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翠红 柏艺琳 刘佩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脱嵌于乡土生活，却又在城市中居无定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有助于深化认识该群体的社会化进程和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基于CGSS 2013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认同感越高、子女同住等因素，不论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还是租住商品房小区，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认同感在收入或者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购买住房的影响关系中产生调节效应，客观的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行为影响不大，而融入的主观心理感受却对购房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女性、已婚、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类型好、与子女同住、购买商业保险、社会认同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概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保障房社区的概率越大，劳务派遣工居住在单位社区发生比例更高，收入低、自我认同差、跟邻居交往偏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概率更高。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应该通过加强对农民工的平等权利保障、扩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农民工的保障房供给等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进一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词：住房模式;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来源;社区类型;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9.23;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1-0014-16

作者简介：龙翠红，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柏艺琳，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刘 佩，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上海 200241）

引 言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生于农村、在城镇就业的人群①。《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总体上看来，农民工的主力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当前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中国城市移民的核心组成部分。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对于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市民化进程当中最大的困扰还是住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但影响其市民化的实现，而且事关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和质量。怎样有效地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乐业并转移为城市人口，对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有助于深化认识该群体的社会化进程和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

在国外研究中，移民是与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相对应的概念。移民住房一直是国内外城市地理研究和城市研究的重点。西方关于“移民住房”的研究理论主要可分为两种：“同化理论”和“分层理论”。前者认为，随着移民代际变化，当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后，新移民将随之提升住房地位，比如，在当地购买住房，继而融入“主流群体”。分层理论则指出，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体，在空间资源配置上存在等级排序，社会群体中的“主流群体”，会使用多种方法以尽可能保持他们与新移民的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既有文献表明，移民住房模式是研究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移民住房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居住流动、住房质量、住房权属等，其中，影响移民住房选择和住房状况的因素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收入、职业地位、人口生命周期（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就业地临近度、居住时间长短和制度因素等，是影响移民住房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市场供应及住房制度既定的条件下，家庭根据获取住房的能力与自身需求特征，做出住房模式决策。这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移民家庭的住房选择行为。此研究视角下的相关文献指出，移民在住房市场上的边缘化特征，主要是由其弱势的社会经济特点所导致的。不过近来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即使移民与本地居民具有一样的经济收入、家庭特征，面临一样的住房市场，移民改善住房条件和购买住房的比例还是要比本地居民低。传统的住房选择模型不能对本地居民与移民的住房选择差距作出较好诠释，亦无法诠释新移民相较老移民住房购买的明显增长现象。由此，国外一些研究开始重视社会融入、社会网络与认同、歧视与隔离、语言、移民与来源地的联系等视角，探析移民身份特殊性对其住房选择模式的影响。

国内学者研究農民工在务工城市选择住房模式的影响因素时，主要考察户籍等制度环境、个体经济地位、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特征等因素。具体地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年龄、性别、务工时间长短等个体特征，会影响其住房模式选择。城市对农民工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城市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福利，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农民工有更高储蓄倾向、更低的消费倾向，所以，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倾向与消费能力相应地会比城镇居民低。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的重要经济因素。因为农民工在获取收入上存在较强不确定性，即便他们的收入暂时增加了，也会把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者用于子女的教育，而不一定用来改善住房条件。另外，心理因素比如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也会影响农民工住房模式的选择，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工不愿意在务工城市购房，却愿意花更多的钱在老家乡村建房，可能是因为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农民工跟城镇居民存在差异性。

跟“心在农村、身在城市”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在客观上缺乏农业劳动技能，可能导致乡土情结减弱，缺乏对农村的认同感，存在事实上的脱嵌于乡土生活;另一方面，趋向于城市生活习惯，对城市的认同甚至已超过对农村的认同，却又在城市中居无定所。这可能致使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两难”困境。整体上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挣取微薄的经济收入，处于城市社会群体的底层。由于被排斥在保障房体系之外，又受到城市高房价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类型主要表现为“单位聚居型”以及“村落聚居型”。居住类型的同质化，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也呈现同质化趋势，进一步促进“贫困亚文化圈”的形成。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不能“嵌回农村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受到极大阻碍，难以实现安居乐业，继而给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城市”带来诸多挑战。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解决，既有利于抑制城市底层“贫民窟”的形成，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人的城镇化和城乡深度融合。

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模式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还很少见。随着近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新生代的80后、90后农民工成为市民化的主力，他们在务工城市居住现状怎样，其住房状况与模式是什么样的;住房模式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住房模式及其影响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以进一步求证。本研究基于CGSS 2013年的数据，全面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模式选择行为的因素，辨识表象背后的机制与缘由，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设计依据与思路。

一、数据来源、研究对象和相关变量界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中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CGSS项目是开始于2003年的大规模全国性、综合性的对不同人群展开的学术调查项目。该调查在29个省（市、区）范围内选取100个县（区），采用分层抽样方法获取样本，在每个县（区）随机抽取4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又随机抽取25个家庭，在每个家庭随机抽取1人访问;与此同时，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深圳5个大城市分别抽取8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25个家庭，在每个家庭中抽取1人展开调查。总体上看，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分布，样本代表性较好。本研究从CGSS 2013数据库中，按一定条件筛选出农民工样本，并进一步将农民工分为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和老一代农民工样本。

本文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城市农民工。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新生代城市农民工需要满足如下四个条件：首先，出生年份在1980年后;其次，户口的登记状况为农业户口;再次，就业状态为从事非农工作;最后，样本的调查地点为城市，而非农村。2013年CGSS数据中满足上述4个条件的样本受访者人数为435人。在这些样本中，去掉“拒绝回答”、“不清楚”等变量缺失值后，最终剩下426个样本。

（二）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1.自变量的设置

本文选取的变量主要涉及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地域因素、城市融入、社会保障与社会认同五大类。

一是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此部分主要采用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2012年个人收入状况及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职业状况、家庭特征指标这8个指标进行测量（见表1）。由统计结果可知，样本中男女比例大体相当，其中，男性占54%，女性占46%。样本的平均年龄在32岁左右，符合本次调查对象为新生代城市农民工的设定。样本中，婚姻状况为已婚的占到58.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高中及中专教育占大部分，占比分别为39.2%和31.9%;其次是大专及以上，占20.7%;未受过教育和仅受小学教育的占比很少，两类总占比为8.2%。因此，本样本阐释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总体水平不算太低。在个人职业状况上，有59.6%受雇于他人;其次为老板和个体工商户，占23.2%;自由职业、劳务工和劳务派遣工占比较少，仅占全样本的1.9%。在家庭指标上，本次样本的家庭人数规模平均在3人，最少为1人（即单独居住），最多为12人。在同住方面，与配偶同住和与子女同住的占大多数，分别占53.5%和43.4%，单独居住的较少，为19.5%。

二是地域因素。本文将采访者的被采访地点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域（见表1）。由表可见，样本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55.4%。

三是城市融入。主要考察指标为“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情况”和“与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情况”两大类，分别用1-5对其进行评价。统计结果显示，“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情况”指标的平均得分为3.51分，即在一个月1次-几次与一周一两次之间。“与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情况”指标的平均得分为3.05分，即频率大致在一个月1次-几次。

四是社会保障因素。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按照CGSS 2013的调查问卷，购买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醫疗的最多，占77.5%;购买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次之，为44.4%;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和商业性养老保险的较少，分别仅占13.2%和6.6%。

五是社会认同因素。在社会认同方面，对于个体的社会阶层认定（按CGSS 2013问卷由1-10进行评价），被访者的平均自我认定水平为4.3，属中等偏下。在以普通人生活为参照进行评价时，73.5%的受访者认为等同于普通人的生活，18.5%认为不如普通人的生活，认为超过普通人生活的仅占2.8%。

2.因变量的设定

本文中，我们用两个方面的因变量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模式。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住房的形式，即住房来源。依据问卷设计内容，其住房来源包括以下几类：自己拥有住房的产权，主要指的是自己购买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城市购买住房的比重偏低，大致是11.03%;租房或者借用单位提供的工棚、宿舍，这部分占到61.97%，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来源问题的主要方式;剩下占到较大比重的是居住在父母拥有或者其他家人拥有产权的房屋中（见表2）。

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居住的社区类型，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他们融入城市社区的情况。依据问卷设计并结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所居住的社区类型，本研究将其划分为保障性住房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城中村和农村（见表2）。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居住在单位社区、城中村与老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分别是16.9%、18.31%和27%，这些社区居住质量低，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居住密度高，卫生条件差;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小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只有1.88%，仍有6.1%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农村郊区，离上班地较远;居住在生活配套设施完备的商品房小区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达到29.81%，这个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出不少，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社区的质量要求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住房来源分析

本研究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来源选择，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情形是购房;另一种情形是除购房以外的其他选择（包括借用或者租住等其他情形）。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分析哪些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模式，本文将住房来源的两个方面设为二分虚拟变量，其中，购房=1，其他=0，并作为因变量，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ln（pil-pi）=α+∑kk=1βkχki

公式中，α是常量，χ指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些特征变量，k是变量的总数，βk是偏回归系数，Pi=P（yi|x1i，x2i，…，xki）是系列自变量x1i，x2i，…，xki“购房”或者“其他”事件发生的概率，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见表3。

为了考察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城市融入、社会保障和地域因素等几类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来源的影响差异，在包含有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域因素的基础模型中逐渐引入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可以得到四个回归模型。四个模型的Pseudo-R2值分别是0.199、0.255、0.258、0.206，说明四个模型都是有效的，VIF检验结果小于5，说明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方程检验通过。

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个人特征中，婚姻状况、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均会对住房形式产生显著影响。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概率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要高。依据Exp（B）所表明的发生比率，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购房的发生比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1.163倍，在性别上，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租房。可能的解释在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较女性承担了更多成家立业的责任，购买住房的责任多数由男性来承担。年龄对购房产生正向影响，意味着伴随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时间更长，工作经验愈加丰富，工作稳定性随之增加，收入也会增加，其住房消费能力相应增强。受教育程度方面，除了小学以外，其他受教育程度对住房模式选择均有显著影响。具有大学及以上、高中及中专、初中教育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发生比是未受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3.428倍、2.971倍、2.151倍。家庭总收入对住房购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家庭类型上，与子女同住对购买房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原因在于，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给子女提供相对于农村更高质量的教育，其他家庭类型对购房影响不显著。职业类型中，自己是老板、个体工商户、在自己企业工作/帮忙相对于自由职业者，对购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地域因素而言，东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中部地区，买房的可能性更低，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相对来说房价一般远高于中部地区，购房的成本过高，农民工难以负担，西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买房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大体上，收入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年龄越大、与子女同住、有较好职业类型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购房的概率越大。

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加入反映城市融入的两个指标后，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与邻居或者朋友的日常客观交往频率，对他们在城市是否购房不会产生实际性影响，这种客观的社会融入，对农民工的购房或者租房行为影响不大。加入新变量后，职业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的变量变得不显著，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系数上升，说明城市融入不能替代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的影响。

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加入购买各类社会保险的变量后，除了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购买住房行为影响不显著外，购买其他社会保险会明显对购买住房造成负向影响。一般说来，社会保险增强了人们在应对不确定性时的能力与信心，在人们遭遇疾病或者突发灾难时，能够获取一些经济补偿，基本生活水平有所保障，从而降低资金储蓄用来消费。不过增加社会保险却难以提升住房消费，人们在考虑是否购买住房时，通常依据的因素是收入和储蓄，而不是社会保险的增加。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缴存社会保险会使得农民工当前的资金压力增加，当前和将来能够预期的收入与储蓄下降，继而使得支付住房购买的首付款能力与按揭还贷的能力下降，降低了住房购买能力，抑制对住房的需求。加入社会保险新变量后，个体收入和家庭收入的系数上升，这表明社会保险不能替代收入对购房的影响作用，进而凸显收入在购房中的重要作用。家庭人数变量开始变为显著，并起着负向作用，说明家庭成员越多，家庭经济压力越大，越不可能在城市买房。

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的主观身份认同对是否购房有显著的影响。对自我的社会阶层认同越高，越倾向于在城市购房。自我认同超过普通人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购房概率是自我认同说不清的新生代农民工的1.206倍，而认为自己不如普通人的农民工，购房概率是自我认同说不清的新生代农民工的0.8倍。认为自己过着普通人生活的农民工，对购房影响不显著。身份认同是某一社会群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对其特征与所属角色的认可程度。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实质上能够说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程度以及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水平预期、社会地位预期。如果对自身的预期较高，则对其留在城市的意愿会起到强化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明显的反作用。身份认同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定居的决策，进一步影响其购房选择。加入新变量后，年龄与性别不再显著。说明相对于年龄和性别，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对购房的解释力更强。

在前面三个模型中，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变量在模型四中大部分仍然显著。上述四个模型综合看来，收入因素、受教育程度、社会认同感、与子女同住这几种影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购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居住地区为东部等因素，对其购房产生负向作用。客观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家庭成员规模、婚姻状况、职业状况（除自己是老板以及在自己企业工作）等因素，对购房影响不明显。

（二）收入、受教育程度与社会认同的交互效应分析

就家庭特征而言，家庭人口规模对住房类型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对住房类型的影响非常明显，收入越高，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概率越高。家庭类型中，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居住在普通商品房、保障房社区、单位社区和未经改造的老城区的概率是单独居住者的5.62倍、2.4倍、0.53倍和0.65倍。与子女同住的农民工家庭，对居住质量和环境要求高于其他家庭类型，居住在商品房或者保障房也能提供孩子上学所需要的较好条件。

对城市融合这个指标来说，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越多的农民工，居住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概率更高。这可能是因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通常聚居在条件较差的城中村、简陋棚户区、临时搭建的板房或者城市老旧商品房社区。由于这类社区房源充足、房租相对较低等原因，吸引了大批农民工。久而久之，建立在租房行为基础上的农民工聚居在一起，与市民社区之间会形成空间隔离。聚居在老旧城区或者城中村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原来的乡土社会关系脱嵌，不能较好适应城市的文化与生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所以，他们倾向于聚居于某个地区，进行同质性交往，不仅可以为农民工个体在必要时提供某种非组织化的保障，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暂时替代性的社会关系支持。

从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因素看，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或者医疗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概率显著高于不购买商业性养老或者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收入偏高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经济实力居住在商品房小区。

就地域因素来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住在商品房小区的概率是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0.518倍，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商品房价格不论是自己购买还是租住，都要远远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社区的情况，总体上看来跟西部地区没有明显差别。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的概率高于中部地区，主要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城市扩张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会存在摊大饼的现象，将还未来得及改造的农村纳入城市的范畴;同时，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多数人进入城中村，导致城中村在某些时候还出现了扩大倾向。

社会认同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社区的影响很显著，认同层级高的受访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发生比是认同层级低的2.351倍。相对于普通人生活的评价，觉得自己超过普通人生活的农民工，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概率是对社会阶层认同说不清的农民工群体的2.784倍。觉得自己过得不如普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概率是对社会阶层认同说不清的新生代农民工的1.281倍和1.318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模式及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因素、受教育程度、社会认同感、与子女同住这几种影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成员规模、婚姻状况、职业状况（除自己是老板以及在自己企业工作外）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影响不明显。第二，较高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社会认同感、较好职业类型这几个因素，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购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初中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与子女同住、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购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融入指标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购房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客观的社会融入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行为影响不大，而融入的主观心理感受却对购房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三，從居住社区看，年龄越大、女性、已婚、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类型好、与子女同住、购买商业保险、社会认同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概率越高;居住在保障房社区的显著性正向影响因素不多，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保障房社区的概率越大;劳务派遣工居住在单位社区的概率更高;自我认同差、收入低、跟邻居交往偏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概率更高。第四，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认同感越高、子女同住等，不论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还是租住在商品房小区，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认同感在收入或者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购买住房的影响关系中，产生了调节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稳步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要着力解决其住房问题。结合本文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农民工的平等权利保障。政府应逐渐消除农民工身上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等社会标签，在法律与制度上赋予其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缺少同等权利，一方面使农民工在“弱势群体”的身份下，按照社会认同的期望行事，对于农民工的各种歧视会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赋予农民工同等的权利，能够使农民工积极地对待自己的身份，付出更多努力来主动融入务工城市，强化积极的自我实现效应。聚居于城中村或者老城区，会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进一步拉大，导致居住隔离或者空间分异，固化农民工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所以，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尽量实现农民工混合居住和散居。政府既要降低农民工的自我排斥感，提高其主体意识，也要主动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空间，为减少被动排斥和农民工散居提供条件。通过同步推进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力建设，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才能得到有效推进。

第二，扩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应增加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优化农村师资队伍，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特别要着眼于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大力促进其接受职业培训或者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以更好地融入务工城市。各地政府应依据总体发展战略，调节教育资源等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改善和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在城镇的供给，确保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城市享有同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三，增加對农民工的保障房供给。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各级政府应当多形式、多渠道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努力将符合相关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将进城落户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政府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设保障性住房，逐步改进商品房配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此外，政府可以通过积极引导有支付能力的农民工进入住房租赁市场、商品市场等措施，提高其住房条件。

（责任编辑：潇湘子）

The Housing Pattern Selection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ong Cuihong Bai Yilin Liu Pei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out of the rural life without definite residence in the city. Studying the housing proble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help u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this group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GSS 2013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asurement methods to analyze the housing pattern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ome level， education level， social identity and living with children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buying houses and renting in commercial housing communitie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sense of social identity has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or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ouse purchasing behavior. The objective social inclus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house purchasing behavior， while the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feeling of inclusion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house purchasing behavior. The older age， female， the married， higher income level， higher education level， better occupation， living with the children， purchasing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higher social identity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living in the commercial housing communit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the security housing community. The outsourcing labors have higher probability of living in the corporate housing community. The migrant workers with lower income， poor self-identity and more contacts with neighbors have higher probability of living in the unreformed old towns and urban villages.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It should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housing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equal rights， expanding th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housing for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Housing Model;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ousing Sources; Community Types; Impact Mechani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