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素英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湾 台北 10610)

由于东周以后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致使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各谋发展之状况极为明显，促使经济条件、政治结构与社会型态之连动关系更为密切，而胸怀大志之诸侯更纷纷任用贤能，遂造成群雄争霸之局面。据杨宽研究，春秋战国间，晋、齐、楚、越四大国对峙，曾形成“四分天下”之局面。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三家大夫为诸侯，进入战国时期。当时之大国有八，按照疆域大小排序为：楚最大，越次之，赵、齐、秦、燕、魏又次之，韩最小。其后，魏文侯首先任用李克(悝)变法，最早成为强国。紧接着，各国群起效尤。越国则因与齐、楚、百越接壤，而大国又极力兼并小国，越国遂在各方势力割据战中逐渐弱化，在八大国中除名，故形成战国七强并立之局面[1]331-332。由此可见每一诸侯国若要在战国时期图谋发展，则必须随时注意社会、经济以及国际政局之动态发展，适时采取灵活对应模式，否则即将被大环境淘汰。

出生在赵国之荀子，虽然史无明载其生卒年，因此尽管学者多方考察，其生年仍有公元前336—313年之较大差距，卒年则相对稳定，仅有公元前238—235年之些微差距注杨家骆主编：《历代人物年里通谱》，世界书局，1993年，第5页，采取公元前313-238年之说法。若为公元前313年，则生于周赧王(慎靓王之子)2年，赵武灵王7年。不过，又注记另一说可根据汪中《荀卿子年表》、王先谦《荀子考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等资料，而定生年为公元前333年；较接近今人廖名春、梁涛以及林桂榛等之说法，以为大约生于公元前336年(卢永凤、王福海以为生于公元前338年前后之说法可归为同类)。佐藤将之推测荀子之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16-235年，较接近公元前313年生。至于其他相关说法，可参见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万卷楼图书公司，2015年，第 61-91页，尽管各家所说有些差异，然而公元前336-235年之间，都是战争频仍之时代，然而却可确定公元前298—238年之战国中晚期是荀子活跃之期间。在这段期间中，是标准的尔虞我诈、战争频仍之时代，然而荀子终其一生，往来出入赵、齐、秦、楚等战国诸大国之间，始终不忘以行动展现其以礼义治国为政之理想，企图能对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发生一些正面影响，因而有关王道与霸道之问题，自然成为荀子学说中之重要核心议题，此从其常往来游走各国、与各国政要讨论时之焦点问题，都明显可证。由于荀子长期在齐，为稷下学之重要学者，且将姜齐桓公设为霸者之国的君主典型，还于《强国》中记录荀子游说齐相之长篇议论，则荀子之王霸观与稷下学宫长期以来之自由学风，乃至于与齐国之政治发展情况，必然有相当深远之关系等待探究。职此之故，本文爰取荀子之王霸观为论文主体，观察其与齐国稷下学之关系，于是在前言之后，先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再论及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然后进入荀子王霸观之主体结构，并从中探查其王霸观与之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形成一简单结论。

一、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

由于先秦文献未见稷下学宫始创于何时，因而各家说法不一。有学者根据《史记·儒林列传》中，记录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千百人”之一句话，而推论稷下学士“初兴起”于齐威王时[2]22-23。此说似乎是极稳当之说法，也非常巧妙地避开稷下学宫始创于何时的问题，然而稷下学宫始建之问题却是必须正视的重要前提。因为徐干《中论·亡国》已明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且明说孟轲、荀卿之徒皆游于齐[3]44，则齐桓公之时已有稷下学宫之事不应被忽视。根据徐干之说，稷下学宫始创之时，应可从威王时代之“初兴起”，再往前追溯至齐桓公之筚路蓝缕开创期。

由于稷下学宫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具有密切之连动关系，于是于孔宝即参酌《中论·亡国》所载，认为要具足产生稷下学宫如此巨大学术文化交流中心之各项条件，只能是田氏代齐之后的齐国，而非春秋初期之齐桓公。又指出一项始创于齐桓公之重要原因，乃是田氏代齐之时间尚不太长，政权才刚进入稳定状态，为求励精图治，且继承齐国尊贤重士之传统，遂效法姜齐桓公设“啧室之议”的养士方法，开创国家养士之风，创建稷下学宫以招致天下贤人[4]20-21。于氏之说已能概括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重要主观原因与目的，不过，仍有深入理解其主观原因与目的之空间，此外，更需考虑当时各国政局之客观发展情形，如此内外兼顾，方可充分理解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重要目的。

首先，应详查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主观原因。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可见公元前391年齐康公之大夫田和放逐康公于滨海之岛，而自专其政，乃肇因于当时之齐康公已淫于酒色而不听政，于是主政大夫田和遂将康公放逐至海。因魏文侯帮忙，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任命为诸侯，然仍沿用齐国国号，故史称“田齐”。至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并食其封邑，于是姜齐正式走入历史。回顾田齐之发展，自陈完于公元前672年逃至齐国，即受到姜齐桓公赏识，委以“工匠”之职，改称田完，至五代孙田无宇开始强大，六代孙田乞逐渐获得民心。晏婴虽然多次以“田氏代齐”之传言，鼓励齐景公应多行仁义、赢得民心，仍因姜氏后代子孙不肖，公元前386年田完之十代孙田和正式受周王册封齐侯，坐实流传已久的“田氏代齐”预言。虽然自田乞起，田氏已愈来愈能掌握民心向背，不过田和仍恐篡位代齐会引发齐国臣民公愤，因而无不极力拉拢与齐国臣民之亲密关系，也积极巩固都城之防御工事，以避免发生政变。

田和被立为齐侯2年而崩，谥号太公，与姜齐之始封君姜太公相同，应属有意为之，而非事出偶然。推其因，一方面要彰显田齐愿意遵循姜太公治齐之方针，一如姜太公治齐之简易、亲民、爱民，故积极向齐国臣民示好，另一方面更要藉姜太公鼓舞周文王得天下之一段话，以合理化田和代齐之行为也是遵循姜太公为政之旨意，极力争取齐国臣民认同。此即：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文师》)

既然姜太公认定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而是有德者可以得之的天下，因此在齐康公已无道、失德之情况下，凡是愿意与民同好恶、同忧乐，且又有解救人急难、积极为人谋福利之贤能者，都可以取而代之。由于田和能积德行义，愿意带领齐国上下共同迈向理想之大道，因而正是众望所归之人选。故而将田和称为田齐太公，也有意藉由称号之相同，拉近田氏政权与齐国上下之距离，希望赢得全国之认同。

田和之后，虽由田剡继位，或许因无甚做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并不为之列名，而紧接记录“子桓公午立”。然而《索隐》则补记“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由此更可见以田和为太公，而田午为桓公，绝非凑巧，而是有意为之。盖姜齐在太公之后的重要贤君，当然要以位居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在位)为不二人选，因此在田和代齐不久，尤须大有为之君主以发展齐国，故也亟须一位类似姜齐桓公之领袖承担重任，而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公元前357年在位)即是负责接续如此重大使命之君主。巧的是田午之得位又与姜齐桓公有些雷同，再加上姜齐桓公正是让逃亡之陈(田)氏家族在齐国发展之恩公，因此以“桓”为田午之谥号，也可记录该历史佳话，而重申田齐将励精图治，效法姜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决心与毅力，矢志重振齐国国威之诚意，另开一番称霸天下之大业。

基于上述原因，田齐桓公效法姜齐桓公“设庭燎以招贤士”(《周礼·秋官·司烜氏》)，更立“啧室之议”以自警戒之举(《管子·桓公问》)，而另创“稷下学宫”以优礼天下贤才，即是最顺理成章之事。由于率先由国家之力量开创“稷下学宫”以优礼天下贤才，造成学术文化之大交流与发展，因而将田午开创“稷下学宫”之首功，媲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春秋首霸姜齐桓公，同以“桓”字为谥[注]根据《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其详参见《史记会注考证》，第16-19页。。以“桓”为谥，亦可彰显田齐政权自我期许未来也能辟土服远，更希望还能开辟学术文化之新境地，从积极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以具体发扬姜齐“尚贤尚功”之固有精神。

其次，当时战国局势之发展，也是实际推动创建稷下学宫之重要的助力。其中，最大的影响力当然是魏文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在位，公元前424年称侯)，深知治国安邦之道在于任用贤人，因此积极礼贤下士。由于魏文侯未即位前曾受经艺于子夏，还被司马迁誉为好学，积极延揽子夏于西河设教，培养经世济民之人才。魏文侯经常向子夏之弟子田子方、段干木请教，又任用李克(悝)进行变法，促使魏国荣登战国初期强国之宝座(《史记·魏世家》)。继魏国因变法而强盛后，接着，各国群起效尤，如赵烈侯(公元前408—公元前400年在位)时之公仲连改革，楚悼王(公元前401—公元前381年在位)时之吴起变法，都已在田和之前因变法改革而强盛，因而也不断刺激田和应该要有更积极之作为。受到魏、赵、楚三国变法改革之鼓舞，于是首登战国初期强国宝座之魏文侯，很自然成为田和景仰与积极效法之对象。故而田和与魏文侯见面，虽以请托魏文侯在周天子面前美言为重要目的，而请教变法图强之道也是绝对不可或缺之核心内容。经由魏文侯帮忙，田和果然如愿以偿。可惜天不假年，田和之美梦只能等待后继者努力实现，因此有雄心壮志的田午，既然敢于弒杀兄长而自立，就必须拿出耀眼之政绩以向齐国全国上下交代，于是创建稷下学宫以网罗天下贤才，以为变法改革、开展宏图之前奏，就是实现田和理想极重要之开展活动。只是，田齐桓公在位之期间尚不及姜齐桓公在位之半，因此稷下学宫之“初兴起”，的确要等待继起之威王时代。毕竟学术文化事业之发展不像打天下，可以短时间见绩效，而且必须长期努力经营，尤须君主积极表态，且具体投注心力与国家资源于其中，只要稍有懈怠，即有下滑倒退之可能，因此稷下学宫之兴盛期，自然要落在威、宣两王前后长达56年之期间。然而由于威、宣时期已超过半世纪，因而在整体兴盛之状态下，中间偶会发生稍许之停滞现象也属正常状况。最明显之事例，即是田齐桓公之子初即位时，好淫乐夜饮而沉湎不思为政，稷下学自然相对见衰，当其奋发图强，情况当然改观，以致《史记·儒林列传》有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之说。

二、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

既已确定创建稷下学宫之背景与目的，则稷下学宫活动之内容也大致可以推定：一方面，诸子百家可以自由讲学并公开进行学术讨论，促成各不同学派之相互辩论，也在争辩中相互吸收、彼此影响，开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学术文化交流发展盛况；另一方面，不同学派背景之人物，也会分别针对治国之道提出议论、各抒己见，间接促成各项政治改革与变法运动，因而带动社会政治形态之具体变革，而这也是齐国君主最重视与期待之事。综观稷下学宫前后大约150年之久，其兴衰过程大致与政治之隆污有关：自田齐桓公创立，经齐威王大力发展，极盛于宣王时，湣王后期开始中衰，襄王时再行中兴，而于平王时期消亡。在稷下学宫之发展史中，其兴衰之关键无疑要落在始创的田齐桓公之子田因齐身上。

倘若田因齐一直仗恃着齐国强大，只知饮酒作乐，不仅朝政荒废、国势日衰，刚刚起步之稷下学也将毁于一旦，幸因虞姬赤诚之言而大大感悟(《列女传·辩通》)，更因淳于髡之隐语，而有“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表态，于是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而齐国震惧，一战而诸侯归还侵地(《史记·滑稽列传》)。最重要的，还在于邹忌劝田因齐广开言路、鼓励谏诤。当时命令初下，朝廷即门庭若市，然期年之后，虽欲多言，亦无可进谏者，于是燕、赵、韩、魏皆朝于廷(《战国策·齐策一》)。田因齐自此称王，威行天下数十年。由于淳于髡正是文献明文记录之重要稷下学士，邹忌广开言路之谏言，又是稷下学士最重要之典型工作，则稷下学在齐威王时代获得大力发展，且直接造成齐威王威行天下之事实乃不容怀疑者。对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已明载“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再透过该篇以下之两小段记载，更可佐证威、宣时期皆大力推动稷下学之发展，且以论述治国之道为主：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故知齐威王大力发展稷下学，至宣王时而极盛，各学派人物慕名前来者众多。透过《史记·儒林列传》之记载即可见一斑：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闲，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从孔子卒后，弟子散而之各诸侯国，或从事与为政相关之工作，或以讲学为生，实可谓开战国时期流行之“游士”先声。其中，子贡终于齐一事，明显开孔门弟子游齐、仕于齐之先锋，只差在齐之儒者是否能受到国君重用之差别而已。例如孟子之政论，即使被齐威王身旁谋臣视为迂腐而不能受到齐王重用，然而孟子仍可在稷下学宫大鸣大放，引发各派学者注意，充分展现学术自由之状态。

再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则可知宣王时期稷下学士之盛况：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极盛之稷下学，随着湣王后期之国势衰退，也相对衰退。此从《盐铁论·论儒》即可透露一些讯息：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

齐湣王初即位时，稷下学发展正处于高原期，而国势在威、宣两王不断壮大后，再加上有以仁义自饰之宿瘤女时加进谏，故而执政前期仍然强盛，自然吸引众多儒者踵继孟子之后，也纷纷进入齐之稷下学宫，从事一些“不治而议论”之工作。此从《列女传》记载齐湣王有感于宿瘤女仁义自饰之言，遂立之以为后的前后改变可以得知：

出令卑宫室，填池泽，损膳减乐，后宫不得重采。期月之间，化行邻国，诸侯朝之，侵三晋，惧秦楚，立帝号。闵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后，燕遂屠齐，闵王逃亡，而弒死于外。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

荀子在《王霸》所称，齐之势力，“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应是《列女传》此处所载，齐湣王及诸夫人受到宿瘤女感动，举国上下、无论朝廷内外皆齐心于仁义之结果。可惜宿瘤女死后，湣王受纵横家等蛊惑，不计巧诈地矜功嗜利，诸儒者虽然谏诤却已无效，于是各自分散。

至于荀子入齐之时间，综合两派主张荀子“年十五”或“年五十”入齐以及生年推算不同之看法，荀子入齐时间之上下限在公元前301—公元前286年之间[注]由于荀子之生卒年有异说，连带影响荀子至齐之年龄与时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 应属最早之文献记载。然而《风俗通义·穷通》以“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则荀子入齐之时间，有“年十五”或“年五十”之歧异。造成此二说，主要仍源于生年无法确定。再加上《史记·儒林列传》与《盐铁论·论儒》之说法，因此荀子入齐，也有威王、宣王、湣王、襄王之不同说法。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 第69页，提问：年龄五十岁时已建立自身学问的荀子，只为“游学”而去齐吗?认为司马迁或许更应该写“游说”。佐藤对于此说虽无进一步说明，不过“游说”一事也值得进一步思考。佐藤主张荀子于公元前301年“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若以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36年，则在“年五十”公元前286年入齐。。对照齐国史，这段期间正是湣王从初即位，到背弃以仁义自饰而转为专尚纵横家之权谋以治国的转型期。可惜终因湣王在国内信任孟尝君一类之篡臣，还命之以为相，外又有秦国所派张仪之蛊惑，于是在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之诱惑下，既不惮内诈其民以取小利，亦不惮外诈其与国而牟大利，故上下相析，而不免于《王霸》所载“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之结局。齐湣王前后判若两人之行径，荀子亲眼目睹而无法阻止悲剧之发生，不免让荀子为之叹息，遂引以为后人戒。从湣王执政前后齐国之重大变化，正好可以坐实宿瘤女对齐湣王之言：尧、舜自饰以仁义，至今数千岁，而天下归善焉。桀、纣不自饰以仁义，而身死国亡，终为天下笑(《古列女传·辩通》)。在见证湣王时齐国兴衰骤变，且几近于亡国之史实，更加强荀子主张不论王者或霸者，都应力行礼义治国之信念。

荀子至迟在燕昭王派乐毅联合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攻齐之前应已离开齐国至楚。迨及襄王复国，有意重振稷下学后，荀子再入齐。当其时，因年高德劭而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即记载当时之状况：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襄王有鉴于湣王执政晚期专尚权谋而客死他乡，且几乎亡国之事实，遂重新重视吸收贤能之士对治国的重要性，而促成稷下学中兴。由于荀子能盱衡国际局势，因而所提出之礼义治国观念，并非空洞之泛道德主义者，而是先求富国，再求强国之务实政治作法，因而与稷下学宫从事政治议论，实行姜太公与齐桓公政治措施为主体之方式彼此颇相契合。荀子对王霸之道的论述，正是在此特殊之政治环境下产生之结果。

三、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

分析荀子王霸理论的构成，大体上承《王制》之规划而发展，且以效法春秋五霸之首的姜齐桓公治国之道为主体，与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宗旨相同。兹按照政治、经济与军事三方面分述如下：

(一)政治规划上承《王制》而以王霸之道为主

荀子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先从策略之运用而论述何谓“王者之政”，具体要求主政者应以礼义治国，详加区别王霸之差异，强调应任用贤能之君子而罢黜无德无能之人，以合理之赏罚制度协助王者之法的执行。总纲之施政蓝图确立后，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之系统。其中，《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之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讨论，本文之重点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至于荀子政治思想与《管子》之关系，亦留待他日另辟专题讨论。由于孔子已区分王与霸，而非始自荀子，然而以独立长篇讨论“王霸”之主题者，则不得不溯自荀子，故而要如何达到王霸之道，实为荀子极关注之政治议题。在《王霸》之外，《富国》《议兵》《强国》等篇，则与组成王者之国与霸者之国的基本要件息息相关。

《荀子》之《王制》虽然多言“王者之政”“王者之事”等与“王者”有关之问题，不过，其所谓“王”之概念，与《周礼》中之“王”乃凌驾于六官之上的“天王”，拥有全天下最高权力者，二者差异极大。《王制》虽也有一小部分提及超越众诸侯之上的周天子“天王”，然而主要是指各诸侯王，且将诸侯王之类型，分别与其所属之国的类型相对应，因此按照等级区分，即有王、霸、强、安存、危亡五种类型的诸侯国之王。在这五种等级诸侯国之王中，由于当时尚未出现够格的王者之国，因而《王制》中并无具体议论之对象，仅概括指出应从以礼义治国、以赏刑辅政、制等赋养民三方面，共同呈现理想的王者之国，且已型塑出兼集仁、义、威于一身的王者典型。至于在王者之国以下，则分别取齐桓公为霸者之国的讨论对象，秦国为强者之国的代表，郑子产为安存之国的代表，而以卫成侯、嗣公为危亡之国的代表[注]其详参见林素英：《〈荀子·王制〉“王”之类型与特质：参照〈周礼〉之讨论》,2017年12月9日由国际经典文化协会、嘉礼堂、中国文化院、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合办之“单周尧教授七秩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其中，荀子最在意、讨论最多的，乃是霸者之国与强者之国，而此一状况正好可与当时战国中晚期群雄争霸之状况相当，且以对齐、秦两国之讨论最多。盖因战国中晚期所有之战争虽非皆由齐、秦两国发动，然而此两国无疑最具有发动战争之能力，相对而言，也最具备转型为王者之国的条件，因而荀子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希望能从结构上改变当时强者之国的生态。因此懂得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即是最好之事例，可供战国群雄学习效法，始可再更进一步朝王者之典型迈进，而此也正是稷下学宫创建之宗旨。

从《王制》之中，虽已概括王者之样貌，又具体标明齐、秦为霸者与强者之典型，且对此两国已有一些讨论，然而荀子显然对此重要议题仍觉意犹未尽。荀子另辟《王霸》，以“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为治国者之三大抉择方针，特别针对五种等级诸侯国之前两类，再进行更深一步之探究。由于王者之国与霸者之国，同样都以提供人民富足之生活为重要指标，因而在《王霸》之前，先申之以《富国》，说明发展经济乃君主施政之重要内容，必须遵循“节用以礼，裕民以政”之最高指导原则。由于国家要求安存，在政治、经济之稳定发展之外，尚需有足够之武备以应不时之需，则有效讲求用兵之道亦属不可或缺，且最切合当时之国际局势，是故又继之以《议兵》。至于殿后之《强国》，则藉此标榜必须明辨“威”之类型，且应善加利用之，以共同建构荀子之政治思想，而完备王者之典型：

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荀子·王制》)

一位理想之王者，必须集仁、义、威于一身，同时具备强者、霸者之优点而无其缺陷，俾便能随顺时代环境之需要，而适时展现王者、霸者与强者三种不同面貌中之任一类型，以为全天下之人民谋取最大之福祉。荀子之王霸理论，即是在《王制》所树立之王者典型大前提下，再举重要历史事例以强化其仁、义、威之实质内涵，形成内容更充实之政治思想，故而非常重视王者与霸者应强化之特质。

1.王者必须贯彻礼义以行仁道

由于荀子认为王者、霸者与强者三者之间，在为政之部分都必须有良好之表现，三者并非彼此完全互斥而不兼容之情形，乃是等级层次高低不同之差异现象而已。同时，重要的还在于三者之间具有可以流动之性质，不进则退，因此取法乎上即相当重要，所以必须先明王者应尽之事宜。

由于所谓国者，乃天下之利器，而人主则主掌此天下之利势，必须持守顺天应人之大道以遵行之，始可国运昌隆，人主获得安乐与尊荣。倘若反其道而行，则国家危亡，人主即使求为匹夫而不可得。因此荀子在《王霸》中，明确归纳出人主治国有三大类：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配合荀子之核心思想与《王制》所载：王者之佐，乃“饰动以礼义”；王者之制，以“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为重要原则；王者之衡论人物，又以“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为准则，则此所谓“义立而王”之“义”，实为“礼义”之省称。荀子以“义”而兼“礼义”之实，旨在凸显其注重务实之精神，强调内存之礼敬之意，尤须切实外显之，故于《王霸》之中呼吁天下之诸侯应该：

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

荀子极注重所有的法则度量必须合乎一定之准则，制度规章之订立也必须是明确而可行实施的，使贵贱之等各有其分，以建立良好之社会秩序。如此设想，正好可与《王制》“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之说法前后呼应。由于人主能率行礼义，以使臣民各尽其分，故能上下和谐同心而国强，于是荀子列举重要史实以证之：故曰：

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由于荀子主张“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可见其念兹在兹、时刻引以为榜样者，乃是取法周道，尤以文、武、周公之德业为然。孔子虽然赞赏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具有一匡天下之功，然而又批评管仲器小、不知礼(《论语·宪问》《论语·八佾》)，即是责备管仲未能积极鼓励齐桓公贯彻礼义以行仁道，最终使齐桓公亡于多内宠之祸患，且既崩之后，群公子因忙于争夺君位，竟长达60多天无人替齐桓公收尸。因此荀子继承孔子之理念，最在意君主必须要有长治久安而尊荣于天下之理想，积极建构王者之国以为天下人君之努力标竿。

2.霸者立“信”行道并善用刑赏

从务实的角度观察当时征战频传之纷乱局势中，荀子非常理解期盼得一王者以一统天下，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因此特别注重缔造霸者之国的条件。《王霸》中明言：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荀子虽以躬行王道为贵，然而盱衡当时世局，企求王者出现乃属不切实际之奢望，因此非仅丝毫不贱霸道，而且还认为其已属难能可贵者。毕竟要成为霸主，仍然必须讲求尊德行义，为政之道仍应固守一定之原则，且还必须能重然诺、信赏罚，只是德义诚信之道德标准尚未臻于十分完善而已。一旦政令布达、盟约已定，即使彼此之利害关系发生变化，亦不会贪图近利而背信毁约，因此不但能取信自己之臣民，还能赢得友邦之信任，且使敌国畏服不已，故而进可攻克强敌，退则可固守城池。苟能如此，则虽地处偏僻之一隅，亦能声名远播，例如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五人，都以其坚信不移之承诺而成就自己之威名，成为称霸一时之霸主。

然而在此同列“信立而霸”的五人中，显然还有高下之分。其中，齐桓、晋文、楚庄三人，其德义之美名即使尚未臻于至善，然而都具有足供史家称道之事迹，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向来并无疑义。至于吴阖闾与越句践，固然合于“信立而霸”的条件，不过，阖闾虽信守对伍子胥之承诺而攻楚，然而当其占据郢都，却放纵军士随意烧杀、奸淫、掳掠，几乎使郢都化为废墟，因此距离《王制》中所提霸主之主要条件，乃是能“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且又能“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者，实在相去极远。越句践，则自从被吴国打败后，忍辱负重，甘为奴仆服役于吴，返国后，又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赢得臣民上下一条心，再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努力，终于国势强盛，得以灭吴而湔雪前耻。观察此二人在位之时，固然威势可以震动天下，句践甚且还获得周元王任命为“伯”[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但是在实际作为上，则欠缺许多“存亡继绝，卫弱禁暴”之德义。

或许是荀子并列此五人为“信立而霸”之说法，还存在一些顾此失彼的不完善之处，因此后来之史家再归纳出另一种说法，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五位为春秋五霸。此一说法，明显将在德义上较有争议之阖闾与句践，代之以宋襄与秦穆二人，揆其原因，最有可能之考虑即是后两位的德义表现较高。因为宋襄公之才能、识见，其实都属平庸之辈，虽有称霸之雄心，可是却无称霸之实力，故极有可能与其坚持举仁义之旗帜迎战楚国之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可谓绝无仅有者有关。盖自从孟子特别提出“春秋无义战”之史观(《孟子·尽心下》)，后之史家认为历史有特别表彰仁义之责任，遂取宋襄以代阖闾。至于秦穆公虽然终其一生仅称霸西戎，并未称霸中原，留下一些遗憾，然终其在位期间，前后协助晋惠公、晋文公回国即位，且还曾以德报怨，输送粮食以解决晋惠公时晋国之饥馑，如此写入历史之仁义德行，堪称具有“存亡继绝，卫弱禁暴”之霸主表现，即使未入主中原，然而对晋文公成就霸业，也间接具有大功劳，因而更适合列入五霸之行列。若从春秋五霸人物前后替换之情形观之，更可凸显要荣登霸主之宝座，本非易事，在其所主国家之威势必须达到一定之条件外，德义之行的高低，仍然是决定其是否可以跻身霸主宝座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经济规划应效法儒家之节用以礼

空谈无法治国，必须有规划细密之措施按一定度的先后次序切实进行，且首先要执行的，即是与实际民生最直接的经济措施。荀子遵循孔子治国之原则，应以取信于民为基本要件，然后按照先足食、再足兵之顺序发展(《论语·颜渊》)，俾便建立一百姓富足、社会安定、国家强盛之理想国度。因此，荀子并不讳言国家应力求富强，且在《富国》之专篇中，还严词批驳墨子“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之作法，以及“节用”与“非乐”之主张，不仅并非良好的治国之道，而是适得其反，适足以成为乱天下、穷天下之罪魁祸首，将导致以下之严重后果：

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虽然节约、尚俭是美德，君主更应该亲民而不厉民，然而君臣与庶民之职司毕竟各有不同，不应齐一劳务与瘠苦。若然，则违背人生而有欲之基本事实，也无法激发所有人积极上进，力求改善生活之欲望，一旦缺乏努力工作之动机，则无法有丰富之资源可以改善与提升生活之质量，以致陷入更为贫穷之境地。由于百姓贫穷，君主又同样忙于劳务工作，以致既缺乏行赏臣下之资源，也无执行刑罚之威权，无法任用贤能而去除不肖者，即使有再好之行政构想，也会因缺乏适当之人才而无法推动。由于毫无行政绩效，则人民求为箪食瓢饮尚且不可得，更遑论如何达到国治而天下平之地步。因此荀子并不认同以自苦为极的墨家之道，而明确提出“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的“足国之道”(《荀子·富国》)。由于礼之为用，最注重“称情而立文”与“立中制节”之原理(《礼记·三年问》)，因此若能遵礼而行，则可谓最合乎人性之需求。

因为人不能离群索居，所以使人皆能“明分使群”，达到“群而能分”之状态即相当重要。倘若无所分，则争乱、穷苦将接踵而来，故而荀子明确主张“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至于何人具有使人“明分使群”之能力？无疑是具有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之人君。人君藉由“以礼分施，均徧而不偏”之方式任用贤能，故能使人亲之、安之、乐之、荣之，足使天下归之而能群(《荀子·君道》)。由于人君能以礼区别贵贱、贤不肖，故使人人皆能各知其轻重与职分，且兢兢业业，努力各尽其职分，期使天下之人皆能达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之境地，而长幼人伦也能各成其差等伦序，使社会充满祥和而安乐之气氛。由于君主位居区分、管辖、考核各类职分之重要枢纽，故而全国上下乐于以雕琢、刻镂、钟鼓、管磬、宫室、台榭回报之，遂形成上下共享祥和的安乐之国。基于此，故荀子以赞美文王能官人之《棫朴》，巧加剪裁，使成“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荀子·富国》)，以回应其政治理念，应使德义之君主荣登尊贵之位，握有赏善罚恶之能力，庶几可以达到纲纪四方、以安治天下之意义。

(三) 军事规划应善用道德之威而不可专恃权谋

荀子处在尔虞我诈之战国中晚期，对于群雄纷争、战争频仍、屠城灭国之事件感受最深，因而其军事规划也会特别对当时之局势而提出一些针砭之道。因此效法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之精神，即是以道德仁义为后盾，达到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之局面。因此荀子并不讳言应先将国家打造成强国之范型，只是，强国必须有正确之道以成其威，故于《强国》明言：

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砥砺磨制成强国范型之关键，不在于徒拥超强的战斗力，而在于能遵礼而行。君主若能遵循礼义法度而行，且能教诲人民恭行礼义、齐一目标，国家之战斗力方能发挥其作用，而产生兵强城固、敌国不敢来犯之效果。因此荀子再次于《王霸》呼吁，君主谨慎选择立国之道的重要，应力求隆礼尊贤、重法爱民，以成就具有国家威严，不容他国挑衅的王霸之国，避免因专恃功利诈伪、权谋幽险之道，以致沦于危亡之境地而不自觉。

由于注重建立威仪之重要，荀子因此特别将”威”区分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的三种类型，各有其特色、等差与成效之不同。

其中，最上者为掌有道德之威，特色是：

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荀子·强国》)

由于君主能以礼乐自持，能明辨分义之别，也能洞察天道运行之原理，是故所有举措皆能合于时而行，因此所有爱民、利民措施之成效自然极其显著。有感于君主爱利百姓之各项措施，故而百姓自然回报君主以亲之、贵之的行为表现，无须动用赏罚，百姓已能敬之、畏之，而主动效法君主之言行，且乐意遵行国家颁布之措施。因为臣民上下一心、齐心遵行礼义，故能缔造一安适而强大之国。

其次者，在礼乐、分义之修饬，举错与爱利人民之措施等，虽未能臻于理想，然而却很能掌握暴察之威以控制臣民，特色是：

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冣，得闲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荀子·强国》)

此一等级之君主，虽然在躬行礼义上无法建立良好之表率，不过，却长于订定各项行为之刑赏标准，且辅以严格管理、切实执行之制度，一切依法行事，毫无模棱两可之模糊空间，以致臣民也不得不迫于被诛杀之危险而服从之。然而此类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乃是建立在君主明察违纪，且又施展高度淫威下之屈从，因此臣民对君主并无亲之、爱之的动力，一旦威势无以为继，则国家之威势即迅速转趋危弱。最低等之君主，则徒拥狂妄之威，特色是：

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强国》)

此一等级之君主，既无爱民之心，更无利人之政策，其所颁布之措施总是徒增社会之紊乱。然而一旦引发群众之躁动，却又只知道拘执束缚扰乱者，且还动用刑法惩罚之，丝毫不知错乱之政策，乃是制造社会动乱之始作俑者。如此，则人心背离，其分崩离析、自取灭亡乃是指日可待的。

在三种不同之“威”中，从表象观之，虽然狂妄之威最能在瞬间造成强大的气势，然而却是最无法持久的，且其反作用力也最强劲、最全面。一旦发生反作用力，国家即将沦于完全倾覆灭亡之境，毫无转圜余地。检视《强国》中一长段“荀卿子说齐相曰”之记载，虽无法确知“齐相”所指何人，且卢文弨曰：“此七字符刻无，从宋本补。”然而观其长篇大论之内容，与荀子《王霸》“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之根本论调完全符合，实可视为荀子对其王霸理论之后续补充，也可见荀子对君主应以礼义治国之强烈企盼：

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亡一焉而亡。(《荀子·强国》)

虽然文献中无法确知“齐相”所指何人，不过若以时间推敲之，此事应发生在湣王末世。由于孟尝君曾被湣王任命为相，因而怀疑此处之齐相，乃指曾经担任齐相之孟尝君。由于孟尝君非仅不能辅佐湣王以礼义治国，而专恃权谋算计，导致湣王背弃即位初期之以仁义为尚，而一步步踏入败亡之危机。荀子也因劝说齐相不成，只能离开齐国，眼睁睁等齐国发生悲剧。

荀子主张君主应让以礼义自持、以礼乐施教之有德者居于高位，由于能明辨分义，因而拥有道德之威，也有禁暴胜悍之强力以行赏罚威，使臣民衷心信服。由于君主承担国治、天下平之重责大任，因此君主也相对拥有安享富贵尊荣之权利，藉以鼓励臣民努力行道。荀子当然理解君主必须谋而后动，深明权衡轻重、明辨利弊得失之道理。然而明主之谋，乃是慎谋能断之谋，而非专用权谋巧诈以牟取大利之伎俩，因此特别举专恃权谋治国者，如齐湣(闵)、薛公者，适足以身毁国亡，难有长治久安之功。荀子将齐湣(闵)、薛公(孟尝君田文，继承其父封于薛之爵位，故称薛公)归在“权谋立而亡”之列，认为齐湣在国家势力到达颠峰之时，竟然国势会急转直下，而不免于身死，且几乎灭国，与孟尝君不无关系。

《王霸》之中虽未明载齐湣、薛公被列入“权谋立而亡”之确切原因，然而综合《战国策》与《史记》所载，则可知其梗概。根据记载，田文因聪敏能辩而受其父薛公重视，更因善待宾客而使名声闻于诸侯，终赖诸侯之推荐，而以贱妾子之身分继承薛公之爵位。秦昭襄王闻孟尝君贤，欲得之，故以泾阳君入质于齐，藉此以求见孟尝君，齐湣王乃派孟尝君入秦。秦昭襄王喜命孟尝君为秦相，后因听到“孟尝君将不利于秦”之谗言，遂转而扣押孟尝君。孟尝君幸赖鸡鸣狗盗之徒帮助而逃回齐国，齐湣王亦悔派孟尝君入秦，遂命孟尝君为齐相。孟尝君由于怨秦，故而欲藉联合韩、魏攻楚之时，实际上则联合韩、魏以攻秦，以报复一己之私怨。此后，因湣王听信谗言而疑孟尝君将为乱，孟尝君乃出奔魏。稍后，孟尝君为乱之嫌疑虽获得平反，而被湣王召回，却辞病而归老于薛。其后，因秦之亡将吕礼相齐，孟尝君为排挤吕礼，竟联络秦相穰侯魏冉劝秦王伐齐(《战国策·齐策》《史记·孟尝君列传》)。由此已可见孟尝君挟其慧黠能辩之特质，处处行使权谋以遂己私，又明显不忠于君，甚且不惜借刀杀人以去除政敌，而置齐国于兵灾之中。仅凭以上事实，已可满足荀子以“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荀子·臣道》)，批评孟尝君为篡臣之重要条件。

其尤甚者，乃是公元前286年湣王灭宋之后，益骄，竟然欲去孟尝君；而孟尝君之反应，更是不折不扣的篡乱之臣。《史记·孟尝君列传》载：

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

孟尝君因忌妒吕礼之得宠，借他国之兵而攻打齐国，已属不忠之极。其后，更因湣王将不利于己，索性奔魏，还以魏相之名义鼓动多国之联军再度攻齐，造成齐湣客死他乡，齐国几乎亡国之事实，即使后来襄王复国，齐之国势也难以回天之惨况。孟尝君两次借他国之兵而攻齐之举动，正是经由权谋之精心设计，而达到挟怨报复之结果，本非光明磊落之君子。孟尝君虽得列“战国四公子”之一，名闻天下，乃因门下食客三千人之口耳相传，然而亦仅仅止于“闻”，而非通达之君子(《论语·颜渊》)。荀子径以篡臣称呼孟尝君，实为名副其实。虽然秦、赵、魏、韩与燕，五国联军以共伐破齐的济西之战，虽以燕之乐毅为盟军统帅，然而从盟军中亦包含秦国在内，更可见此时身为魏相之孟尝君，其专尚权谋之伎俩得逞。由于一切都是唯利是图，此时联合秦之次要敌人，以攻击头号敌人齐国，亦只是权谋之展现而已。如此专尚权谋以为政，一旦算计不够精准，即使幸而灾祸不及其身，然而祸延子孙则时有所闻。孟尝君自身虽然得以终老于薛，然而薛地由于长期缺乏以礼义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以致孟尝君一死，诸子遂争立而引爆内乱，旋即引来齐、魏两国共同举兵以灭薛。吊诡的是齐、魏两国，都是孟尝君曾经任职为相之国家，更可见当时国际之间专尚权谋之普遍，难怪荀子要特别强调“权谋立而亡”！齐、魏联合灭薛，也造成孟尝君不但绝嗣且无后的惨况，故成为荀子深深引为后世戒之标准类型，诚可悲，亦可叹！

在“荀卿子说齐相曰”之记载中，随处可见荀子对专恃权谋适足以亡国表达深刻之叹息。其要点如下：

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今巨楚县吾前，大燕鳅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荀子·强国》)

对照荀子以“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批评孟尝君，而齐国正是在湣王时从极盛期转而跌入谷底之时候，则荀子对当时齐相缘木求鱼之治国策略，自然要不厌其烦地殷殷致意。盖从时间推算，齐湣王初次任用孟尝君为相，当在执政后期。然而《史记》未记载孟尝君为齐国缔造之丰功伟绩，却明载其去职之后，两次联合他国以攻齐之具体史实，其中尤以第二次攻齐，还导致齐湣王身死国危，则司马迁评论孟尝君对齐国之过相当明显[注]搜寻孟尝君对齐国之功，或许可以公元前296年由孟尝君倡导，齐湣王主盟，齐、魏、韩三国联合攻秦，而联军胜之战役为代表。然而其功不敌过，实相当明显。《史记·孟尝君列传》，第954页，从“太史公曰”以下特别记录“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且又补上一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亦可见太史公对孟尝君评价之高低。。固然让齐国两次遭遇兵灾之祸的主要过失在孟尝君，然而让孟尝君任齐相，继而又冷落、欲去之者，则为齐湣王。故而推本溯源，齐湣王无法任用贤德之人，又昧于权谋算计之大利，遂导致身死而几乎亡国之下场，理应负起君主识人不清之重大责任，故而荀子取之为“权谋立而亡”的实例，期盼当时国君能以史为鉴。

结论

综上所述，荀子有鉴于战国中晚期诸侯之间尔虞我诈之状况，遂特别注意王道与霸道之问题。尤其亲眼目睹昔日可与西秦并称东、西帝之齐湣王，竟然在公元前284 年不但败于燕国乐毅统领之五国联军，还导致湣王客死他乡，而齐国几乎灭亡，且使齐自此与强盛绝缘，更让荀子感受良深。回顾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初衷，乃旨在效法姜齐桓公以仁义一匡天下之辉煌功绩，再创齐国安定天下之大业。田因齐能接纳邹忌广开言路以除遮蔽无明之进谏，于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期年之后已无可谏者，而燕、赵、韩、魏闻之，不必诉诸武力争胜，皆朝于齐，故《战国策》以“战胜于朝廷”称之，实为得体。此时之田因齐自称为王，威行天下，已接近于拥有道德之威。齐宣王时期虽为稷下学之兴盛期，然因宣王好大喜功，虽然多次请教孟子，孟子也因势利导，游说齐宣王从霸道转向王道，然而齐宣王之意仅在称霸天下而已，甚且趁燕国因燕王哙禅位子之而引起内乱时，乘机攻占燕国，更因军纪败坏、掠夺民财，因而与燕国结下难解之仇恨，早已尽失霸主应有之道。虽然齐宣王尚知“甚惭于孟子”，亦可见虽有贤士而不能用，只能日近于危亡之境而已，但是稷下学宫创办之初衷，至此已难展现。历经济西之战后，虽有襄王复国以续国祚，也重启稷下学宫以礼遇贤能，实已欲振乏力，难逃秦国兼并之厄运。

考察强秦虽也依赖他国贤才而强盛，进而统一天下，却也稍纵即逝，一转眼而为汉朝所取代。虽然荀子来不及目睹秦统一天下，更未见其转瞬败亡，不过已可证实荀子将秦国仅列在霸者之国的下一等级强者之国，亦可反证荀子具有深谋远虑之政治智慧，证实暴察之威不可长久。荀子虽曾盛赞秦国为“治之至也”，然而却也明言其“秦无儒”之短(《荀子·强国》)，也成为秦之最大致命伤。荀子始终期待积极实践礼义之真儒能多出现在稷下学宫，且能为明君尊礼任用之，则能造就《儒效》“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之实，达到长治久安之效果。荀子任职兰陵令，官位虽不高，然而在当地却拥有真正之行政权，故能发挥美其俗之效果。甚且因荀子执政前后长达18年，即使在春申君死后，仍选择终老兰陵，则其身教已深深影响该地区。至今兰陵一带多善为学、注重情义、人才辈出，也算是荀子推广稷下学理念于地方文化政教之具体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