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 王雨

摘 要：從代际视角研究新时期江苏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接受情况是一个十分必要且有效的研究视角。出生于50、60、70年代的江苏作家在各个年代文坛阅读风向的流变、翻译文学的出版政策、域外文化的引进侧重等方面的影响之下，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与接受产生了具有代际差异的复杂样貌，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上比较江苏几代作家的异同。

关键词：代际视野;江苏作家;域外资源;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1-0174-10

作者简介：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江苏 南京 210097）

可以说，代际与代际差异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版图中是客观存在的，在阐释一些文学潮流或作家群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从代际视野来看，文学苏军在各个年龄段都有着一批勤于创作的优秀作家们，五十年代出生的沈乔生（1951）、储福金（1952）、范小青（1955）、黄蓓佳（1955）、周梅森（1956）、叶兆言（1957）等依然笔耕不辍，至今常有新作问世;六十年代出生的韩东（1961）、鲁羊（1963）、苏童（1963）、余一鸣（1963）、毕飞宇（1964）、叶弥（1964）、朱文（1967）等大多已有不凡的创作实绩，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七十年代出生的魏微（1970）、朱文颖（1970）、陈卫（1973）、葛芳（1975）、曹寇（1977）、徐则臣（1978）等虽被称为“尴尬的一代”，但是他们极富个人审美经验的文学叙事成为文坛的重要风景。江苏作家的文学成就一方面来自于本土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哺育，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域外文化思潮与文学资源的滋养。在江苏文学与本土文化资源的关系方面，已有许多研究者从苏州文化、苏北文化、金陵文化等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对范小青、赵本夫、叶兆言等江苏作家的影响，但从外来文化的角度分析域外资源对于江苏作家创作影响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从代际视野的角度考察江苏作家对域外文学资源的接受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视角，“讨论代际差别现象，其实就是辨析社会历史变化、文化伦理变迁与代际群体精神特征之间的关系。”

江苏作家的外国文学接受经历虽然具有一定的个体性，但是同样也受到文坛的阅读风向流变、翻译文学的出版政策、域外文化的引进侧重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一视角的引入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上厘清江苏作家的外国文学接受经历与时代背后的文化伦理变迁之关系，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比较江苏几代作家的异同。

一

江苏作家接触外国文学大多是以翻译文学为媒介，建国后辛勤的翻译工作者们为江苏作家的外国文学阅读提供了莫大的助益，所以在我们讨论江苏作家的外国文学接受图景之时，有必要对建国以后翻译文学的出版情况略作说明。建国初的中国翻译文学虽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翻译选择的第一标准，但是无论是从翻译数量上，还是选取范围上，较20世纪上半期都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可是“政治上‘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具有较大的趋同性。因此这一时期俄苏文学的翻译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种翻译政策体现在四十年代出生的江苏作家身上便使得他们最初的外国文学阅读基本局限于俄苏文学，赵本夫就曾提到：“我早期受俄罗斯文学影响较大。那时候，当然只能受俄罗斯的影响。”

翻译的这种畸形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此后外国文学的出版政策开始变得严峻起来，文学翻译日渐式微。这样的情况发展到“文革”前夕时，“翻译选择的对象和范围越来越缩小，符合选择标准的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智利等少数‘友好国家的文学。”

“文革”开始之后，外国文学被打成“封资修”，成为批判的对象。此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大多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以反面教材作为批判而使用，于是便产生了一批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出版物在高层干部与文学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这些内部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诞生。

江苏“50后”作家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外国文学阅读经历便与当时外国文学的出版政策和流通情况息息相关。“文革”开始的那一年，红卫兵们组织起来造反，横扫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都被搬运出来先是示众，然后再焚毁。一般的家庭怕留下“罪证”，大多也是想办法销毁家里的藏书，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家庭会留下一些，藏得严严实实。在当时，一些爱书者们不忍心看到那些世界名著被焚毁，便将一些图书馆的书抢救出来，藏于某处，这些偷藏的书便成为了孩子们在“文革”年代的精神食粮，据黄蓓佳回忆：

图书馆主任火中取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书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地“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这段经历后来经过黄蓓佳的改写出现在了其儿童小说《漂来的狗儿》之中，在这本小说里，偷书人变成了小爱和她的小伙伴们，她们得知红卫兵的焚书计划之后，连夜潜进县中图书室，运出了好几摞书，并争相传看，其中不乏外国小说，如《静静的顿河》《九三年》等。可以说，《漂来的狗儿》是一本颇具自叙传意味的小说，小爱的身上有着黄蓓佳童年时期的影子，从这一情节可见黄蓓佳对于那段偷读禁书岁月的怀念与珍视。

沈乔生能够走上创作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文革”时期阅读了一大批从图书馆里偷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只不过这个偷书人是他在黑龙江农场认识的一个上海高中生。沈乔生提到，农场“来了个上海比乐中学的老高中生……他带来一个箱子，那箱子和别的箱子没有什么两样，没想到里面装的全是书，都是他在文革中，从学校图书馆里偷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太感激他了，如果没有他的窃书，决计不会有我的创作。”

這一箱书中，有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经典名著，沈乔生便开始在农场中一边阅读，一边勤恳地练习写作。

虽然“文革”时期外国文学作品依然于民间悄悄流通，并未断绝，可是这种流通量对于一个个文学少年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像黄蓓佳和沈乔生这样能够读到一箱子外国文学的人实属少数，更多的情况是像朱苏进、周梅森等人一样无书可读，朱苏进小时候只能“把《毛选》四卷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主要看注释，因为注释像短篇故事”。姜琍敏也曾提到：“是文革医好了我的书癖。初中三年里我几乎只是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过毛选四卷及《家庭医学手册》。其结果是我成了个满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马谡和一个疑病症患者。”

由于江苏大多数“50后”作家在“文革”时期所能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极其有限，有时好不容易入手一本外国小说也是缺头少尾，所以这类阅读并未形成系统性。“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阅读经历对于江苏“50后”作家来说主要是纠正了“文革”时期主流文学作品对于作家文学审美意识的固化，使得他们养成了一个较为健康的文学审美观，就像黄蓓佳所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看过的那些小说，书名不记得了，情节不记得了，人物姓名也不记得了，却记住了那种情趣，那段心绪，那份丰彩和气氛。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再塑了一个我，影响了我的审美心理和文学气质。”

与江苏其他“50后”作家不同，叶兆言由于出生在文学世家，其父叶至诚更是在后来被评为南京的“藏书状元”，家中藏书量巨大，所以叶兆言在“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阅读数量就已经十分庞大。叶兆言回到南京读初中之时，“文革”造反派已经失去了斗争叶兆言父母的兴趣，叶家被查抄的藏书也全都被归还。自此，在叶兆言的整个青春期里，偷看父亲所收藏的禁书成了他隐秘的乐趣。就在这一过程中，叶兆言发现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一系列外国文学大师，逐步培养起了自身的阅读兴趣，这也使得在80年代叶兆言走上文坛之后表现出了与江苏其他“50后”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风貌。

江苏“50后”作家在“文革”结束后有一部分通过高考成为了“新三级”的大学生，且就读的大多是中文系，如77级的黄蓓佳和范小青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中文系，78级的沈乔生和叶兆言分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在大学的课堂里开始接受系统而又严格的外国文学史教育，范小青曾提道：“系统的外国文学史、全面的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大学中文系严格的课程，为了应付考试，常常要把一些作品倒背如流，把千百年以来的有关文学的历史烂熟于胸”。大学课堂中的外国文学知识学习虽然并没有直接影响江苏“5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但是却帮助他们对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使得他们日后的外国文学阅读也多了一些理论支持。“文革”时期形成的阅读缺口使得“新三级”的大学生们拥有着十分高涨的阅读热情，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解禁，全国新华书店首次集中出售一批重印的外国文学名著，于是便出现了提前一晚排队买书的奇观。当年最流行的口号便是“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黄蓓佳曾回忆道：

那时候图书馆的中外名著只开放一小部分，其余的排列在一间小阅览室的几架书橱中，只有在星期三下午，凭文科学生阅览证才能进得门去……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紧张得如同一场激烈战斗。要看的书那么多：《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都是从前听说过而不能看到的。时间都是这么少，每星期才三个小时！于是就会全神贯注，调动起全身的细胞，神经高度紧张，除了书页上黑色的铅字之外，眼睛绝不看其它地方一点点。

同时，“由于‘文革对人性尊严的践踏，人们开始反思人性的失落，呼吁人性的复归。发生于1979-1980年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尽管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人道主义因子，但也有部分学者从存在主义中窥见了人性之光。”

此时，文学翻译的选择吻合了文学界的期待视野，1978年，《外国文艺》在创刊号上便首先译载了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随后，《当代外国文学》在1980年第1期译载了萨特的《禁闭》《可尊敬的妓女》，《外国文艺》在1980年第5期译载了萨特的著名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苏“5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如叶兆言于《诗人马革》《枣树的故事》《日本鬼子来了》等作品中的死亡叙事可以说是有意在诠释存在主义思想;黄蓓佳的《雨巷》所反映出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更是可以说是试图将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意境相结合;在范小青的《女同志》中，作者也充分地表现了萨特“他人即地狱”的思想，揭示了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孤独的深刻命题。同时，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外国文学翻译的高潮，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纷纷着陆，但是由于江苏“50后”作家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离开校园，他们并未全程参与外国文学在中国校园中的阅读热潮，再加上“文革”记忆对于江苏“50后”作家的影响太深，使得他们背上了一种历史重负，在创作中主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人生重大问题，所以除叶兆言等极少数作家之外，江苏“50后”作家在走出大学校园之后，虽仍保持着外国文学的阅读习惯，但是他们作品中的外国文学影响质素，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如江苏“60后”作家明显。而像周梅森、朱苏进、储福金等或是未进入大学校园，或是在80年代中后期通过考入作家班进而转学进入大学校园的江苏“50后”作家，他们作品中所整体呈现的外国文学影响因素便较之上述作家更少一些，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在作品中书写中国本土的精神风貌。因而，周梅森的创作一向是紧跟时代发展，追求对于社会和历史的巨大思考容量;以军旅小说创作见长的朱苏进更多是在致力于呈现中国军人的现实生活，其转向编剧行业后，题材也是基本锁定在帝王将相和民族英雄;而储福金更是很早就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形式”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形式”应该要“从民族文化的根上发展起来，吸收着各种新生活新文化的养料”，由此可见储福金的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立场。

二

與“50后”作家不同，江苏“60后”作家由于在“文革”时期大多仍处于童年，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使得他们很少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而当他们真正拥有阅读能力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此时，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由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为了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采取了一种开放的姿态，它允许接纳一切有利于实现这一历史目标的生产力、社会思潮与文化理念。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现代思潮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视野。”

在当时社会心理中广泛存在的“落后的焦虑”使得人们将西方作为学习对象，而作为上层建筑的西方现代文学也就在文学界受到了极大的推崇。所以江苏“60后”作家们在青年时期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爆炸”式地引进外国文学，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作家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像韩东所说的：“我们这代作家，最直接的影响来自翻译小说。大量的阅读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激动了我们的血液，使我们产生了写作的冲动……而我们的童年是在文化荒漠中度过的，我们的读物是《雷锋日记》《一把驳壳枪》之类，对文学的感知方式就是看出其中谁是好人谁是坏蛋。我们与传统天然脱节”。

江苏“60后”作家普遍都曾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其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那段时期的大学校园里，西方现代人文知识得到了快速的传播，由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高行健所著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等外国文学相关著作风靡一时，向江苏“60后”作家们介绍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作家的阅读选择。格非曾说，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中曾一度流行以外国文学及理论为中心的论道，青年教师们在论道时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秘笈”，让这群大学生们仰慕不已，但是很快，“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笈。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书刚刚出版，人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循着他的纲目和线索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除外国文学著作外，由于文学期刊出版周期短，信息传播时效快，《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等外国文学翻译或研究期刊同样在当时的校园里被争相传阅，其中《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对每期重点译介的作家作品还刊有相应的评论文章，这进一步促进了江苏“60后”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理解与吸收。直到今天，罗望子的书架上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并经常回顾以前的旧刊，在他看来，我们“绝不能否认这三本刊物对中国小说的巨大贡献。甚至可以此作为一个标尺：谁没有读过其中的一种，谁就肯定是最臭的中国作家”。

江苏“60后”作家单方面吸收外国文学养分而疏离中国传统文学的阅读情况使得他们常被评论界认为是喝着外国小说的“狼奶”长大的，当然，他们大多也承认这一点，许多“60”后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谈里毫不避讳外国文学对自身创作的影响，如塞林格之于苏童、托尔斯泰之于毕飞宇、卡夫卡之于罗望子的影响关系在他们的自述中都有所交代。同时，这种接受更深一步地影响了江苏“60后”作家价值观的形成，毕飞宇就曾提到：

西方文学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精神上的，这就牵扯到精神上的成长问题，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尊严、法的精神、理性、民主、人权、启蒙、公民、人道主义，包括专制、集权、异化，这些概念都是在阅读西方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价值观方面，尤其在普世价值的建立方面，那个时候的阅读是决定性的。

这种精神上的思考后来进入到毕飞宇的文本，便产生了《平原》中的老顾这样一个能够展现“文革”时期在理论与信仰面前“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毕飞宇曾坦陈自己在《平原》的第三稿删掉了8万字，其中便包括关于老顾的4万字。这是由于毕飞宇在大学时便已经关注到人的“异化”问题，再加上写作《平原》时深入阅读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所以认为自己“跳出来”说了太多，只能删去。这便从侧面应证了上述观点，江苏“60后”作家在大学时期就已经经由西方文学系统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并将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时这种思考进一步地刺激了江苏“60后”作家文学创作中现代小说精神的形成。

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热虽然为江苏“6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且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代作家的重要创作资源，但是这种狂热借鉴同时也带来了隐患。为了反拨六七十年代文学“工具论”的功能观，重新认定文学的审美价值，八十年代江苏文学在外国文学的启迪之下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叙事形式、探索叙事技术。这一方面为江苏文坛带来了一番新气象，可是由于矫枉过正与过分盲从，这种叙事实验也带来了某种“技术至上”的危险，许多作家紧跟文坛潮流乐此不疲地在自身创作中试验元叙事、意识流、拼贴等叙事技法，从而失却了自身创作的主体性。这种现象最直接的体现便在于八十年代有着众多的江苏“60后”作家在创作中模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最著名的第一句：“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种时空倒置的叙述方式受到了江苏“60后”作家们的大力推崇，曾一度有着发展为病态移植的趋势，如：

20多年过去了，佳轩已从一个应门小童长到五尺之躯，可他还是弄不清楚究竟爱不爱父亲，在多大程度上爱他，爱他什么地方。

——罗望子《橄榄镜子》

此后多年祖母蒋氏喜欢对人回味那场百年难遇的大火。

——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这些事离我很久很远了，但是当我每次重温许多年前的阳光和空气，我仿佛觉得伸手就可触摸到它。我无法不回忆往事。即使在这样一个平常而宁静的夜晚棋不向我提起它，“水边”的那些候鸟也会叠映出它们清晰的影子。我在决定如何向棋叙述那些事时，颇费了一点踌躇。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我本人，也涉及到我在“水边”正在写作中的那部书，以及许多年以前，我的死于脑溢血的妻子。

——格非《褐色鸟群》

此外，博尔赫斯的空间描写、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卡夫卡的荒诞叙事在江苏“60后”作家中都收获了一批追随者。因此“在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的热潮中，很多人批评作家们丧失了自己，生活在国外的大师的阴影里不能自拔，以致‘把大师挂在嘴上成为诟病先锋文学的口头禅”。同时，这种紧跟潮流的文坛风向在促使部分作家依靠技术试验一举成名的同时也打压了部分无法紧跟潮流的文学青年的创作激情，对于那段时期余一鸣曾回忆道：

让我深受打击的是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坛的秋风扫落叶，躲在乡村中学的角落里，硬着头皮啃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真叫痛苦，读不懂，反复读，刚读了这个人，又来了那个人，书店里这类书籍滚滚如潮，你刚学到一点皮毛，用到小说里，人家说这玩艺儿不玩了，现在流行另一流派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我相信，这次文学西化潮流斩断了无数乡村文学青年对小说的最后一丝情缕，指望靠小说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被抽走了梯子，绝望身退。我觉得，我是做不成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专业作家了。

由于过分注重技巧，在文化观念的接受上显得比较生硬，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很快便走向了没落，江苏“60后”作家大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技术试验走向陌路之后，他们纷纷开始思考自身创作的转型问题，如何让自身的外国文学养分不再流于文本表面，而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并与其他阅读积淀与人生阅历杂糅在一起，一道进入作品的深层，成为了江苏“60后”作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江苏“60后”作家们大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在自身的创作之中凸显本土因素。如毕飞宇在创作初期追求小说的不及物性，他曾承认这是受自身当时阅读经历的影响，尤其是梅特林克《青鸟》中的时间、空间叙述使得毕飞宇认为自己的小说必须面对哲学、面对历史，以及对于马克思《巴黎手稿》、霍金、康定斯基、龚苏罗·阿克絮佩里的阅读使得毕飞宇更加偏爱哲学性的语言范式，所以在毕飞宇的早期小说中多数展示了毕飞宇对于历史的怀疑与追问，文本充满了一种思辨气息。而当1989年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之后，中国文坛开始自觉完成“后撤”，此时毕飞宇便开始思索自身的文学转型，我们可以看出，从文体上的不及物转向及物是毕飞宇在这场文学集体“后撤”之中所展现出的最大转变，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毕飞宇对于当时文坛形势的妥协。毕飞宇曾回忆道：“一个人在后撤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带着一些不甘，这个不甘会带来痛苦。我从此知道了一件事，我再也做不了仙风道骨的艺术家了。我当时的痛苦很具體，一方面，在理性上，我知道自己必须往那里走，另一方面，情感上不愿意。”

所以，毕飞宇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小说中讨论历史、政治、哲学的创作意图，而是采用了直接切入日常生活来实现自身的创作野心。之所以选择以日常生活作为创作的切入点，毕飞宇曾提到这种想法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张爱玲对自己的启发，他在与张莉的对话中阐明：“《倾城之恋》我读过很多次，张爱玲不是一个做史学研究的，但是，她的这个大历史观对我有启发，无论飞机大炮多么热闹，影响不了基本生活的格局和底色，生活里那些必需的部分，它们永远在那儿。”

但是光是发现日常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史学意义是不够的，如何完成日常生活与历史、政治、哲学这些不及物元素的融合，这才是毕飞宇在转型后所要专攻的方向，而此时，《红楼梦》对于毕飞宇的此类创作，便产生了很好的指导意义。毕飞宇曾说：“《红楼梦》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处理日常，也就是及物，但是，《红楼梦》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又不在这里，它的语言是可以从及物当中脱离开的……读完了《红楼梦》，我得到了最好的写作指导。”

所以在毕飞宇近些年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毕飞宇虽然以日常生活作为自身创作的叙述基点，但是他并没有陷入完全琐碎的日常记录，而是真正挖掘出了日常生活背后的深刻性，以此来表达自身对于世界的深刻理解。比如《平原》这部小说对于农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曾得到评论界的诸多赞誉，但是毕飞宇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当做是一部中国农村的风俗史来写作，毕飞宇所要呈现的，是在“文革”这样一个乱世岁月之中人的生存与异化及其背后的精神气质，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毕飞宇对于“文革”现实背后人的精神混沌的刻画更加能够体现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平原》也可谓是毕飞宇对于自己转型后文学观念的一次成功实践。

三

与“50后”“60后”作家相比，江苏“70后”作家一直是一个被遮蔽的代际群体，许多批评家似乎都有着无法从总体上对于“7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做出概括与评价的体会。孟繁华和张清华就曾提到，“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

确实，“70后”作家具有较强的个性色彩，他们反对被归类，也很难被归类，与此相对应，他们的外国文学阅读经历也是极具有个性色彩的，就像戴来所说的，“我的阅读视野比较窄，我坚决地只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因此归纳江苏“70后”作家外国文学阅读经历的共通性好像便成为了一件充满难度的事。但是若我们从“70后”作家的成长环境出发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一群体虽然包含了众多个性十足的作家，但是时代的大环境使得江苏“70后”作家在外国文学的阅读趣味方面仍是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趋同现象。

“‘70后作家进入青春期之后，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科层化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形成，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生存观念。同时，以个体户、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日渐形成，物质生活在人们心中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

因此九十年代的文学商业化现象已有愈演愈烈之势，严肃文学已然失去了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新兴的阅读方式很快占领了大众的视线：影视文化在199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国产影视文化力量的崛起，很快和港台、海外影视作品一道冲击着大众的阅读方式，一种基于新的被普及的传播方式的‘泛阅读正在被广泛接受”。虽然在八十年代文学翻译的基础之上，九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更加丰富与多元，使得江苏“70后”作家在青春期时拥有能够紧密跟踪当代外国文学的发展动向的客观条件，可是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他们已然不具有对于外国文学狂热式的阅读激情，因此，江苏“70后”作家相较于“60后”作家来说，他们的外国文学阅读是零散的、缺少系统性的。对于那些人人挂在嘴上的外国文学大师，他们反而刻意疏远。鲁敏就曾指出：“相对于那些早已被戴上永不褪色的大红花、被人们夸赞得起了老茧、并成了电脑输入法中的固定词组的传统经典，我更注重那些耐人寻味的‘小个子。是的，这些被忽略的‘小个子，他们还没有成为经典，并且或许永远也戴不上经典这顶大帽子，他们只被小部分人视若珍宝，并且他们的价值也有些忽上忽下摇摇摆摆，他们在海洋般的阅读中沉浮不定，这样的书目与作家我也同样可以列出一长串，《死》、《遛鸟女》、《三个六月》、《身着狮皮》……多少次，我替他们栏杆拍遍，感叹他们相对冷僻的命运……可平心而论，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好像更为亲切！”

因此对于江苏“70后”作家来说，他们并不像“60后”作家那样热衷于从文学大师的作品中移植创作技巧进行形式试验，他们更加在意的，是从外国文学的“小作品”之中获取与他们类似的生存体验，从而作为自身边缘性写作立场的逻辑支撑。所以有学者指出，“六○后作家仰视、借鉴西方文学，七○后作家则基本取平视角度汲取西方文学经验”。

九十年代盛行的消费主义思潮使得江苏“70后”作家们更为关注的是一个个充满欲望的真实个体，当然这种所谓的真实也是以他们自身的生活体验为参照的，是一种处于九十年代消费主义思潮下的真实。他们本能性地排斥英雄、圣人这样承载了过多社会意义的大人物，而偏爱一些以往文学作品中较为扭曲、复杂的反面人物或小人物，所以在朱文颖看来，“在《巴黎圣母院》里，我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敲钟人卡西莫多，也不是艾思米拉达，我认为他们都属于象征性的神明人物。我最喜欢那个神父。因为他复杂、真实，他一看到艾思米拉达，就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威胁，感到了自己危险的境地。他有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罪恶与欲念，同时也只有他最接近、最懂得那个神明的世界。复杂、微妙，并且有着向光性。这或许也是我写作时审美上的一种取向。”

对于社会宏大问题，江苏“70后”作家们不想触碰，也无力触碰。他们主动规避介入历史，拒绝谈论现实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常常选择从边缘性的平凡生活切入，这种创作观念使得他们中大多数人对颇具私人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甚为推崇，像鲁敏“经常推荐同行看日本小说，尤其想强调其对‘私人领域的重视态度”，鲁敏认为，阅读日本文学能够纠正中国小说对于宏大叙事的过度迷恋。在这一点上魏微也深有同感，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魏微看来，同样是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日本在这一方面做得要比中国成功，原因在于“日本致力于现代文学的努力自川端康成那辈起，就从未中断过。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将西方的意识跟本土进行嫁接，这不单单是个技术活儿，它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经过半个多世纪，日本的现代文学确实非常成熟了，它就像从自己的土壤里生出来一样，有自己的根茎，非常质朴，我们看了，不会觉得这是现代文学的日本化，我們看了，只会觉得这就是日本文学”。但是中国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在穆时英、刘呐鸥那一代之后便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八十年代才被马原、洪峰、残雪等人重新开启。而80年代的先锋文学固然引进了一系列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形式技巧，但是先锋小说家们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嫁接”问题，以至于在先锋文学逐渐没落之后，中国作家在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现实之时，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文学形式来处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就造成了当前中国文学的主流依旧沿袭了较为功利性的现实书写意识，而缺乏某种现代小说精神。所以当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在关注私人生活之时，“我们的主流文学还在写中国人的苦难，写生存，写贫困”，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这中间少有游离状态。”

魏微认为：“文学跟现实的关系恰恰是需要游离的，这中间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否则的话，作家所谓的‘创作无外乎就是个传声筒，起一个宣传布道的作用。”

此番论述一方面展现出了江苏“70后”作家对于文坛历史与前辈作家的一种反思姿态，一方面也给出了他们的创作宣言：他们反对文学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调私人化创作的书写空间。

在抛却了历史的重负和社会现实的纠缠之后，江苏“70后”作家无论是阅读还是创作都遵从自己的内心需求，就像徐则臣认为，“小说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深，只要你盯紧这个世界和你自己，然后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纯粹而不是功利地，艺术而不是懈怠地表达出来，我以为，就是好的小说。”

因此，那些充分还原现代人类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文学无功利性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到了江苏“70后”作家的普遍欢迎。就拿让·菲利普·图森来说，他的《浴室》《照相机》等作品通过描写生活中一件件琐碎小事展现出了现代人生存的无聊状态，这种暴露自我的写作方式实则暗合了江苏“70后”作家的阅读与创作心理。戴来自称，“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浴室》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原来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的文字里，躲着一个和我一样无聊的家伙，这些文字似乎为我无所事事地活着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依据，以及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和方向”。而魏微的《校长、汗毛和蚂蚁》更是直接来自于作者对于图森小说细节描写的模拟，该小说通过展现一位校长内心的无聊状态，从而折射出现代都市之中普通人的精神孤寂与自我关注。这种专注于小事、细节的阅读偏好体现在创作之中，便使得江苏“70后”作家们常被外界批评一味沉迷于个人的碎片化生存状态之中，创作过于世俗化。此类批评固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创作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展现了江苏“70后”作家感应到时代变化之后的一种不同于前辈人的创作姿态。在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一直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规训，日常生活只有依附于某种先验的价值准则才能获得意义。“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到来，物质利益、信息技术和消费文化等开始不断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不仅日常生活本身变得异常繁复，而且人们对生活的观念也逐渐回到了个体觉醒的层面。”

因此，在九十年代文学之中，日常生活实际上深刻地蕴含着这一特定时代中人的价值观念、流行时尚、文明程度等多方面元素，体现出了一种极大的包容性与可书写性。并且江苏“70后”作家本就缺少所谓的“历史”与“故事”，“他们顶多有些成长的创痛，或是立足的艰难，不反反复复地说，让他们说什么？”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江苏“70后”作家在创作中专注于日常生活描写便无可厚非。虽然目前江苏“70后”作家们总体上仍被夹在“60后”作家的地位、成就和“80后”作家的读者、市场之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70后”作家创作个性的独特，为江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经验，这种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性倾向及重建日常生活诗学的艺术理想，是江苏“50后”“60后”作家所普遍缺少的一种文学个性，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綜上所述，新时期江苏三代作家的外国文学阅读经历展现出了不同的审美偏好，外国文学在他们作品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各有差异。对于“50后”作家来说，外国文学更多是使得他们养成了一个较为全面、具有世界眼光的审美观念，自始至终并没有动摇他们思考历史、介入现实的创作观念;而“60后”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则十分密切，外国文学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起步，塑造了他们的创作模式，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的创作资源，与此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影响的焦虑”;“70后”作家看待外国文学较为简单，他们并不在意从外国文学中取得了多少叙事资源，借鉴了多少经验，他们更加在意的是阅读时产生的精神共通性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在这些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的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成长记忆对于江苏作家外国文学阅读、接受选择的潜在规约，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江苏文坛在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方面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责任编辑：李亦婷）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Jiangsu Writers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

Shen Xingpei Wang Yu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to study Jiangsu writers' 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from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Jiangsu writers born in the 1950s， 1960s and 197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ing trend of literary reading， the publishing polic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have produced a complex pi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To clarify this issue will help us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Jiangsu writer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Jiangsu Writers; Extraterritorial Resources; Reading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