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江磊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本文所界定的拟托文，是指托名于真实历史人物而编造相关事迹的战国书体散文。它的基本特点包括：其一，拟托文的叙事围绕历史真实人物展开；其二，拟托文的情节与内容存在虚构成分；其三，拟托文属书体文本作品。本文拟以《晏子春秋》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相关拟托文的性质及其与文学小说的联系与区别，揭示拟托文作为战国盛行的一种独特文体的存在意义。

一、《晏子春秋》成书年代与流传

《晏子春秋》一书，《汉书·艺文志》载其卷数乃是八篇，并未涉及创作者[1]1724；《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此书为七卷，撰作者题名是齐大夫晏婴[2]997。作者容后再论，先考《晏子》一书的成书时间。或有学者提出是书乃是战国之时所成；还有学者认为此书应作于秦末汉初之时，如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认为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3]23，写于秦统一六国之后；甚至有人以为此书乃六朝人伪造，如管同《因寄轩文初集·读晏子春秋》曾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然则孰为之？曰：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4]419。然而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之中发现了《晏子》竹简，此墓年代为西汉初年，使六朝伪作之说不攻自破。董治安先生于《说〈晏子春秋〉》一文中，着重借助汉人作品中多见的《晏子春秋》材料及词汇、《左传》记述内容同《晏子春秋》的区别、《晏子春秋》书中的文辞可借助参订秦汉时期作品内容等因素，判定出《晏子春秋》应当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注董治安先生所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说已渐获学界认可，本文遵从此说，“现在通行的《晏子春秋》，应该就是刘向所校录过的本子”[5]。对战国成书之说，高亨先生亦持肯定意见，并进一步提出《晏子春秋》当是“齐人或久居齐地的人所作”[6]292-309。而《晏子》成书于战国时一说亦能从出土文献方面得以证实，简本《晏子》的内容与传世今本庶几相同，在文章规模、篇目特征及语句词汇上都十分相近，故而今传《晏子春秋》必不可能是后人伪造拼凑之作，而应“与刘向整理前、汉代前期流传本是一个本子”[7]88。

对此书流传情况，司马迁于《史记·管晏列传》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8]2136司马迁直言“曾读《晏子春秋》”，并提及“其书世多有之”，则此书应是以文本形式传播的。且《史记》所录晏婴两轶事皆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录御者妻劝御者事与《晏子春秋》之记叙几无一字更替，刘向《晏子叙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9]1司马迁所谓“轶事”，应是其见版本中未含此文，而刘向参校众书时见此两篇，可知此书当时应有不同抄本流传。所见抄本各异，再加上前所提银雀山简本《晏子》与今本在篇章上存在些许差别，如简本《晏子》第十篇与今本内容相同，但今本分作两章，这些现象都说明，《晏子》其书世多传本，确有其事。此书流传之广泛，从其他文献对其援引中亦可证明。如《韩诗外传·卷九·第八章》齐景公纵酒，醉而乐，使人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景公愿晏子去礼，晏子言“君言过矣”，恳词以谏，引《诗》“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景公悟而改其行[10]313，其文近于《晏子春秋·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仅更少数词句。相似之例不胜枚举，就《史记》《韩诗外传》等书记事与《晏子春秋》文字大略相同、极少更替之情况来看，此书自战国成书后便应是付诸文字、著成书体而流传的，所以引述晏子故事时基本与《晏子春秋》所载一致。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将此书归儒家之类。至唐，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一书当是墨家学者之作品。因为书中于记述晏子其人其事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墨家学派的思想，且文中又多有“墨子闻其道而称之”等类似之言。因此，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应为墨家学派为增高己术而作，“为是书者，墨子之道”[11]113。此说后世亦不乏拥趸者，譬若宋代晁公武即是。而至《崇文总目》中，《晏子春秋》复而归入儒家类，并著录存有十二卷，“原释晏子八篇今亡，此书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12]127。这一观点在元朝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中得到了因袭。是以可知，入唐后，《晏子春秋》具有托名创作的可能已经逐渐被学者发现。直接提出此书存在托名性质的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判定此书乃是题名晏子的依托之作，后世之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13]514。惜诸书未详释托名晏子之情况，既知此书为战国书体作品，便须回归此书具体篇章中进行考察。

二、《晏子春秋》含非实录之文考辨

何以说此书非晏子自撰？因书中记有晏子死后之事，《内篇谏上》有《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章，直言“及晏子卒”，景公为失晏子之谏而泣，此文显乃晏子卒后追慕之作。《外篇》亦有《晏子死景公弛往哭哀毕而去》《晏子死景公哭之称莫复陈告吾过》，皆记景公闻晏子死，往而吊唁，念晏子对其忠谏之语，哀泣痛哭。更有《晏子没左右谀弦章谏景公赐之鱼》，乃“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感慨“不复闻不善之事”，弦章答“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景公以鱼五十乘赐弦章，弦章辞而不受[9]219。上文涉晏子身后诸事，绝非晏婴自撰。

《晏子春秋》一书的215篇中，其内容见于《左传》记载者仅15篇，与先秦子书记载相合或类似之文有9篇，而余者多不见于史书及他书记载，且其文时有乖悖时间、历史、社会环境之处。

首先，书中多有时间错乱之事。《内篇谏上》第十一章《景公欲废适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谏》，景公爱孺子荼，“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晏子以为不可，止景公曰“夫以贱匹贵，国之害也；置大立少，乱之本也”，劝君勿废阳生，并预言后世将以此作乱“恐后人之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但景公不听其言，则终成祸乱，“景公没，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杀简公而取齐国”[9]15。但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景公欲立公子荼之事在景公五十八年，而晏婴于景公四十八年卒[8]1505，已去世十年，何来以上劝谏及预警诸言。

例如，《内篇杂下》第八章《晏子使吴吴王命傧者称天子晏子详惑》，吴王夫差见晏子时，故意命傧者通报“天子请见”之言。当傧者三呼“天子”之名时，晏子便表示疑惑，自己为齐侯遣，出使吴国，但却不慎入天子之朝，不知吴王何在？吴王愧然悔改，道：“夫差请见。”仍然执行诸侯礼仪召见晏子[9]157。但晏子与吴王夫差并非同时之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十二诸侯年表》又载齐景公五十三年才为吴王夫差初年[8]671，可见文中两人相见之事不实。

《内篇问下》第二十八章《曾子问不谏上不顾民以成行义者晏子对以何以成也》，曾子与晏子关于隐士是否称行义者的问答，《内篇杂上》第二十三章《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晏子临别时赠言曾子，望其择善而从[9]120、142。这些都记有晏子与曾子会面。但孔子乃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参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曾子少于孔子“四十六岁”[8]2205，可知曾子大抵出生于齐景公四十三年(即鲁定公五年)，曾子五岁之时，晏婴已经去世，而曾子尚且年幼，又如何能有此二人对答、赠言诸事？可见其文不真。

《外篇》中有《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一篇。弟子问孔子，为何在齐国拜见齐景公却不见齐相晏子。孔子答道：“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9]208此言为晏子所知后，晏子对孔子困于陈、蔡之事大加嘲讽，“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9]209，晏子指责孔子尚未与他见面就对他的顺君之行有所非议。然而，晏子所言“孔子困陈、蔡”一事悖于年时。“孔子之齐，晏子讥其穷于宋、陈是也。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齐，至哀公三年孔子过宋，桓舱欲杀之，明年厄于陈、蔡断粮，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后，今晏子乃于之齐时递以讥孔子，岂理也哉？”[14]134可见此文确有非实之处。

其次，书中存在乖悖史书之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15]2092，梁丘据与裔款进言，君此病为祝史之罪，欲诛祝固、史嚣，公以此告晏子，晏子举范会之德治劝说齐景公，因范会族内事务井然，所以祝史向鬼神陈言无愧；又因其家无猜疑之事，所以祝史亦无祈言，继而晏子进一步向景公阐释鬼神是否飨其国，与君主德行相关，劝谏齐景公修德，于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15]2093。此事亦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章《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此段与《左传》记载完全相同，仅于最后多“公疾愈”[9]185一句；而《内篇谏上》第十二章《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虽本景公欲杀祝史以悦于上帝之事，但下文内容与上述两则材料有一定差距。齐景公召会谴、梁丘据、晏子问诛祝史“以说于上帝”之事，会谴、梁丘据赞同，晏子先沉默不对，经景公再三追问，答曰“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以为诛祝史无益，不愿齐景公刑无罪，但其阐释中未引“屈建问范会之德”为据。景公大悦，加封晏子：

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会谴毋治齐国之政，梁丘据毋治宾客之事，兼属之乎晏子。晏子辞，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孤与谷，以共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款。”辞曰：“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终辞而不受。[9]16

景公罢会谴、梁丘据，将齐国之政、宾客之治皆属晏子，后又赐重赏，晏子辞拒，这些描述均不见于《左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晏子春秋》外篇叙事同于史载，内篇此章却多有增创情节。史书的记载，往往多遵于历史实事的本来面貌，应当鲜有随意地增删、改创。就此推断，该文与《左传》相异之处应非实录。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饮酒乐，羡慕上古之人能长生不死，以“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紧接对答，当初爽鸠氏居此地，死后季荝承其遗志，其后逢伯陵继之，再后蒲姑氏袭之，再至大公承袭，因承续、复奠其业而其志不朽，此所谓之古者不死，但爽鸠氏诸人所求之乐并不同于景公所言之乐，“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15]2094。《晏子春秋·外篇》有《景公问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谏》一文，同于《左传》记载；而《内篇谏上》第十八《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亦以景公悲叹“使古而无死”开篇，晏子进谏之言却变为：若古而无死，则先君贤臣将长有齐国，君将不得此位，“君将戴笠、衣褐、执铫耨，以蹲行畎亩之中，孰暇患死”[9]25。下文更视角一转，再叙晏子劝谏二事：梁丘据暑日疾驰景公赞赏，晏子却反对，此乃行事“同于君”而不为“和于君”，于君无益；日幕后景公睹彗星之象，召人禳去之，晏子曰此乃天教[9]26。且“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一事见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与齐侯羡“古而无死”并非同年之事，此文与史载多有不合，并非完全实录。

再次，《晏子》一书中还有不少重复叙事之作，这些作品常常体现出利用相近或雷同的故事情节与内容。譬若，《内篇谏上》有两篇作品皆提及晏子故意出走劝诫齐侯。譬如书中《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和《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两篇。前文中，晏子因齐景公沉迷饮酒，不准自己的发粮救民之请，愤然出走，“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景公悔悟而追回晏子，自言有罪，“愿夫子之幸存寡人”。晏子于是返回齐国[9]7。后文中，晏子劝说齐景公不要信谗近佞无果，只得出走，“鞭马而出”。齐景公便派遣韩子休追回晏子，令韩子休代言其悔过之意：“夫子休国焉而往，寡人将从而后。”是以晏子复返归国[9]12。两文中皆袭用了“晏子出走”的情节，但晏子再三凭借出走之法激将景公，未免不合情理，难信其实。而且后文更加入了晏子与其仆的问对之事，仆役问晏子为何再度归齐，晏子答道：“公之言至矣。”[9]12然而，两人于马上的隐秘对话如何传出？此处更像是创作者着意增创的细节描写。两文中“晏子出走”的情节如此类似，不似皆实事。

聊举数例，以资反三。《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与《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两则，都套用了晏子极力劝止齐景公废礼的情节，颇为类同。又有，《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晏子辞》与《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辞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三则，都记叙了晏子辞拒齐景公封赏的情节。但三者并非单纯内容重复，前两文是借助晏子与景公的对话架构篇章，第三则是利用晏子与田桓子的问对展开叙事。此三者显然有据相似情节而另立新意的创作主题。这样存在叙事相近、情节类似的篇章，在《晏子春秋》中不胜枚举，其文多重复，并非以实录为目的记载晏子事迹。

除异文相似之外，还有一篇之内言辞重复之文，《内篇问下》第十二《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叙景公饮酒，邀晏子、司马穰苴及梁丘据三人，其应对为：

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盅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戈，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盅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9]132-133

晏子与司马穰苴的对答之辞竟如出一辙，何能默契至此；且景公夜至晏子、司马穰苴、梁丘据之家，应无史官随行，即便晏子有门人宾客记下此事，又如何能往来于司马穰苴与梁丘据之家记其二人言行。于事理难通，应非为遵史实录。

可知《晏子春秋》虽多记晏子言辞，但却不同于《论语》《孟子》等语录体子书，并非实录晏子言行，其书约有近八成的篇章是围绕晏子创造的非实录之文。

三、《晏子春秋》拟托文属性辨

正因为《晏子春秋》一书存在非实录的篇章，后世多有人疑其为伪作，但从传世文本及出土文献中皆可证明，此书成书于战国时。我们认为这些记录晏子言行的特殊篇章，正是有意虚拟而造的拟托之文，是假借晏子之名而虚构创作的一类作品。

拟托文是托于历史人物的作品。晏子“名婴，平谥，仲字”，为齐相，历三朝“事齐灵公、庄公、景公”[8]2134。此书托晏子之名，以其为中心创作，基本符合晏子的活动年代。晏子辅佐灵公、庄公与景公三代，达五十余年，此书皆记叙晏子于灵公、庄公及景公治下的相关事迹，涉灵公与晏子的相关故事有1篇、庄公6篇、景公有157篇。而与晏子同朝为臣的齐国崔杼、司马穰苴、梁丘据，曾与晏子相交的叔向、陈桓子，于齐“严事”晏平仲的孔子[8]2186、及其亲友门客等人，都见著于此书之中。关于叔向与晏子的问对之辞便有11篇，与陈桓子相关之事2篇，书中还有多篇孔子赞赏晏子行事之文，《景公出田顾问晏子若人之众有孔子乎》《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等，都是晏子与孔子的相关故事。可见此书行文确实是遵循了晏子所处时代及其交往关系，按晏子齐相之身份创作。

而拟托文又是存在虚构成分的作品。前举书中诸多不合时间、地点或历史记载的非实录之处，正是战国时着意创作的结果。这些拟托文或托晏子之名架构对话，或基晏子身份而虚造行事。此书拟托文中，有不少以虚构人物对话、谏言为主之作，譬如前举无从发生的晏子赠言曾子一文，假托晏子谆谆叮嘱“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9]144，以论君子择处之道。再如《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桔》等文，叙述晏子使楚之事，于史无征，且仅取入楚轶事，非为实录，应是托名晏子而拟造相关言辞。前者中楚人欺晏子身小而令其入小门，晏子对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后者记晏子面对楚王挑衅，答曰“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9]158，又以“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为枳”应对“齐人坐盗”之事[9]159，彰显其外交辞令机敏。而且，拟托文还擅于用多种修辞手段与进言方式虚构晏子谏言、辞说，《内篇谏上》有《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和《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一篇为野人骇景公所射之鸟，“公怒，令吏诛之”，晏子以“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进谏[9]34，景公释之；另一篇为景公之爱马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9]34，晏子先止景公肢解人之刑，后以“三数圉人之罪”巧言令景公感慨“勿伤吾仁”[9]36，释放圉人。两篇中，唯有景公所爱之鸟与马两物的不同，而情节结局基本雷同，不应皆为实事，正是托晏子而着意创造进谏之词。第二篇中晏子先反问景公“古时尧舜支解人，从何驱使”[9]35，令景公惧然；后正话反说，举圉人当死之三罪，“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使公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当死罪三也”[9]36，以使景公悔悟。这些虚构对话的拟托文，托晏子之口展现辞说，或婉言、或讽谏或至于直斥，深入刻画了的晏子贤良与忠正。

还有虚构事件或情节的拟托文，如《内篇杂上·庄公不说晏子晏子坐地讼公而归》，庄公不喜晏子，令乐人奏歌示其意，晏子北面坐地而讼，直言“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谓矣”，归而东耕于海滨，数年后果有崔杼之难[9]123。但崔杼弑君后，晏子哭尸，并未东耕，且庄公之难缘于其好色，此文不合史实，是假托晏子虚构此讼公之事，作品已具情节起伏与前后因果。另外，《晏子春秋》中重复叙事之文，亦存在对情节的虚构，《内篇谏上》有《景公饮酒酲三日而後晏子谏》《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皆以景公饮酒多日后晏子进谏为题，同事异词，应为托名拟造之文。《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中弦章痛心景公饮酒数日之逸，以死劝君废酒，公告晏子弦章之言，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景公自然不忍比于桀纣，于是废酒[9]6。此类拟托文假托晏子而虚构情节，有些作品叙事首尾完整，已具稚拙、简略故事规模。

而拟托文这种虚构并不同于史传文学的想象，史书想象往往遵循历史事实展开，是对事件的一种补充描述和添加扩展，如《左传·隐公三年》“郑伯克段于鄢”，详述郑伯“寤生”惊其母姜氏、姜氏宠爱其弟公叔段、郑伯对其弟不义之事“放任”、后攻克其弟以及郑伯与姜氏“大隧相见”和好等情节，是“史书借用了说体故事才使得记载生动”[16]，是为了增加叙事的完整性。但拟托文虚构对话与情节，本无从发生亦无可考证，是借用历史人物名气、身份而进行的着意创作；并且这种虚构创作也不受事实背景、情理逻辑或情节完整的局限，常常选取片段展开叙事。

由上，《晏子春秋》中确有一批托名晏子而编造对话或情节的拟托文，创作者的着意为之使其具有相当的非真实与不合理性。而正是这种虚构的特性，使拟托文成为文学走向自觉创作之前的重要一环。

四、《晏子春秋》拟托文与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肯定，拟托文的确与文学体裁的小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种含义，一是于《庄子·外物》中最早提出的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已远矣”[17]177，指的是琐屑言谈，后来所谓小说家一类，其所搜小说就是传闻杂说故事等，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18]69，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1745此以琐屑丛杂为特征的小说概念，在古代目录学中一直沿用；“小说”另一含义，是指唐以来对平话、演绎、拟话本的称谓，如宋代罗烨《醉翁谈录》用“小说”作为说话艺术的总称，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19]3。可见“小说”一词，“有文学性文体的部分，也有非文学性文体的部分”[20]3。但无论是“道听途说之所造”残丛小语，亦或大盛于宋代的平话、话本，其所暗合的都是作品中存在无中生有、虚构想象的特性，这一点与近现代文学性小说的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小说正是以虚构反映人生，“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是它对现实的幻觉，使读者产生一种仿佛在阅读生活本身的效果”[21]207，虚构化创作使文学小说区别于实录作品，着重于展现文中的人物命运、生活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小说基本特征定义为“以散体文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22]1085。《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创作，其虚构对话、事件，都有近于小说的虚构因素之处。

二者在虚构因素上的相合，也使拟托文的创作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行文叙事会出现夸张离奇，甚至不近情理之处。比如《内篇谏下》第二十四《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勇而无礼，晏子劝景公杀此三人，景公以三人刚猛，明杀暗刺都难成事，晏子献策“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令三人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以己曾搏猏复搏乳虎，“援桃而起”，田开疆道曾接连击退敌军，亦“援桃而起”，而古冶子自言尝从君渡河，遇大鼋衔车左边之马以入水流，于是他潜入水中，逆流百步，顺流九里杀鼋，左手握马尾，右手提鼋头，鹤跃而出，人皆谓其曰：“河伯也！”并责让前二人拿出桃子。公孙接、田开疆以功不及古冶子，却贪桃而食，皆返桃自尽，古冶子亦愧而自杀[9]63。古冶子所言搏鼋救马、鹤跃出河奇异怪诞，应为虚造情节。再如《外篇》第十三《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景公以“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询问晏子，晏子对答曰从前秦缪公乘龙舟巡视天下，用黄布裹蒸枣。至东海时弃黄布，故而海水呈赤色，又因是蒸枣，所以开花而不结果。景公曰：“吾详问子，何为对？”曰：“婴闻之，详问者亦详对之也。”孙星衍云：“详问，《文选》注作佯问。”[9]215晏子知景公虚设其事，故意编造另一传说来回答，其言荒诞不经。上述拟托文在虚构中存在明显离奇、神异色彩，如同小说般文辞生动。

但《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与文学性小说仍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在许多方面仍然异大于同。

首先，就二者创作目的而言，文学具有审美特质，须取悦受众，作为文学文体中的小说一类，是走向自觉后的纯粹文学性活动，是为了供人阅读、欣赏而存在的，不论是仍与历史人物有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还是《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世情小说，亦或是“三言”“二拍”之类的话本小说，其作品之创作都以愉众审美为目的。

晏婴乃齐国贤相，德行昭彰，后人思慕敬仰而作其相关事迹；而同为齐国之相的管仲，亦有人作《管子》一书刻画其行事及言辞，这种看似的巧合实际都指向齐国稷下学宫的兴盛繁荣，与稷下学士的创作应有密切关系。学者曾提出《晏子》或为稷下学宫学者而作[23]。稷下学宫设于齐桓公田午时：“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24]341稷下先生以讲学和著述培养弟子，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8]1895故而，稷下学士的职责仅是议论与品评时事政局，“不治而议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记载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8]2346稷下之士们，在议政劝君的同时，常常凭借他们对政事看法而著书立论、立说，“著书言治乱”。所以我们看到《晏子春秋》之中，许多拟托故事都是在着重刻画君臣之间的奏对与进谏事迹。这些作品用相当的虚构色彩，展现治国之道抑或谏君之策。《晏子春秋》的拟托文很可能是稷下学士在演练、模拟议政的过程中，借晏子之名创作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晏子春秋》中有很多情节、对话类似之文，因为稷下学士常有“据同题”“据同事”而另立新意的模拟议政创作。譬如，《内篇谏上·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与《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皆为景公饮酒不顾礼，晏子进谏后悔悟改行。这般基于同题而作晏子行事与言论之文，或为人借晏子发论，与稷下学士之议论政事风气有关。可见，《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并非产生于单纯的审美与欣赏需要，或兴德政、或吁民生、或倡廉吏，每篇拟托文都有具体议政主旨，借晏子之名欲以阐明其议政内容或道德理念，不是仅为供人观赏。

其次，从人物塑造而言，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老舍先生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怎样写小说》)，所谓创造，便要造其外貌、情感及心理等诸多要素。《晏子春秋》拟托文托于真实人物晏子，并未于创作中凭空虚构人物；且其文中少有具体描摹人物心理活动、刻画情感起伏之笔，多直接遵于史书中对此人的形象记载，展开相关创作，并未达到虚构人物的境界。

最后，就其具体内容及情节而言，《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故事较之于后世小说更显得稚嫩朴素。小说叙事必要有起因经过，又要具备高潮结尾，多关注内容细节，将人物置于完整背景下描述其行为活动。若《搜神记》中《三王墓》从干将、莫邪铸剑被杀讲起，及其子长，遇客为其复仇，客持其头献楚王，一步步推向高潮，煮头三日，王临镬视头，客斩王头与己头并落锅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前后叙事完整，亦有细节之笔，如莫邪子自刎奉头及剑予客，“立僵”，至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扑”[25]128，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但《晏子春秋》中拟托文多仅靠语言推进情节、塑造晏子形象，不少篇章说辞便占一半以上，虽有初具故事情节之文，但更多还是截取片段以成篇章。如前举《外篇》中《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仅以问对之言便成一篇，并无前因后果之交待。

足见，《晏子春秋》中拟托文虽有编造对话、情节的虚构成分，但仍不具备完整的小说要素，仅是含有虚拟创作因素的战国散文作品，不能将《晏子春秋》等同于后世小说文体。

要而言之，《晏子春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带有议政、说教、训理及追慕晏子之目的创作而成的拟托文。拟托文既与历史史实和虚构创作相联系，又是区别于史书及后世小说文体之外的一种创作，它体现着文学在走向自觉过程中的尝试与过渡。举一反三，战国时其他著作如《庄子》《战国策》等书中，亦有颇多托名历史人物而拟作其事之文。这种拟“虚”而托“实”的创作现象，“于战国散文作品中已成风气”[26]。可见战国虚拟创作蔚然成风，的确值得我们深入关注、探究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