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100101)

清华简《系年》问世以来，学界对其第二章所涉及的两周间史事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周亡王九年”“二王并立”“平王走西申”，以及《系年》与《史记》《竹书纪年》的比较等问题更是成为了焦点，众说纷纭。笔者据“知网”粗略统计，自2012年12月至2018年2月，据《系年》第二章探讨两周间史事的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29篇。笔者研究各家观点后认为，学界就相关问题的讨论至今难以有共识，多与对简文的断句、对相关概念与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以及对《系年》的作者、撰写背景的研究尚不够充分等有关。以下，笔者以李学勤教授整理的《系年》第二章[1]138的相关内容为底本，在将其重新断句、注解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给出自己的意见。抛砖引玉，请同仁指正。

一、释文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二、注解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

1.“周幽王取妻于西申”：意周王室与西申族联姻，周幽王娶申伯之女，立为后。“西申”，西申族(申国)。西申族原居于镐京以西，守护镐京，据《诗·大雅·崧嵩》，周宣王时分封其“元舅”(申侯长子)于今南阳附近，西申族人自此分为两枝。关于西申、南申之别，学界讨论甚多，徐少华教授总结后认为：“应该明确的是，在宣王之前只有一个申国，即或在申伯被支封南土后，留在西土故地的申人仍称‘申’或‘申侯’。”[2]笔者认为，因南阳之西申族为申侯长子所建，故西申族之“大宗”遂移至南阳，即南阳附近的西申族虽然因封地之故而称为“南申”，但继承了“西申”之族名。

2.“生平王，王”：申后生平王，周幽王立平王为太子。需要注意的是，“王”与“又取褒人之女”应断读，“王”乃“立为王储(太子)”之意，非指周幽王。简文中凡指周幽王处，皆冠以谥号，曰“周幽王”或“幽王”。

3.“又取褒人之女”：周幽王废申后而立褒姒为后，即史伯所言“(周幽王)弃聘后而立内妾”(《国语·郑语》)。《国语·郑语》载史伯言曰：“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

4．“是褒姒”：对褒姒言听计从，即史伯所言之“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国语·郑语》)。“是”，是之，以为是，认为对、认为正确。

5．“生伯盘，褒姒嬖，于王”：褒姒因生伯盘而受宠，垂涎于王位。“嬖”，受宠，《说文》：“便嬖，爱也”；于，往，去，引申为向往；王，王储，太子之位。“于王”意褒姒觊觎太子之位。

6．“王与伯盘”：太子之位给予伯盘。与，给，《说文》：“赐予也。”

7．“逐平王”：“追杀平王”之意。“逐”，《说文》：“追也。”

8．“平王走西申”：平王奔逃到位于南阳附近的西申族。“走”，《说文》：“趋也”，此意奔逃。

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

1．“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周幽王派出宗周六师，围平王于西申。“师”，保卫镐京的宗周六师，由周王直接掌管。据下文“晋文侯乃迎平王于少鄂”，宗周六师所围之地为南阳附近的少鄂。笔者认为，宗周六师“围平王”于少鄂，远在千里之外，致镐京空虚，这是镐京被攻破的直接原因。

2．“申人弗畀”：申人拒绝交出平王，意双方兵戎相见，僵持不下。“畀”，《说文》：“相与付之。”

3．“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镐京以西的西申族人于是投降西戎，使其攻周幽王。“曾人”，居于镐京以西的西申族人。自周宣王时申侯长子被分封于南阳附近，仍留守原地的西申族人就成为西申族的“曾人”，即西申族的“根本”，俗称“老家人”。“曾”者，中间隔二代之亲属，《尔雅·释亲》：“王父之考为曾祖，孙之子为曾孙。”学界多认为“曾人”乃“西申”的“盟国”，笔者认为不正确；“乃”，于是；“降”，投降；“以”，使，令。《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曰：“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国语·晋语一》载晋大夫史苏言曰：“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缯”“鄫人”即“曾人”。西申族之旧部作为镐京西部之屏护，一直起着在外围防范西戎的作用，而周幽王起师攻南阳之西申族，西部之西申族人遂投降西戎，撤掉防线，任其攻打镐京，如此才能帮到南阳之族人，是即《国语·郑语》中史伯所言的“缯与西戎，方将德申”(“西部之西申族人与西戎联手，这样才能有助于南阳之西申族人”)。

4．“幽王及伯盘，乃灭”：暗示镐京被攻破之后，褒姒带着年幼的伯盘逃跑，周幽王追上褒姒母子，杀之，然后才毙命。“及”，追赶，抓住，《说文》：“逮也”；“乃”，才，然后；灭，《说文》：“尽也”，《尔雅》：“绝也”，笔者认为此“灭”字意周幽王乃自戕而亡。按《国语·郑语》所载史伯所述，周幽王“与剸同”“好穷固”“近顽童”“用谗慝”“行暗昧”，又据其追杀平王、与西申族发动战争等举措看，周幽王彼时已失去理智，及至镐京城破，众叛亲离的情势下，周幽王当已处于疯狂的心理状态下。

5．“周乃亡邦、君”：周朝遂丧失了都城与天子。“周”，周朝；“乃”，于是；“亡”，丧失；“邦”，国都，此指镐京；“君”，君主，此指周王。

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

1．“诸正”：官职名，即“卿士”，此指虢石父。《国语·郑语》记史伯言曰：“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左传·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杜预注：“卿士，王卿之执政者。”据《诗·十月之交》“皇父卿士”句，笔者认为虢石父即“皇父”，《国语·郑语》中史伯又称其为“虢叔”“虢公”。

2．“虢”：虢国，西虢，原在陕西宝鸡以东，笔者认为在虢石父时东迁于今三门峡市。据《诗·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有车马，以居徂向”，笔者认为“向”(笔者认为即“上阳”)或即虢石父在周幽王时新建之虢之都。

3．“是携惠王”：虢石父在“向”挟持惠王以令诸侯。“是”，此，此地；“携”，《说文》：“提也”，笔者认为即“挟”，挟持之意；“惠王”，周惠王，周幽王之弟余臣。

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

1．“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晋文侯仇出兵虢国，杀死惠王。“乃”，竟，竟然。

2．“周亡；王九年”：西周灭亡，晋文侯称王九年。“亡”，灭亡；“王”，称王。“王九年”，笔者认为暗示晋文侯杀惠王的动机——晋文侯自称王多年，诸侯不来朝见，而仍然去朝见惠王，故心怀嫉恨，乃至出兵灭虢、杀惠王。关于“周亡王九年”如何断句、解释，学界讨论激烈，但正如王占奎先生所言：“很难有一个完美的解释。”[3]

3.“邦君诸侯焉始”：以“伯”之身份而统率全天下之诸侯的始作俑者乃晋文侯。史家不承认晋文侯称王的合法性，仍以大国之君称之。“邦”，大国，此指大国之君；“君”，统治，《说文》：“尊也”；“焉”，于此，自此。

4.“不朝，于周”：前省主语“诸侯”，即“诸侯不朝于晋，心归于周”。“不朝”，不去朝见；“于”，去，往，“于周”意诸侯心归于周。晋文侯杀惠王，希望诸侯承认其天子地位而去朝见他，但诸侯并不认可他。按周礼，诸侯朝见天子以年计，晋文侯死于前746年，结合下文“三年，乃东徙”之记载，可推算出晋文侯在杀惠王后仍自称王一年，即晋文侯称王时间为前757年至前749年。“不朝，于周”的表述方式同《尚书·舜典》之“于德，弗嗣”。

5.“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晋文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自少鄂迎回平王而立之为天子。“乃”，才，含不得已、被迫之意；“少鄂”，又称“鄂”，在今河南南阳附近[4]17-18。整理者认为“鄂”在今山西，但学界多有异议，如沈载勋教授即认为“不应排除鄂指南阳之鄂的可能性”[5]143。

6.“立之于京师”：意仍以镐京为周都。“京师”，镐京。

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1.“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平王被立于镐京三年后，才得以东迁洛邑。暗示平王一直被晋文侯控制，晋文侯挟平王以令诸侯。直至前746年，晋文侯死，平王才得以东迁。

2.“晋人焉始启于京师”：晋国的势力从此扩张到了镐京一带，意晋文侯成为西方诸侯之伯。“启”，开拓。

3.“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郑武公成为东方诸侯之伯，统率东方诸侯。“正”，通“征”。

三、白话译文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族，生平王，立平王为太子；又废申后而立褒人之女褒姒，听信褒姒之言；褒姒生伯盘而受宠，觊觎王位，周幽王遂立伯盘为太子，而逐平王。平王奔逃到西申族以避难。周幽王发动宗周六师远征西申族，围平王于少鄂。西申族拒绝交出平王。西申族位于镐京以西的旧部于是降西戎，任其攻周幽王。(镐京城破，)周幽王追上逃跑的伯盘(母子而杀之)，然后自戕而亡，周都城与周王于是俱丧。周幽王的卿士虢石父随后在虢国扶持幽王之弟余臣为周王(“周惠王”)，在虢国挟惠王(而朝诸侯)。惠王二十一年时，(于惠王十三年时自称为王的)晋文侯仇竟然出兵灭虢、杀惠王，(西)周至此灭亡。晋文侯自称王共九年，开启了大国之君号令诸侯的时代。(诸侯)拒绝朝见晋文侯，仍愿服从周王室正统，晋文侯不得已才从少鄂迎回平王，立之于镐京。三年后，(晋文侯死，)平王才得以东迁至洛邑。晋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时期扩展到镐京附近，郑武公也在此时成为东方之伯。

四、关于《系年》的性质与作者

学界对《系年》非单纯记事之性质有共同的认识，如李守奎教授说：“有整体布局，通过叙事与剪裁，表达著者的历史观。这种体例先秦史书闻所未闻。在与马卫东教授谈论《系年》时，他为那个时代有这样明确‘史学意识’的著作而惊讶。”[6]许兆昌教授认为：“可以发掘出史著的作者在评判历史方面所具有的思想倾向性。”[7]李学勤教授曰：“《系年》只起自周初。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在其前四章，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篇中时代较后的一些章，还有时明显结合当时形势，例如……”[8]

笔者认为，《系年》的作者显然拥有系统、真实而丰富的原始史料资源，更对治道之兴衰、历史之脉络与细节了然于胸，对天下大势的发展变化洞若观火——综合来看，唯有掌管全天下史籍、图志等资料的周王室之史官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与智慧；再结合李学勤教授、李守奎教授、许兆昌教授的分析，笔者认为：清华简《系年》的作者乃《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的周太史儋。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清华简”多数是楚威王太傅铎椒率楚史官团队自周守藏室抄录的文献典籍(笔者认为此事发生在前335年至前330年之间)，其用意是以先帝王的事迹和智慧，为有振兴楚国之志的楚威王为借鉴；而《系年》则是负责接待铎椒团队的、时任周守藏室太史的周太史儋应楚威王之请而作，故其资政意味明显[注]关于“清华简”的性质与来源，参见拙作《〈保训〉九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

五、《系年》第二章的表述特点

《系年》第二章写法非常隐晦，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笔者在注解、翻译简文的过程中，发现太史儋至少采用了六种隐晦手法：一、隐去句子的主语，如“(诸侯)不朝，于周”；二、话说一半，隐去事件的主体部分，如“幽王及伯盘，乃灭”；三、不言事件的原因，而仅叙述事件本身，如晋文侯“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四、用字相同而断句不同，如“周乃亡邦、君”、“邦君诸侯焉始”；五、利用汉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属性，如“周幽王”“王”“于王”“王九年”；六、连用7个“乃”字，用这种反常的做法提醒读者琢磨“乃”字的涵义，以发掘出其中隐含的历史真相。(关于对这些隐语的具体分析，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至于太史儋为何要采用如此隐晦的表述方式，笔者认为同孔子做《春秋》一样，是出于对“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笔者认为，晋文侯固曾有僭越作乱之举，但因终能迎立平王，可谓改过迁善，故太史儋讳其恶而扬其善)与“讳而不隐”等的综合考虑：一方面，太史儋要让读者(楚威王)知晓真实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扬善隐恶，暗示楚威王当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尊重周天子的地位。

六、有关两周间史事的三则相关史料新解

关于两周间史事的记载甚少，只在《左传》《国语·郑语》《国语·周语(中)》中有简短的提及，学界在研究两周间史事时往往引用之。但笔者以为，学界一直以来对这三则史料的理解值得商榷。

1．《国语·周语(中)》载富辰谏周襄王欲以狄人伐郑曰：“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学界多以“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为“晋文侯、郑武公护送平王东迁”之意，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左传·襄公十年》言：“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平王东迁若有晋文侯、郑武公之陪护，何以日常用度紧缺？从这一点看，平王之东迁显系仓促之举。

《系年》第二章曰：“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以之为比照，则富辰之言“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并非指晋、郑两国国君陪同平王东迁，而是说平王东迁之后，晋国、郑国分别成为西方和东方的方伯，是平王作为天子统治天下所倚靠的两个重要诸侯国。

2．《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王子朝以告诸侯之辞曰：

至于幽王……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

关于“携王奸命”，学界有以“携”为地名者，也有以为谥号者，笔者认为皆非。“携”者，《说文》：“提也。”故笔者以为“携王”即“挟王”；“奸”者，《说文》：“犯也。”《增韵》：“犯非礼也。”《玉篇》：“乱也”；“命”者，《说文》：“使也。”段玉裁注曰：“使也。从口令。令者，发号也。君事也。”故“奸命”意窃取王者之号令。“携王”是为了“奸命”，只有“携王”才能达到“奸命”的意图，故“携王奸命”即“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那么，“携王奸命”者谁？王子朝的文辞中隐去了“携王奸命”的主语，笔者认为是“虢石父”，因此事乃周王室的耻辱，故羞于提到权臣的名字。

关于“诸侯替之”，笔者认为“之”为虢石父，“诸侯”为晋文侯，意晋文侯替代了虢石父，同虢石父一样“携王奸命”。

关于“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结合《系年》“不朝，于周”之言，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诸侯抵制晋文侯之称王，晋文侯不得已而立平王。被立为周王的平王处于晋文侯的挟持之下，直到三年之后晋文侯死，才得以在王室宗亲的拥护下东迁。

综上，笔者以白话文翻译这段话：

至于周幽王……周王室丧失了王权。随后权臣挟持惠王，诸侯又取代了权臣。而平王得以立为天子、东迁洛邑，这都是王室宗亲抵制篡权者、鼎力勤王的结果。

王子朝引用史事以告诸侯，意在打动诸侯，想让诸侯如当年的宗亲拥护平王一样拥护自己。显然，虢石父挟持惠王以令天下、晋文侯自称王而杀惠王、挟持周平王这些史事，在周王室成员间历代流传着，周王室宗亲尽人皆知。

3．《国语·郑语》曰：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

学界一直以来据这段话，多认为晋文侯有功于平王之立。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段记载隐晦的揭露了晋文侯的作乱。

首先，两周转换之际，秦国将周王室土地吞并，齐国小伯，楚国向外扩张领地，这三件事从周礼的观点看，都是凭藉武力而破坏礼制之举，是诸侯争名夺利、无视周天子权威的表现，意味着天下进入了“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的争夺时代。“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之事与此三件事并列，自然也非正当之事。其次，从句意上看，何为“定天子”？“定”者，韦昭注曰“谓迎平王定之于洛邑”，以《系年》第二章“立于京师”(即立于镐京)相对照，韦昭之注显然错误。笔者认为，“定”乃确定、决定之意，故“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乃“晋文侯在此期间决定谁为天子”之意，以《系年》第二章对照，当指晋文侯在迎立平王之前曾自称王并因而杀惠王之事，其实为僭越、作乱。

七、《系年》第二章再证《竹书纪年》乃伪史

关于两周间史事研究，在《系年》面世之前，学界多有依据《竹书纪年》者。笔者曾判断《竹书纪年》乃张仪所做之伪史[注]参见拙作《〈保训〉九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笔者认为，若就《竹书纪年》的相关内容与《系年》第二章相比较，《竹书纪年》的伪史性质更为明显。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竹书纪年》曰：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1．据《系年》，周幽王、伯盘死于镐京，所谓“戏”者无可考。

2．“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所谓“鲁侯”学界皆认为乃“曾侯”之误)乃子虚乌有之事，非但《系年》中无任何记载，即便《国语·郑语》亦言“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而根本不言申侯、鲁侯(曾侯)、许文公参与其事。若申侯、曾侯立平王之事为真，则其发生在周幽王仍在位之时，按周礼看，此事断无可能发生——即便所谓的“申侯、鲁侯(曾侯)、许文公”有此心，身为人子的平王焉敢接受？诸姬姓诸侯焉能容忍？换言之，所谓周幽王仍在位时平王即被立为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决无可能发生在平王身上，诸侯也决不会对此等违反礼制的举动听之任之。而若以《史记·张仪列传》比照，可知此一狂悖之说恰恰符合张仪推崇阴谋诡计、不讲礼义、唯利是图的思维模式、言辞特征与行事风格。因此，笔者断定所谓“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是张仪的捏造之辞。

3．所谓“虢公翰”无处查证。

4．《系年》第二章显示，余臣乃周幽王之弟，而非其子。

5．所谓“虢公翰”立余臣于“携”，据《系年》及《诗·十月之交》，余臣实被立于虢之都城“向”。

6．关于两周之际之“二王并立”，据《系年》第二章，“二王并立”确有其事，但“二王”非指惠王与平王，而是指惠王和自称王九年的晋文侯。

7．“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此处之“携”显然为地名；张仪随后又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猜测余臣因非周王嫡长子，故称“携王”，又否认了“携”为地名的说法——其自我矛盾、信口开河的文风与史笔信实之规范全然不合。

综上可见，《竹书纪年》中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说辞可谓错谬百出。

笔者认为，《系年》乃周太史儋应楚威王之请而作，其内容必然在楚国官员中有所流传。而在流传过程中，因《系年》本身的隐晦写法，以及言听者的理解不同等，必然会有讹传、误解存在，而这种存在讹误的、残缺不全的信息被张仪搜罗到，遂被其敷衍成篇。因张仪性狡诈而无义，以诱惑、欺诈等手段周旋于列国间，故其敷衍而成的《竹书纪年》中不但信息残缺不全、真假掺杂，而且充满了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之类的捏造之辞。

八、《系年》第二章证明《尚书·文侯之命》乃襄王赐晋文公重耳之命

《文侯之命·序》云：“平王赐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郭仁成先生曰：“《史记·周本纪》、《晋世家》、刘向《新序·善谋篇》皆以为襄王赐晋文公重耳之命，与晚《书》本《书序》不合。马融本《书序》无‘平’字，且不以‘义和’为人名，似亦与《史记》同。但郑玄注‘义和’谓文侯名仇字仪，则又肯定是平王时事。近世争议亦迄无定论。”[9]320

笔者认为，今以《系年》第二章所记晋文侯之事对照，可知司马迁、刘向的见解正确，《文侯之命》实为襄王赐晋文公重耳之命，马融本《书序》本阙的“平”字乃后人所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