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丹

（西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作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因其以多重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及细腻的笔触发掘文化内涵、反映时代特征、展现中华文化而享有盛誉。文学界普遍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美国的盟国关系最终推动美国《排华法案》于1943年废除。之后，在美华人数量有所增加，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略有改善，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一神秘的“东方”少数族裔也由抵制和排挤转变为关注与好奇。1950年，美国华裔女作家黄玉雪（Jade Snow Wong）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成为当时美国华裔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畅销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华裔女性文学得以与少数族裔文学和女性主义批判相结合，创作视野更为广阔，出版条件也更为宽松。于是，以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等人为首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相继崛起，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汤亭亭力争揭露在美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号召公正平等，而谭恩美则进一步倡导华裔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和解与融合。三位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均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而其作品中对中华文化的再现方式又呈现出变迁与进阶，因而具有各自显著的代表性。这些文化元素虽存在争议，但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华裔女性作家在探寻身份的过程中觉醒的族裔意识及其对母国文化的呈现与认同，并以此成功奠定了作家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艺创作成为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之一，而海外华人文学也成为当代“中国故事”的源泉之一。由于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的优势”，他们肩负着向世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任。［1］其中，美国华裔女性作家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她们代表了在美国主流社会生存的双重“他者”——少数族裔和女性，注定对其母国——中国有着更为复杂而深厚的情感，并通过文学作品以其独有的话语体系讲述中国故事、再现中华文化。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大多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跨文化等多元视角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进行解读与批评研究。例如，著名亚裔文学研究者金伊莲（Elaine H. Kim）肯定了美国亚裔文学及批评的意义，并重点探讨了以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中美文化的阐释与认同；［2］华裔学者林英敏（Amy Ling）关注华裔女性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其文化书写的多元化；［3］学者吴冰梳理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中华文化传播与流变历程；［4］程爱民等分析了美国华裔女性作家阐释文化差异、矛盾和冲突及其碰撞与融合的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5］另有多名学者探析了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如何在种族与性别的双重边缘下探寻其族裔身份、性别身份及身份政治。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从族裔政治的视角解读作品，而非在跨文化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下充分考察美国华裔女性作家所处离散背景、后现代语境及全球化对其作品创作产生的影响，也未进一步探究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的成功经验。有鉴于此，本文从跨国民族主义的分析视角，探讨以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三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如何在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塑造“想象的母国”之形象在其作品中再现“中国故事”，以及她们笔下“想象的母国”的故事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关系从迎合到抗争再到融合的嬗变，并为当代华裔女性文学中的中华文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学“想象的母国”与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描述源自于并反之进一步打造了其“想象的母国”。在其代表作《中国男人》（China Men，1980）中，汤亭亭描述了侨居美国40余年间，“唯有阅读中文报纸这件事才能让父亲离开他的安乐椅”。［6］他每日热切盼望中文报纸的送达以获取母国的消息，并以此作为维系母国的途径。［7］和汤亭亭一样的美国华裔作家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的中华历史、习俗、故事、传奇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和灵感，并创造性地在自己的作品中重新呈现，既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文化认同，也讲述了在美华人“想象的母国”的故事。

“想象的母国”这一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8］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公民，即使散居世界各地，且素昧平生，但使得他们紧紧连接起来的正是所拥有的共同的“根”，是他们内心深埋着的遥远模糊却又永难磨灭的“母国”的记忆。而“想象的母国”与移民后的居住国并非相互隔绝、非此即彼的。从跨国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海外移民在与母国建立并保持联系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两个国家交流与合作的纽带。美国华人学者尹晓煌教授认为，自进入后冷战及全球化以来，就学术价值中的开拓性而言，“跨国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可视为西方（尤指美国）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思潮之一。“跨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9］强调的是移民的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非政府或民间的跨国互动行为。冷战结束后，移居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族群获得了新的认同，他们在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往返流动将二者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连接起来，故而对于推动全球化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关于此点，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出“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的概念，即“定居在远离祖国的分散社区中的华人”，［10］认为：“母国的概念（或更准确地说，作为文化母国的中国）对离散华人社区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处不在的中国……仍在离散华人的精神文化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11］离散华人和其母国在情感与精神上难以割舍，势必依靠以文化为主的多元化交流来保持其与母国之间的联结，传承母国传统文化。除了印刷品形式的书刊、杂志、报纸外，其他所有以语言为媒介的渠道——电视、电影、戏剧、广播，甚至包括来自祖辈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与传奇故事，都可以为所有华人构建 “想象的母国”形象提供素材，并将这些分散在美国各地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们联结起来。其中，美国华裔作家们则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自己族裔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觉醒，讲述着自己和他们母国的故事。

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讲述母国故事的创作优势

可以说，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兴起与繁荣有其必然性。以当代文学的批评眼光审视，作为跨国民族主义的交流媒介之一，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在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其优势。在《“讲好国家故事”的语言策略》中，李华君、庆雪萌提出当前“讲好国家故事”的主要困境，即在全球化视野下非政府个人及组织的参与度差强人意、间接讲述民族奋斗或吸引力的“软宣传”比重过小、未能注重语言或话语的力量、国家形象塑造过于单一生硬等。［12］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自形式至内容都恰好能纾解上述困境。在主体上，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实现了“讲述者”的多元化与高度参与度；在形式上，与来自母国自上而下的“官方”宣传不同，美国华裔女性作家通过自传、小说、评论等文学作品，再现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民族凝聚力与感召力，更易为当地民众接受。

更为关键的是，在塑造本族及母国形象的过程中，处于种族与性别双重边缘却又逐渐觉醒的华裔女性作家对身份认同的探寻有着极为热切的愿望，其作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与呈现也因此而显得尤为深刻突出。例如，黄玉雪在其作品中介绍了中华传统价值、华人家庭教育、饮食烹饪、婚丧嫁娶等民俗礼仪；汤亭亭的作品创造性地解读并改编了自己母亲口中的中华传统神话与传奇故事；谭恩美塑造了代表中美两国传统文化的两代母女的文化碰撞与融合。这些作品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华文化均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华裔女性作家兴起并繁荣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美国众多退役士兵返乡，社会整体归于家庭，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涉及母女或父女等家庭关系的探讨则深受读者的认同与欢迎，女性作家们也以其多重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文学视角打造了一个个神秘而又温馨的母国传奇，吸引着读者大众。

三、“想象的母国”的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再现与嬗变

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虽然均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中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家，但她们的作品所重点反映的中华文化及其对母国文化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三代作家对于“中国故事”的讲述内容与讲述方式的变迁既代表了她们各自风格迥异的美学与创作理念，也反映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众需求与社会期许。她们以各自探索出的独特方式，讲述着属于各自年代美国华人的母国故事。

（一）共通的价值体系：迎合

第一代华裔女性作家代表黄玉雪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迎合、认同及归属主流文化的意愿。《华女阿五》一书的部分章节首次发表于美国《排华法案》废除两年后的1945年，是一个关于一名年轻华裔女子实现“美国梦”的故事。女主人公以黄玉雪本人为原型，讲述了美国唐人街一个祖籍中国广东的黄姓人家排行第五的女儿，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事业成功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既得到了重男轻女的华人父母的认可，也获得了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黄玉雪笔下的母国故事展现了美国华裔的模范特质，树立了正面的华裔形象，获得了主流文化的接纳，这一点从《华女阿五》的畅销程度与众多发行版本便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在讲述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时，《华女阿五》涉及了大量有关美国唐人街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华人的传统家庭教育、节日庆典、婚丧嫁娶、饮食习惯等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细节，描绘了一幅传统华人家庭日常生活图。例如，在黄家二儿子出生时，他们将好消息告诉朋友，“送红蛋给他们，并请他们来吃猪蹄”，并在孩子满月时举办了盛大的宴席，“鸭、鸡、雏鸽、猪肉和牛肉等都要煮得恰到好处。”［13］这些关于中国传统菜肴及其文化内涵的描述引起了美国读者的广泛兴趣，为作品增添了一种神秘与魅力。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细节，黄玉雪连同其作品被一些文学批评家批判为反映“低层次文化”，迎合“追求‘异国情调’，对中国和华人一无所知且兴趣仅限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美国读者”。［14］事实上，由于美国自1882年起一直推行《排华法案》，在美华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并被阻断了与故国在文化或情感上的联系；加之种族主义盛行，文化多元化与包容性尚未在美国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华人女性作家若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势必要认同主流社会文化，创作的主要意图为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与认可也无可厚非。正如徐占忱所强调，“国家故事”的传播要求“讲述者”和“听从者”认知结构和价值系统的相洽程度，共同或共通的价值系统才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前提。［15］换一个角度看，黄玉雪对中华文化的详尽描述，未尝不可视为“一种十分巧妙的族裔文化语言话语选择与反抗策略”。［16］裹挟于占据优势的主流文化中，黄玉雪打破主流社会对华人移民粗鄙、怯懦、猥琐的刻板印象，刻画出一个完美的模范华人女性形象，扭转主流文化中白人形象一统天下的局面，将华裔文化与其并置，而这种文化并置本身便可视为张扬华裔族群声音、讲好“母国”故事的象征。

（二）记忆的创造性再现：抗争

如果说黄玉雪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为迎合主流社会而自我克制、压抑保守，那么以汤亭亭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女性作家则是为女性少数族裔勇敢抗争，创造性地传播中华文化，吸引美国主流社会读者，抒发民族自豪感。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兴起，加之1965年实行的新移民法案，多元文化次第出现的美国社会加大了对文学创作环境的包容性。美国华裔作家的队伍日益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华裔女性作家。与之前的叙事风格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时期的华裔女性作家开始发掘更为宽泛的主题领域。她们强调华人劳工、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对美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传递新一代美国华裔对母国的认同。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可称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以“一个生活在群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为副标题的作品包括五个部分，其中有三个部分（“无名女子”“乡村医生”“西宫门外”）讲述的是“我”的家庭中姑妈、母亲和姨妈三位女性的故事，并借助母亲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塑造出一个在父权家庭和白人社会奋起抗争、追求独立的女性形象：身强体壮、果敢彪悍，在家里有话语主动权；爱憎分明、打抱不平，鼓励姨妈找寻出国忘本的丈夫；不向排挤华人的主流社会低头，并轻蔑地称之为“鬼”的世界。无论故事的结局如何，她的行动一反隐忍、柔弱的中国女子形象，代表了在双重压迫中的华人妇女的觉醒与抗争的勇气。

汤亭亭最具特色也最受争议的特点莫过于她对传统中华文化、历史神话、传奇故事的融汇改编和在其作品中的创造性使用：《女勇士》中的“白虎山学道”杂糅了中国花木兰和岳飞的传说，“羌笛野曲”改编自蔡文姬的故事；《中国男人》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故事与希腊神话相结合。其中，在《女勇士》的第二部分“白虎山学道”的结尾处，汤亭亭将背后刺有“精忠报国”等字样的花木兰设计为战后返乡的女勇士，她杀死欺凌下层民众、歧视妇女的地方官，而后解甲归田、持家教子。［17］这些细节无一不反映出其通过讲述中国传统故事来表达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战争等的犀利批判。可以说，汤亭亭才是她所处时代的女勇士。

然而，正由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引用，汤亭亭也受到批评界的质疑，认为其小说歪曲中华历史文化，误导美国社会的认知与理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小说为艺术创作而非历史传记。汤亭亭所描绘的，是她通过多种媒介所获得的对母国的印象，通过自身的美学视角对其进行艺术性的加工，并在作品中向世人呈现出其“想象的母国”。因此，完全遵照历史实属苛求，且并无实际意义。其二，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掌握讲故事的方法，才会发掘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从中获得既熟悉又惊艳的接受体验”。［18］陈圣来便倡议中国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大胆改编、激活、传播中国传统意义上特有的主题元素，并尤其提到了中国花木兰的故事，认为“优秀作品其不可磨灭的族群烙印，不会因他人改编而轻易泯灭”；［19］相反，这样才能使得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全球化语境下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就汤亭亭本人而言，“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20］由此看来，汤亭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是必然的，无论是受西方主流社会“猎奇”心理影响，还是在为华裔女性在主流社会的一席之地而抗争，汤亭亭用其独创的方式勾勒出一幅“想象的母国”形象，传递了古老中国的智慧与精神。

（三）跨国民族主义下的多元文化：融合

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谭恩美则凭借其代表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带来了重大转折，即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的多元化、主流文化的去中心化和去族裔化，体现了华裔文化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融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趋于正常化，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逐渐频繁与深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与华裔文化界限已模糊并超越了以往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非民族化日趋深入的语境下，过分拘泥于人种学意义上的区分，在文化交流的现实面前，已失去意义和学术兴趣。”［21］因此，虽然与汤亭亭同处一个年代，谭恩美却代表了反映主流文化去族裔化的先锋作家。其代表作《喜福会》、《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灵感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等大多重复同一个主题：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与已被美国化的女儿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认同，以此倡导中美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以《喜福会》为例，谭恩美描述了四对母女的冲突与最终的和解，反映了传统中华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关系。小说的开篇部分便提到一位由中国上海移民到美国的老太太对于母国的怀念，想把“来自遥远的故土，承载着我的一片美意”的天鹅羽毛交给女儿，并希望有一天她“能用流利的美式英语把这一切告诉女儿”。［22］母亲的愿望体现了她对于自己母国文化的眷恋以及对新的文化的期待与接纳。可以看出，与黄、汤不同的是，谭恩美在作品中并未大量渲染华裔女性遭受的种族与性别轻视，而是通过讲述四对母女的故事引导读者将目光投向两种文化的共存、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在小说中，母亲与女儿的矛盾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并在最终得以化解：四个女儿虽生于美国，接受美国的教育与文化熏陶，并大多嫁给了美国白人，但她们在自我认同与婚姻生活中均遭遇困顿。此时，作为遥远的母国的载体，母亲用她们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故事与智慧教化启迪女儿。这些故事中既有贫困、抗争、妥协，也有互助，四位母亲、四个华人家庭之间的友情以及彼此关心照顾的家族意识，均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小说的结尾处，女主人公吴菁妹在代表已故母亲回到中国与失散多年的姐姐们团聚时描述道：“尽管谁都没开口，但我知道大家一定都看得出，那就是我们都很像母亲，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嘴，微微张开着。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23］姐妹的团聚，母女的和解，象征着中美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必然性。谭恩美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则是以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与世界的交融。

四、结语

从黄玉雪时代到谭恩美时代的50年间，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导向与主题价值随着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时局变动及中美关系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变迁：从寻求接受到奋起抗争，从沉默怯懦到勇敢发声，这些女勇士们以她们独到的视角娓娓讲述那个让老一辈魂牵梦萦、让新一代心有所依的“想象的母国”的故事，并以她们自身在文学界的巨大成功与社会影响力传播着中华文化。尽管以赵健秀为首的部分华裔作家质疑甚至批判三位女性作家创作的局限性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误读”与“歪曲”，但他们的批判又何尝不能被理解为另一种误读。正如金伊莲（Elaine H. Kim）所说：“从事写作的亚裔美国人并不非得是他们的民族性或种族团体的‘典型’或‘代表’……只不过由于亚裔美国人对大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形同陌路，他们的梦想与表达有时被错误地归总了。”［24］因此，面对批判与争议，汤亭亭本人的回应是，中华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华裔作家不应仅在其作品中照搬华人的历史文化与传奇故事，而应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风格，传播与美国社会相融合的中国文化。［25］对于所有的华裔作家而言，身份认同作为民族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必须在祖籍国文化与居住国文化的并存与交融中方能实现并发挥效应。唯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推动跨民族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在任何一种可能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作为传播中华文化、建立中国与世界沟通重要桥梁的华裔文学作家，如何将其优势发挥至最佳，如何在表现其美学价值的同时实现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那就是将“我”（中国）的故事置于“我们”（世界）的文明之中，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价值共享。

［注释］

［1］顾时宏：《海外华文媒体如何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海外传媒》2018年第1期。

［2］Elaine H. 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Amy Ling，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1990.

［4］吴冰：《从异国情调、真实反映到批判、创造——试论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5］程爱民、邵怡：《女性言说——论汤亭亭、谭恩美的叙事策略》，《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6］Maxine Hong Kingston，China Men， New York： Ballentine Books， 1981， p.251.

［7］尹晓煌：《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新思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8］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 l 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

［9］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No. 2（1999）： 217-237. 转引自吴前进：《冷战后华人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0］［11］杜维明：《文化中国：边缘成为中心》，尹晓煌、何成洲主编：《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6、289页。

［12］李华君、庆雪萌：《“讲好国家故事”的语言策略：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中间道路》，《现代传播》2018年第6期。

［13］黄玉雪著，张龙海译：《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5～26页。

［14］吴冰：《从异国情调、真实反映到批判、创造——试论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15］徐占枕：《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与破解之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16］肖薇：《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第111页。

［17］汤亭亭著，王爱燕译：《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51～54页。

［18］［19］陈圣来：《现代语境与国际表达中的中国文化考问》，《现代传播》2016年第10期。

［20］Shirley Geok-lin Lim， ed.，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24. 转引自吴冰：《从异国情调、真实反映到批判、创造——试论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21］Cynthia Sau， Ling Wong， “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America Journal， 1995， No. 1.

［22］［23］谭恩美著，李军、章力译：《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2页。

［24］Elaine H. 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73.

［25］Maxine Hong Kingston，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Guy Amirthanayagam Ed.，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p.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