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相宜 陈送贤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戈里珂·席勒（Glick Schiller）等人提出了“移民跨国主义”的概念，用于理解国际移民领域的新现象与新特征。［1］当前，已有的跨国主义研究主要聚焦于“南—北”移民的跨国实践，且通常讨论的是位于世界体系核心区的移民群体如何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如移民汇款、社会捐赠、经济投资和政治支持等，分散传送到半边缘区与边缘地区，以便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社会适应与地位提升。［2］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移民，即“南—南”移民的快速增长为已有的国际移民与跨国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南方”（Global South）［3］跨国实践图景不再遵循“移居国—祖籍国”的二元分类。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高速发展为前来的移民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保障大多尚不完善，不少移民的基本人身财产安全缺乏保障，所以移民对当地的主流社会文化认同度有限，整体移民意愿也不高。这些移民的适应模式并不完全遵循“迁移—融入”的传统路径。事实上，不少“南—南”移民的适应模式呈现“浅层融入、深层区隔”［4］的“强工具性”特征，其跨国模式也随之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与前往发达国家的移民相比，“南—南”移民试图通过跨国实践寻求更好生活机遇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单一的祖籍国或移居国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其获取多种资源的需求。因此，他们试图采取多层弹性策略，不断流动于多个空间（不仅限于祖籍国与移居国），在其中居住、经商甚至参与当地政治社会生活，以便寻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跨国模式是国际移民试图巩固经济所得、实现地位提升与分散政治风险的重要方式，其跨国实践呈现出“不定向、多空间、多层次”的性质。本文将其称之为“多层跨国实践”。这种跨国实践模式并非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群体。但与“南—北”移民相比，“南—南”移民的跨国实践模式及其动力机制却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此的探讨还较为缺乏。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个案，探讨以下相关问题：牙买加东莞移民在当地的社会适应呈现何种状态？这种适应模式如何进一步影响了其多层跨国实践？其多层跨国实践呈现何种特征？笔者将通过对这一群体调查资料①牙买加东莞移民主要来自东莞F镇。笔者于2018年4月、7—8月、2019年3—4月到东莞F镇进行调查，具体资料搜集方式为访谈法与文献法。我们对20位新移民进行了访谈（包括面谈、通过微信和QQ进行跨洋访谈）。他们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前往牙买加务工、经商。基于研究伦理，笔者对本文涉及的人名均做了匿名化处理。的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浅层融入：零售业的“少数中间人”

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首先与其社会适应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受其迁移历史及华人社区形态的影响，东莞移民在牙买加当地表现为一种基于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的“浅层融入”。

（一）就业模式

牙买加华人以客家人为主，目前约有2～3万人［5］，主要分布在金斯顿、蒙特哥贝和圣安东尼奥港。其大规模的迁移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广东惠东宝地区（今东莞、惠州惠阳区、深圳宝安区、龙岗区）的大量客家人作为“契约劳工”被输送至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6］不少华工合同期满后，发展出介于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零售业经济，在高度种族隔离的社会结构中夹缝生存。20世纪20年代中期，牙买加30%的零售业执照都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7］改革开放后，上述地区的客家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申请签证进入牙买加。其中，大部分人持劳工签证。新移民需要为雇主（通常也是亲戚朋友）工作两到三年，偿还清迁移债务后，才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新开零售店铺。

东莞移民的零售店主要分布在牙买加城中心的闹市区，也有些分散在郊区。华人在首都金斯敦的“下城”（主要集中在黄街、橙街、公主街和下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族裔经济聚集区。当代东莞移民的就业模式深受中牙两国经济结构及牙买加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在经济结构方面，牙买加国内制造业落后，市场秩序不规范，基础物资紧缺；而中国制造在价格、种类和性价比上竞争优势明显。牙买加东莞移民频繁往返于两国，巧妙地利用祖籍国与移居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工上的差异，通过“中介商”的角色从中获益。这种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非合法或非法）背景下进行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发展为“低端全球化网络”（Lowend Globalization）。［8］处于这种低端全球化网络中的零售业主很可能只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运送货物，或是向特定的中国贸易企业大量批发购入廉价的日用百货，甚至包括一些山寨的欧美名牌货。这种经济模式进一步拓展了牙买加华人乃至中南美洲华人的跨国商业网络，同时，也将牙买加、中国乃至更大范围的国家或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全球化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结构方面，东莞移民在牙买加当地更多扮演着“中间人弱势族裔企业家”①周敏将少数族裔商家和企业家分为“中间人弱势族裔企业家”与“聚居区族裔企业家”两大类。参见周敏：《少数族裔经济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共识与争议》，《思想战线》2004年第5期。的角色，利用族群优势和市场需求发展族裔经济。东莞移民的零售店铺一般营运成本低、操作简单且资金周转快，其消费目标人群主要定位为中下层普通大众。这些店铺也主要销售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用品，如面粉、大米和餐饮调料等。［9］东莞移民采取的是“薄利多销”的模式，很多店铺没有公休假日，员工轮流值班。而在华人看来，当地中下层阶级大多“无储蓄观念、重消费，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由于这种生活理念与华人的零售业恰好相吻合，从而进一步形塑了东莞移民在当地的就业与适应模式。

（二）经营方式

为了在牙买加立足，东莞移民在经营场所与雇佣模式上均采取了“本地化”策略。但移民的这种调适策略受到当地社会情境与种族分层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浅层与工具性的特征。

在经营场所方面，东莞移民将零售店铺设在了最本土化的老城闹市区内。牙买加老城区的贫困、高犯罪率和低回报使得大型高档的百货公司敬而远之，这为华人提供了开办零售批发业的“空白地带”。华人店铺大多都聚集在首都金斯敦②2018年中期，金斯敦犯罪率高居全球城市犯罪率排行榜第28位，参见：https：//www.numbeo.com/crime/rankings_current.jsp，2018年10月14日浏览。中心老城区——“下城”。这些地区的治安环境比较差，大多处于黑社会势力范围内。为了保障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移民在自己的店铺中安装防盗网，大门在营业时间也都是紧闭的。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是东莞移民对本地经济结构与社会治安环境进行调适后的产物：“……将店铺布置成‘围栏封闭式’，即四周用铁栏围着，中间留一个小窗口传送货物，价格表贴在墙上，有需要买东西的顾客在外面喊一声就可以了。”［10］

在雇佣模式方面，尽管零售店优先聘请华人，但也会雇佣当地黑人员工，并按照法律规定为他们缴纳各项保险和基金，以宣示自己在当地经营的道德合法性：“我们在这边做生意，肯定也要照顾当地人……。”［11］黑人员工被视为华人店主与本地顾客的沟通桥梁：除了能给当地黑人消费者带去亲切感，也能在发生销售纠纷时充当调解员的角色。但无形的族群界限仍然存在于雇主与黑人员工之间：华人对他们心存戒备，重要工作只交付给值得信任的华人员工。

（三）交往形态

除了在就业模式与经营方式上采取浅层融入外，不少东莞移民还在个体、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与当地展开交往。

在个体交往方面，东莞移民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并尽量在顾客面前只讲当地语言。同时，移民也试图理解当地文化，保持铺面整洁，了解当地节庆，并积极与顾客进行互动，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在与当地社会交往方面，东莞移民在理解牙买加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当地教会和学校的活动，开设中华文化课程并举办爱心捐赠活动等，关注当地的社会发展问题，谋求扩大华人群体的影响力。在与当地政府交往层面，不少东莞移民与牙买加官方保持着有效沟通，要求政府在黑恶势力冲突地区建立协调组织，并在犯罪率高的地区增设警力保护。一些知名华商还通过保持与上层社会人士的“友好”关系，为其维持与扩大经营提供坚实后盾。

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就业模式、经营方式和交往形态都呈现出一种浅层的工具性调适模式，反映出其“寄居者”心态：牙买加华人，尤其是新移民更多基于经济理性目的，将牙买加看作积累原始资本的系统世界而非长久定居的生活世界。这种经济上的浅层融入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深刻影响了牙买加东莞移民的跨国实践模式。他们的跨国实践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情境性和可变性，以满足因浅层融入所产生的各种深层次需求。

二、深层区隔：自我防御机制

作为“少数中间人”［12］，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商业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牙买加当地社会的反感。这一群体的关键特征为：经济高度成功，但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地位的保证相对缺失。［13］东莞移民的“少数中间人”地位与其边缘化境遇进一步导致其发展出“深层区隔”的模式。

（一）相对隔离的居住形态

与经济上的浅层融入不同的是，牙买加东莞移民在居住形态上一直相对隔离。东莞移民的居住模式有两种：一是散居在郊区的高档住宅区。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华人店主一般喜欢在城郊购买别墅，每天上下班来往于“闹市区”和所谓的“安全区”，很少在其店铺所在社区居住：“这片区域比较脏乱，住不了人，我们两公婆还有我弟晚上忙完之后还是回家里住。”［14］但他们主要遵循“店铺—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与来自中高阶层的黑人邻居接触并不多，尤其很少有深度的社会交往。二是聚居在城区的店铺仓库区。东莞移民的零售店一般将二楼用作仓库及员工宿舍，收入不高、刚到牙买加不久的劳工移民主要居住在这里，居住环境普遍比较狭窄、阴暗。对于这些移民来说，由于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高度重叠，华人员工除了与黑人消费者及黑人员工有浅层交往外，其日常交往主要局限于同族裔内部。

东莞移民的居住形态一方面受制于当地种族结构及群体的边缘化境遇，同时，也是其主动选择的策略性结果，既反映出移民群体在牙买加当地的深层区隔状态，也进一步制约了牙买加东莞移民的融入程度。

（二）互助自立的社会网络

牙买加东莞移民在当地政治结构中长期边缘化，人身财产安全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受害者心态和自我保护的需求迫使华人更重视建立群体内部的互助自立的社会网络。牙买加东莞移民日常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惠东宝客家人群体，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新移民（如福州人）的接触频率次之。［15］族裔内部的社会支持网络不仅为成员提供安全感，也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生存困难，是群体应对外部主流社会歧视的一种策略性回应。

东莞移民建立族裔网络的诉求与祖籍国开展统战工作与实现对外交流的需求不谋而合。2011年，东莞同乡会在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和东莞市侨联的联合支持下成立。每逢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社团会组织会员聚餐，举行文化展演等活动。在遇到针对当地华侨华人的暴乱事件时，社团也会第一时间跟牙买加警察部门和中国驻牙大使馆沟通，对受害会员及其家属进行慰问，必要时甚至会举行集会等抗议活动。此外，东莞移民成立的社团组织还发挥着解决群体内部利益分歧的作用。牙买加华人内部也存在着残酷的内部竞争，比如低价竞争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团组织计划成立商业协会，并制定相应规则，以期能合理调节价格，避免或减少族群内的恶性竞争。［16］

互助自立的社会网络与社团组织是东莞移民在面临牙买加社会结构压力时进行自我防御的产物。这些组织为东莞移民提供了安全感，在帮助成员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现有族群边界，加剧了移民与当地社会的深层区隔。

（三）自我防御的身份认同

相对隔离的居住形态与互助自立的社会网络使东莞移民发展出“抵御性族裔身份”［17］，依靠延续与强化原有族裔身份认同来应对地位变动和社会排斥。

在个体层面，一些移民即使离开中国几十年，仍持中国护照，对中国持有强烈的政治与情感认同：“我们‘中国人’与那些‘乌鬼’不一样”［18］。这些东莞移民通过“中国人”的“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表述，试图进一步与牙买加社会实现区隔。在社团层面，东莞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与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和东莞地方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参与祖籍国的政治与经济活动。

可见，牙买加东莞移民无论在居住形态、社团组织还是在身份认同上均表现出由自我防御所导致的深层区隔形态。这种模式与其工具性调适的浅层融入相互照应。东莞移民学习语言，掌握新文化中那些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有用的部分，但同时，他们更注重保留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移民经济上的成果是通过有限的工具性文化适应（Instrumental Acculturation）和对民族认同与价值观的精心保护而实现的。［19］深层区隔进一步导致了东莞移民弹性、多变以及流动的心态。很多东莞移民倾向于在牙买加积极储蓄，然后将所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多层跨国实践中。

三、多层跨国实践：工具性调适的后果

国际移民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试图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由于受到移入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不少移民群体发展出浅层融入、深层区隔的适应模式，正如本案例所体现的。但作为能动性的个体，东莞移民并不满足于这种“夹缝求生”的工具性调适。［20］在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的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自身的边缘性地位，多线层、多维度、多形态地不断穿越不同的民族国家边界，以期实现在多重社会空间下的利益最大化。

（一）边缘层：“衣锦还乡”

虽然侨乡是牙买加东莞移民进行多层跨国实践的首要空间，但在其多层跨国实践中却处于边缘层。

在跨境消费方面，与很多地区的华人移民一样，牙买加东莞移民回乡，尤其是第一次回乡，都需要给亲戚朋友带“见面礼”甚至摆酒。这既能体现移民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又不会遭致嫉恨，能够将移民的经济地位表现出来。以何文为例，何文祖籍河源，其丈夫是东莞F镇的新移民。她第一次回国，在处理完在婆家的杂事后，就匆匆赶回河源娘家摆酒。乡亲父老都纷纷夸何文，羡慕何文父母“生了好女儿，嫁得好又会赚钱，此番酒宴可谓是庆祝何文衣锦还乡的喜事啊”。［21］这种跨境消费带有很强的“互惠”与“福利”的性质，以不“惹人妒忌”的方式获得在熟人中社会地位的提升。何文并没有在婆家摆酒，因为在侨乡，其通过跨境消费获得“面子”的成本更高：“F镇那些华侨有大把钱，经常有华侨回国，我当时还是一个打工妹，还摆什么酒啊，笑死街坊喔。”［22］可见，多层跨国实践空间的选择是根据移民需求进行不断调整的。

在社会捐赠方面，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牙买加华人移民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家乡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家乡公共事业（如学校、医院等）上：“过去镇上的公共设施都是一些老华侨集资捐建的，比如现在的东莞华侨医院大楼、东莞市华侨中学教学楼等。”［23］这些社会文化馈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侨乡地方公共财政有限而导致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但随着东莞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公共财政和私人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当这些移民再返回侨乡协调自身社会身份与所属阶层时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祖籍地已经没有很大优势：“现在哪里还需要我们这些华侨捐款捐物啊，东莞人自己都大把钱，生活好到尽，应该是由他们来照顾我们这些在牙买加的华侨了。”［24］“现在政府财政配套资金很充足，很多民生工程我们政府都有实力包办了，不需要那些华侨捐资捐物了。”［25］“昂贵”的社会地位补偿成本削弱了移民回乡参与非盈利性跨国实践的能力和积极性，使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更多转向了盈利性。

在资本投资方面，东莞市曾被誉为“世界工厂”，发达的制造业一度引来大量工厂进驻和“新东莞人”的涌入，带动了当地房产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家乡购置房产是东莞移民巩固家庭财富与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投资方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祖籍东莞的陈方安和几个朋友在牙买加亲戚的帮助下前往牙买加务工。而后，陈方安在牙买加开零售铺，生意逐渐兴旺。他认为，钱留在牙买加相当不安全，便将赚到的钱大笔汇回中国，主要用于自建楼、购买商品房和铺面，由其父母代为打理。在房地产经济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陈家通过买卖房产铺面，大发“房市财”，现在依旧靠不菲的铺面租金收入保持财产稳定增长。［26］购置与租赁房产除了为移民提供资本支持和经济保障外，也为移民向熟人社会展示自身的华侨身份与炫耀其地位提供了可能。还有不少移民及其代理人利用在牙买加赚取的“第一桶金”回乡投资服装业或发展其他产业，从而成功转型为跨国企业家。在陈方安的支持下，其弟陈志安开办了塑料模具厂和服装厂，在市区还开设服装直销店。

此外，不少东莞移民采取了跨国家庭模式，即分住两地或多地的家庭成员通过现代通讯或定期跨国旅行来维系亲缘关系。海外移民将孩子送回家乡上学，由亲人照料，这种跨国模式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移民在牙买加养育孩子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移民希望子女接受华文教育、维持华人认同的心态。当然，这种跨国家庭在与祖（籍）国官方力量的互动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对“洋”留守儿童在教育、医疗和出入境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到位等。此外，远距离跨国养育还存在着父母教育缺位、祖孙隔代教育等问题。但随着微信、QQ等社交软件的普及，父母在遥远国度也能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亲子教育的缺失。东莞移民的这种一家多国模式与家庭成员的空间分散实际上也是多层跨国实践得以实现的重要策略之一。通过家庭跨国这种方式，华人可以实现风险分担以及整个家族的利益最大化。

作为浅层融入、深层区隔的工具性调适的后果，牙买加华人在祖籍国的跨国实践呈现出多元化与多维度的特征。牙买加华人通过跨国经济与社会实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身份归属的补偿、经济利润的获得与社会地位的提升。

（二）中间层：“香港客”

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不仅表现在其形式的多样性上，还在于其多线层的跨国路径与多重实现空间上。一部分较有经济实力的东莞移民除了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外，还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宜居地点，以此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香港在牙买加华人的多层跨国实践中占据着中间层。

历史上，东莞和香港两地一直联系紧密，两地民众语言相通，许多东莞移民都对香港有一份独特情感。不少东莞移民因各种原因，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借道”国际交通枢纽——香港，流向牙买加，香港也因此在牙买加华人的跨国实践中扮演着中介角色。不少东莞移民将香港作为批发供货商源或中转站。［27］而且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一直吸引着不少东莞移民的目光。香港护照的免签国（地区）高达165个①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情况一览表，参见：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travel_document/visa_free_access.html，2019年7月1日浏览。，这给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商务考察、旅行的华人带来了很多便利。同时，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些华人会将赚取的外汇通过国际银行汇入香港，交由专业的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打理。不少东莞移民始终与香港保持着密切的资金和信息流动：“有些华侨赚了钱之后，也喜欢在香港消费，买房子啊、在香港的银行存钱啊，还有送自己家的孩子去香港读书啊。在香港住满七年就可以拿到香港的身份证。”［28］

无论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还是从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来看，香港属于“半边缘”的地区。与世界“中心”（北美）相比，香港扮演的更多是备选角色，在华人多层跨国实践中扮演着补充但又极其关键的角色。

（三）中心层：“北美梦”

北美在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中占据着中心层的位置。在全球化时代，牙买加东莞移民的跨国模式不再只遵循“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而是在“衣锦还乡”的同时也追求着“北美梦”。这种“北美梦”有着坚实的物质背景作为支撑，比如稳定的治安环境、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而且牙买加俗称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后院”，不少东莞移民都会选择美国、加拿大作为新的移居地或是跨国实践地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以及美国的迈阿密等地已经逐渐形成一定规模且联系紧密的牙买加华人社群及其相应的组织，比如“惠东安”、“崇正总会”和“加纳比华人协会”等。这也进一步为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提供了组织与网络基础，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移民的多层次需求。

牙买加东莞移民的跨国实践发生于北美、牙买加以及中国等多重空间之内，且其发生路径呈多线层特征。他们不仅频繁回中国，而且与牙买加的亲戚朋友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方志国早年从东莞移居牙买加，主要从事餐饮行业。2004年，方志国由在加拿大工作的孩子申请，入籍加拿大。目前，他在多伦多经营多家连锁美食坊，遍布多伦多的唐人街、万锦市（Markham）等地。他的顾客除了大量牙买加裔黑人外，还有不少想要感受牙买加风情的加拿大民众。方志国与牙买加的华人代理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定期从牙买加进口咖啡以及食材。

而李华军的跨国实践则显得更加流动与多变：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叔公的帮助下借道香港辗转来牙买加，靠零售业起家，成为牙买加当地著名的侨领。其子女后来在加拿大读书并定居多伦多。目前，他手持加拿大护照并拥有牙买加永久定居权，常年往返于多伦多、金斯敦以及东莞等地。在多伦多，他除了照顾孙辈外，还积极融入当地华人圈。在金斯顿，他将生意交付给侄子，自己重心主要放在牙买加华人社区发展及社团事务上。此外，他还积极回东莞参与家乡的政治活动，列席政协会议等。李华军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牙买加、中国与加拿大，积极为牙买加华人社会及当地政府、中国政府搭建交流平台。

由此可见，多层跨国实践是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了分散风险与寻求利益最大化，基于迁移历史及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作出的灵活反应与策略性选择，极大地弥补了浅层融入、深层区隔模式给他们带来的深层次需求的缺失。

四、结语

研究发现，东莞移民在移居国浅层融入、深层区隔的社会境遇，引发了移民深层次的多元需求。他们试图利用自身的边缘性地位，多线层、多维度、多形态地不断穿越民族国家边界，发展出一系列多层跨国实践。牙买加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具有不定向、多空间、多层次的特征。他们在家乡、移居地、香港、北美等多层次区域内进行人员、资金、信息与观念的流动、转化与整合，保持与上述多重空间的地理、情感、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纽带，以谋求经济利润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政治风险的分散等多元需求。在这种多层次跨国流动的实践情境中，东莞移民通常与两个乃至更多的物理空间发生不同层面及不同维度的联系，并由此带来了更为流动与弹性的认同。但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仍扎根于祖籍国与迁入国的劳动分工和地方网络共同体之中。［29］一些华人及其家人虽早已移居北美或者香港，但仍会定期返回牙买加，打理在牙买加的生意或度假。在牙买加，他们认为能够找到在北美或香港无法获得的归属感与成就感。一些华人也会回到东莞，参与祖籍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事务。中国和牙买加为东莞移民在世界范围内频繁的多层跨国实践提供了情感、信息与资金支持，促进了华人多层跨国实践网络的形成和扩展。

由于生命历程与政治经济实力的区别，不同东莞移民的多层跨国实践在实施范围上是存在着差异的。有的东莞移民能够在多个社会文化空间中持续利用由此产生的多元经济和政治机会；而有些东莞移民由于实力所限，只能选择在祖籍国和移居国活动；不少东莞移民是在多次跨越多个空间后，才最终寻找到最优的资本配置方式；而更多的移民仍在不断流动与漂泊中进行人员的调整、资金的流动、信息的传播与观念的整合。可见，这种多层跨国实践是持续的、多变的、流动的和复杂的。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当代牙买加东莞移民的经验现象而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多层跨国实践能否用于解释其他的华人群体乃至其他的“南—南”移民的跨国实践仍有待日后的深入研究。

［注释］

［1］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Postcolonial and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Gordon and Breach，1994， p.8；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2］ 黎相宜：《移民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基于华南侨乡三个华人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黎相宜、周敏：《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黎相宜、周敏：跨国空间下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基于美国福州移民两栖消费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3］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8页。

［4］ 参见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层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5］ 2018年7月13日，笔者通过微信电话对现任牙买加东莞同乡会主要负责人的访谈了解得知。

［6］ Patrick Bryan， “The Settlement of the Chinese in Jamaica：1854—c.1970”，Caribbean Quarterly， 2004， Vol.50，No.2； Walton Look Lai，The Chinese in the West Indies, 1806—1995: A Documentary History， Kingston， Jamaica：The Pres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1998.

［7］ 参见［美］胡其瑜编、周琳译：《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2页；李安山：《生存、适应与融合：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1854—1962）》，《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美］欧爱玲编，吴元珍译：《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和企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8］［美］麦高登著、杨玚译：《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香港重庆大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9］ 2019年4月7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郑贤省的访谈。

［10］ 2018年10月22日，笔者通过微信电话对陈志华进行的访谈。

［11］ ［18］2018年10月22日，笔者通过微信电话对何文进行的访谈。

［12］ Aaron Chang Bohr， “Identity in Transition：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 Jamaica”，Caribbean Quarterly，2004， Vol. 50， No.2.

［13］ 参见［美］欧爱玲著、吴元珍译：《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14］ 2018年10月20日，笔者通过微信电话对陈逸成进行的访谈。

［15］ 2019年4月7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蔡瑜翔的访谈。

［16］ 2018年10月22日，笔者通过微信电话对黄国庆进行的访谈。

［17］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9］ Ivan Light，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pp.226-298.

［20］［日］广田康生著、马铭译：《移民和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7页。

［21］［22］2019年3月6日，笔者通过微信电话对何文进行的访谈。

［23］［25］2018年4月11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李军进行的访谈。

［24］ 2019年4月7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对程黄翔进行的访谈。

［26］ 2018年4月10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陈亦梅进行的访谈。

［27］ 2019年4月8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郑雨权进行的访谈。

［28］ 2019年4月8日，笔者在东莞F镇对程黄翔、李华军进行的访谈。

［29］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98～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