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琴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在民国留美社团研究中，研究者以往重点关注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国科学社等社团，而对留美中国学生组织的大学联谊会（包括“兄弟会”和“姊妹会”）的研究阙如。留美兄弟会在留美期间以及归国后都是活跃的社团，会员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形成了以社团会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在中美文化交流史和民国社会生活史中都有一席之地，亟待深入、实证的研究。

1919年秋，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在初期发展中，南开大学尽管规模不大，但是师资力量较强，来源主要是延揽的留美学生，这也成为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初视察南开大学时指出的，“专家型教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南开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本文尝试审视南开大学发展初期的师资背景，解读张伯苓与成志会这一留美兄弟会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对留美生校际聚合的影响，其中，成志会是一个怎样的留美社团，张伯苓的成志会会员身份以及成志会社团网络在南开大学发展中的两面性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留美社团成志会小史

成志会①20世纪30年代，《申报》提到成志会时一般称之为“成志社”、“成志学社”；《世界日报》《新晨报》《大公报》等使用的是“成志会”；成志会会员多称本会为“成志会”。本文除引文外均采用“成志会”这个名称。（英译名Chen Chih Hui，简写作C. C. H.）是20世纪初留美学生的兄弟会社团，由“大卫与约拿单”（David and Jonathan，简称D. & J.）和“十字架与宝剑会”（Cross and Sword，简称C. &S.）两会合并而成。由于有“严守秘密”这一誓约，成志会几乎湮没无闻，治史者无从得到更多的史料。［1］然而，随着成志会会员回忆录等资料的逐渐问世，这一社团的历史又重新浮现。

1908年夏末，美东留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of Eastern States）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什伯罕（Ashburnham）举行会议，王正廷当选为美东留学生会的主席。期间，王正廷与在国内就已经相识的余日章、朱成章、郭秉文等人决定组织兄弟会，［2］取义《圣经》，定名为“David and Jonathan”（大卫与约拿单，简称D. & J.）。这一兄弟会社团虽然不是隶属于教会的组织，但是会员大多数信仰基督教，他们“仿效美国大学‘兄弟会’惯例，各书写一‘严守秘密’的誓约”。［3］这是留美中国学生组织的第一个兄弟会，也是成志会的前身。

九年以后的1917年6月24日，留美学生刘廷芳、洪煨莲（即洪业）、陈鹤琴、鲍明钤、曹霖生、朱斌魁、温万庆等基督教青年，组织名为“Cross and Sword”（十字架与宝剑会，简称C. & S.）的兄弟会，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费尔德神学院（Northfield Seminary）成立。［4］创始人洪业后来回忆道：“当年我们年轻得很，要效法耶稣，以教育与政治来转化社会。十字架，是由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句话而来；宝剑，则指中世纪的十字军。我们采用了一些欧美共济会的仪式，意识下要恢复《三国志》里桃园三结义的道义精神。我们誓守秘密。”［5］

“十字架与宝剑会”与“大卫与约拿单”的宗旨非常接近，理想会员都是“未来国家的引领者”。由于秘密性质，两会之间互不知晓，分别发展自己的会员。“大卫与约拿单”会员人数很少，到1920年时全部会员仅33人。“十字架与宝剑会”则积极吸收会员，“大卫与约拿单”会员王正廷、郭秉文、余日章先后应邀入会“十字架与宝剑会”。此后，根据王正廷的建议两会合并，于1920年8月28日在上海集会，定名为“成志学会”。自此，成志会总会设立于上海。

从“大卫与约拿单”、“十字架与宝剑会”到成志会，它们“都不是政治组织，也没有明文的纲领。但是会员都以爱国相标榜，‘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比较浓厚”，［6］社团“讨论的具体事项……大概总是围绕着如何改造建设中国这个大前提。”［7］入会誓约都要求会员严守本会秘密，因此大多数会员并未留下有关成志会的记录。②根据吴相湘的资料，1946年成志会美国分会会员曾开会决议：“如任何会员自认适当时可将会员姓名及集会时间地点公开。”见吴相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一个被人遗忘的学会》，《民国史纵横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50页。而誓约中“相互照顾保护”“增进兄弟如手足精神”“对各弟兄相互帮助与忠告”等约定则促使各会员亲如兄弟，互帮互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志会会员陆续归国，他们在国内依然活动频繁，是一个活跃的团体。1929年8月成志会在上海举行全体会议时，国内会员共计153人（其中6人已故）。［8］1936年时会员共有227人，［9］唯一的女性会员为胡彬夏。会长黄炎培［10］将成志会之精神总结为：“有学者有国”和“有群者有国”，期待本会发扬“不已的修学”和“友爱之精神”，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成志会活动的方式多为聚餐，会员之间“相敬相爱”，注重团结互助，本着“对己自求进步，对群贡献”［11］的精神，互通声气，开会所讨论的问题多关注会员联谊，中国的教育、建设、国际地位问题，国际局势等内容，是一个爱国社团组织。

二、张伯苓成志会会员身份考

由于成志会的秘密性质，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所留各类资料中，很少有成志会的记录。然而，从目前可搜集的资料来看，张伯苓的确是成志会的会员，并与其他会员有频繁的往来。

成志会会员晏阳初回忆：“会员就我能记得的有：王正廷、王宠惠、张伯苓、孔祥熙、周作民等。”［12］会员何廉回忆：“一些知名的重要人物如王宠惠、王正廷、郭秉文、俞大维和张伯苓都是它（成志会）的会员。”［13］《方显廷回忆录》中也谈到张伯苓是成志会的会员。［14］1927年11月26日，晏阳初致黄炎培的信中称：“前星期北京方面‘成志会’在清华同学会开会时，得与伯苓兄共餐”。［15］黄炎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担任成志会会长，张伯苓每次到上海时都受到成志会的招待。［16］这些资料都明确了张伯苓成志会会员的身份。最直接的资料是1929年8月，成志会总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举行会议，该会的会员名录明确列出张伯苓（P. L. Chang）的名字。［17］

张伯苓成志会会员的身份毋庸置疑，但是他何时入会，是先加入“大卫与约拿单”或“十字架与宝剑会”，还是两会合并后加入成志会？这些问题仍有待研究。

1919年创立南开大学前张伯苓有两次赴美经历。第一次是1908年8月至11月初，张伯苓作为直隶地区的代表前往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在美期间他还参观访问了美国的一些学校。第二次是1917年8月张伯苓再次到美国进修，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直至1918年年底才回国。

《张伯苓年谱长编》《张伯苓私档全宗》《张伯苓全集》中对于1908年张伯苓赴美一事均记载较略，无法详知其在美经历，但是张伯苓与“大卫与约拿单”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王正廷关系密切。根据王正廷的记载，他在北洋大学堂就读期间（1896年—1900年）就结识了张伯苓，1905年与张伯苓等人“创办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全国业余运动员联合会”。［18］王正廷1908年秋到美留学，与张伯苓在美时间重合，是否在二人早年交往中张伯苓就加入了“大卫与约拿单”？

《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对他1918年8月第二次赴美记载甚详。在美期间，张伯苓与“十字架与宝剑会”的创始人刘廷芳、洪业等往来密切。［19］这一兄弟会理想的会员是“学业成绩好的虔诚基督徒。口号是：‘联合起来振兴中国’。”［20］张伯苓早在1908年时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21］成为虔诚的信徒，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22］张伯苓留美期间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他作为“中国中学教育的先驱者，一个国际知名的人”，［23］吸纳张氏入会应当在“十字架与宝剑会”的考量之内，由此猜想张伯苓这次在美期间加入“十字架与宝剑会”的可能性很高。

根据朱继圣、凌其峻的回忆《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张伯苓确为“大卫与约拿单”的会员。［24］这篇回忆还记载了当时年轻一辈留学生参加“十字架与宝剑会”的达三十余人。出生于1894年的朱继圣与凌其峻合写这个回忆的时间是1962年，此时他已年近七十，能准确记住成志会会员的人数，其记述比较可信。

洪业在回忆中提到，“十字架与宝剑会”的会员包括“后来创办南开大学并当了几十年校长的张伯苓”。［25］在两个兄弟会合并之前，分别加入两会的会员很多，如王正廷、周诒春等，张伯苓分别加入两会的可能性很高。在两会合并为成志会后，张伯苓的身份自然转为成志会会员。

尽管张伯苓的记录中很少提到这一社团，但在《张伯苓私档全宗》内仍能找到相关记载。1936年3月成志会总社会计孙瑞璜致函张伯苓，收成志会社友社费等项；［26］1936年3月28日，张伯苓由校长室代其“由金城银行汇上洋贰拾五元，计应缴成志学社费十元、互助金拾元、寿缘金五元”。这一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张伯苓成志会会员的身份。

张伯苓成志会会员身份的确认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这将成为解读他与民国时期各类人物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张伯苓与晏阳初、周作民、王世杰、郭秉文等人的联系中，更深层的关系是他们皆是“成志会”的弟兄，有彼此扶助的义务和责任。张伯苓与王正廷、孔祥熙、王宠惠、浦薛凤等政府要人关系密切，他们按照该会的誓约，回国后相互扶助，成为张伯苓开拓南开系列学校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张伯苓没有在日记和其他材料里留下更多有关“成志会”的记载，但是他的会员身份在南开大学初期的师资延揽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成志会会员在南开大学的聚合。

三、成志会会员与南开大学：社团网络的两面性

留美生的社团网络在他们回国后的职业选择和学校聚合中有显著的影响，这既是留美生聚合的动力之一，也成为离散的缘由。在南开大学发展过程中，成志会会员对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学校发展等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他们是南开大学发展的关键人物。

（一）成志会会员在南开大学的聚合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27］标志着南开大学的建立。张伯苓非常重视学校的教师人选，“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的会员中聘请”，［28］其中很多人对南开大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凌冰、蒋廷黻、黄钰生、何廉、方显廷、萧蘧、萧公权、张纯明、陈序经等。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期间，就约聘凌冰来南开执教。凌冰曾在南开中学肄业，1918年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成志会的会员。［29］“凌冰很愿回母校服务，并在美国积极为南开大学物色教师。”［30］1919年凌冰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归国，于7月25日偕新婚夫人司徒如坤到南开报到。严范孙、张伯苓任命凌冰为南开大学部主任兼教务主任，司徒如坤任英文教授。凌冰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达六年，①1922年凌冰被任命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任职不久后又回到南开大学，仍任大学部主任；1926年2月凌冰改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学术主任，南开大学部主任由邱宗岳接任。期间为南开遴选了不少留美学生任教。

蒋廷黻也是成志会会员。方显廷回忆，留美期间在纽约召开的一年一度历时一周的成志会年会中，他参加的小组“是由蒋廷黻兄领导的”。［31］蒋廷黻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于1923年2月底到南开大学任教。对于他为何来南开任教，其回忆录内仅简单地说：“正好在我离美返国前我接到一份聘书，聘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教西洋史。”［32］而费正清在其自传内明确提到蒋廷黻来南开任教，“是因为‘成志会’的转介”。［33］

黄钰生1912年入南开中学，1915年毕业，1916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5年春，黄钰生回国受聘为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作为南开校友，黄钰生回归南开后很快被张伯苓委以重任。1927年邱宗岳辞职后，黄钰生接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他在南开大学任职25年（持续到1952年——引者），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佐理校政，其职务由“学部主任”到“秘书长”，亲历亲为了南开校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可谓南开早年历史的见证人。［34］而黄钰生恰恰是成志会的会员。

何廉在留美期间于1923年加入了成志会，他对成志会的会员评价很高，“在美国，这个联谊会的会员又都是各大学学生中的佼佼者，诸如洪煨莲（威廉）、蒋廷黻和晏阳初。我参加这一组织别无所图，只是为了交几个朋友以及对振兴中国培养更多的兴趣”。［35］1926年6月何廉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搭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从温哥华回国，目的地是上海。到达日本横滨时，他收到了南开大学商科主任唐文恺①唐文恺，1917年留美，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教授银行学，1924年9月起任南开大学商科主任。的来函，“聘请我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180元。”［36］此时，何廉业已接到上海暨南大学的聘书，月薪为现洋300元。然而，何廉更倾向于到薪资不高的南开任教：“在某种意义上，南开的聘约似更可取。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权衡之下还是忍痛放弃暨南丰厚的薪水，决定去南开。”［37］之后何廉在日本神户上岸，取道朝鲜经东北直奔天津。何廉选择到南开任教是否受到其成志会会员身份的影响？虽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但笔者认为至少在张伯苓下聘书时，同为成志会会员促进了私人关系，而致函何廉的南开大学商科主任唐文恺也是成志会会员。在何廉的努力下，1927年9月10日，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经济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学术机构——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开创了中国经济学实证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先河，对南开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何廉对于南开大学的整体，对于张伯苓个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都大。”［38］

方显廷1921年9月赴美留学，1922年初转学至纽约大学。经在耶鲁大学读书的何廉介绍，1924年夏方显廷加入了成志会。正如方显廷所说的那样，“他（何廉）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计划者与组织者。”［39］在何廉的建议和帮助下，方显廷于1924年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还未毕业时，何廉就计划让方显廷完成学业后到张伯苓博士创办的中国第一流的私立大学任教，并做研究工作。［40］1928年，方获得博士学位途径欧洲回国期间，何廉向张伯苓推荐方氏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张伯苓对聘任方显廷一事非常重视，提议何廉在方显廷到达上海时去接他。这个决定显然很关键，方显廷到达上海后，立即被南京国民政府工业部长孔祥熙任命为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另外还有两份收入不错的兼职。“就在此时，何廉兄来到上海，在我的宿舍里推心置腹地同我谈了一个晚上……我做出了我毕生事业的抉择——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41］同是成志会会员的孔祥熙对方显廷的选择表示理解。1929年1月，方显廷与何廉来到天津。自此一直到1948年，方显廷一直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方显廷对南开大学经济学科、以及中国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2］

萧蘧（字叔玉）1918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密苏里大学学士和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25年因事回国，［43］就任南开大学教授。萧公权是他的堂弟，当南开大学法律学和政治学教授徐谟离开后，经萧蘧推荐，南开大学邀请萧公权继任。1927年2月萧公权到达南开，所授课程有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中国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社会演化论等。萧公权谈到在南开的那段时光“这很辛苦的两年半也是很快乐的两年半。”［44］

1922—1929年，张伯苓先后约聘了一批留美青年学者来南开执教，其中是成志会会员的有凌冰（教育学）、薛桂輪（地质学）、蒋廷黻（历史学）、李继侗（生物学）、刘崇鋐（历史学）、黄钰生（教育与心理学）、萧蘧（经济学）、萧公权（政治学）、何廉（经济学）、方显庭（经济学）、唐文恺（银行学）等。1929年成志会在上海召开年会时，会员录中记载南开大学的成志会会员共有九位，②除凌冰此时已离开南开大学外，1924年历史系教授刘崇鋐转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28年9月矿科主任薛桂輪到东北大学工学院任采冶学系主任教授，二人都是成志会会员，因此以上三人均不在1929年天津成志会会员之列。他们是唐文恺、蒋廷黻、李继侗、何淬廉（即何廉）、萧叔玉、萧公权、黄钰生、方显廷和张伯苓。［45］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成志会会员中，同属南开大学的会员数量超过其他大学。③其次为燕京大学（7人）、清华大学（4人）。这自然不能被认为是巧合，而应看作张伯苓费心延揽本会会员之结果。此外，《方显廷回忆录》提到的成志会会员还有张纯明（政治学）和陈国平（经济学），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来南开大学任教的耶鲁大学博士。1934年时，陈序经也受聘来到南开。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南开大学任职的成志会会员达15人。①15人分别是：张伯苓、方显庭、何廉、黄钰生、蒋廷黻、李继侗、凌冰、刘崇鋐、唐文恺、萧公权、萧叔玉（蘧）、薛桂輪、张纯明、陈国平和陈序经。南开大学初期的规模不大，直到1930年，南开大学“全校教师41人，留学美国的31人”，［46］这样看来成志会会员所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陈序经与南开大学的关系。1934年8月，陈序经应南开大学之聘到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兼任社会学教授，1935年起任经济研究所主任。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复校天津时，“陈序经一身兼三大重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47］在任教南开的十四年中，他逐渐成为张伯苓信任、依赖的著名学者。直至1948年8月，经张伯苓同意，陈“出借”于岭南大学。四十多天后，张伯苓又致电陈序经，希望陈能继任为南开大学校长，陈序经则建议由何廉继任。［48］1948年10月14日，何廉就任代理校长。张伯苓、陈序经、何廉均是成志会会员，成志会会员的纽带是不得不重视的因素。

在南开大学发展过程中，以张伯苓校长为核心，凌冰、蒋廷黻、黄钰生、何廉、方显廷、萧公权、张纯明、陈序经等成志会会员在南开大学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和影响，促进了南开大学在经济、政治、历史等学科的发展。以上所述诸人，在美期间早已熟识，相互间通过成志会的活动而有密切的往来，留美社团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在归国后的职业选择和学校选择中，成志会会员身份起到了纽带作用。聚合于南开园的留美生之间，又以这一团体为核心，形成了共同的交往空间。②如何廉和张纯明同为耶鲁大学毕业生，“何廉夫人并介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妹妹余琼芝女士同张纯明先生结了婚。”（王瘦梅：《怀念张纯明先生》，《洛阳文史资料》第6辑，第82页）与何廉一样，张纯明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治学到从政的历程，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成志会在天津设有分会，③20世纪30年代，除美国分会外，成志会在上海设立总会，在南京、北平、天津和广州设立分会。南开大学的成志会会员和天津工商界会员之间，如与金邦正、董显光、仁立毛纺厂朱继圣、凌其峻、东亚毛纺厂宋棐卿，还有黄勤、张道宏等人的交往中，成志会会员这一背景也起了桥梁作用。

（二）成志会部分会员的出走与再聚合

留美社团是留美生社会网络的纽带，这一纽带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1929年成志会会员自南开的出走，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寻找原因。

1929年是南开大学震动强烈的一年。萧蘧、蒋廷黻、李继侗、饶毓泰、萧公权五教授纷纷辞职他就，除饶毓泰之外，其他四人都是成志会会员。研究者以往都注重对“南开的薪给太低”［49］的解读，然而萧公权在回忆录就曾提到“然而我们谅解学校经费不宽的苦衷，平日并无怨言”。［50］时任大学部主任的黄钰生在20世纪80年代谈到这件事时给出解释：“我承担了大学部主任职务不久，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听信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损失。”［51］黄钰生在《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中透露，萧蘧与校长秘书伉乃如“交恶已久”，伉不同意为其加薪，黄曾建议将此事提交评议委员会讨论，伉拒绝，“因为校长发聘书的图章在伉手里”，［52］黄未再坚持。据萧公权回忆，“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来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玉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53］因此，“萧蘧愤然辞聘。李继侗、蒋廷黻同情萧蘧也拂袖而去”，［54］这一事件也成为萧公权脱离南开的一个原因。

从上述情形来看，五教授的辞职，并非单纯因为南开薪金不高而被其他高校高薪聘走，也不仅是清华等高校研究条件更优越的原因，［55］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而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群体，非常注重关系的融洽，彼此的关照视为当然，辞职五教授中有四位都是成志会的会员，这种私人关系成为出走的原因之一。当然，事件起因并非校长张伯苓所为，时任大学部主任黄钰生认为是他的“失职之处，至今引为内疚”。［56］之后南开大学重新设计发展计划，从而有了南开经济学院的成立。

出走南开大学的四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后又齐聚清华大学，使清华大学成为成志会会员人数最多的大学，而这一聚合又颇受非议。清华大学校史中，成志会一度陷入风潮中央，被批“把持校务”，但其中存在对这一团体的诸多误解。清华成志会事件非本文讨论范围，由此反观南开大学的成志会会员，却并未因群体的聚合、社会网络的展开而导致非议。

成志会这一留美生的兄弟会社团组织，是入会留美生彼此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团体，在会员回国之后仍然是彼此联络的重要纽带。张伯苓的成志会会员身份在延揽南开大学教职员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媒介作用，凭借这一媒介“对海外留学生的成就、学业及行止了如指掌，并尽力设法将最佳人选延聘为本校教师”。［57］成志会会员在南开大学各项事业的发展中作用突出。在南开大学校史上，他们应当有一席之地。

晚清民国时期留美社团非常活跃，形成以社团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在留美生归国后的职业选择和学校聚合中有显著的影响，成为留美生社会网络扩展的基础，并在留美生身份转换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研究成志会的论文仅有：吴相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一个被人遗忘的学会》，《民国史纵横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43～159页；［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本书第八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年—1949年”中提到了成志会的简单历史；［美］叶维丽著，周子平译：《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页，本书认为应该重视成志会的研究。

［2］王正廷著，［日］服部龙二编：《王正廷回顾录》（又题名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by Chengting Thomas Wang，全书为英文），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08年，第1页。

［3］吴相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一个被人遗忘的学会》，《民国史纵横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46页。

［4］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页。

［5］［20］［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6］［24］朱继圣、凌其峻：《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24～25页。

［7］［12］晏阳初、［美］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8］出处题名可能为《成志会会员录（十八年八月）》，出版地、年代不详，约为1929年，无页码，以下简称《成志会会员录》，1929年。

［9］吴相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一个被人遗忘的学会》，《民国史纵横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54页。

［10］［17］［45］《成志会会员录》，1929 年。

［11］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3卷（1927.8—1931.5）》，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13］［35］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14］［28］［29］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8页。

［15］晏阳初：《致黄炎培》（1927年11月26日），《晏阳初全集》第三卷（书信：1916—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16］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3卷（1927.8—1931.5）》，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82、179页。

［18］王正廷著，柯龙飞、刘昱译：《顾往观来：王正廷自传》，宁波国际友好联络会，2012年，内部发行，第29页。

［1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1、202、210、215页。

［21］梁吉生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十卷，“附编：张伯苓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22］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3］转引自梁吉生撰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W. H. Kilpartick日记》，《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25］［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26］梁吉生、张兰普编：《孙瑞璜致张伯苓函》，《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947～948页。

［2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30］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31］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4页。

［3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90页。

［33］［美］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34］张晓唯：《学府春秋：黄钰生细说“南开掌故”》，《书屋》2009年第4期。

［36］［37］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38］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

［39］［40］［41］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46、65页。

［42］刘佛丁、王玉茹：《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2期。

［43］具体原因详见萧庆伦：《忆家父萧蘧》，白重恩主编：《清华经济系八十五周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44］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46］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

［47］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48］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8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49］［50］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

［51］［52］黄钰生：《怀念喻传鉴先生》，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3～134、153 页。

［5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54］［56］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3～154页。

［55］宋秋蓉：《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分析》，《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3期。

［57］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