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梅

今年的8月份，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和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共同承办了两个全国性的活动。一个是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历史音乐档案（音视频与纸质）处理与保存”专业人才培训班，另外一个是“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活动。这两个活动在初衷上都与传统音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关。

回溯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我们今天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与绘画、建筑、工艺品不同，音乐似风，转瞬即逝。因此，人类几乎与生俱来地创造他们刻写和留住音乐发生（声）的工具。无论是口传、身态，还是刻写实践中的岩画、图案、器具、文字，以及形形色色的乐谱。到了十九世纪末，伴随工业革命的技术，录音诞生了，它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超越性，冲撞着赫拉克利特“人永远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咒语。在音乐学历史上比较音樂学之所以能够面对西方音乐历史研究而独树一帜，与当时的录音技术运用分不开。录音不仅扩大了众多文化表达方式的记录手段，改变了音乐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扩展了文化研究的范围、焦点与方法，促进了学科的独立品格;同时也改变了采录者与被采录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录音改变了民族志。到二十世纪末，录像技术的发展以及设备的不断更新，使得“音响发生现场”与“转储载体”之间的转换更加容易，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得以越过其实际发生的场域，重复地展现于另一个或多个空间。这些，都无疑对文化形态的保存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然而，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它对于音响和发生音响的现场的摄取能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因为技术的更新而造成的“载体多样性”和载体被淘汰的速度。因此，依靠不同载体存储的信息，也面临着挑战。从早期的腊筒圆柱、留声机到钢丝带、磁性录音、以及如今广泛使用的DAT和数字音频工作站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地建立档案保护的意识，不能对音视频档案在不同类型的资料数据库中的性质与制档及其维护方法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并执行它，我们将在尚未酒醒于技术的狂欢中失去我们看似轻而易举地获得的所有资源。而就我们在几年来的档案培训经验中，已经深深感受到如何保护历史音乐档案，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其中包括档案的元数据信息、介质维护、转储方法、回放设备等不同的关系，尽管国际音像档案协会不断根据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业标准，但这些标准显然尚未被我们的从业者真正重视和认知。这是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不断在国内致力于历史音乐档案建设的原因。

如果说录音在历史上的贡献超越了二维平面的乐谱，而使得“有声”记录真正得以实现，那么电影或录像技术则更进一步捕捉到了“声音何以发生/声”的过程。它使得音乐研究的面向更多样，也为音乐表演研究、音乐与其所处文化环境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它让我们不断思考民族音乐学田野采录“技术一观念一方法”所涉之人一机、人一技术、人一人、人一文化诸关联。这些恰恰是非物质文化最深厚的内涵。

这次上海音乐学院举办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活动，虽然事前的宣传不是特别充分，但我们还是收到了70余部参展作品，从作品中不难看出，大部分作品直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包括技艺、传承人、田野实录、保护历程、文化传承和传播等等。我们面向公众放映了十场37部复评电影，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中有在这一领域的耕耘者，也有准备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有普通的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大地形形色色音乐生活的观众群。

至于“非遗”的田野档案保存和音乐影像志作品的创作，对“非遗”保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引领性或者必要性，我想我们专栏中的文章将会给出答案。这个专栏由四篇文章构成，两篇文章是有关两个活动的评述，其中包括了许多生动的细节，黄均人教授的文章则以其经历详细介绍了国际相关音乐档案馆的建设情况和理念，而何力，则作为影片拍摄者以随笔的形式写出了他自己对于音乐影像的认识和实践。

无论怎样，这两个活动对音乐界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言，都有其积极的建设意义，并让我们充分看到差距，前面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