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力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漫画月刊杂志社,河南 郑州 450001)

管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有学者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管子与同时代或其后的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照研究。上述研究让我们对于管子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然而，相关研究仍主要集中于中华文明的范畴，鲜见学者将管子的思想纳入“轴心时代”人类觉醒的发展大势之中。鉴于此，本文尝试将管子与古典时代希腊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色诺芬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让我们对管子的认识再深入一步。

管子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管子》一书，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综合法、儒、道等各家学说。色诺芬是古希腊三大史家之一，经济思想虽不是其突出成就，但在西方很受重视，影响到亚当·斯密、魁奈等经济学家。其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两书，并散见于《回忆苏格拉底》《居鲁士的教育》等作。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首次使用“经济”(oikonomos)一词，由“家庭”(oiko-)和“管理”(nomos)组成，意指“家庭管理”。这部对话体著作中的经济思想，主要是色诺芬家庭庄园管理的经验、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和对经济现象的观察思考。其内容丰富，体系化略显不足，但该书的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较大。相比之下，《雅典的收入》受到冷落，直到17世纪才受到重商主义学者的重视，之后开始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返回雅典，前往斯巴达居住，在自己的庄园内渡过了二十余年。目前史学界公认，《雅典的收入》大概成书于“同盟者战争”(前357年-前355年)结束之际。此时的雅典海上霸主地位一去不返，农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大批海外移民被遣回，再加上本身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就更加依赖海外粮食的输入。故贫富分化严重，粮商囤积居奇，许多人依赖城邦救助生存[1]。色诺芬认为雅典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资源维持城邦生存，扭转过去靠剥削和压榨盟邦获取财富的“帝国式”生存方式。这是色诺芬《雅典的收入》一书的写作背景和目的。

管子和色诺芬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家，二者的经济思想能够反映当时雅典、斯巴达和齐国的经济现状，本文拟从分工理论、财富观、货币与商品价格、和平与贸易层面探讨两位思想家思想的异同以及原因。

一、分工理论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前进的有力杠杆。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文明时代又出现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商人群体[3]。这是东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共同出现的现象，也是管子和色诺芬分别提出分工理论的现实原因。

一般认为，管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人。管子分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职业分工和社会的组织化管理结合在一起，这是十分高超的国家管理手段,此后两千余年，士、农、工、商的划分一直被沿用。管子将全国居民按照“士农工商”进行分类，令他们居住在严格规定的区域，不得杂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管子·小匡》,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 就田野”(《国语·齐语》)。他还对“四民”提出道德要求：“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乘马》)“诚工”“诚贾”是对新出现的私人工商业生产关系的论述，即必须在征服管理下活动。既是对私人工商业和自由农民的肯定与支持，也表明此“分民”说，已意味着分工不至于农、工、商业，三业之内还可以再分业[4]。管子提出：“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宙合》)可见，从事行业可以按照当地的风俗、传统有多种划分。

与“四民分业”相对应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叁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五家为轨，轨之为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国语·齐语》)。先将民众按照职业加以区分，将他们居住的区域编进规定的组织中，每一级组织都有相应的官吏管理，这样的基层管理制度与民众职业结合，无疑是有利于国家征兵和征税。

四民分业而居，使他们安心于本业，保证了农业生产，减少工商业对农业的干扰，防止了农民脱离生产，转换它业，甚至逃离。手工业者一起居住和生产，便于互相交流生产经验，提高生产效率，传承生产技艺。商人居住在一起，便于交流信息，互通有无，利于商业经营。同时，分业居住和家、轨、里、连、乡等基层组织结合起来，使职业世袭化、居住区域固定化，社会更加安定，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的控制。

相比之下，色诺芬的分工理论更加丰富。首先，色诺芬特别强调职业分工。他认为，“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经济论》)。色诺芬更进一步认识到分工的细化程度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和规模：“在小城镇中，像床、椅子、梨和锄头，案桌这些都是同一个人做的，同时他还要经常去盖房子；如果他能够雇佣更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那他就会极为高兴。而在这里，要一个人来做这十几种手艺，又要做好，是不可能的。在大城市里，各种手艺都会有所要求，有了一种手艺就足以生存，甚至只掌握某一种手艺的一部分通常就够了；有的鞋匠只做男鞋，而女鞋则交给其他人去做。”(《居鲁士的教育》)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市场规模和需求不同，分工的细化程度也会不同。同时，色诺芬已经触及到职业分工下的再次分工的可能性，即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又可以再次分工。这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专门阐述了分工提升生产效率，分工的细化程度受市场规模的制约极为相似。色诺芬还说：“花费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件不大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得最好。”说明他意识到分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职业分工的深化会提升从业者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其次，他也注意到了男女自然分工。他说：“神使男人的身心更能耐寒耐热，能够忍受旅途和远征的跋涉，所以让他们做室外的工作。而女人呢，由于她们的身体对于这种事情的忍耐力较差，所以就让他们做室内的工作”；“神使男人和女人成为他们养育儿女的合作者，所以法律也指定他们为家庭的合作者。”(《经济论》)色诺芬已经认识到男女自然分工的合理性，只不过他把分工的原因归结于神的力量，同时又是法律所鼓励的。他十分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妻子，还包括女性奴隶。他强调妻子帮助丈夫管理家庭的重要角色，他把妻子比喻为“女王蜂”，主要负责生儿育女、贮藏和管理物品、纺织等室内的工作。并看到女性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协助管理家庭的作用。

通过比较可见：1.管子和色诺芬都认识到了职业分工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并且清楚提到分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都触及到社会职业分工之下再次分工的可能性，但都不是很清晰。2.色诺芬认识到男女自然分工的合理性、必要性，并更进一步认识到，分工的细化程度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似比管子更加丰富、深刻。3.二者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管子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把劳动分工和民众的组织化管理相结合。而色诺芬是从管理家庭的角度理解男女自然分工，也是为了更好的经营家庭，增加利润和收入从增加财富的角度。古代生产力还很落后，各生产单位之间联系并不密切，而手工技术的传习和熟练又需要很长时间，这一切都使那时的分工带有固定的特点。从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看，这种固定的分工观可能有些僵化、落后，但在当时却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管子希望使每个人的职业终生固定下来，而且要通过世袭的方式传承。这与雅典梭伦改革时，要求父亲要管教儿子学会一门手艺，否则就不能坐享儿子的赡养是同样的逻辑。

二、财富观念

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人们对于财富的理解和认识的推进，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背景下，自然会有不同的财富观。前古典主义的经济思想，主要探讨的财富观念是“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管子和色诺芬的时代，经济学还没有独立出来，而是嵌在哲学、伦理学当中的，两位对财富的认识得以摆脱伦理道德因素的束缚，从更加客观、理性的经济现象中总结出独特的财富观念。

管子相齐的目的正是通过强化对全国资源的控制和高效利用，“利出一孔”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管子对财富内容的理解更加广泛，同时极为强调对财富的利用。色诺芬对财富也有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在《雅典的收入》一书中为改善雅典财政状况所提的建议都是很深刻的。

管子认为：1.自然资源是最基本的财富。“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轻重甲》)山泽、草木、沟渎、五谷、六畜这些自然资源都是财富，也是进一步产生其他财富的源泉。2.生产工具也是财富的重要内容。“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必须做到“毋乏耕织之器。”(《幼官》)3.黄金、刀币等财货也是重要财富，民众很重视他们的价值，国家也应该善加利用。“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轻重戊》)，“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今也。”(《国蓄》)4.农业和工商业都是财富的重要来源。农业是古代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管子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说明他抓住了关键。

《管子》一书多处体现管子的“农本”思想。如“凡地有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能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治国》)粮食又关系到国家养兵和军队战斗力，“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权修》)。“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治国》)管子认为，只要抓住了粮食和人口这两个关键要素，就可以在人口增殖与粮食增多之间实现良性循环。管子主张“农商并重”，他对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理解都非常深刻，管子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国语·齐语》)，把农、工、商与士并列，足说明他对工商业的重视。

掌握和控制资源只是第一步，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这些资源更为重要。管子有言，“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国蓄》)；又认为“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同上)。“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立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是国富的标准。

关于财富的定义，色诺芬认为：“凡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经济论》)有用的东西才是财富，有用且必须有人知道如何使用，财富的概念被扩大；占有了财富却不知道如何使用，不能好好利用，都不能算是财富。即便是金钱，如果使用不当，对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伤害，也不是财富。财产不等同于财富，这种观点应该是出自苏格拉底，色诺芬加以继承。在《会饮篇》中，安提西尼指出，“财富不是物质资源，而是精神或者智慧的成果”。《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认为，“财富不在于财产的多少，而是收入和花费的比率”。苏格拉底甚至认为，占有过多的不合理的财产是不必要的。色诺芬继承了这一观点，但他并不否认追逐财富的合理性，个人和城邦都应该可以通过合理、正义的方式取得财富。

关于财富的来源，色诺芬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农业是人类社会其他一切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居鲁士的教育》)。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色诺芬是第一位重农主义者。他在《经济论》一书中对农业大加赞美：把农业和战争列为“两种最高尚最必须的事业”。认为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必须的行业”，是人类社会“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农业能锻炼出身体素质最好的公民”。从事农业的人对国家更为忠诚：“农民和手工业者分坐两处，问他们是赞成保卫国家，还是撤离到广阔地区，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那些和土地有关系的人人一定赞成保卫土地。”(《经济论》)它还举例说居鲁士经常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如果不首先认真地做一些战争或农业方面的工作，或是不想办法出出力气，我从来没有坐下来吃过饭。”色诺芬同样十分重视土地：“最富足的人也离不开农业，从事农业是某种意义上的享乐，也是自由民增加财富和锻炼身体的手段，土地能够产出粮食，也可以生产奢侈品；还能提供装饰祭坛、雕像，还有优美的景色……使人们习惯于忍受冬季的严寒和夏季的炎热，训练那些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增加力气，训练那些监工们，让他们早起，迫使他们行动敏捷。”《经济论》谈及的主要财富获取方式是农庄管理，没有涉及其他。但是他轻视手工业，认为手工业伤害身体，属于“粗俗的技艺”。

《雅典的收入》一书中，虽未明确提出阿提卡地区的资源就是财富，但色诺芬已经认识到了雅典在资源和商品生产中的“比较优势”。雅典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航海技术的发达，手工业品畅销，还有劳里昂银矿产的白银等。要吸引更多的外邦人到雅典居住，他认为外邦人“不向国家领取津贴，但却缴纳税收”。“应该免除他们参加步兵的义务，允许把空余的土地给他们盖房子，甚至可以把土地拨给需要使用的人。”“奖励那些最能公正又迅速解决争端的法官，使出航的人不至于受阻。”“在公共庆典上把那些开来船只并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并时常邀请他们参加宴会，那会增加我们的收益和声望。”色诺芬提议由公民捐献，成立一个基金，用于“在港口附近建设一些供海员住宿的出租屋，为商人建造便于交易的场所，和招待其他前来雅典人员的旅店”。这和管子主张按照商人所携带的货物给与不同程度奖励的措施如出一辙。色诺芬也认识到了“人们喜欢储藏白银不亚于他们喜欢使用白银”，可见金银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1.管子和色诺芬对财富内容的理解都是非常宽泛的。包括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还有农业、工商业等。但是色诺芬更加轻视手工业。管子和色诺芬思想的独特之处正是在于，在商品经济的繁荣现实之下，肯定了对利润的正当追求，都认为商人和商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色诺芬在对财富的定义中，已经窥得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色诺芬提到“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财富”，却将财富的定义模糊化成了主观概念。管子扩大了财富来源，也没有关于财富确切定义的论述。

三、货币思想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固定的一般等价物。齐桓公时期，齐国主要流行的是刀币。公元前7世纪，希腊开始使用货币，公元前6世纪末古希腊社会广泛使用金属货币。管子和色诺芬的货币思想都十分丰富、深刻，基本都认识到货币的四大基本职能：贮藏手段、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国际货币。也都进一步认识到货币规律，触及到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即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此消彼长的关系。

以《轻重》为代表的货币理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他对货币的理解十分深刻。管子把齐国的货币分为三等：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黄金者，用之量也”(《乘马》)，这是对黄金具备价值尺度职能的认识。“刀币者，沟渎也”(《揆度》)，这是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清晰描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余；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白金之蓄余”(《山权数》)，这是指货币的储藏手段的职能。管子还认识到货币数量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至数》)，“币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乘马数》)，“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轻重甲》)，货币与黄金、谷物等之间是互为轻重的。管子的货币理论最终都是指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国家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囤积粮食和货币，干预市场，平衡市场物价。“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国蓄》)这是指灾荒之年，谷物价格奇高，如果人君不能调控，就会使商贾有机可乘，获利百倍。管子一方面主张在丰收的年份，收购囤积大量粮食，防止粮食价格暴跌，又在灾荒紧缺的年份投入市场，平抑粮价；另一方面是在认识到货币与谷物的关系基础上，控制货币流通数量，来调节其他商品的价格。应该说管子对货币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已经非常深刻。

《雅典的收入》一书中有不少色诺芬对货币的认识。他认为银本身是一种商品，在城邦间的贸易中有重要作用，即国际货币的职能。他认为白银越多越好，“当社会繁荣时，白银的用途是很大的：因为男人准备购买优良的武器、骏马、豪华的宅第和家具，而女人也急于购买贵重的服饰和金饰。”这是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只能。他提到人们喜欢收藏白银，这是储藏手段的职能。他认为“黄金数量过多时，便不大值钱，而使银价变贵”。其举例是为了说明银价格的稳定性，甚至超过黄金，夸大银的作用和银价的稳定性都是为了鼓励开采银矿，拯救已经荒废的劳里昂银矿。色诺芬意识到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黄铜业从业人数增多的结果，就是黄铜器皿的价格必然变得低廉，工人就会破产”。“当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变得无利可图，血多农民就会放弃耕种转而从事旅店业、贷款业等。”(《雅典的收入》)供求关系影响到产品价格，并引导从业人员转移到其他行业。 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书中对货币的认识明显比《经济论》更进一步，货币五大职能和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被强调，而其本身的价值也被认识到了。

管子和色诺芬基本上都认识到货币的几大基本职能，二者都试图认清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以及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对货币的规律加以利用，因此比色诺芬要丰富深刻。二者都认识到货币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色诺芬还进一步指出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是管子的货币理论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符合他“利出一孔”的治国方略。因而管子主张利用货币的流通规律调节市场，为主政府谋利，而色诺芬试图拯救雅典的政策只是建议，其有效性有待实践检验，限于当时雅典的局势，他的政策只能是平稳、渐进的。两者都看到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十分难得的。管子和色诺芬时代的市场都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交易规模和发展程度都不能和现代市场相比。

四、和平与贸易

管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国富国强兵，努力向外扩张，包括齐国在内的诸侯国都在兼并周边小国，扩张疆域，此时的周天下正是各诸侯国强化国君权力的过程，已呈现出“由多到少”的局部统一趋势。齐桓公即位后，曾不顾管子强烈反对，多次对诸侯兴兵，数次失败之后，齐桓公才充分信任管子。纵观管子治齐一生，以“会盟”居多，主动征伐为数较少。他劝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口号，并有“存邢救卫”的行动，说明管子注重的并不是兼并他国、强行扩张的战略，而是首先占领道德制高点，利用商业和贸易手段，干扰他国经济，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管子对国家间的贸易策略可谓非常熟稔，例如，他讲齐国的粮价长期控制在略高于诸侯国的水平，以引导他国粮食流入齐国，等到灾荒或者战争时，就可以利用粮食吸引流民，增加人口。管子治国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相比，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发展模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成长，需要依赖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战争摧毁的不仅仅是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还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与财富。从管子的外交经历来看，他奉行的主要还是“以商止战”的策略。

色诺芬亲身经历雅典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在晚年目睹了同盟国战争。色诺芬晚年著《雅典的收入》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雅典能够转变过去的“帝国式”发展与扩张的经济模式。他认为，“在和平环境中待得最久的国家一定最为繁荣”；“在和平时期里，我们城市曾积下大量金钱，而在战争时期它们被花光了。如果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就会明白很多种收入现在都因战争而显得支绌，那些曾经用在生产方面的金钱已花在各种紧急的用途上了”。

“雅典和周国家发展轨迹……都经历过蕞尔小邦到泱泱大国再到小邦以至被征服的过程。”[5]无论是周天下还是古希腊世界，都存在过郑国、齐国、晋国和雅典、斯巴达、底比斯这样雄霸一时的霸主，同时代的两个文明都是兵争不止、相互争夺霸权的局面，但是战争带来的无疑是压迫、征服和破坏，两位思想家能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五、思想异同的原因

首先，经济环境。管子和色诺芬的经济思想都有很强的实用性，都是为了“求富”“求强”，雅典和齐国的自然环境是十分相似的。齐国地处山东半岛，太公就封时，“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当地盐碱地、沼泽地较多，开发十分困难。但是齐国有优良港湾和较长海岸线，齐地中的丘陵可以种植桑麻。太公“通工商之便，尽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这才使齐国迅速发展，最后强盛，齐地的工商业传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样，阿提卡半岛的农业条件极差，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相当干燥，不利于谷物生长，主要种植葡萄、橄榄、大麦等耐旱植物，随着人口增长，雅典面临极大的粮食压力，这也是古风时代雅典向外大规模殖民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雅典还是长期面临粮食压力。但是该地区可以种植橄榄和葡萄，制作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铜、铁、银、大理石等资源，这些条件使雅典的手工业品畅销希腊世界。雅典在希波战争过程中逐渐确立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特别是公元前478年提洛同盟成立，雅典加强对盟邦控制，获得丰厚的盟邦贡金，加之劳里昂银矿的开采，使雅典的工商业盛极一时，这些是色诺芬经济思想的重要来源。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松动，私营工商业得到发展。但是商人群体和商业规模远不能与战国相比，所以管子的农商并重思想和齐国的工商传统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春秋初期，商业规模和商人群体都还处于逐渐壮大阶段，此时的统治者并没有对工商业和商人群体加以抑制。战国时期工商业得到更大发展，商人群体壮大，抑商思想才开始出现。例如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还出现了韩非子和商鞅那样的极端反商、抑商的思想。正是齐国和雅典如此相似的农业、工商业环境，使他们在分工理论、财富观念、货币与商品价格理论等领域都相似的见解。所不同的是，齐国当时的工商业贸易主要是经陆路与诸侯国的商品交换，而雅典与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主要以海上贸易为主。

其次，管子和色诺芬两位思想家有着主体差异。管子相齐可谓大权在握，获得齐桓公充分授权之后，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主张和政策，管仲得以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取得巨大成功。“同盟战争”结束后，雅典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书中提出，“我们可以利用本国资源维持生存，而不是剥削盟邦的‘非正义’方式”。色诺芬冀望放弃雅典帝国时期，雅典通过收取盟邦贡金发展自身的“非正义”行为，转而充分利用雅典自身的资源和优势，用和平的方式恢复和发展雅典经济。色诺芬作为不掌握任何权力民间学者，他的建议只有通过某些政治家、演说家对民众的宣传鼓动，有人在雅典国民大会上提出议案，通过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加以实施。至于他有没有通过私人关系影响到当时的雅典当政者，目前还有争议。但是色诺芬当时的处境决定他所提的政策必须是温和、渐进的。

色诺芬时期的雅典和管仲所处的齐国，都是农业国家，但工商业都很发达，两位思想家的独到之处在于：都认识到农业和商业同样重要，二者的想法都很具实用性。虽然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体系化程度不足，但仅凭个人经验总结和观察，能够得出这么丰富、深刻的经济理论，已属不易。色诺芬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足说明其思想的积极意义。管子的经济思想在先秦时期即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在“独尊儒术”之后，被主流思想冷落，但对后世思想家尤其是改革者，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两位思想家思想的异同，既是各自所处国家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环境造成的，也和本人的的成长经济、社会地位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