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嘉穗

【内容提要】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今年八月联合主办了第二届“珍贵历史音乐档案（音视频与纸质）处理与保存专业人才培训班”，以此为契机，本文从“音像遗产”的概念切入，梳理了音乐档案保存与“非遗保护”的关系。在厘清认知的基础上，本文亦从实践工作中的“高质量数据读取”和“合理化作业流程”两个角度出发，整理了多位专家授课中涉及“音像遗产”保存的实操技术要点。

【关键词】音像遗产 音乐档案 非遗保护 唱片清洗

曾有一位台湾的黑胶唱片发烧友、资深藏家，带着自己珍藏的老唱片和老式唱机去拜访在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前任维也纳留声机资料馆（Vienna Phonogrammarchiv）的主持人迪特里希·舒勒博士（Dr.DietrichSch üller）。当他拿出他最为珍贵的一张黑胶唱片、想用老唱机来播放时，却被舒勒教授制止了。收藏家甚为不解，难道你们不想听听这历史的声音吗？但舒勒教授回应道，老式唱机播放老式唱片固然是好，但对唱片的伤害却太大了。

这是2019年8月15日，来自台湾师范大学音乐数位典藏中心的黄均人教授，在第二届“珍贵历史音乐档案（音视频与纸质）处理与保存专业人才培训班”上分享的一则小故事。

从发烧友的角度来看，老唱片经由留声机播放，可以听到历史的声音、感知历史的温度，对聆听或欣赏而言是极佳的选择。而对于舒勒教授这一类音像档案工作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用现代专业设备取代老式留声机，更多的是从保护和保存立场上出发的。

黄均人教授进一步解释道，以78转老唱片为例，现代化播放设备的唱针重量大约在2克至5克之间，而老式唱机的唱针多采用钢针，通常重达160克左右，不难想象它给唱片造成的磨损远远大于现代设备的唱针，而这种磨损基本是不可逆的。此外，现代设备不仅可以更低损和精确地原音重现，还可以挖掘出更多录制于唱片中的历史信息。对于一份声音历史档案而言，这些信息即使只是录音时产生的噪音，也应视为档案的一部分，尽可能地妥善保存下来。

一、认知——音像档案与非遗保护

从黄均人教授分享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到，音像档案的保护与保存绝非易事。也正因此，2019年8月12至16日，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了针对历史音乐档案——纸质和音像两个层面——之处理与保存的人才培训班，邀请了来自国际声音与音像典藏协会（IASA）、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音乐数位典藏中心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等国内外多家机构和高校的资深专家，旨在通过对现有档案从业人员的高水平专业培训，为我国珍贵历史音乐档案的标准编目、规范转档、妥善保存、学术研究与推广利用等方面巨大的专业人才缺口提供解决方法。

此培训班的另一主办方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际上，档案保存和非遗保护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档案保存之于非遗而言，是其保护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档案本身也是非遗保护的“对象”之一。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主要聚焦“音像档案”、亦称“音视频档案”进行讨论。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韩斌老师讲座中对于音乐档案介质的分类，音像档案主要涉及四种类型：（1）以圆筒蜡管、圆盘唱片、各式录音带、磁带、数字光盘为代表的“声音对象”（soundrecordings，缩写为SR）;（2）可进一步细分为图像和照片的“图像对象”（graphicimages，缩写为GR/PH）;（3）具有画面的动态“影像对象”（moving images，缩写为MV），例如胶片、录像带等;（4）包括磁盘片、随身碟、光盘等在内的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缩写为CF）。

（一）作为“方法”

众所周知，2003年进行公告、2006年正式生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下文简称《公约》），自公告以来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股“非遗热”，《公约》中明确定义“保护”一词，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可见，“立档”“保存”是确保非遗生命力、即实施非遗保护的诸多措施之一。

正如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在其题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中音视频资料的收集与管理”的讲座中梳理音像档案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关系时强调，“没有档案的保存便没有记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冯卓慧副研究员在其讲座中亦强调，档案化记录有着保留文化“母本”的重要意义，为未来保留现在，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来源。对非遗保护而言，档案化和数字化的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档案工作本身就是非遺保护过程中一种重要的作业方式。非遗保护资深学者田青教授还曾提出，我国的非遗保护就是从基础的档案工作中延伸而来的。例如音乐类非遗保护可以说是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一系列调查工作开始的，而这些调查工作产生的集成、调查报告、民族志，及相关的录音录像制品，实际就是档案化工作的成果。

（二）作为“对象”

无论是纸质的、或是音像的档案，都是以物理的、有形的形式存在的。但档案之文化意义，却远远超出其物理实体本身。正如台湾师范大学数位典藏中心曾子嘉老师在讲座中提到，档案作为载体，蕴含着独特记忆和文化意义。例如记写了黄自《旗正飘飘》的手稿谱纸、或是录制了京剧唱段的黑胶唱片，其所承载的内容和文化是超越其物质载体本身的。因此与特定文化紧密相连的历史档案——无论是纸质的、还是音像的——都应当纳入到非遗的范畴中进行保护。

这恰与《公约》的定义相吻合。《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做了界定，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遗之定义并非局限在“无形”之中，而与无形文化相关之“工具、实物”等都在其范畴。承载了特殊文化意涵的纸质或音像档案，作为一种“文献遗产”，亦是非遗要保护之“对象”。

最突出的便是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MOW）。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以“名录”的形式对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文献遗产”进行关注和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传统音乐音响档案”在1997年入选，也是我国第一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萧梅教授在其讲座中就以它为代表，介绍了彼时学界对音像档案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的实践工作。

正是伴随着遗产保护的热潮，音像遗产（Audiovisual Heritage）等概念出现在“音像档案”领域的讨论中。这一术语可追溯到1998年音像档案领域的重要学者雷‘埃德蒙德森（RayEdmondson）所做的界定：

音像遺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录音、电台、电影、电视、录影或包含移动影像和/或录音的其他制品，不论是否主要用以公开发行;（2）从技术、工业、文化、历史或其他任何角度出发，与音像媒体有关的物品、材料、作品和无形事项;这包括一切与电影、广播和录音工业有关的材料，如文本、剧本、剧照、海报、广告材料、手稿以及技术设备或服装等人工制品;（3）与这些媒体的复制和呈现相关的技术和环境等的概念。

埃德蒙德森所定义的音像遗产不仅包括各类音像制品，还囊括了与音像制品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材料和事项，甚至相关的概念。他突破了以往的“音像档案”的概念，强调对于音像遗产的关注和保存不能局限于音像档案、或说音像材料本身，而应包含更多层面的内容。这恰好与非遗的界定策略不谋而合。而用此一概念来界定和描述历史音乐类音像档案，笔者认为是较为合适的。

二、实践——音像遗产保存的永续策略

保存和传承，可以说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之于音像遗产亦不例外。而厘清“保存”在音像遗产语境中的层次和意涵是尤为关键的。曾子嘉提出，“保存”包含了“抢救性修复”（Conservation）和“预防性保存”（Preservation）两种形式。前者是指采用侵入性和化学性的方法对档案物理载体进行技术性修复，后者则是以物理的方式维护或维持原始档案物件的状态，降低或减缓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耗损，而不做带有破坏性或修复性的技术处理。

包含以上二者的这一定义可被视为是“保存”的中观层面，而“预防性保存”之“保存”，即为其微观层次。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可有一个宏观的“保存”存在，即包含了采集、修复、处理或保存、数字化、元数据管理、以及存放与备份等全部“保存”流程的整体概念。本文之“保存”，倾向于取之最广义层面的概念。

在音像档案领域最具指南意义之一的、由“国际声音与音像典藏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IASA）发行的工作手册《有声遗产的维护：规范、原则与保存策略》（IASA，2015），也就是业内通称的“TC-03”文件中针对“音像档案”保存的目的，就明确指出是“以目前专业工作环境所能达到的技术，将我们所拥有的资产中的信息尽可能地传承给我们的未来使用者”。

黄均人教授将之称为影音遗产的“永续”，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海内外的档案工作者们都在身体力行、不断实验实践。在此次培训班中，诸多专家分享了他们在该领域实践的经验和策略。

例如上海音乐学院的刘桂腾教授，通过总结他本人数十年在音乐影像志和音像档案方面的经验，主要对音像档案材料的采集、传播和共享做了专题讲座。提出了从“源数据”到“元数据”的数据分类、采集和编辑过程，强调了在数据采集阶段，利用“采录资料登记表”、“场记表”等方式做描述性元数据收集的重要性。此后他还分享了在采集数据基础上建立的数据库，并总结了“纪事本末体”和“DV笔记体”两种为传播和学术表达而形成的两种影像文本。

采集与共享，在某种层面上可被视为是音像档案保存的“前置作业”和“后置作业”。在此二者之间，便是对档案材料细致而繁复的具体保存工作。此一层面上的“保存”实则可划分为多个步骤：修复、处理（狭义之“保存”）、数据读取和传输、数字化、存放和灾难管理等。针对这些环节，来自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知名历史音响保存专家马丁·费舍尔（MartinFisher），和国际声音与音像典藏协会（IASA）培训与教育委员会的秘书、IASA大使吉萨·贾妮珍（GisaJahnichen）教授，做了相关专题讲座和工作坊。虽然前者侧重于技术性的实操技巧，后者更倾向于观念和管控等宏观策略，但二者的核心都是音像遗产之“保存”。

（一）高质量数据读取

对于音像遗产而言，若没有高质量的档案数据读取，所谓“保存”，仅是空谈。创造最佳回放效果，对于历史音像媒介而言，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读取和保存其所载之档案内容。同时通过一系列技术性操作，也是对其物理介质的一种维护和保存。马丁‘费舍尔主要以78转粗纹唱片和33转密纹唱片为例，针对为纹理唱片（Grooved disc）的传输和数字化创造最佳回放效果的要诀和技巧做了专题讲座。

黑胶和虫胶等历史介质唱片，由于长时间和不正确的搁置与摆放，极易造成灰尘甚至沙砾等污垢的堆积。加之此类材质实际并不坚硬，稍微施重或挤压，堆积的杂质沙砾便会嵌入唱片表面，同时对唱片表面纹理——纹理唱片最关键之处——造成磨损。若不进行清洗和处理直接上机播放，唱片表面杂质对于唱针的损坏、以及对于唱片的二度损坏将会带来严重且不可逆的后果。可以说，清洗唱片介质是实现最佳回放最关键的一步。

使用唱片清洗机器是当前最常见的清洗方式，在黄均人教授的讲座中也展示了超声波唱片清洗机。但马丁通常选择半自动的清洗机器，需在唱片表面倒上少量清洗液体——清水加数滴清洗液或肥皂水，用细刷轻刷表面，并借用机器的各个组件完成清洗和真空吸干等工作。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些非常规的清理方法，如在高倍放大镜下用镊子手动清理唱片表面所嵌沙砾等。

另一个非常规的、辅助性的清洗和回放技巧是“湿盘播放法”（Wet play）。即在唱片播放的状态下，在唱片表面倒上少量液体并用细刷轻刷。所用液体可以是清水、矿物油（mineral spirits，又称矿物溶剂、松香水）等不同液体，各种液体的效果有所不同，马丁在其视频中做了展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液体都必须是无香且可以祛油渍、稀释油渍污渍的。“湿盘播放法”虽然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可以达到很好的降噪效果，尤其针对在温度和湿度不适宜的环境中长期存放导致唱片表面浮出蜡质杂质的情况，其降噪效果甚至可以取代昂贵的降噪电脑软件。当然这一方法也存在损坏唱片的风险，因此在实施之前先用原始唱片做一次数字化存档会是更保险的选择，抑或是交由专业人士做其他专业的清洗和降噪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唱片上機播放之前，选择和确保回放设备的适配和状况良好是关键却容易忽视的。以黑胶唱机为例，回放的第一步是让唱机在无唱片的情况下空转，通过聆听有无杂音来判断唱机的状况是否良好。

为了获得最佳回放效果的下一步工作，便是唱针的选择。简单来说，纹理唱片上的声音是通过模拟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录音时声音信号被转化为机械信号，再利用刻纹机带动探针在母盘上刻录出沟槽（即纹理）来。而播放时再利用唱针接触到唱片表面纹理，产生摩擦，还原了当时刻录的震动声波，再通过唱放等扩音设备播放出来。那么唱针的形制和大小是否能与唱片纹理完全切合，将直接影响到播放时的声音质量。尺寸过小的唱针会造成针头在沟槽内产生晃动，而过大的针头又可能无法与沟纹贴合，从而漏读或是无法读取声波信息、又或是造成杂音。除了尺寸之外，针头也有多种形制，马丁老师简单介绍了几种类型，例如球状（spherical）、椭圆状（E11iptical）、超级椭圆状（Hyperelliptical）、和微型脊梁状（Micm-ridge）。在黄均人教授的讲座中也详述了唱针选择的问题，并强调影响我们选择唱针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唱片纹理类型、唱片磨损状况等等。

唱片弯曲变形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唱片损坏情况，对于回放效果会有很大影响，或是无法播放。甚至由于弯曲过于严重，唱针无法稳定在沟槽内，而造成上下跳动状况，这会对唱片和唱针都造成很大伤害。马丁老师的解决办法是，在发生弯曲的唱片边缘，用胶带将之固定至另一张唱片上，两张唱片同时放上唱机，并用自制的唱片镇（Recordclamp）施重来稳定中心。通过中间施压、边缘拉伸的方式缓解唱片的弯曲。

另一个解决唱片弯曲的方法是借助“唱片环”（Rings），即用塑料或是纸板等材料，裁出中间空心部分比唱片稍小的圆环，将圆环、唱片和唱片镇依次置于唱盘之上。依靠唱片镇在上，从中间施压、唱片下沉;同时唱片环在下，将唱片边缘托起的双向作用力，缓解唱片弯曲的问题。

另一个纹理唱片回放过程中很常见问题是，由于唱片偏离中心、或是唱片扭曲变形等原因，造成唱针无法保持在沟纹正确位置而引起的有规律的、音高上的起伏，俗称为“wow”，用这一英文单词的发音效果来模仿该问题出现时的唱片和唱臂漂移造成的声音波动。通过一段视频，马丁老师借用一个自制的、标有刻度的纸板，展示了“WOW”产生时唱头的漂移情况。

马丁老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首先垫入胶垫将唱片垫高，让其高过唱盘中间的轴心，然后通过唱片镇给唱片施重，之后在播放过程中用细刷背面或其他工具轻敲唱片边缘，来调整和恢复唱片的中心位置。

（二）合理化作业流程

吉萨‘贾妮珍教授从事档案工作数十年，作为IASA培训与教育委员会的秘书、IASA大使，有着丰富的档案馆建设和培训经验，且曾协助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当地的音响档案部门或机构。她总结多年来在各类小型档案机构的工作经历，针对此类机构中音像档案建设的相关问题做了讲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音像遗产保存之合理化的作业流程（Workflow），她的观念是要坚持履行作业流程中每一项细节工作。音像档案工作流程实际大家都不陌生，简言之就是“获取一保存一维护一访问”的过程。但吉萨教授主要强调了几个容易被忽视、但实际很关键的工作环节。

其一就是盘点（Inventory，或译盘存、清点），旨在对所在音像档案机构中所藏、所需处理和保存的藏品进行清点。在盘点之前，档案工作者需要清楚以下几个问题：哪些藏品是此次盘点的对象？需要多少人力来完成此次盘点？盘点的成果以何种形式呈现？要向何人、以何种形式进行汇报？而之所以盘点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方面借由盘点，档案工作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所在机构的藏品体量、质量、介质和状况，这是开展保存工作的第一步;另一方面，通过盘点可以划分出藏品保存的优先层级，理清不同藏品下一步所需的保存工作，进一步明确保存工作的作业流程。

其二是数字化前、中、后期的检测、监测和检验。以开盘录音带为例，在做数字化之前，应当有一系列的检测和准备工作，来确认录音带和设备都处于良好状态。例如在正式数字化前，要将录音带快进和倒带三次，这一做法能起到降噪的作用。实际上这一操作应当是各种磁性录音带每个月或是每个季度的基础维护的作业内容。这些前期的检测和准备工作必须逐项确认到位，否则可能给录音带带来不可逆的损坏。

在数字化工作进行过程中，由于耗时过长、或档案人员对内容不感兴趣而停止监测，这是极不应该但很常出现的状况。在数字化完成之后，很多档案工作者不会对数据传输之后的文件进行检验，或仅是检查是否有声音。而正确的工作流程是要求对数字化文件做质量检验，如利用频谱等可视化软件细查声音质量等。

其三是备份与存放。当前物理介质的存放问题逐渐得到了档案工作者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档案机构开始采用恒温恒湿设备保存历史音像介质。而数字化之后数字文件的备份与存放成为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虽然数字文件备份数量业界没有统一标准，但大多数档案机构会采用创建三份完整复制件的做法，并将每一份副本单独储存。正如曾子嘉老师所说，一份副本等于没有副本。而将三份或多份副本储存在同一设备上亦是没有意义的。正确的做法是将每个副本进行异地储存，存放地点问的地理区隔越远越好，且尽可能选择自然和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的场所进行存放，以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

但在不同备份端做备份存放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为每一个备份文件创建一个伴随的“校验文件”，并保持更新。档案文件一旦发生改动（比如时长、采样率、比特率变动，或内容、音质修调等），“校验文件”随之改动。“校验文件”的作用在于校验文件传输的完整度，和比对不同备份版本之间文件状态。例如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家音像档案机构里保存了两个同源文件，这两个文件是否都是完整的？与源文件有何差异？就需要依靠“校验文件”的比对来查验。

其四是灾难管理。吉萨教授最后强调的是诸多档案机构的工作流程中容易遗漏的一个问题，即灾难管理工作，她花了大量时间讨论这一问题，旨在提高档案工作者的危机意识。同时她强调这些工作都应当纳入到任一档案机构的日常的、必须的工作计划和流程之中。

灾难管理工作包括几个方面：第一，风险预估，如根据所在档案机构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来识别和预估潜在风险，并建立一个各类型灾难可能性和冲击度的评估和排序，从而创建减灾和复原计划的优先层级;第二，分散风险，例如切勿使用非专业品牌的、难以获得技术支持的设备和软件、以及前文中提到的多个备份的异地储存等;第三，则是制定灾后复原计划。非常棘手的是并没有一个万能的、“一刀切”的复原计划模板，因为每一种潜在灾难的规模和后果都不同，这也正是导致诸多档案机构的工作流程中缺乏灾难管理的重要原因。吉萨教授建议，灾难复原预案至少应该包含应急抢救方案及其优先级、如何最快速地稳定受灾后的档案材料、以及针对实体和数字音像档案材料的恢复和修复的计划这几个方面。

三、结语

“脱下你的白手套”，是马丁对音像档案工作者的倡导，他提倡大家适当放下实验室里的“循规蹈矩”，要抓紧行动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吉萨教授又正是呼吁大家要注重音像遗产保存的作业流程，“坚守”每一个细节。

看似二者的观点相异，但实际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最快速度和最大限度地保存珍贵的音像遗产。马丁要提示大家的是不能因为这些音像遗产、历史介质过于珍贵而不敢触碰，因为原地等待只会给这些珍贵遗产造成更多伤害。同时吉萨也旨在提醒档案工作者要合理化和规范化每一个工作细节，以实现保存的最佳可能。

每一份音像遗产的保存都绝非易事，而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却非同小可。在非遗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之后，音像档案日趋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让音像遗产更多地进入非遗保护的话语体系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力量，实现更好的保存、应用和传承。如同黄均人教授所说，数字化典藏不是仅仅为文献制作一份数字拷贝，而是一份历史文献藉由信息科技进行妥善保存、知识建构、推廣应用与永续经营。

（责任编辑：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