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华侨视学：意外的王朝“掘墓人”

2019-12-15胡耿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9年4期

胡耿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广州 510623）

1906年，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推行新教育政策，仿效日本设置视学官，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视学规制——《视学官章程》，对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聚居地的学务展开视察，以实现政治和教育的双重控制。学部派员视察华侨教育，反映出清朝对海外侨民教育的重视，在客观上促进了华侨民智之开启，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文化认同，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清覆灭之助力。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晚清华侨视学的情况作系统而详细的阐述。①这方面较重要的论文有：方玉芬的《试析清末民初华侨教育考察的历史及影响》（《八桂侨刊》2008年第3期），该文虽涉及从晚清到民初的华侨视学考察，但对晚清华侨视学之实施过程叙述较为简略；苏全有的《论清末视学》（《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一文并非专门论及海外视学，仅以较短篇幅提及该段史实；其他的著作如张赛群的《中国侨务政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闵晶的《清末新政中的教育视导制度》（吉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晓辉、夏泉主编的《暨南大学校史（1906—2016）》（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均以较为有限的篇幅论及晚清华侨视学的实施，对于华侨视学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过程之论述较为笼统和简要。在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的视学制度研究》（中山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所涉及的“华侨视学”内容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细化梳理视学制度实施之前因后果及其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晚清推行华侨视学的前因后果及海外视学官员之身份际遇，从另一个角度揭示这一政策实施的成效及其影响。

一、华侨视学之缘起：清政府与侨民的共同需要

晚清华侨视学员的设置和派遣，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首先是基于清政府对华侨教育的重视，而清政府对华侨教育的重视乃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其次，清朝中央及地方官员海外考察时顺道视学，积累了一定的视学经验，为华侨视学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此外，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也深深地触动了海外华侨，他们也渴望实施新教育提高侨民素质，迫切期待清朝官员前来视学并推动当地教育的发展。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使清政府意识到华侨视学的重要性，随之因应形势的变化，派员专程前往海外视学，并颁布了相关的视学规制。

（一）晚清政府维护封建统治之需要

华侨教育真正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是在1905年。在此之前，清政府尽管也派员到海外推进华侨教育，但没有制定任何具体详尽的实施方案。甲午海战之后，清政府为挽救其封建统治，一方面提倡实业救国，积极吸引海外资本投资于国内实业；另一方面则大力发展教育，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与国内如火如荼兴办新式教育遥相呼应的是，保皇派和革命派都在东南亚及美洲地区华侨聚居地鼓吹兴学。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华侨群体中，保皇派和革命派异常活跃。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逃亡到海外倡导举办新式学堂。1903年，康有为曾应巴城中华会馆之邀视学爪哇，并在当地演讲劝学，鼓励侨民“恢复中国人之优良习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1］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多次到过东南亚，孙中山本人及其革命团体在广大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华侨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革命党人鼓励海外华侨兴学育才，并在侨民中宣传革命理念。在清廷看来，保皇派与革命派的种种“异端邪说”，大有以教育为手段向侨民进行思想渗透的趋势，并且有些是打着教育的旗号意图实行反清革命，这令清政府感到恐慌。

清廷为使华侨免受“邪说”的影响，不得不在“抚慰”与保护华侨方面有所行动，以防范华侨接受革命思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的海外华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华侨的教育政策也有很大调整，开始改变以往对华侨教育基本上不闻不问之态度，转而开始关注华侨教育的发展。派员海外视学对于清廷来说是一种体面的行为，既可以起到劝学的作用，也可借考察教育之机，监视与威慑当地的种种反清动向。

（二）海外华侨视学的初步实践

在清政府考虑正式派员赴海外视学之际，地方省、县已经开展了一定范围的视学实践，积累了一定的视学经验。事实上，清末的教育行政改革并非一开始就全由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很多时候是先在某些范围内试行，待学部成立后再颁布法令，进一步完善并推广之。视学制度的实施即是一例。晚清视学制度的实施，地方先于中央。20世纪初，省、县已有派员视学地方学务的先例。如当时的两江学务处，率先在江苏设立查学员，不定期地到高等师范、三江师范、格致书院等学堂随时随地调查员生学业情况，并面试其各项功课，开全国风气之先。［2］两江学务处还常派员前往江西、安徽两省视学。广东和直隶也是较早设置查学员的省份。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定设立两广学务处，主管广东、广西的教育事宜，设置“查学员”，派他们赴各地视察学务。近代著名爱国诗人、教育活动家丘逢甲，也在1905年春被岑春煊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员。除直隶、江苏、广东等省份外，地处内陆的四川也开展颇具特色的视学活动。1904年2月，四川省学务处设立了学务调查所，任命四川大学堂正、副监督兼任视学官，专门负责“整齐全省学务”。调查所还制定《省视学简章》5章共53条，其中规定监督兼视学官不分官阶及畛域，但“取学问优长”，由督办札委；正、副监督平时“主持一所之事务，督率教导全所委员修其学业，使咸洞明学务以成调查之材”，遇到“有特别之事则奉委出而视学”。［3］各省积累的视学经验为海外华侨视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这种情况下，视学海外华侨教育也开始实践起来。

为了将海外华侨教育纳入朝廷控制的范围，协调各埠办学，同时也为彰显皇恩，清廷将海外侨民视为中华帝国子民，自20纪初开始，清政府陆续派官员到东南亚考察工商业发展状况的同时，也督查当地学务。此时，中央层面的视学制度尚未形成，也无专职视学人员之设立。这些官员士绅对海外华侨教育的视学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之举。1904年，清政府派新加坡著名侨商张振勋作为考察外埠的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前往南洋考察商务、学务，［4］恰逢槟榔屿当地中华学校建校一周年，张振勋受朝廷谕旨，在会上宣读朝廷扶植华侨教育的政策，宣布出资5000元，赠送《图书集成》一套，并亲将皇帝御书的“声教暨南”匾额悬挂于该校。1906年夏，清政府派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中的端方，从欧洲归国途经南洋时，当地侨民及商人等数万余人前往迎接，华侨学生200余人在码头列队奏乐欢迎，盛况空前。［5］受到热情招待的端方不仅深切感受到海外华侨爱国情深，而且认识到举办华侨教育刻不容缓。为此，他召见各埠侨领，劝他们就地兴办华文学堂以培养子弟，使其勿染外洋习气。这些官绅非正式的海外视学经验，为清朝正式实施华侨视学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派遣华侨视学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海外华侨急需普及新式教育

清朝官绅视学海外备受华侨欢迎，与海外华侨对普及新式教育的渴求不无关系。当时华侨在海外普遍受到歧视和压迫，华侨子弟被禁止进入当地学校学习，接受教育的途径有限，华侨只能送孩子到当地教会学校或者仿效国内私垫创办的“义学”，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然而，这种教育起到的作用有限，侨民“每与外人相较，则形绌立见；于是渐觉学识之恐慌，而有教育之必要”。［6］自1901年爪哇中华学堂创办后，受国内兴办教育热潮的影响，加上官绅顺道视学时的劝导和推广，南洋华侨也掀起捐资兴学之风，各埠风气顿开，大兴教育。1905年，“统计学堂成立者88所，学生3000余人”。侨商李兴廉等以“学堂林立，无所统一”，特遣何挥如返粤请求学务处立案，并请求“特派委员巡视各处，以正规则”。［7］

二、华侨视学之实施：南洋及美洲

1905年，粤督岑春煊向朝廷奏派广西知事刘士骥前往南洋英、荷所属各埠视学。此时，社会舆论对朝廷视学官制的讨论纷纷攘攘，反对和赞成者兼有之，但视学官之设立和派遣已是大势所趋。在此之前，清廷尚未有专门海外视学人员之派遣。岑春煊此议正中朝廷下怀，刘士骥即获准前往南洋视学，由此开启了清廷专门派员视学海外的序幕。

（一）华侨视学之开端——南洋视学

刘士骥（1857—1909），系广东龙门县人，1893年中举人，1903年任两广学务处查学员后，在广东以热心新式教育、兴办学堂而闻名。［8］据现有可考史料，刘士骥应属清廷派出的第一个专程前往海外视学的官员，所到之处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05年，刘士骥前往南洋视学，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在印尼巴城视学受到当地人士的热烈欢迎。据报道，当他抵埠时，荷兰巡警长、列车长、各学堂董事20余人和各埠学堂之学生代表均前来迎接，围观迎接者上万人。巴城到处张灯结彩，燃放烟火，“杉杉济济，极欢迎之”。［9］刘士骥深入各地，与热心教育的人士谈话，了解各学堂的办学情况。他将印尼各地侨校的校董，以及华人甲必丹、雷珍兰等召集到万隆，举行了第一次有关华侨教育的大型会议，共商侨校的相互关系和统一办学章程等问题，还决定设立华校视学员。刘士骥视学完毕回国后，即将考察所得之情况汇报给粤督岑春煊，请求岑春煊颁给南洋华侨学堂矜记匾额。他本人则因在之前的视学中“遇有各属办理学堂，派往查视，均能事事踏实，一改敷衍”，且在视学过程中“任劳任怨，卓然于学界之中无所疑阻”，［10］受到岑春煊赏识，请朝廷给予奖励。

刘士骥对爪哇华侨教育的视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爪哇的学风为之大振。岑春煊根据刘士骥的汇报，参照学部章程，将爪哇总学会改为爪哇全岛华侨劝学所，由朝廷选派视学员兼总董一人负责当地的教育。随后，岑春煊另在新加坡、槟榔屿两处，亦各分设华侨劝学所一处，委派新加坡副领事梁廷芳任当地劝学所总董，胡国廉出任槟榔屿劝学所总董，并为两劝学所各奏派负责视察教育的视学员一人。继刘士骥后，岑春煊还上报朝廷派出林文庆到爪哇进行劝学。林文庆劝说华侨采用华语（普通话）作为共同语言，并协助开办了五所学校。为此，中华会馆特授他金牌奖章，以表彰他对发展华侨教育的卓越功劳。

在刘士骥视学南洋后不久，清廷学部颁发了《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国子监事宜改订缺额折》，其中规定：“拟设视学官暂无定员，约十二人以内，秩正五品，视郎中。专任巡视京外学务。”［11］至此，视学官一职正式确定下来。清朝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派员视学海外的经验，此时视学章程虽然尚未颁布，但华侨教育正处于勃兴时期，华侨视学刻不容缓。

1906年，清廷选派著名外交家钱恂、举人董鸿祎前往南洋华侨聚居地视学。钱恂（1853—1927），人生阅历丰富，兼具外交与教育才能，曾先后成为薛福成和张之洞的僚属，出任过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武备学堂提调，素有办学经验与才干。他出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期间，协助总办蔡锡勇为学堂聘请师资、制订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和组织教学。1898年蔡锡勇病逝后，学堂不再设总办，所有校务全由钱氏负责。张之洞盛赞他“裁断敏速，能言能行”，“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12］学部在选派官员前往南洋视察华侨教育时，钱恂堪称最为理想的人选。

与其同时被派往南洋一带视学的还有其女婿、时任学部专门司行走的董鸿祎。董鸿祎（1878—1916年）是庚子辛丑并科举人，曾赴日本留学。1902年，董鸿祎在东京同王维忱、叶澜、张继、蒋百里、苏曼殊、冯自由等20余名赴日留学生一起组织了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组织——“中国青年会”。［13］当时的《神州日报》1907年5月30日曾报道《南洋视学官阻力》，谓荷兰、印度公使不愿外国官员在其地常驻扎，意即是反对董鸿祎前往。不过不论董鸿祎出使外国中间有何曲折，最终还是成行了。［14］钱、董翁婿联袂视学南洋，一时传为佳话。两人抵达爪哇后，发现各埠虽创办了大量的学堂，但由于师资和教材均不足，教学质量也未尽人意，不少华侨父老仍有送子弟回国读书的愿望。二人有鉴于此，一方面鼓励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允以官费待遇，并在再次往各埠华侨学堂视察时，从各校挑选了60多名侨生，准备让他们分批返国学习。另一方面，两人又把视学的情况上报学部，同时还致电两江总督端方，奏请主办华侨子弟学校，由此催生了暨南学堂的创办。［15］

1907年，学部还嘱托前往南洋各埠募股建铁路的陈宝琛，“顺道考察荷属爪哇各岛闽侨学务，广为劝导，俾臻周妥”。陈宝琛不负所托，妥善顺利地解决了华侨中闽粤难统、畛域分明的问题，并将对“地方情形未尽熟悉、办理学务也欠得力”的闽侨学堂总视学员、留日毕业生陈华调回，改由当时粤省委派驻爪哇之视学员汪凤翔兼管。［16］

随着各地华侨教育的发展，在华侨地区设立的学堂也急需选派教员。清廷要求董鸿祎就地详查后汇报学部，以便根据实际选派教员，恰逢董鸿祎被出使荷兰之大臣调往差遣，已无暇顾及此事，学部遂命驻荷二等参事官王广圻急速调查详报学部，及时选调教员。［17］此时的爪哇，除了小学堂及中学堂外，农业、实业各种学堂也在相继兴办。为此，农、工、商部还请求学部派视学官及教习前往襄助，［18］视学员一时供不应求，华侨视学之重要性进一步彰显出来。

学部对华侨学务的重视，也使得闽、粤两省更加重视华侨视学工作的开展。与其他省份相比，闽、粤两省与南洋地缘相近，华侨众多，当权者自然对华侨教育更为关注。在学部正式宣布设立视学官之后，1906年10月14日，广东学务处成立，派遣南洋总视学员汪凤翔及新加坡、槟榔屿总视学员苏启元出发前往南洋履任。［19］粤省视学员汪凤翔原为候补知县，出任爪哇劝学所总董兼视学员后，积极发动华侨筹款兴学。他将侨校学生全部加以甄别，分列为初等、高等小学堂，每等学生又按其程度的深浅分别为不同的年级，使教学管理得到有序进行。随后，汪凤翔被任命为驻爪哇兼管闽侨总视学员。为表彰汪凤翔“认真视察劝导，使海外闽侨教育日渐发达，深资得力”，闽省特每月筹给其津贴“重洋200元，以资办公”。［20］1907年冬，两广学务公所议绅丘逢甲派罗福星赴南洋视察华侨教育状况，福建也派出省视学员萨君陆前往印尼爪哇和缅甸仰光视察学务。［21］

粤、闽两省派员视学海外，有力地协助了清政府掌握海外华侨的教育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侨民教育的发展。在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东南亚华侨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华侨视学之拓展——美洲视学

除了派员视学南洋，清政府还派员视学美洲。在美洲地区，华侨求学也屡遭波折。早在1904年，两广学务处委员陈锦涛率领15名学生到美国学习，其中有两学生温诚、陈延麒准备进入美国纽约武备学校，委托当时美国有名人士斗豪德保荐。然而，此事在下议院遭到批驳，后经斗豪德四处活动才得以入学。下议院反对华侨入读该类型的学校，并打算随后制定相应的限制措施来阻止华侨求学。［22］国弱人贱，华侨在美洲求学困难之情形由此可以一斑。为此，继刘士骥与钱恂、董鸿祎的海外视学后，学部于1907年奏请朝廷派内阁侍读梁庆桂赴美视学，筹办侨民兴学事宜。

梁庆桂（1856—1931），广东番禺黄埔村人。作为康有为的好友，梁庆桂曾参与公车上书。1906年，梁庆桂经京师大学堂提调李家驹大力举荐到京师任职。次年，梁庆桂在上书学部手摺中，阐述在海外华侨聚居地办华侨学校，既能够融合中西，造成全材，足备国家官人之选，又可节省派学童赴美留学所需经费，建议朝廷派专员赴北美洲劝学。清政府考虑到美洲侨民“同是朝廷赤子”，且美洲地区“异说朋兴，邪匿之徒流毒海外”，要预防他们为之所煽惑，“惟有派员赴美，宣布朝廷德意，指陈教育宗旨，为今日万不可缓之图”。在此情形下，学部接纳梁庆桂的建议，决定派员视学美洲。而梁庆桂本人由于“学优品正，乡望所孚”，自然被指派为赴美视学兼办侨民学务，“所有调查学童、劝励绅董、储备教员、编设学科、补助经费，应如何妥筹办法之处”，均由梁庆桂随时随地函报核办，梁庆桂“往返川资，抵美后所需费用”，均由学部支付。［23］

梁庆桂奉派抵达美洲后，得到驻美公使伍廷芳及驻三藩市（即旧金山市）总领事许炳榛的支持。在各会馆商董、绅董的参与下，他不辞劳苦地奔赴美、加各埠，宣传办侨民学校的好处。当时三藩市华侨最多，他们虽然同在异乡为异客，却各自划地为界，彼此多有隔膜。梁庆桂见状对其开展了说服工作，劝华侨联合各姓办校。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华会馆在五个月后腾出地方，作为开办侨民学堂的教室，三藩市的华侨教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在加拿大温哥华视学时，梁庆桂看到华侨办有旧式学堂，随即帮助他们改良章程，定出学规。此后，梁庆桂又视察了北美其他华埠，并在萨克拉门托、芝加哥、西雅图和英属维多利亚等地建立了华侨学校。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侨民学校，他向学部提出了五项办法：一是酌给常年经费；二是严定校长；三是岁派委员查学；四是给予教员学生奖励；五是拨公款助学。自梁庆桂赴北美视学后，该地区的华侨教育事业焕然一新，华侨社会中兴学成风。各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不断趋于完善，设有国文、经济、历史、地理、修身、体操等十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内容中西文化兼有，比以前的书院、私塾和学馆相对简单的课程设置大大前进了一步。梁庆桂因此被后人称为“北美华侨教育的开山祖”。

1910年，学部决定再派员视学海外，这次清廷不再从内地派员前往，而是委任当地熟悉学务的士绅及清朝派往美属的各教习负责视学。一方面，这反映出海外各地的华侨教育经过视学员和当地热心教育人士数年的推动和发展后，地方学务已有一定的规模，办学人员对教育也有一定的了解，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担当起视学职责，不必再请内地官员千里迢迢远赴重洋来视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无力负担起海外视学的经费，只好就近请员视学。

1911年，清廷复派林鼎华前往南洋视察各埠的华侨教育。当林鼎华到达巴城时，听说国内发生了革命，只好匆匆返回，清廷最后一次派遣的视学员无功而返。

三、视学成效：华侨教育新局面与反清潜流

清政府派员海外视学取得的成效是值得肯定的。纵观整个晚清时期的华侨视学政策之实施，可以发现，无论是视学官设立之前的教育考察还是随后派出的华侨视学，客观上都促进了当地华侨教育的发展。在晚清实施新政后的大约十年里，南洋掀起了办学高潮。据统计，1912年爪哇的中华学校已达65所，学生达5451人。［24］此外，美国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先后开设了大清侨民学堂。菲律宾、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等地也出现了以“中华”命名的新式学堂。［25］这些学堂的兴办都离不开视学人员的劝导和推进。新创办的学堂，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国内新式学堂办学机制。在教学内容上，华侨学校课程的设置注重培养训练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各地中华学堂开设的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经学、格致、图画、音乐、诗歌、刺绣、体育、字课、书札等种类繁多的科目，涵盖了侨民子弟身心发展“德、智、体、美”的范围，一改旧式学塾以八股文为主沉闷枯燥的教学内容，给予华侨子弟丰富多彩的启蒙教育，促进了侨民子弟整体教育素质的提高，为他们日后的生活和谋生奠定了基本技能。此外，这些学堂的教学采用“官音”，更注重启发学生的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增强华侨对祖国的文化认同，加深了侨民同祖国的情感联系。从这些方面来看，晚清华侨视学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学部颁布的官制及随后奏定的《视学官章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将海外华侨聚居地的教育纳入视学范围，也无设置专门的海外视学机构，更遑论专职的海外视学人员的任命。学部官制中虽有设立视学官的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事务纷繁，加上各种利益错综复杂，视学官之编制常为其他人手所短缺的部司所占用。加之视学官任职要求较高得人不易，学部奏派之视学官多从部、司中派人前往，视学官没有奏补实缺，致使视学官之实缺虚悬。1909年，学部更将视学官一职由“缺”改为“差”。但在晚清财政日益拮据的情况下，学部所奏派的数批视学官中，清廷却接二连三地派员往南洋、美洲等地视察华侨教育，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最终的结果也颇具讽刺意味。

清朝认为“派员查看华侨学堂，意在整齐国内之学制，提倡海外之学风，均属要政不容缓图”。［26］这是朝廷的表面共识。从实际上看，学部派员视学海外，舟车劳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远比视学国内巨大，对于教育经费时常捉襟见肘的晚清政府来说，仍能坚持数年，确属难能可贵，它从一个侧面彰显清政府对侨民教育的重视。但清廷对教育的重视，蕴含着更大的政治目的。清廷通过派员海外视学，促进海外华侨教育，能够使海外华侨“扩其知识，操业日精，生计自裕”，这是初始的目的。同时，清政府希冀通过视学海外，“施教育以发其爱国之心，稗知孔教渊源，累朝恩德，自可默相维系，收为我用。”［27］也就是说，清廷通过海外视学，进而维系侨心、消弥隐患、扼杀革命萌芽，这是清廷派员海外视学的深层次原因。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促进了晚清华侨视学的勃兴。

然而，令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是，晚清华侨视学在打开华侨教育新局面，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王朝自身的“掘墓人”。随着华侨兴学渐成格局，在新教育、新风气的陶冶下，广大华侨更深刻地看到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腐朽反动。当时很多中华学堂聘请了留学生和日本教习作为教师，这些教师为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大清帝国子民”的神圣光环逐渐退色，学生的革命觉悟日益增长。视学员汪凤翔就曾经以利用检查教学为名，解聘学校中有革命倾向的教员，此举在师生中遭到抵制。最后汪氏无奈只好悄然回国。［28］华侨身上的固有信念一旦打开缺口，即势如决堤之洪水。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号召下，广大华侨毅然抛弃了旧有信念，积极追随和支持革命党人，成为反清斗争的“革命之母”。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扶植海外华侨教育的做法，其结果是“楚材晋用”，到头来反而竹篮打水一场空。

另外，从晚清官员视学海外的经历可以发现，海外视学与国内视学有所不同，前往外埠视学的官员任重道远。他们赴华侨聚居地视察，路途遥远，而到达当地时，面对的又是落后的教育状况，这决定了他们的视学之途，远非如在国内一般轻松过场，并非每个人都乐意担当起华侨视学的重任。当时出任吉隆坡的视学官就直言“任职非其本意，双方均极不易处”。［29］这些视学人员既是清朝派出的视学大臣，同时也肩负着劝导侨民接受教育、开拓当地新式教育的任务，可以说是集教育视察、办学、行政于一身。面对这种情势，很多视学官员都能够忍辱负重，开辟了华侨教育的新局面。

在视学过程中，这些得风气之先而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外面开眼看世界的官员，有一部分人在外来风气的熏染下，思想也逐渐产生了变化，成为反清之潜流。清政府原本企图通过华侨视学钳制华侨的思想，使华侨远离革命思潮，然而，它所派往外埠的视学人员中，就有一些具有维新或革命思想的人士。1906年，刘士骥在南洋视学期间，与康有为弟子欧榘甲、梁应骝商议在华侨中招股，回国兴办实业，助保皇派筹款。随后，刘士骥与康有为等人因经济问题产生纠纷，遭康有为派人杀害。①刘士骥1908年被派赴美洲，1909年奉召回广州，同年四月初九夜被暗杀身亡。关于刘士骥被暗杀之原因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其被刺与康有为等人交恶有关，杀手系康有为等人所派。参见吴宏聪、李鸿生主编：《丘逢甲研究 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刘士骥遇害后，其好友丘逢甲悲愤欲绝，公开宣告与康有为彻底决裂，转而全力支持革命党人，并在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广州“3·29”起义中，都曾尽力营救革命党人。［30］两广视学员罗福星则藉在南洋视学之机会，协助当地华侨拓展反清革命事业。②有学者认为，罗福星南行表面上是视察爪哇、新加坡等地的侨校教务，“实则推展革命”。参见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修订版），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而林文庆早年在英国就结识了孙中山。1906年2月，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时，林文庆欣然入会，成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会员。董鸿祎在护侨归国后，即辞去学部候补主事之职，再次东渡日本留学，后来结识了蔡元培等人，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董鸿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董鸿祎的岳父钱恂也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和反清意识。民初时，钱恂到教育部任职，对教育部仍然推行封建礼教、前往国子监跪拜大为不满，从旁大声责骂，致使跪拜顷刻间了事，一时成为笑谈。

清朝所派遣的这些海外视学官员与当地的许多侨民，在民主革命风潮的影响、推动下，最后竟成为倒戈相向的反清人物，意外地成为王朝的“掘墓人”，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但晚清政府派遣华侨视学，在客观上促进了海外侨务特别是华侨教育的发展，增强了侨民与国内的感情联系，同时也为民国时期华侨视学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论如何，晚清华侨视学这一历史意义不应抹杀。

［注释］

［1］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2］《派查学课》，《大公报》1903年10月27日。

［3］《四川学务调查所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7期；《调查所开办简章》，《四川学报》1904年第1期。

［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717页。

［5］《戴、端两大臣之行踪》，《时报》1906年1月28日。

［6］凌翔：《三十年来英属华侨教育》，《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卅十周年纪念刊》，1929年。

［7］《拟派员往查南洋学务》、《南洋学堂禀请岑督派员视学》、《奏派赴南洋视学委员》、《奏派委员赴南洋查学之摺已准》、《南洋视学委员启程》，《时报》1905年7月1日、16日，11月18日，12月26日，1906年2月26日。

［8］吴宏聪、李鸿生主编：《丘逢甲研究 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9～300页。

［9］《南洋巴城欢迎视学委员》，《时报》1906年4月15日。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05卷，中华书局，1995年，第685页；《岑督奏奖办学员绅》，《申报》1906年1月4日。

［11］《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