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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军事思想应用研究的新突破
——《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评介

2019-12-14姚振文

管子学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兵学孙子兵法孙子

姚振文

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下文简称《孙子》),既是理论经典,又是应用之学。自古以来,《孙子》思想的应用与研究就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军事领域的创新实践,二是非军事领域的拓展渗透,二者均为孙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全球性孙子热的兴起,《孙子》在非军事领域的应用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孙子思想应用拓展至政治外交、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技、教育教学、中医治病等各个领域,相关成果也不断累积。在上述各个行业和领域中,以兵法经营的实践与研究成就最大,而最典型的代表作品当为《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一书,该书从根本上打通了孙子兵学与企业竞争相通的基本原理,进而为兵法经营实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正如吴如嵩先生所评赞之语:“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是一部用前人智者之书,启后人智者之思的佳作。它清晰地论述了兵法经营的制胜轨迹和脉络,创造性地拓展了‘兵之道、商之用’的取胜观,揭示了兵法经营的基本原理,堪称我国孙子兵法经营学的奠基之作。”[1]

比较而言,当前《孙子》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研究则相对薄弱。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探讨这一课题需要作者较好的军事学术素养和专门知识,非一般的孙子爱好者和研究者可以深通。另一方面,在现代信息化战争的条件下,《孙子》是否过时?孙子兵学思想对高技术的现代战争是否还有指导作用?很多人还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成果和趋向,一是许多非军事专业学者依据自己的喜好推出相关著述,其大多采用孙子思想+战争案例的著述模式,内容虽然丰富,但理论深度不够。二是许多军事专家和学者结合当代战争的实践,发表即时性研究评论文章,这些成果虽然有较高的理论深度,但研究主题往往指向一个或几个孙子思想理论的应用,难以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化理论成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欣喜地看到赵鲁杰、王珏的《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信息时代的制胜大道》一书悄然出版,二位作者作为军事学术研究的资深学者,作为当今孙子研究学界的先行者,以其博通古今的深厚理论功底和俯瞰军事学术前沿的长远眼光,深入探讨了《孙子》与当代战争的内在关系和相通机理,弥补了该领域缺乏标志性研究成果的空白和缺憾,进而推动《孙子》在军事领域应用的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新的突破。

归结起来,《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一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创新之处:

第一,构建了《孙子》军事思想应用的完整内容体系。《孙子》内容本身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自古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孙子》的核心思想或基本线索,目的就在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一体系。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研究还是非军事领域应用研究,也应当在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基础,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进而为人们探索《孙子》思想的实践应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方向。事实上,《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一书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从整体内容看,该书共分为十三章,按其顺序分别为:当代战争的“全胜”之道,当代战争的“庙算多胜”,当代战争的知胜论,信息时代的慎战备战论,当代战争的政胜观,深富创意的智胜兵法,当代战争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的辩证思维与当代战争,当代战争的“天地孰得”,当代战争的攻守观,当代战争的速胜与反制,当代战争的用间与情报战,当代战争“因粮于敌”与后勤建设。上述内容设计深刻体现了作者对孙子兵学体系问题研究的成熟认知和独特把握能力,作者既没有用现代军事理论肢解《孙子》,也未将有关论述圜于《孙子》思想内容本身,而是运用了知识转换、融合创新的基本思路,将现代军事学科体系与孙子的“兵学范畴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框架。

另一方面,作者在篇目安排、资料选择及内容组织的过程中,也体现出思想专题的鲜明特色。每一章都是集中论述孙子的一个重要思想,而这一思想又因为其独特的思想取向而指向战争中的某些实际问题,这就大大增强了孙子思想理论的可操作性,提升了其实际应用的价值。从现代科学理论的角度讲,科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以最简洁的方式来综摄性质共通的命题。该书对《孙子》基本应用价值的分析用的正是这种思路,它以《孙子》的某一核心思想为主线,总揽不同视角的思想内容,进而引导人们领悟这一专题思想的应用思路,如此以来,范围既阔,深度亦足,并以此呈现广阔的学术背景。而在具体的评述中,作者又能抓住孙子最核心、最关键、最主要的思想观点进行揭示和说明,并能对其在孙子学整体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透彻的分析,如此既完善了孙子思想本身的内容体系,也便于后人更好地理解与运用孙子的思想理论。

第二,对《孙子》主要思想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解读。对于《孙子》的研究和应用而言,如何使孙子思想理论更好地运用于战争实践,需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孙子》文本的注解,二是《孙子》思想理论的阐释,三是理论与现实的对接,而其核心则在于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孙子》十三篇本身的内容哲理深邃,内涵丰富,往往一句话就蕴含一个思想理论或一个用兵原则。然而,对于这种相对“孤立存在”的思想理论,常人有时候是很难深入理解的。这就要求解读者不能简单地围绕孙子某一思想立论,而是要通过征引其他学派中的兵学思想,同时广泛引用现代军事学的思想观点,并有机地与《孙子》其他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如此以来,《孙子》的某一兵学理论就变得丰富而厚重,同时也使其思想主旨变得更加具有深度和广度。

很显然,《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一书就体现了这样的写作方法和论证思路。比如,该书第一章“当代战争的‘全胜’之道”的整体内容设计共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谋攻非战的全胜战略;第二节,伐谋伐交与胜于易胜;第三节,从“不战而屈人之兵”到威慑战略;第四节,全胜思想与当代攻心战。这无疑是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与把握了孙子全胜思想的基本内涵。而在每一小节中,作者又大多分三个层面进行论证:第一层面,对孙子思想本身进行创新性的阐释说明;第二层面,运用现代军事学原理进行深入的论证分析;第三个层面,结合当代信息化战争与我国国防安全问题寻找结合点和创新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孙子提出的兵学概念范畴还不够精确,它大多是用比喻来阐释,体现的是一种准理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感性和模糊的特征,而该书上述的论证方法,无疑是立足现代军事学的基本原理,对《孙子》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具体化和科学化的阐释,从而大大推动了孙子学理论的现代化转换,同时也提升了《孙子》军事思想应用的层次和深度。

从文化层面拓展孙子思想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多年来,人们对孙子思想的阐释往往侧重于军事理论层面的解读和应用。然而,《孙子》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其主要兵学思想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支撑。所以,对于孙子思想与应用的研究和解读,还要引导读者捕捉其兵学思想背后的文化意识内涵,凸现其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思考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及文化底蕴。综观全书,这也是该书作者努力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方向。

学问做到深处,是一个化知识的广度为专业深度的问题,作者在军事历史知识结构方面的底座越宽,就越有可能在孙子思想研究和应用方面获得认知高度和深度,得出创新之见。宋代欧阳修曾评价杜牧之兵书曰:“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欧阳文忠公集·孙子后序》)而在笔者看来,“甚博而详”也是《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一书的突出特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在其评述中犹如演绎于历史长河之中,跳跃于宇宙苍穹之际,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三,立足军事学术前沿的孙子思想军事应用案例分析。《孙子》一书,舍事而言理,理论性极强。戚继光就谈到:“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2]223《孙子》这样的特点,固然代表着其理性认知的成熟,但也大大增加了后人学习应用的难度,近代学者陈龙昌就说:“《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取。”[2]360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个有效的途径与方法就是用战例和战史来诠释。

战例是承载兵学理论的丰富载体,战史是兵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础。从历史的经验看,真正的军事理论研究者,必须熟悉历史,通晓战史,并善于在经典战例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兵学思想和观点。因而,任何军事学术上最有创见的观点,也必然是对战争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利德尔·哈特曾经说过:“研究历史能够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它是一种宇宙性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无限地较长、较广和较复杂多变。”[3]289

历史上,许多著名兵家和兵书都喜欢用战例诠释孙子思想,如司马彪的《战略》、《曹操注孙子》、杜牧注《孙子》、杜佑《通典·兵典》、赵蕤《长短经·兵权》以及《唐李问对》等等。然而,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基本条件和制胜方式毕竟是有着巨大悬殊,如何用孙子当年的战争理论指导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还需要专家和学者做出深入而全新的研究。吴如嵩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孙子〉研究》一文中曾谈到:“新军事革命所张扬的诸多非传统战争的新概念,向传统战争发出挑战,向传统战争理论发出挑战,许多经典理论发生了动摇。毫无例外,《孙子》这部号称跨越时空的兵学宝典受到了挑战,《孙子》研究受到了挑战。”就此而言,《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一书正是要为中华文化的这部千古兵学圣典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以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从全书来看,作者重点选取当代战争案例以为佐证,全书涉及诸如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等当代著名战争和经典案例,其分析战争进程之详实,把握战争特点之精准,解读战争胜负根源之深刻,是以往类似成果所不能比拟的。同时,作者更能够立足世界军事学术前沿,运用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与《孙子》相关的战争案例做出深刻解读。它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面对新军事革命,《孙子》研究不能背离当代军事科学发展之大势,要有面对当代战争实践需求的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总之,《孙子》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在迎接挑战中曲折前行,必须在新军事革命的阵痛中涅槃重生。

最后,就写作风格而言,该书行文逻辑严谨、语言凝练、思维活跃、新论迭出。全书内容既不失哲理化、理论化特色,又能采用适合的体例使《孙子》思想内容变得实用化和通俗化,且能结合当代先进军事思想和经典战争案例,深化有关孙子思想基本原理,指引传统兵学现代化转换的基本方向,这对于当今孙子兵学理论与当代战争实践结合的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而就其整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其在孙子学发展史上则是一个承前启后、引领未来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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