高层考虑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当时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相当低；相反，英法等西欧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东石油以及苏伊士运河的运输畅通。(7)Adam Matthew,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Documents/Images/FO%20487_10/0?sear chText=oil%7Cpetroleum&goToHit=True.因此，美国实际上没有理由担心来自遥远的、对自身影响并不大的石油威胁。已有的各种资料也显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美国决策层并未将经济因素看得很重要，在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中都极少提及这一话题。可见，经济因素可能是美国做出决定的潜在背景，但很难说是决定性因素。

3.领导人个性差异

除了以上两种解释外，微观层次的研究认为是英美领导人的个性冲突导致了英美关系的决裂。有学者认为艾登脾气急躁和傲慢，同时杜勒斯在英国面前像是一个伪君子，两人竭力争当这一事件的主角。(8)Shunkburgh Evelyn,Descent to Suez：Diaries,1951—1956,New York:Orion Publishing Group,1986,pp.185—187.还有的学者注意到，脾气急躁的艾森豪威尔对英国向他隐瞒重夺运河的计划而出兵埃及感到非常气愤。(9)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Vol.2,The President,New York:Turtleback Books,1984,pp.359—361.的确，作为经历过30年代和二战的知名人物，当时的英美领导人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些迥异的个性会影响到危机决策。但与其说这是英美政策冲突的原因，不如说是冲突的表象。因此，个性冲突说也不能较好地解释美英决裂的原因以及英国错误决策的过程。

总之，体系层次、单元层次以及个人层次的原因分析都有其合理性，特别是战略和意识形态解释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然而，仅仅关注单一层次的变量并不能有效解释英国在危机决策过程中各种相互矛盾的行为——既急切地想要恢复秩序又屡屡错失良机；既试图和平解决又最终采用军事手段；既依赖美国的支持又向美国隐瞒军事行动的计划；既渴望法国、以色列的帮助又多次令盟友无可奈何。英国决策中的种种矛盾表现需要我们采用跨层次的分析方法进行探讨，为此，笔者将在下一部分引入一种新的解释——不对称理论。

三、一种新的解释——不对称理论

英国高层做出的种种矛盾决策在单一层次的视角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实际上，英国矛盾决策的背后是其决策高层产生了结构性错误知觉。那么，这种错误知觉是怎样产生的？目前学术界有两种错误知觉的理论：以杰维斯为代表的微观层次的错误知觉理论、以沃马克为代表的不对称理论。其中不对称理论打破了研究层次之间的隔阂，关注中观层次变量——国家间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个体层次的变量——领导人的认知。这为解释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的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愿冲突的情况下、在本可以进行合作的情况下，会产生冲突和斗争，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层次(10)体系层次的研究主要包括无政府特征以及权力结构，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 Hill,1979;A.F.K.O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Knopf,1968;A.F.K.O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和单元层次。(11)单元层次主要关注国家经济结构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军工复合体、官僚政治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参见J.A.Hobson,Imperialism:A Study,London:Allen and Unwin,1902;V.I.Lenin,Imperialism,New York：Vanguard,1929;Gordon Adams,The Irion Triangle:The Politics of Defense Contracting,New York:The Council of Economic Priorities,1981;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o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1971.杰维斯则独辟蹊径，从微观层次进行研究。他的理论假设是：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而且大多数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三种：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认知相符机制下，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的认知不符，那么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或者曲解误判，使其能够与原有的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则是指人们接收到信息时，会以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历史包袱是指历史给决策者背上沉重的负担，采用历史类比来认识当前的形势。在这些机制的影响下，很容易产生以下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一是国家决策者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二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三是愿望思维；四是认知失调。克服错误知觉产生的有效办法是冷静全面地思考，包括换位思考、更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等。

在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的基础之上，沃马克将其与结构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创新性提出了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structuralism misperception theory)，又称为不对称理论(asymmetry theory)。(12)不对称理论主要由沃马克在他的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中正式提出，参见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6,No.2(2003),pp.92—119；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他从与欧洲近现代史逻辑不同的东亚历史中受到启发，认为弱国也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与强国相比，弱国的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以及行为方式都有重要的不同。这种不对称关系虽然没有影响总体关系格局，但却容易导致两国之间的错误知觉不断。正是在这一不同的经验基础上，沃马克结合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因素和错误知觉理论的认知因素，提出了不对称理论。不对称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假定：第一，国家间的关系结构是等级制的 (hieratic)，并非无政府状态；第二，国家体系的基本行为体是民族国家；第三，影响国家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等级制的权力关系结构。这里的结构是由双边关系组成的中层结构(mid-range)，并非整个体系的格局。(13)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61—62、65页。

不对称理论的理论假设是：不对称权力结构可以导致国家间系统性的错误知觉。之所以说错误知觉是“系统性”的，是因为这种错误知觉不是源自领导人的特征，而是源自国家间实力的不对称。不对称理论的推理是：权力结构中的不对称带来强国与弱国在注意力模式、相对地位、氛围关切上的显著差异，通过“金规”机制，最终导致结构性错误知觉的产生(图1)。(14)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6，No.2(2003),pp.94—100;p.100.所谓的注意力模式(attention patterns)不对称，是指存在着小国B过于关注(over attention)和大国A过于漠视(inattention)彼此关系的差别。相对地位(relative status)不对称指的是小国寻求的是大国的认可(acknowledgement)，大国寻求的则是小国的顺从(deference)。关系环境关切(climatological concerns)则是指相对于大国A而言，小国B对双边关系的友谊(friendship)还是敌对(hostility)更为敏感。这种不对称关系中的重大差别很少被研究对称型关系的学者注意到。错误知觉产生的关键是，A和B对彼此行为的理解依据的是“金规”(golden rule)。也就是，A总是站在大国角度来看待B的行为，而B则站在小国位置上看待A的行为。换句话说，大国A总是对小国B的愿望和利益视而不见，而小国B则对大国A的期望一厢情愿，双边的沟通机制也没有发挥作用。此外，错误知觉形成机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大国国内对小国政策的多元还是统一很容易导致小国接受错误的信息。为了消除双边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小国有三种选择：一是牺牲本国利益，服从于大国的意志；二是组织其他论坛，这种论坛既不会威胁到大国的利益，也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个公开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场所；三是与大国决裂，寻求新的盟友。总之，不对称理论认为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容易导致错误知觉的产生。面临新的不对称结构时，行为体更容易产生结构性的错误知觉。但是随着关系结构产生的时间越长，关系将越来越趋于成熟，发生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可能性也将大大降低。(15)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61—62、65页。

不对称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它将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结构以及认知心理学强调的错误知觉相结合。从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来研究处于这种关系中的行为体利益、感知、行为上的差异，挑战了主流理论将所有行为体假定为具有高度一致性(都是安全最大化或者利益最大化)的认识。沃马克认为，杰维斯等人描述的错误知觉的共同根源在不对称结构中都可以找到。“实际上，杰维斯提出的十四个关于错误知觉的假设中的部分都同不对称结构相关，只是杰维斯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阐述。”(16)Brantly Womack,“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6，No.2(2003),pp.94—100;p.100.可以说，从权力结构而非领导人心理认知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错误认知的产生，这是不对称理论与错误知觉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表2)。总之，不对称理论是一个有着严格的前提假定、理论假设、因果机制以及政策选择的较为完整的外交决策理论。它为理解和解释国际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

表1 两种错误知觉理论的比较

四、不对称理论视角下英国的决策分析

自古以来中东一直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二战结束后，该地区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主要的矛盾包括以下几对：一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英法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是旧殖民国家和新殖民国家的矛盾；三是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四是阿以矛盾；五是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可以说，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石油资源、复杂的人文环境、分散的地区领导权以及持续不断的外部势力造成了中东复杂的局面。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中东大国——埃及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952年7月埃及爆发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成立了共和国。从1954年起，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开始掌握埃及大权。他具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阿拉伯归属感，上台之后他不仅为埃及摆脱殖民统治不懈斗争，而且还积极支持其他国家的反殖斗争，这最终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苏伊士运河危机并非偶然所致，而且其持续时间较长。本文的研究涉及到的时间包括1954年—1956年7月26日之前的危机背景阶段，7月26日至10月29日的外交解决阶段；10月29日到11月6日的危机高潮与结束阶段。在此间，包括埃及、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苏联等多方势力进行了纷繁复杂的斗争。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是美英在最后关头分裂的原因，特别是英美两国的互动给英国决策层带来的心理认知变化。为此，笔者将对此次危机中其他重要国家间关系简略涉及，而不做深入探讨。在此部分，笔者主要从不对称理论的前提条件、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结构性错误知觉下英国的政策选择三方面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后英国的决策以及英美的互动进行剖析。

1.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前提：权力失衡

可以说，运河危机之前英国的中东政策是处于庞大的目标和弱小的实力这一矛盾之中的。这种实力的不足不仅来自本国绝对实力的下降，也源于美国、苏联、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本地区相对实力的增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英国维持本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都难以为继。正如学者所认识的那样，“中东基地及能源变得日益珍贵的同时，英帝国的实力却在衰退”。(17)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在国家间实力对比上，与美国相比，英国更是处于绝对下风。因此美英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权力失衡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也体现在中东地区。权力失衡的结果就是英国的中东政策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事实中。

一是《巴格达条约》的签署。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势力南下，希望在中东建立与北约类似的地区性的军事组织。美国希望埃及能够加入这一组织，但是埃及表示苏联并不是本国最大的威胁，以色列和英国才是它的当务之急。随后，以色列的担心也使得美国决定在幕后行动。1954—1955年，在美国的授意下，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英国一开始对美国侵犯其势力范围的举动非常不满，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却认为这是一个重新挽回自身不断衰退势力的良好建议。1955年4月，英国在《巴格达条约》上签字。(18)Peter Woodwar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Ⅴ,Volume 5,1955,Bethesda,MD:LexisNexis,2009,p.86.《巴格达条约》的背后支持者是美国，也就是说，英国需要借助美国来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二是埃捷武器交易。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同埃及的争端不断。面对以色列的压力，埃及发现本国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它得不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又受到《巴格达条约》的威胁，并且在以色列军事力量面前处于极大的劣势。埃及迫切地希望改善本国的军事实力，为此先后向英国和美国寻求武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条件之高是埃及无法答应的；于是，埃及将目光转向了苏联。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同苏联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达成武器协议。(19)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136；Peter Woodwar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Ⅴ,Volume 5,1955,Bethesda,MD:LexisNexis,2009,p.139.“苏联阴影”开始笼罩中东上空，加剧了中东本已复杂的局势，也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反苏的紧迫感。在这次影响力的争夺中，英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以一种顽固的视角来看待埃及的合理要求，最终将埃及推入苏联的怀抱。三是阿斯旺大坝的援助。英美为了防止埃及进一步滑落至东方阵营，决定对埃及进行经济援助。但是，美英与世界银行提出的联合援助埃及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方案附加了五项条件。纳赛尔认为这是美英想要控制埃及的经济，因此回绝了这一方案。在随后的9个月里，双方继续谈判，但是英美对援助埃及慢慢开始动摇。(20)Peter Woodwar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Ⅴ,Volume 5,1955,Bethesda,MD:LexisNexis,2009,p.149；Adam Matthew,http：//www.archiv esdirect.amdigital.co.uk/Documents/Images/FO%20462_10/156.1956年7月，美英两国先后决定撤回对埃及的援助。实际上，英国比美国对援助这一项目更加积极，然而，英国本国无力单独承担援助的巨大开支，它需要西方经济霸主美国以及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一切使得英国最终也没有单独向埃及伸出援助之手。

此外，英美两国在中东的关注点和行为也有所不同。早在1947年，英国的一份战略文件指出对英国安全至关重要的三点措施：保卫联合王国、控制主要的海上交通和占据中东。(21)Geoffrey Warner,“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Diplomatic History，Vol.13，No.4 (1989),p.483.可见，英国在中东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利益。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进入中东地区较晚并且没有殖民地，所以它的利益主要是商业利益。从东西方阵营的争夺来看，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则有两项重要的利益：安抚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防止苏联势力渗透。(22)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171;p.274.英美两国在中东关注点和行为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

2.结构性错误知觉的产生：“金规”机制

所谓的“金规”机制，是指A国总是站在大国的立场来看待B国的行为，而B国则总是站在小国的立场来看待A国的行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是大国，英国相对而言则是小国。前文已经分析到，除了国内大选等因素外，美国外交政策的立场是既要维护盟国的利益，又要避免激怒阿拉伯民族主义，更要防止苏联势力的卷入。(23)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171;p.274.这同它作为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对中东而言的外来者的身份相吻合的。于是，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英国领导层的一系列决策，特别是动武的决策虽然情有可原却未免过于鲁莽。因此，对美国而言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和平化解危机。

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夺回对它的控制权。同时，如果能够推翻纳赛尔政权，那也是打击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的有效手段；并且可以打击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这一立场是它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中东地区的传统殖民国家的身份相吻合的。于是，在英国决策层看来，美国既支持，但又不愿全力支持它的政策是一种政策上的摇摆。更为严重的是，英国决策者逐渐认为，作为亲密盟友的美国就算不公开地支持它的行为，至少也不会公开反对。这是英国决策层产生的结构性错误知觉之一，并且这种错误知觉一直延续到它们公开进行武力侵略之时。这也是英国在此次危机中失败的根源。英美两国的不同立场在以下事实中得到清晰地展现。

其一，美国拒绝了艾登提出的武力解决运河危机的请求。运河危机的第二天，7月27日，英国内阁就召开了会议，对埃及进行了谴责以及研究怎样将运河的控制权夺回。为此英国内阁强调苏伊士运河不是一项埃及的资产，而是一项国际资产，因此埃及国有化运河的行为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意。内阁成员们还同意以武力为后盾对纳赛尔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24)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27,July 195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以下简称FRUS),Vol.XVI,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p.3—5.英国应对此次危机的方案基本形成。当天，英国还成立了由6位大臣组成的处理运河危机的埃及委员会。埃及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要将运河置于国际控制之下，眼前目标是推翻纳赛尔政权。艾登还在当天给艾森豪威尔去信，传达了英国决心使用经济、外交甚至武力的坚定决心，并希望获得美国的允许以及援助。(25)Message From Prime Minister Ede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on 27,July 1956,FRUS,Vol.XVI,pp.9—11.作为内阁主战派之一的财政大臣麦克米伦也非常清楚英国军事行动如果想要成功则需要取得美国的支持，“英国一方面表示他们确信同美国的友谊是不会动摇的，另一方面则再三强调他们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26)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第67页。美国收到英国的电报之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关切，但并不打算让其他国家看出其下一步的打算。(27)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White House on 27,July 1956,FRUS,Vol.XVI,pp.5—7;pp.11—12.对于艾登的动武提议，美国政府则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动武对西方有着诸多不利，而美国加入英法的军事行动则面临许多现实困难，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危机。(28)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White House on 27,July 1956,FRUS,Vol.XVI,pp.5—7;pp.11—12.英国迫于无奈，只能听从美国的提议。

其二，美国主动提议召开两次伦敦会议，却未全力支持英国。8月初，美英法三国在伦敦举行会谈决定召开一次以1888年《君士坦丁堡条约》为基础的国际会议。8月16日，22国代表(埃及和希腊拒绝参加，以色列没有受到邀请)在伦敦召开了会议。在英法的支持下，美国提出了一个管理运河的国际共管方案，其中，埃及的主权以及运河作为一个国际通道的安全都将给予承认和保证。(29)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 at the Suez Canal Con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18，August 1956,FRUS,Vol.XVI,pp.228—229;pp.528—532.经过数天讨论，最后以18国同意、4国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杜勒斯的提案。会议最终决定由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 Menzies)为首的委员会将18国意见转达给埃及政府。此时艾登政府决定，如果9月10日之前纳赛尔还是不接受这些条件的话，英法就将采取军事行动。(30)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29,August 1956，FRUS,Vol.XVI,pp.314—315.然而，美国不仅反对英国在尚未尝试所有和平解决手段之前就使用武力，而且不愿意向埃及在财政和经济上施加压力。最终，纳赛尔拒绝了18国议案；英国既没有向联合国提交议案，也没有展开军事行动，而是听从美国的建议，参加由美国设立的运河使用国协会。9月19—21日，第二次伦敦会议召开。实际上，这是美国拖延时间的一种策略。美国在这次会议中继续支持英国的主张，但却更为温和。会议着力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31)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 at the Suez Canal Con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18，August 1956,FRUS,Vol.XVI,pp.228—229;pp.528—532.作为英国的盟友，法国有着更为强烈的使用武力的心理。然而，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从美国的建议，失去了进攻埃及的最佳时机。

其三，美国在联合国会议中无所作为，导致英法提案受阻。两次伦敦会议均无功而返导致英法对美国的立场大为不满，认为美国一开始就阻止他们的军事努力，随后又处处阻挠他们的外交努力。尽管他们已经决定采用强硬的手段解决运河危机，但是，英法还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申诉。一是寄希望于能够在安理会获得两次伦敦会议上不曾获得的利益，二是一旦在安理会受挫就可以向其他国家表明英国已经为和平解决危机尽力了，从而为使用武力提供正当理由。9月26日，英法所提的议案被列入安理会会议议程。尽管美国没有签署英法起草的决议草案，但英法还是希望在联合国讨论他们的提案时，美国能够全力支持他们，并阻止任何对这一提案的修订或取代行为。然而，英法两国的目的并没有达成。10月12日，安理会顺利通过了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六点原则。英法对六点原则没有提及运河的国际管理，也没有提及削弱纳赛尔在埃及的地位感到非常不满，并在13日提交了一份新的包含伦敦18国建议的决议案。(32)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197;p.277;p.277.最终，新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美国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认为英法两国和埃及可以在这一原则下继续谈判。(33)Memorandum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14，October 1956,FRUS,Vol.XVI,p.721.然而对英国而言，这意味着和平解决运河危机已经尽力了，战争看起来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在纳赛尔宣布运河公司国有化之后，英美两国采取了符合其自身立场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决策层逐渐认为，美国会支持其夺回运河控制权的斗争。这一点并没有错，美国确实有支持英国的想法。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陷入了结构性错误知觉而浑然不觉。具体而言，这种结构性错误知觉包含以下两点内容：一是美国会支持他们夺回运河的任何行动，包括军事手段；二是美国同英法的利益完全一致。这种错误知觉一直延续到两国出兵苏伊士运河之际，并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那么，在这种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影响下，英国决策层都采取了哪些政策选择呢？

3.错误知觉下英国的政策选择

当时，英国决策层有以下三种政策选择。一是牺牲本国利益，服从于美国的意志；二是组织其他论坛，这种论坛既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又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个公开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场所；三是与美国决裂，寻求新的盟友。从结果来看，英国没有采纳第一种政策选择，因为这一选择对英国而言代价太大，几乎等同于向纳赛尔投降，这与“慕尼黑阴谋”无异。另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决策层始终认为美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同他们的利益一致，特别是在杜勒斯宣称必须让纳赛尔“吐出来”的影响下。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本国的意图明白无误地告诉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这导致英法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美国始终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即使不是直接的军事介入，至少也会在道义上支持他们。”(34)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on 5,September 1956,FRUS,Vol.XVI,pp.389—390.因此，这种政策选择从一开始就被英国决策高层排除了。

8月到10月之间，英国实际上采取的是第二种选择：组织其他论坛。因为艾登在运河危机初期的出兵计划被美国断然否定，而没有美国的支持这种军事行动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英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召开两次伦敦会议的提议，以及最终寄希望于安理会这一舞台。在这些论坛中，英国作为反对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最主要大国，数次提出本国的要求——运河是一项国际资产，运河的运营与管理应当由国际共管，埃及将运河国有化是违反国际公意的。同时，因为这些论坛是美国倡议的，美国的利益“似乎”同英国一致。但是，英国三个月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美国始终没有全力支持英国的计划。实际上，纳赛尔在此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数次计划如果美英联合施压就屈服。更为严重的是，英国并没有据此看清美国的真实意图，也没有看清美国的真实底线。这种结构性错误知觉导致了英国在安理会失利之后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战争。

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国就已经决定不惜采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35)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197;p.277;p.277.随后，英国找到了自己军事行动上的盟友：法国和以色列。从8月到10月这3个月的艰苦谈判并没有给英法带来任何新的希望，原有的大好局面反而在不断丧失。因此在联合国受挫之后，英法对美国不再相信，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使用武力维持自身的地位。10月份英法以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密谋，极力隐瞒消息并欺骗美国。10月29日，以色列如约向埃及发动了进攻并突破了埃及的防线(36)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197;p.277;p.277.，英法两国也按照协议向以色列提供援助。10月30日，按照密谋，英法两国以运河受到威胁为由，向埃以双方发出了撤军的最后通牒。11月5日，英法联军在塞得港登陆。

然而，英国的结构性错误知觉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得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英法的支持而美国却被蒙在鼓里，美国对此极为不满。(37)Message From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Prime Minister Eden on 30,October 1956,FRUS,Vol.XVI，pp.848—850.艾登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不仅为以色列进行辩解，将之粉饰为反对共产主义的重要行动，而且希望美国支持他的行动。(38)Message From Prime Minister Ede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on 30,October 1956,FRUS,Vol.XVI，pp.856—857.为了防止苏联在此事上掌握主动权，美国请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英法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代表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将军队撤退至停战线后面。这个提案被认为是美国在谴责英法并从英法手中夺取主动权。同时，苏联也对英法进行警告，并建议美苏两国联合采取行动以恢复和平。(39)Letter From Prime Minister Bulganin to President on 5,November 1956,FRUS,Vol.XVI,pp.993—994;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278.这一建议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但是美国进一步坚定了它要尽快实现停火的决心，并阻止苏联继续插手中东。(40)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on 5,November 1956,FRUS,Vol.XVI,pp.1000—1001.为此，美国将在安理会被否决的提案提交到了联合国大会，这一提案在11月2日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41)Nancy Beck Young,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cy,Volume 2,President Eisenhower,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Eisenhower Doctrine,Bethesda,MD:LexisNexis，2005,p.278.同一天，埃及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但是英法以三国拒绝。11月3日，艾登同意组建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埃及，但是艾森豪威尔为了排除苏联的势力表示任何大国都不应该参加这一部队。(42)White House News Release on 5,November 1956,FRUS,Vol.XVI,pp.1007—1008.最后，美国为了对英法施加更大的压力，决定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抛售英镑，并阻止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提取美元；二是在石油问题上向英国发难，拒绝向英国提供石油。而此时苏联扬言将派出军队援助埃及，这让英法倍感紧张，同时英国国内支持的声音急剧下降。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被迫于11月6日宣布停火，法国也不得不追随英国的脚步宣布停火，以色列认为本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也宣布停火，苏伊士运河危机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逐渐陷入结构性错误知觉而不能自拔。首先，两国的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英国越来越难以依靠本国力量维持在中东的地位，因此不得不依靠强大的美国。其次，权力的失衡导致两国在危机期间的关注点有所不同。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考虑是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的渗透，为此需要安抚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至于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则没有被看得太过重要。对英国而言，苏伊士运河太过重要，不容有失。因此英国下定决心一定要恢复其在苏伊士运河的特殊地位。第三，英国军事行动的成功依赖于美国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一点英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而且也是一种正确的认识。第四，“金规”机制在不经意间发挥作用，两国各自按照本国的立场来看待对方的行为，加上美国多元的决策环节，导致英国在危机谈判期间逐渐产生了两种结构性错误知觉——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公开反对盟友的军事行动、忽略了美国在中东有不同于英国的重要利益——这最终导致英国的出兵决定。英国的这一鲁莽行动对美国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为了防止苏联占得先机，美国率先向昔日盟友发难，采用外交、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迫使英国最终接受停火。

结 语

“英、法出兵可谓从构想到执行都有如业余玩票者弄的把戏；在挫折中设计出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注定要失败。”(43)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543.实际上，在不对称理论视角下对运河危机前后英国决策过程的追溯可以看出：英国的决策者虽然并不高明，却也没有那么不堪，只是他们陷入结构性错误知觉而不能自拔。不对称理论暴露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决策缺陷。这种缺陷有以下两方面：其一，英国决策层没有人适时提出修正或反对意见，对使用武力的客观困难也估计不足；其二，有着“特殊关系”的英美两国有广泛的沟通渠道，而英国却没有对美国的真实意图、政策底线搞清楚。这种决策缺陷不仅导致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失败，也导致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性撤退，艾登本人的政治生涯也因此终结。

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对本国的外交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大幅度转变其外交政策。首先，英国认识到自己并不能影响美国的政策，保守党放弃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幻想，两国关系转为正常关系。其次，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大幅度撤退，不得不改变本国的中东外交政策，采用更为柔性的办法维持自身的影响力。再次，英国认识到类似于埃及的惨剧有可能在其他殖民地和自治领发生，英国加快了从这些地区撤出的步伐，并努力将英帝国改造成英联邦。第四，美国的欧洲盟友认识到美国的利益并不总是同他们一致，欧洲必须发展自身的核力量。美国则在运河危机后认识到中东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而美国力量的填补则是必不可少的。艾森豪威尔于1957年提交了关于中东政策的国会咨文，“艾森豪威尔主义”正式诞生。从此，美国的势力成功打入中东，成为在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

不对称理论不仅给出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决策的合理解释，而且启示决策者在决策中，特别是危机决策中应该防止陷入结构性错误知觉。避免这种错误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一是在不对称关系内部建立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对涉及双方利益的重要领域和问题进行定期、有效、真实的沟通；二是通过多边论坛、领导人互访等外部形式来防止结构性错误知觉的产生；三是适当地容纳本国的反对意见，无论这些不同意见来自制度内还是制度外；四是决策者自身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本国实力、国家利益以及现实困难进行准确估计，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