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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信念与知识确定性:关于经验证实本质的历史现象学建构

2019-12-09卓立

社会科学 2019年11期
关键词:生活世界确定性

卓立

摘 要:经验证实通常被视为真命题的根基,近代哲学由此开启了将文本化的普遍知识真理还原为在世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主义路线。但经验活动是在世的“活生生的当下”,与文本化的知识真理是异质的。基础主义的还原路线决定了打通二者的努力最终是向当下的实存还原,从而瓦解了知识确定性。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原则失败的关键在于,关于实存的单称陈述不可能被证实,确定信念通往知识确定性的通道并不是归纳逻辑,而是实存命题。只有将一个主观的证实陈述整体转译形成实存命题,才可能让其超出相对化的周围世界的证实语境,成为一种作为过去现成的确定证实语句。经验证实根本上不是基于当下经验与命题的相符,而是一种历史文本校对活动。当这种历史文本校对活动面向文本世界的无限性敞开时,便指向了“真”和“命题”。这种作为过去现成的确定证实语句便是史料证据,就此而言,实证历史学可以成为人类世界信念和知识确定性的根基。

关键词:确定信念;确定性;实存命题;生活世界;单称陈述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1-0128-10

作者简介:卓 立,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重庆 400031)

经验是我们与世界相照面的场域,亦是知识通达实践活动的桥梁,因而我们通常将经验证实既视为真命题的根基,也视为评判知识有效性的依据。不过在古希腊哲学中,经验依附于个体感官体验,它恰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般“是又不是”,成为真正的普遍知识所要超越的“赫拉克利特之流”。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使不稳定的切身经验得以借助仪器观察被数据化,经验知识遂成为具备精确性的确定知识,再借助归纳法获得自然规律的普遍性。普遍性因而逐渐依赖于确定性,以至于普遍性本身也成为一种确定性,真理也就从偏重普遍之“理”转变为偏重确定无疑之“真”。

近代哲学由此开启了一种试图将文本化的普遍知识真理还原为在世经验知识的基础主义路线。这一路线的最初思路是以内心意识的“确信无疑”替换感官体验的变动不居,从而使个体经验得以成为普遍知识的基础,心理学探讨因而成为近代哲学的重要组成。以洛克为代表,通过英文“观念”(idea)一词的含糊性,内在心灵的感觉明晰性与知识理念的确定性被融合在一起,这不仅意味着普遍知识真理被还原至在世的生存信念,也意味着超时间的文本知识(比如1+1=2)被置入个体化的时间之流中。这种个体时间根本上是“活生生的当下”,最终指向的只能是活动本身。就此而言,所谓经验证实即是文本知识寻求在实践活动效果中的检验。问题在于,正如“物”与“名”绝对不可能等同,在世的“活生生的当下”与文本化的知识根本上也是绝对异质的。于是正如塞拉斯在批判“所与性神话”时所指出的,“感觉材料”是非命题的,不能作为知识确定性的前提和理由。

而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über Gewiheit)中反思摩尔思想时亦指出,知识确定性与内心确信无疑的“确实性”根本上是异质的,“知识和确实性属于不同的范畴”。胡塞尔更是明确地区分感觉体验与意指活动,而其现象学的真理根基亦非奠定于心理体验的个体感觉。实际上,这种还原主义若要真正打通文本知识与在世实存的经验,只能将在世实存经验文本化,从而最终脱离基础主义成为一种融贯论,真理由此蜕变为只是“真值之真”而非“真假之真”。

逻辑实证主义失败后,至少在经验主义传统中,直接打通文本化知识与在世经验的同质化努力被放弃,知识论的探讨开始强调两者的异质性,这意味着我们更强调在世经验的历史性实存,世界的构型也倾向于实存的而非文本的。当代哲学流行的观点是,“真”主要不是由经验所与性决定的,而是更多与历史化的实践活动有关,知识确定性依附于“活生生的当下”成为一种被言说,从而从超时间的真理蜕变为历史化的思想,由此而生的语境论甚至被视为“构造世界的新的‘根隐喻”。

因此,经验证实中的知识确定性信念仍有必要被重新反思,它可以归结为单称/特称陈述如何通往知识确定性的问题。

因为证实语句总是单称/特称陈述句,经验所与性通往知识确定性的关键是如何从单称/特称陈述抵达具备普遍性的全称陈述。另一方面,基础主义的失败在于其无法跨越实存与文本的鸿沟。基础主义必定向实存经验的当下(现在)回溯,当下意味着它必定在实践中展开自身,从而包含了文本与实存的断裂。如果我们放弃向作为当下的时间性还原,而是向着作为过去的时间性回溯,便可能既在时间性中保留实存的通道,又在过去的有限性中打开知识确定性的文本通道,从而在融贯论的历史文本校对活动中实现知识确定性与在世经验的重新对接。

一、 确定性与经验主义的还原道路

在当下经验中我们能够把握到一种清楚明白的确定信念(确信),无论是在经验主义者还是在观念论者那里,这种确定信念都与知识确定性相关,它是抵抗诸种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起点。对于经验主义而言,最为典型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主义道路。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关于充分分析的思想,提出了可证实原则这一纲领,试图将全部人类知识都还原于确定信念。可证实原则可以分解为两个主要环节:(1)当下经验可以提供具备确定性的基本记录语句;(2)全部有意義的知识陈述可以还原为基本记录语句。但可证实原则方案在关键的科学陈述的还原问题上陷入了困境。由于经验证实不可能通过枚举提升为确定的全称命题,石里克“强的可证实”立场将导致“把那些自然定律也作为无意义的而加以拒绝”,而试图“用概率值的连续标度来代替古典逻辑的‘非真即假的两值性”的修正方案也只是达到或然性而非确定性,源自维特根斯坦的完全证实的信念便崩溃了。科学陈述被认为只可“确证”(confirm)而不可“证实”(verify),即环节(2)的确定性还原失败。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在环节(1)也无法站稳脚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或然性修正,不仅指向全称陈述,也指向特称陈述,“就可证实性来说在一个全称句子和一个特称句子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甚至连“这张桌子上有一张白纸”这样的语句也“决不能够完全地被证实”。

结果只能是“除了重言式命题之外,没有一个命题可能比或然的假设有更大的确定性”。正如波普尔所言:“我很愿意承认,只有观察能给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但是这种觉察,这种知识并不证明或确立任何陈述的真理性。……我有了经验S,如何能证明我对这经验的描述和捍卫它不受怀疑?这点是做不到的,即使我们把术语‘经验改为‘记录语句。”

因此石里克断然拒绝了这种或然性修正方案,主张不需要继续检验的确定命题的存在,并以之为科学知识的基础,尽管他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科学假设不可能被直接证实的问题。即使是在旨趣截然不同的蒯因那里,作为其知识论基础的观察句,也是不需要再被证实的,它们本身是理论的证据,是基于主体间的检验说出的语句,因而都具有独立的意义。

关键在于,我们不可能直接证实关于实存的单称陈述,可证实原则在环节(1)就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实存的在世经验与文本的知识确定性体现出不可通约的异质性。在世经验之所以是“真实的”,恰恰在于它是无限的异质之流,而知识之所以能是确定的,却恰恰在于文本的单一性,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不可跨越。逻辑实证主义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们一开始接受的便是罗素的“亲知”和马赫的现象主义,从而使可证实原则根植于生活世界。于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知识确定性最初是试图向感觉材料还原,从而寻求关于实存的可能断言与陈述恒定一致,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存就是那无限可能的蕴涵者,要使相关的可能断言与陈述恒定一致,只能诉诸于无穷枚举来模拟和逼近,并无穷延续证实活动,这也就反过来否定了证实的前提:在当下经验的确定信念中可以直接通往知识确定性。

当石里克的“可证实性”(confirmability)被概率论的“可确证性”(confirmability)代替,正如卡尔纳普所声称的“不可能有绝对的证实,只可能有逐渐的确证,这个看法有时是以这个方式来表述的:一切语句都是概率-语句”,逻辑实证主义就已经在根本上失败了。“确证”取代“证实”不仅意味着当下经验的确定信念不再是决定性因素,真与伪之间也不再泾渭分明,而且还意味着知识确定性的反思重心从所与性转向基于主体的辩护语境,最终进一步转向原本被丢弃的发现语境。逻辑实证主义者因此进一步倾向于约定论和整体主义,倾向于主体间的语境而不是个体主观感觉,倾向于用物理主义取代现象主义,也即用融贯论替代基础主义。在这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已经转变为一种实用主义,语境论便成为抑制激进相对主义的出路,因为语境可以取代外部实在和纯粹经验提供一片公共化的意义栖居之所。普特南和克里普克便认为意义最终维系于因果关联,而他们所说的因果关联即是主体间的和历史语境化的。郭贵春等更是提出语境实在论,试图借助实在论的提法克服相对主义的困难。然而语境论并不能解决知识确定性的问题,在语境论前提下,“没有任何证明或解释是唯一地正确的,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说明或解释不存在绝对的同一性;因而在不同语境中,说明的意义或语境的意义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语境论中的“真”至多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真”,而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与“确定性”一词是自身矛盾的,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较为温和的相对主义。所以徐向东断言:“语境主义并没有根本解决知识与辩护的问题,也没有成功地回答怀疑论的挑战。实际上,这种观点蕴涵了一种关于知识的相对主义。”

经验主义的所与性道路失败的根源,首先在于它根本上是一条从经验生活之多通过归纳指向普遍真理之“一”的路径,试图使关于实存的可能断言与陈述恒定一致,因而只能诉诸无穷枚举来模拟和逼近。这一点正如“休谟问题”所揭示的那样,是一条经验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死路。另一个困难是,由于经验主义总是预设了一个预先在场的现实世界,并将经验者视为这个世界中的生理-心理主体,从而使知识确定性建基于经验证实也意味着它终究会湮没在个体经验或活动的相对性中。毫无疑问,命题之“真”的确与经验证实有关,因为所谓“真”必与世界相关,而我们除了经验,又有什么通道能与世界发生关联呢?但无论是归纳逻辑还是语境论都无法真正阐明经验证实之“真”,经验证实的知识确定性通道我们只能重新探求。

二、实存命题与存在预设的消解

所有经验中的证实活动,都必定是面向实存的证实,在这些证实活动中我们确乎收获了某种确定性、真以及知识的信念。倘若这种确定信念并非通过归纳通往命题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经验证实中的陈述之“真”呢?

试以证实语句P1“这只天鹅是白色的”为例。首先,这一经验陈述必须先悬置形而上学式的存在预设。“这只天鹅”与“存在一只天鹅”不同,后者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形而上学信念。用卡尔纳普的话来说,“一个语言架构的接受绝不可以看作蕴涵着一个关于所谈的对象的实在性的形而上学教条”。其次,把“这只天鹅”视为经验实指并不能使P1通往真正的知识确定性,因为这种实指是局限于特定语境内的。“这只天鹅”这一实指确定了一个特定证实语境下的同一对象,但仅仅是在共同经验的意义上与当下经验相关联。于是,尽管存在预设被回避了,但这种意义上的P1是一个仅对该证实语境有效的语境论意义上的“全称陈述”:它是对应了每一个瞬间以及相对于每一个证实的此流变对象的无数个单称陈述的“全称陈述”。最后,P1无论是否只对应一个证实者,都不能理解为是内在于证实主体的内部经验。因为一个内部经验本身是无法超出一个个体主体的,因而也无法转化为知识确定性,它自身是不可被证实的。也就是说,如果把经验所与的确定信念理解为一种内部的确定性,那么它也无法通往知识确定性。

因此,證实陈述的主词不可能是被实指的实物或因实指而生的内在经验之流,而是在实指活动中被转化而成的文本,惟其如此,它才可能转化一个知识陈述。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中,艾耶尔批评了“用实物表示的绝对确定的命题”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命题实际上是不可描述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没有任何命题可能是用实物表示的命题。

艾耶尔批评的“实物命题”要比我们所讨论的更为局限于直接经验,但所指出的是同一个道理,即仅限于直接经验的实指,如果不引入超出此当下经验的知识范畴,便仅仅只是一个直接经验。艾耶尔的致思方向是放在“这只天鹅”中的“天鹅”必须是先行的非当下经验的观念这一点上,从而把问题引向单称陈述和全称命题一样也不可完全证实的结论,而我们这里思考的是当P1被视为知识陈述时,它将如何超出个体的直接经验,并在何种意义上才会是可能的?

结论是,如果P1必须被视为知识陈述时,不仅要先把“这只天鹅”视为一个纯粹的文本,还要把P1整体转译为P2:“某时某地某证实者确定这只天鹅是白色的”这种第三人称的历史证据语句。这种转译可以简写为“T时间地点S确定P”,其中T为时间地点变量,S指证实者,P为特定陈述语句,并且,T虽然可以在日常语言中用语境化的索引词(如“昨天在我家附近”)代替,但根本上是把它视为可以如罗素所主张的那样转译为确定文本的公共时间地点(如“1976年4月5日在东经:116°2317”,北纬:39°5427”)。值得对比的是罗素的摹状词改写,从语言上消除了述谓语言引发的主词的“存在预设”,并且这种改写是普遍有效的。本文所提出的这种改写同样是普遍有效的,区别在于,在罗素的改写中,保留了实存世界的预设,本文则消除这种预设,使原初层次返回证实者,这也是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悬搁,并使知识确定性返诸明见性的意旨所在。

我们可以把 “T时间地点证实者S确定”称为实存项,把加上实存项的历史化的存在命题称为实存命题,以区别于单纯加上存在量词“有一个”的非历史化的存在命题。胡塞尔也曾使用“实存判断”(existenzial Urteil)这一表达,只是其“实存的”一词指向先天可能性,从而又有“内实存的”(inexistenzial)的说法,根本上是为了对接到普遍性。

本文说的“实存”则指生活世界中生存着的历史个体,实存命题虽然以被理想化的世界时空坐标来实现文本确定性,但证实者本身仍然是置身于生活世界的实存。实际上,实存项首先依赖于将周围世界理想化,“因为一切尘世实在的东西在时空范围内都直接间接地拥有自己的位置;一切东西要么在这里要么在那里,其地点是可以规定的,正如一般来说地点都是可规定的那样,也正如一切东西都在时空中一样,因而在时间上也是可以通过物理仪器来规定的,不管是用沙漏、摆钟还是別的什么计时器”。在这种理想化中,世界以数学化的预先的时空位置被理想化,或者说,借助这种文本世界的确定性,实存命题本身直接将体验/信念文本化,将其从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并由此通往知识确定性。也正因为这种理想化和文本化,它应当称为“命题”而非“判断”。只有通过实存命题,我们才可以将所有经验陈述都编织入一个知识陈述的系统中,而存在命题根本上却仅属于证实者自身,因而不可证实。因为每一个实存命题都是唯一的,且非真即假的,具备完全融贯的可能性,并且每一个实存命题都可以将相关的内在经验置入公共的陈述网络中,其唯一性是始终向其它陈述开放和接受批判的。存在命题在这里就成为通常所说的判断,可以置入实存命题之内而转换为命题。就此而言,指向实存的存在命题不合适称为命题,而只能称为存在判断。

在这种实存命题转换后,尽管新的命题仍然是指向原陈述的内容,但却不再仅属于直接经验者的内在经验了,它在整体上都转换为可以在知识中共享的陈述。我们在这里达到的结论与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对于蒯因而言,本体论承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纠正分析哲学家对于“存在”一词的过度禁忌。由于对各种形上实在的谨慎回避,分析哲学家往往都如卡尔纳普一样努力避免对存在有所断言。蒯因则指出语言本身要求了对存在有所述说,但它并不包含对外物存在的承认,而仅仅是语义上的要求,是相对于特定话语系统的“本体论承诺”,即“被假定为一个存在物,纯粹只是被看作一个变项的值。按照传统语法范畴,这大概就等于说:存在就是在一个代词的指称范围之内”。可以看出,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只是指出了在话语系统内部包含了对共同指涉的“存在”的肯定,但这种存在依存于该话语系统,因而根本上它只是语义上的设置,这就和我们说到“这只天鹅”这个实指认定了一个相对于共同经验语境有效的对象是同样的道理。本体论承诺是语境内部的,实指也是语境内部的,公共名词的引入可以把单称的经验实指陈述问题转化为特称命题问题,但就这一单称实指陈述而言,它仍然没有超出个体内在经验的范围。如果我们无法依据即时证实语境中的主体间一致认定将该单称陈述(如“这只天鹅是白色的”)理解为特称陈述(如“有一只天鹅是白色的”),那么它就仅仅还是确定信念而非知识确定性,而它的所谓“证实”其实只是艾耶尔说的“重言式实物命题”。因此,一个单称陈述自身被转换为与知识相关的陈述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实存命题转换,而不是试图将其转换为可以通往全称陈述的特称陈述。因为它就是从全称陈述中推出来的,但它却不可能再逆推回去,这也就意味着全称陈述不可能被经验陈述完全证实。从单称陈述永远归纳不出一个全称陈述,但却可以从一个单称陈述推出一个实存命题。误以为可以从单称陈述直接归纳出全称命题,这正是归纳逻辑和经验论的根本性错误。

从实存命题的理论出发,我们不仅无需再面对“金山”“飞马”这类恼人的存在问题,而且可以在根本上摆脱怀疑论。因为即使我们无法确定地说我们知道什么,但是进行实存命题转换后,我们就成为第三人称,我们当下内在的确定信念便整体成为一种过去现成的公共确定性,由此通往知识确定性。无论转译前的语句是否为真,转译后形成的实存命题都具有确定性,也就是确定性在这里不再依赖于“真”,它是悬置世界预设和存在预设的,或者说是无前提的,这意味着这个不依赖于“真”的确定性就可以成为我们重建知识确定性的阿基米德点,因为它无須面对形而上学预设的指控与无穷后退的逻辑困境。这种作为过去现成的确定证实语句便是史料证据,就此而言,实证历史学可以成为人类世界信念和知识确定性的根基。

三、经验证实本质上是历史文本校对活动

无论在胡塞尔现象学还是在分析哲学中,特定的实存项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是将其视为相对于普遍性的个别,成为被说明者而不是奠基者。胡塞尔是通过将“我”普遍化来消除经验的个体性,而分析哲学则将实存项视为对索引词的赋值,从而将讨论集中在索引词的普遍形式中。另一方面,实存命题基于现象学的明见性,这意味着它对“客观世界”的悬搁和无前提。塞拉斯曾批判以“在s看起来是红色的”来解释“是红色的”这一实存命题化的方案,其关键理由为“是红色的”在逻辑上先于“在s看起来是红色的”,事物必须先 “是其所是”。

塞拉斯的这一分析正是以其经验主义背景的客观世界预设为前提的。而从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出发,世界并不是这种预先性存在,而恰恰是在实存个体的视域交融中建立起来。至于文本世界层面,则是在本文所提出的实存命题的“历史证据报道”与交互主体的文本校对活动中建立起来。

当我们把实存命题视为连接经验所与性与知识确定性的唯一通道后,我们也就有可能重新理解证实活动的本质,而实存命题无前提的确定性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像经验主义的基础主义者那样无穷无尽地寻求对证实语句的证实。

我们不可能证实关于实存的任何陈述,因为关于实存的陈述永远互不相同,实存是那永远不可能被说尽的个体,是那万物皆流分分秒秒都不同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本身)甚至是不可被完全描述的。因而,正如艾耶尔认为不存在实物命题一样,我们也不可能获得任何由实存本身组成的陈述。也就是说,当一个陈述表达出来时,即使是以实指的方式,它也必定已经包含了对实存所包含的无限性的排除,这便是实存必须以同一的对象的形式获得实指。对象的同一性经由实指排除了实存的流变,在此意义上,实存已经被简化、固化和静态化,对象实际上是实存的文本化,于是它也就可能获得了自己的名词。我们不可能对实存本身做出证实,证实总是知识化的,而实存本身不属于知识范畴,实存蕴涵着被区分的无限可能性,而证实指向的只是已被确定的区分,因而它只是指向了对象。文本化的对象决定了证实也只能是文本化的,证实本质上即是对同一性的确认,这种确认是通过文本的校对来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证实活动,本质上是旨在确认同一性的文本之间的校对活动,而不是感觉经验对全称命题这类文本的证实。感觉经验是实存的范畴,实存证实不了文本,正如“无”证实不了“有”。

当“这只天鹅”这个实指发生时,实际上已经给定了一个在同一周围世界内关于同一对象的陈述集合,对于共同经验到“这只天鹅”的现场证实者而言,“张三经验到的天鹅”、“李四经验到的天鹅”、“5分钟前此地王五经验到的天鹅”以及“此时此地王五经验到的天鹅”,都是属于“这只天鹅”的个例。那么在此意义上,“这只天鹅是白色的”就是一个“全称命题”,并且它由此在张三、李四、“5分钟前此地的王五”和“此时此地的王五”等全部现场证实者的经验中都可能获得证实。一旦张三、李四、王五对白色有共同的概念使用,他们就可能得出同样一个的观察陈述P1“这只天鹅是白色的”。也就是说,P1这一单称陈述的确立,一方面依赖于张三、李四、王五等所有可能的现场证实者对“这只天鹅”的共同认定,另一方面依赖于对“白色”这一公共概念有一致的使用约定,前者是基于共同的周围世界的情境语境,后者则是基于共同的文本语境。在这种意义上,P1在当下经验中的被证实和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在场的每一可能证实者都得出了同一个陈述P1,而这个理论上的无穷集合在现场证实者拥有正常感官功能的情况下总可以是由有限现场证实者构成的有限集合,P1相对一个给定的具体证实语境便是可能被完全证实的。这个证实的实质就是P1是一个纯粹的文本,从而在不同证实者那里可以直接核对而确立为唯一文本。证实根本上就是确认此种同一性的文本校对,因此即使是直接经验的单称陈述,其确定性的获得也是基于实指的约定和“白色”这种公共概念的用法约定,而不是基于经验直觉的确定信念。因为假如“五分钟前此地的王五确定这只天鹅是白色的”但“此时此地的王五确定这只天鹅是黑色的”的话,P1对于王五都不会是一个确定的陈述,然而“此时此地的王五确定这只天鹅是黑色的”这样的经验直觉仍然是确定的。

证实只能是文本之间的校对活动,关于实存的每一个单称陈述的得出,实际上都是实存在特定话语系统中的赋值,只是在这意义上,它才成为一种确定,才成为证实的可能的实例。我们也可以用蒯因所说的观察句来理解这样获得的单称陈述,它的意义并不只依赖于“这只天鹅”这样的现场语境化的实指约定,还依赖于“白色”这种经验性概念或理念(含本质),从而可以返回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蒯因说:“观察句是关于日常事物的句子,而不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观察句是关于感觉材料的报道。……可观察性这个概念则是社会性的。”

蒯因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与本文相一致,区别是,即使P1仅仅是一个证实者得出的陈述,本文也认为它在作为陈述的意义上同样也可以视为是主体间的观察认定,因为在我们这里,每一个证实语句都是实存命题化的,这便意味着每一证实者自身也涉及对象的同一性设定,特定证实者的“T时间地点证实者S”仍是一个无穷集。

就P3“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全称命题的证实而言,也同样应该被理解为文本之间确认同一性的校对活动。所不同的是,“天鹅”这个主词扩大到与“白色”同等的公共话语系统的范围,而不再是依赖于“這只天鹅”认定的语境,并且这个话语系统实际上是隐含着指向整个世界的预设,这便意味着P3的证实是指向了全部可能在世间的天鹅和全部可能在世间的证实者这两个无穷集。P3这一全称综合命题实际上是“所有时间地点所有证实者确定P3”这一全称实存命题的简化。这便意味着完全的证实是不可能完成的,并且,当这样一个全称命题是指向了一个理想化的文本世界时,这个全称命题便指的是逻辑上无限可能的全称。这也就决定了每一次证实活动只能是在证实者的当下经验中完成,因为当下经验不会是确定的某地某时,当下经验是一切可能证实者向可能性的开放,只有在当下经验中,全称命题的证实才是逻辑上可能的。全称命题的这种证实的前提是所有的证实者必须保持一个同样的话语系统,如果张三、李四、王五等都看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但陈六却看到是红色的,首先被检验的将是陈六的感官知觉和话语用法是否与其他人一致,接下来则会检查“白色”这个词的用法规定是否过于模糊以至兼容了冲突的知觉判断,最后还可能引入其他辅助假说(例如关于色盲的规定)来安置这种反例的冲突,这也正是迪昂、蒯因等整体主义者所指出的。也就是说,完全证实寻求的逻辑上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反例都可能推翻全称命题,因为这种同一性根本上是相对于一个话语系统的内在规定性,话语系统有能力通过微调自身的区分和分类来协调反例对全称命题的反驳。但这种内部微调也不是任意无限的,因为一个面向全称命题的话语系统,其根本上是包含了自身整体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它暴露在实存的无限可能性对其的批判中,这导致任意一次自身区分的微调都不能以引发更多微调连锁反应为代价,一次反例的兼容不能以持续出现更多的反例为代价(也即一种“思维经济原则”)。因此,全称综合命题的证实同样是在一个给定的话语系统内指向确认同一性的文本校对活动,但这个话语系统总是面向世界开放的,而它的证实必定只能在当下经验中进行,因为只有当下经验对可能性的开放性可以与全称命题蕴涵的无限性相对应,在这个意义上,全称命题的证实最终即是面向世界的终极的同一性在实存蕴涵的无限可能性中展现的过程。

皮尔斯曾区分怀疑(doubt)与信念(belief),但将信念定位于指向权威的轻信,而将怀疑视为持批判态度的意见(opinion),使意见确定下来则引发探索(inquiry),从而通过“意见之间的冲突”(the shock of opinions)可以走向知识领域。

他说的“意见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信念之间的历史文本校对。更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的分析,在他看来,“我的信念确实形成一个体系、一个结构” ,“有关一种假设的一切检验、一切证实或否证都早已发生在一个体系之中”,“当我们开始相信某件事情时,我们相信的并不是单独一个命题,而是一个由命题组成的整个体系”。维特根斯坦由此将证实视为“我们的行动,因为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根基”,显然,他是将经验证实与摩尔那种“超验的确定性” 区分开,而视之为基于语言游戏,这种基于信念的“命题体系”与“语言游戏”也即我们说的文本校对。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想法连他自己都“听起来像是实用主义的话”,根本上,由于与体验的明见性脱钩,这种“语言游戏”成了无根的浮萍,从而只能是“游戏”而不可能成为指向确定性的“校对”,只能孕育相对主义而无法为知识奠基。同理,塞拉斯提出的概念整体论,即通过掌握事物与其所在环境的整体知识,掌握相关概念的体系及演化才能知道概念,也是类似的问题。

它与后来普特南等人的历史因果论最终都只能指向相对主义。本文则是把“信念”之间的冲突理解为历史文本校对,把“信念”特定化为生活世界中特定实存者的理想化文本,实存者由此成为证实者,从而把经验证实理解为根本上是基于证实者和实存命题之上的历史文本校对活动。于是,本质直观、整体主义和语境主义的一系列洞见就兼容了进来,而经验证实的被给予性也被保留了下来,最终建基于胡塞尔所言的生活世界的前谓词明见性。

四、 作为无限开放的历史文本校对的“真”

所谓证实活动,在这里便被我们重新理解为是旨在寻求同一性的历史文本校对活动,无论是单称陈述的认定还是全称陈述的证实,都是如此。区别在于单称陈述对同一性的认定仅是相对于生存的周围世界的给定语境有效的,而全称陈述对同一性的寻求却是面向文本世界开放的,而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本身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彼此辩证统一的。全称陈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指向了“真”和“命题”这两个词,因为所谓“真”总是相对于世界的真,“真”是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为事实被编织入文本世界的入口,而命题便是那面向真假检验开放的陈述,命题是文本世界的中心。比如,当我们在梦中确信某事为“真”时,那并不是一种真,而只是一种确定信念,然而当我们一旦醒来,反思此梦中之事之真时,便构成一次对真假的校验,此时确定信念便转换为可通往知识的确定性,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逻辑上无限连续的世界。也就是说,在此意义上,当下经验的明见性就不再是只属于个体主体的确定信念,而是一种知识上的确定性。那么,假如我们转换世界观,并不认为梦境只是虚幻的认知,而是世界本身的延展,梦中之事便同样面临真假校验,它们必须直接被编织入文本世界的事实系统中。我在梦中和我的伯父说话,可是醒来后我想起伯父已经去世多年,我在梦中确信的“伯父现在与我说话”,与“我的伯父现在已经去世”这两个陈述便是冲突的,于是,在一个默认“已去世者不可能再说话”的世界观中,“伯父现在与我说话”便是一个非真的陈述。然而一旦我相信了灵魂的存在,相信了“去世者的灵魂可以再与我说话”这样的世界观,那么“伯父现在与我说话”便不再是非真的陈述。但如果我要宣称此事为“真”而不只是我自己信以为真,则又意味着“去世者的灵魂可以再与我说话”这一个陈述必须在一个公共的文本世界上与其他陈述不冲突的,它必须让这个前提作为命题接受面向世界的证实,而这又是目前无法证实的,于是“已去世的伯父现在与我说话”这样的陈述,便不可能是为真的,因为我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是指向了文本世界,“真”这个名词是只属于公共化的文本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真”即是我们颁发给事件进入我们共同的文本世界里接受文本批判校验的通行证,一个事件被认为是真实的,即是被置入这个文本世界中接受所有人真假校验的。“真”并不是一种永久的认定,而是从此接受永久文本校验的资格,所谓绝对的“真”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化的外部存在信念的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并不能去完全证实任何一个事实,也无力去校验哪怕大多数的事实,但我们因此愿意选择先相信那绝大多数声称为事实的事件。我们使用的全称陈述因而总是默认了是接受面向文本世界的文本校验,因而全称陈述只要不是自视为只是“私人语言”,它便總是命题。然而单称陈述如我们所分析的,它并不直接就是命题,因为它并未被直接置入文本世界中,它在“实指”的意义上仅仅是相对于特定证实语境,或者说周围生活世界有效的。因此,单称陈述成为命题从而成为事实便需要进行命题的转换,这一转换便是向实存命题的转换。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单称命题都是省略了证实者后形成的简化的实存命题,这是因为我们的传统逻辑将证实者信念中的存在设定直接替换为是世界中存在,为此模态逻辑才有“可能世界”这种修正。实存命题理论与可能世界理论的区别在于,可能世界理论将现实存在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重合的存在,而实存命题理论将现实存在视为所有可能证实者都确定的存在,因而可能世界理论仍然基于实在论,而实存命题理论则基于先验主体性。比如,“这是一只天鹅”这个单称陈述,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在传统逻辑中是“有一只天鹅”这个特称命题,在模态逻辑中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有一只天鹅”,而转换为实存命题则是“所有时间地点所有证实者都确定有一只天鹅”。对于实存命题理论而言,“这是一只天鹅”被转换为命题后仍然只是一个证实者的待文本校对的主观陈述(因为“所有时间地点所有证实者”永远是未完成理想状态),而在传统逻辑那里,“这是一只天鹅”直接变成了世界中的一个事实,即已被证实的事实“有一只天鹅”。正是由于特称命题对单称陈述的这种直接替换,导致了人们以为当下经验中的确定信念是直接指向了知识确定性,从而将当下经验的确定信念直接视为知识确定性的根源,从而才有“可证实”的观念。由此可见,一个单称陈述转换为确定命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转换为实存命题,只是由于证实者的陈述被默认为是可以暂时先相信时,“T时间地点S确定有一只天鹅”这个历史化的实存命题才被简化为“有一只天鹅”这样的特称命题。显然,“T时间地点S确定有一只天鹅”这样的实存命题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单称陈述的可真假校验,因为即使“有一只天鹅”这个特称命题是被判定为假的,“T时间地点S确定有一只天鹅”这个实存命题也可以是为真的。

由此可見,关于实存的证实之真的本质在于,陈述通过将实存历史文本化,将其转译入一个面向文本世界的历史文本批判系统中,在面向实存蕴涵的无限可能性中,校验全部文本的绝对的同一性,当陈述形成的文本是可校对的时候,它便被转换为可判断真假的命题,“真”的本质是面向世界的旨在确认绝对同一性的无限文本校对批判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根源在于文本世界是面向生活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开放的,也就是根本上它必须向实存开放,只有这样,同一性才能转换为最终的一致性。命题获得“真”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全称命题的横向文本校对;另一种是实存命题的纵向历史文本校对。全称命题的横向文本校对通过对无限性的蕴涵与世界的无限可能性直接对接,而实存命题的纵向历史文本校对则通过“某时某地某证实者确定”这样的实存项来将全部关于实存的陈述都编织入一个历史文本世界的网络中来通达生活世界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的实存命题实际上就是历史证据知识,也即维特根斯坦说的“过去的经验”。

陈述之真即是旨在寻求绝对同一性的历史文本校对批判活动,那么这样的校对活动就不只包含“P即是P”这样的立足于直接同一的“证实”符合,而且还包含了诸如“当P包含且仅包含A和B,那么非A即是B”这类立足于差异性的文本批判形式。与全称命题单一的横向文本校对不同,实存命题通过其对陈述的包容性,包含了所有可能真或非真的陈述,从而同时包容了横向和纵向的文本批判校对形式。

至此,我们便初步提出了一种知识确定性理论:只是借助于将世界理想化,实存个体以实存命题的方式与交往中的语言对接,才能指向经验知识的确定性,它通往知识确定性不是直接提升为述谓命题,而是加上实存项的“历史言说语境”转译为实存命题并彼此校对。这种转译和校对根本上是理想化的,从而也是文本化的,个体体验化的感觉化的非命题的“确定信念”才得以转化为命题化的“知识确定”。但证实者本身在生活世界/周围世界中体验和交往,从而通过判断语言意义得以不断地生成、积淀与约定。因此实存命题是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界线,正是在世界的理想化中,实存命题得以涌现而成为文本世界和经验证实的基底,也正是在实存个体的生活世界中,前语言的直观明见性得以为普遍性奠基,并在交往中不断历史化。语言便是一方面以历史文本校对的方式通往文本世界和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基于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个体经验不断交往和衍生。基础主义与融贯论也就以新的方式被打通,即用两世界(根本上是两种理解方向)框架来消解经验多样性与观念普遍性的张力,从而不同于传统的一个世界预设下融合两者的努力。这也就根本上不同于经验主义者那些相似的努力。比如苏珊·哈克(Susam Haack)提出的基础融贯论(foundherentism)、塞拉斯对“理性的逻辑空间”与“自然的逻辑空间”的区分和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说的“第二自然”,尽管都试图调和这两者,但它们都是基于一个世界的预设,从而无法真正摆脱相对主义。语言意义的游戏意义由此可以被重新理解,而归纳逻辑与语境论的局限性由此也可以被克服。相应地,诸如闭合论证、盖梯尔问题等哲学史上相关的怀疑论问题也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答。因为命题为真不再意味着绝对地在形而上学化的“世界”为真,而是面向无限的历史文本批判敞开,而“知道”或“证实”则意味着一个证实者提出或论证一个命题并接受无限的文本批判。因此,诸如“或者琼斯有一辆福特车,或者布朗正在巴塞罗那”这类并不接受无限文本批判的语句便不合适称为“知道”了,而“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等语句只是说明了一个声称为真的陈述尽管面向蕴涵无限文本批判的世界敞开,却不等于在说出时就必须完成全部证实。

(责任编辑:轻 舟)

Certain Belief and the Certainty of Knowledge:A Historical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Empirical Verification

Zhuo Li

Abstract: Empirical verification i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true propositions. The experiences is basically a living, which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textual truth of knowledge. Only by translating a subjective statement of verification  as a whole to form the  proposition of existence can it go beyond the context of verification  in the relative world and become a ready-made statement of verification in the past.Empirical is not based on the coincidence of current experience and proposition, but is a kind of historical text proofreading activity. When this historical text proofreading activity is open to the infinity of the text world, it points to "truth" and "proposition".This kind of verification sentence, which is ready-made in the past, is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is regard, it is positive historiography that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ertainty of belief and knowledge in the human world.

Keywords: Certain Belief;Certainty of Knowledge;Proposition of Existence ;Lebenswelt ;Singular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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