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凝

11月8日，一群鸽子飞过柏林墙遗址（@视觉中国 图）

在德国，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市被很多人视为“极右势力的大本营”，它是德国首次出现“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运动）的地方。11月2日，德累斯顿已经进入“纳粹紧急状态”，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纳粹主义抬头之势。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纪念日。在一片纪念的氛围中，德累斯顿的“纳粹”警告如一串不和谐的音符，提醒着人们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有形的墙已经倒塌，无形的墙却依然存在。极右翼势力抬頭的德国，“新纳粹”之争正在到来。

右翼大本营

11月1日晚，德累斯顿市议会以39票赞成、2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宣布，德累斯顿已经进入“纳粹紧急状态”，决议谴责德累斯顿的新纳粹示威活动，并要求德累斯顿市议会资助反纳粹教育项目，并禁止极右翼在未来举行集会。

“德累斯顿有纳粹的问题，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提出决议的是德累斯顿的左翼党政客麦克斯·阿申巴赫。“反民主、反多元化、反社会和极右极端思想的活动，包括暴力行为，在（德累斯顿）日益频繁地发生。”

尽管这项议案被一些政客认为是“别有用心”和“夸大其词”，但德累斯顿是德国右翼大本营，几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点，生活在德累斯顿的“异乡人”最有体会。

28岁的丹尼尔·阿尔法赫尔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2015年，就读于大马士革大学的他逃离被轰炸的大马士革。他原本打算前往荷兰，但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穿越地中海之旅后，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被拦了下来。丹尼尔先是被送到慕尼黑，几个月后，他被送到了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难民营。

“当我来的时候，德累斯顿对于接收难民没有任何准备。” 丹尼尔回忆道，“我们1000多人住在临时帐篷里，情况太糟糕了，只要一下雨，所有人就浑身湿透。我们的帐篷里挤了140人，只有一个厨房，每次用厨房都要等至少两个小时。”

与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城市比起来，德累斯顿并不算著名。尽管这里曾经是萨克森王室家族的王城所在地，也因秀美的风景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但最为人们熟知的记忆，恐怕依然是二战中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在英美联军的大轰炸中，德累斯顿几乎被夷为平地。

二战前，德累斯顿是繁华的工业城市，生产相机、手表、汽车等高端工业品。在东德统治40年间，德累斯顿依然延续了重工业中心的定位，却无法恢复二战前的辉煌。

1989年，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修旧如旧，成为著名旅游景点。知名学者金雁曾于2009年到访德累斯顿，她在书中这样描述，“车一开进城我就吃了一惊：没看到什么‘私有化的大工厂，更没看到街头民主的遗风，看到的是活脱脱一整座当年的萨克森王城。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阿尔伯特殿、森佩歌剧院、塔什贝格宫、宫廷教堂、王家城堡……座座有古风，以黝黑的大石为材质，似乎饱经风霜，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

尽管城市恢复了美感，但德累斯顿的经济依然萧条。丹尼尔原本并没有打算在德累斯顿久留，他计划拿到难民的身份文件就启程去荷兰。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待文书的时间从原本预计的3个月延长到一年半。他只能一边学德语，一边开始做志愿工作。他逐渐认识了朋友，也重新拾起自己的兴趣——在一支乐队里担任号手。

保守民粹党派崛起

德累斯顿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2014年底。2014年10月起，一个全称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简称 Pegida）的抗议活动在德累斯顿兴起，此后陆续蔓延到德国多个城市。活动发起者要求政府收紧难民政策，反对所谓的“被伊斯兰化”。

这个明目张胆的排外运动很快在德累斯顿拥有了一定群众基础，高峰时，多达一万多人上街支持Pegida。原因似乎不难理解——难民。以2019年6月的一组数据为例，德累斯顿有4.56万名登记的外国居民，约占德累斯顿人口总数的8%。尽管这个数目并不高，但就在5年前，Pegida运动兴起时，德累斯顿的外国人仅占总人口数的2.8%。5年时间，外国人数量翻了近两倍，而这还不算那些没有登记在册的。相应的，认可Pegida理念的人数也在增加。

丹尼尔记得很清楚，在德累斯顿他遇到过好几次恶意挑衅。一次，有人在火车站附近对他高喊：“滚出德国去。”还有一次，他乘坐德累斯顿的市内轨道电车，当他在一个座位坐下时，邻座的德国人迅速站起来，换到另一节车厢的一个座位。而在德累斯顿市内，原本到处贴着的“欢迎移民”的海报要么被反移民的涂鸦覆盖，要么被人破坏得不成模样。

讽刺的是，丹尼尔从小就是个天主教徒。但对于德累斯顿的许多人来说，丹尼尔的长相就证明了有着潜在的危险。

萨克森州右翼势力抬头也是全德国的缩影。德国内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德国涉极右刑事案件数量为8605起，其中363起为暴力袭击，造成至少179人受伤。

德累斯顿的境况，也在前东德其他州复制。上周日，德国图林根州举行议会大选，脱胎于前东德执政党的左翼党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择党分别获得了31%和23.4%的选票，位居前两位，基民盟、社民党等以往的“全民政党”则流失了大量选票。在今年9月勃兰登堡州议会大选中，德国选择党也斩获了超过20%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二大党。

作为异军突起的黑马，德国选择党在短短几年间攻城略地，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反对党，而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反移民”。德国选择党诞生于2013年欧元区债务危机时。初创时，其主要诉求是反对援助陷入债务危机的欧盟成员国，如希腊，但此后逐渐转变成一个反移民政党。2014年到2015年的难民危机期间，德国选择党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排外、仇恨穆斯林势力，逐渐转向了右翼保守民粹路线。

2017年，德国举行联邦大选。德国选择党一鸣惊人，首次进入联邦议院便成为第三大党。他们呼吁德国退出欧元区，重新引入马克;关闭国境，有选择地接收难民。

有统计显示，在原东德地区的总共五个联邦州里，德国选择党都成为了州议会第二大党。今年5月欧洲议会大选期间，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多个选区都成为了第一大党。对于德国西部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右翼思想，在现实中促使一些人做出行动。今年6月，德国黑森州卡塞尔行政区政府主席瓦尔特·吕布克遭枪击身亡。德国联邦总检察院随后表示，此案疑为极右翼分子所为。吕布克生前因支持德國接收移民的政策而知名，曾多次受到死亡威胁。10月9日，德国东部城市哈雷一犹太教堂外发生恐怖袭击，嫌疑人据信持极右翼观点。

尽管遭遇了这样那样的“不愉快”，但在学完语言，拿到身份文件后，丹尼尔突然不愿意再去荷兰了，他决定留在德累斯顿。

留在德累斯顿并不容易，工作机会少，收入和养老金比西德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丹尼尔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还打算明年开始，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大学学业。“我试图表明，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和平的地方生活下去。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让这个国家伊斯兰化”。

2018年8月16日，德国德累斯顿，默克尔访问该市期间，遭到Pegida支持者的抗议（东方IC 图）

11月1日晚，德累斯顿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东方IC 图）

横亘两德的墙仍在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全德上下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在欢庆的背景下，来自东部的不和谐音符似乎在提醒这个国家，尽管柏林墙已经倒了，但横亘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墙”依然存在。

经济发展程度上，包含德累斯顿在内的前东德地区依然赶不上西部，许多东德城市都遭遇了经济低迷，工资与福利水平都比西部城市要低;而在民族认同上，东德和西德对于“德国”的认识也有着巨大差别。

在维也纳外交学院客座教授、著名政治学者安东·佩林卡看来，德累斯顿的新纳粹潮，反映了前东德与西德地区的分裂。与西德相比，东德地区失业率高，经济没那么繁荣，生活水平更低，人们的身份认同度也更低。这不仅有经济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从转型的角度来说，东德的转轨并没有预期中成功，原本的制造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新产业，比如旅游业和服务业，却无法满足就业的需求。

两德合并后，东德的发展并不理想，成了“拖后腿”的那一个，这也让部分东德民众内心产生了被“殖民”的感觉。

这种失落感在2015年难民危机后变得更为强烈，对自身状况的不满意，演变成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与排斥，也成了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

心理分析学家、作家马茨也认为，在德国东部，有一大批所谓的“统一失败者”，他们在1989年剧变之后没有很好地融入统一的德国。而这些在统一之后出现的问题在不少家庭中代代相传，因为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是社会结构和环境剧变的牺牲品。

马茨表示，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是滋生愤怒和仇恨的温床。而难民问题是摆在德国东部城市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收容难民的任务令社区不堪重负，而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依然有许多人在努力。丹尼尔加入了德累斯顿的多个融入计划，他的最新一项工作，是参加了一个义务导游团，向来参观的游客介绍德累斯顿的风景，也讲述自己的难民经历。在他看来，沟通，才是消除恐惧的良方。

用丹尼尔的话说，Pegida不是德累斯顿的全部定义。“这不‘只是一个纳粹城市。德累斯顿不仅是Pegida，她远远不止于此。她是多元文化的，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