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波，胡庆山，王利国，杜光友，李治洪，袁新国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1]就传统文化而言，“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文化'，它是在不断地应对当下的现实问题，作出不同的选择和阐发，从而活出生命来的。”[2]因此，优秀的文化一定是根据人类的需要而不断的发展、适应和应对人类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出现；否则，这传统文化定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时间的筛子将会筛去对人类发展没有帮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文化元素，保留那些更为优秀的基因。武术久经时间冲刷，依然焕发勃勃生机，或许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类发展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已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本位”并在社会发展、历史沿革中凸显出文化是第一性的[3]。具体到学校武术教育中，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第一性的，而学生的发展则居于从属地位。学校武术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第一要义，而不是学生。这种现象如何形成?原因又是什么?是否合理?回答以上等问题正是本研究欲予探析的核心主旨。

1 学校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梳理

1.1 百年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起点界定

在中国，武术教育实际发生源远流长。为什么将1919年作为学校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起点?主要有以下四点理由：

1.2 百年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历程与表现形态

1.2.1 深陷尊严抗争中的文化本位：1919年-1949年

本阶段学校武术文化本位主要表现为与西方体育文化对抗的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引发了中西体育文化的矛盾，进而引起了民族文化内源性自主发展与外源性依赖发展的尊严对抗。众多社会精英在“保存国粹”的文化安全意识中，主动扛起了维护、坚持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帜；学校武术“在迎合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的条件下，悄悄地与刚刚进入国门的西方体育文化进行着抗争”[4]。

武术进入学校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并偶尔实践，渐成浩大之势则是在1915年之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进入学校教育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粹主义者与新文化倡导者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争论的妥协结果。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若被侵略的一方未能抵御入侵文化的传播而使它的某个文化站稳了脚跟，它唯一的生存机会就是来一个心理革命[5]。这“心理革命”，就是能不能对外国文化的挑战做出积极的回应。当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之火欲毁灭一切旧的东西，包括国粹捍卫者要发扬的传统体育文化精神时，这种保护的情绪就更高。因而，国粹主义具有自豪的爱国主义气概，但同时又具有保守的文化排他性的狭隘心理[6]。欧美体育与民族体育的冲突，在复杂的民族主义的情感的裹挟下，促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7]，依附在民族武术之中。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最早是以文化抗争的形象被推崇，而后开始挖掘它的军事与体育教育价值，并最终在学校体育中争得一席之位。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武术观念已经从传统的“致用技击”向“卫生之道”转变，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容置疑的[8]。冥思之下，通过强身实现强种强国不是武术走进学校的充要条件，因为当时的兵操、西式体育已经能够满足尚武、增强军力甚至竞技娱乐等需求[9]。这实际反映的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武术开始向适应新的体育文化潮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西方体育文化已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主流。据1926年《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记载“吾国原有之武术，关系体育，至为重要。刚柔兼备，精力两全，一切动作，靡不精神关注，血脉流通，非惟适于成人之锻炼，实亦适于儿童之学习。凡学校均应特别注重，以期保存国粹、促进体育……”[10]。从该论述中可管窥两层涵义：其一，我国之武术，是体育之一种；其二，学校应注重武术，从文化的角度言之，有利于保存国粹。然而，晚清国粹派关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带有深刻的“夷夏”观，抛开其民族主义的狭隘观念不论，仅就“夷夏文化之辩”中只关注不同种族文化的高下与冲突而较少考虑对人发展的价值来看，国粹派的文化论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人的发展。陈铁生等与鲁迅的笔墨之战，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现代西方体育和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谁应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11]。就此而言，传统体育进入教育系统乃是因为国外体育项目进入教育系统，体育才能够成为教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近代学校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发展来说，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视角来看，武术进校园首先也是从保存和发展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思考的。学校体育中西文化之争存在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倡导者不能全面科学的认识中西体育文化的功能。在西方现代体育迅速扩散到学校教育中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捍卫者为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确立了武术进入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正当性”。

应该看到，基于文化自尊与对抗的文化本位观在推动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它在校园中又不得不面临西方竞技体育的挤压。

1.2.2 融入竞技运动化的文化本位：1949年-1978年

这一时期，我国学校体育主要是在学习与模仿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其文化本位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武术的竞技运动化发展。而且，学校武术教育也只是在西方现代体育项目的模板中进行竞技运动标准化的冰山一角。

手足搐搦症是一种因人体内部基础性代谢生理机制失调而引致发生的综合征类疾病,患者在发病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和展现出基于腕关节部位和踝关节部位的剧烈屈曲症状或者是抽搐症状、同时会发生较为严重的惊厥症状和喉部痉挛症状,给患者实际生存质量造成严重不良影响[4]。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地位不强，需要平台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形象。因而，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体系中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因为优秀的竞技运动成绩可以为国家赢得荣誉。学校武术方面，在1961年的《小学体育教材》中强调：“为了发挥我国行之有效的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的作用，特选编了一些适合小学生的武术教材”[12]。在学校体育总体处在竞技运动标准化的境况中，学校武术发展也呈现竞技运动标准化的特征。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已经是基于体育的呈现模式，按照标准化、统一化、简单化处理。中国武术文化博大精深，但因门派众多，且多实用技击，不能够像西方竞技体育项目那样能在同一规则下公平、公正的决出胜负。西方近代体育进入学校教育后，占据了主动，借体育之名迈入校园的武术更是渐趋式微。学校武术要想在西方体育文化主导的环境中生存，似乎不得不主动适应其文化以求发展。1959年，中国武术协会借鉴竞技体操竞赛规则制定并实施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引发武术发展朝着舞蹈化、艺术化、技巧化的方式进行[13]。在崇尚竞技体育的文化大环境中，传统的武术教育模式已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需要学习西方成熟的体育竞赛内容体系。所以，对武术竞技化改造的过程中放弃了一些优秀的文化特质，虽是不可为之，却也是不得不为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武术教育处在一种严重紊乱、甚至无序的状态之中，其发展也基本停滞。

在当时竞技体育盛行的环境中，武术教育受到了明显的挤压，发展境况极不理想，为了生存发展，需要不断的模仿竞技体育。从某种层面而言，学校武术竞技运动化是当时一种无奈选择，也是当时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1.2.3 梦寐国际奥运会的文化本位：1978年-2008年

该阶段武术文化本位的表现形式是受奥运会国际推广影响并经过竞技化改造后的武术文化。武术为了步入国际体育舞台，不断用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美化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又再一次出现了高潮，使得体育文化迎来了发展契机。然而，由于以奥运会等主要国际体育赛事的进一步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中国大国崛起的规定性内涵之一便是大国形象的提升，通过参加国际竞技体育赛事获得奖牌展现国家形象，武术无疑是一项重要路径。在“走向世界”的价值观念下，武术不断的寻求更大更高的国际舞台，以展示社会价值与自身形象。推动武术进入全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奥运会被认为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最有效方法。甚至把武术进入奥运会看作武术发展的唯一出路。1982年，首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武术要开展国际交流，积极稳步地向外推广”的方针。经过不断的努力，在1988年汉城亚奥理事会上，通过了武术为亚运会比赛项目的决议。由此开启了武术入奥的冲锋号角，学校成为“奥式武术”推广核心。另外，随着以西方体育项目为主的国际大型竞技体育比赛的文化宣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可，西方体育项目或西方体育文化快速挤占了中国学校体育。传统体育项目又由于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很难适应现代学校体育对人的培养的要求。2004年《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施纲要》规定：“体育课应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之后，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还创编了“全国中小学生系列武术健身操”，如《旭日东升》《英雄少年》等。“中国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身体运动文化形式，必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保护的对象。”[13]自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几乎每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有武术类的项目，由此可见国家对武术文化的保护力度。

为了入奥武术几乎进行了削足适履的国际体育化自我改装，但也未能如愿以偿步入奥运殿堂；相反，造成学校武术教育被形式化，出现了武术自身生命力弱化的现象，学校武术教育出现“有大纲规定，有教学内容，有教学计划，但无人教、无人学”[14]的异象。

1.2.4 回归优秀民族性的文化本位：2008年至今

2008北京奥运，武术虽然未能进入奥运会，但是以特设项目出现在奥运会上，给了我们一丝武术国际体育化的鼓舞，同时也给了我们武术弘扬传统文化的反省。由此，逐渐引发了国人对武术到底该不该进奥运的反思，开启了武术民族性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阶段。

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往往很难进行引进与模仿。[15]奥运会是西方体育文化的魅力，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彼此之间难以模仿。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以国家意志推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给前期传统武术国际体育化迷茫的发展带来明媚春天。在学术层面，部分文化研究者、体育研究者也对武术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味的强调武术竞技运动化和融入西方的体育价值观并不能真正解决学校武术面临的困境，此时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而武术文化自信，是要自信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合理成分。文化自觉、自信被认为是解决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矛盾与危机的主要路径与方法[16]。因此，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终究是要回归到对青少年学生发展的关照中，需要始终贯穿教育第一的指导思想[17]。以武术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应该被当做满足学生发展需要自然而然产生的副产品。

政府对武术文化发展的支持虽然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校武术教育需要依靠教育部门的政策外部力量维持，维护了传承文化的使命，忽略了培养人的主体责任，削弱了武术自身发展的生命力。换言之，学校武术发展中背负的文化使命已远远超出了自身发展和教育使命，即学校武术发展存在突出的文化本位问题。

2 学校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时弊

2.1 被视为对抗西方文化利器,弱化了对学生发展的关注

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侵略，激发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助推了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现代学校教育中，产生了以回归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作为对抗西方文化的有利武器被加以利用，并引领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近百年的改革方向[11]。然而，虽然民族主义思潮有利于学校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不假，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传统体育被当作“对抗西方文化的有利武器”，并“引领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近百年的改革”，学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便陷入文化目的论的泥淖中，文化发展中的“人的发展”变得渺小。资深学者指出，我国学校是最重要、最广泛的武术传承阵地，只有将武术置于学校，通过青少年进行传承，才能更好地履行武术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18]。亦有学者认为学校体育作为传播文化知识的主阵地，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9]。还有学者从项目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得出：体育运动项目从产生到流行，从普及到提高，都是以学校体育作为中介完成的[20]。上述几项研究都强调了学校体育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若以文化保存与传承为目的将民族传统体育推送到教育系统中，存在盲目的功利主义色彩。“会形成脱离生活和没有活力的死文化，脱离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本质”。[21]对学生发展关注的弱化，导致学校武术脱离教育要旨，影响学生的真正发展，更不利于学校武术教育自身的发展。

2.2 加剧了依赖国家政策程度,削弱了武术自身生命能力

国家文化发展政策的持续，无形中让学校武术教育步入“文化本位”的路径。根据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系统一旦进入某个路径，就会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发展下去”。由此发现中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变迁过程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22]。其中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进入学校之初就已经进入了教育“文化本位”的路径，并在这一路径上持续发展，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发展的不尽人意，其生存越来越依赖于制度的供给。不可否认，通过国家制定文化政策，对文化发展的相关行为做出选择性的约束和指导，这一路径是当今许多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23]。但无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几何，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为指导，即强调文化发展对现实个人需求的关注与满足，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4]。落实到学校武术教育中，对武术文化发展的要求就直接指向学生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将重点落在武术如何国际化、如何进入奥运会的项目中。

新世纪以来，代表政策制度层面的、涉及到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发布越来越密集，体现出传统体育文化优先发展的国家意志；但长此以往，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就出现了政策依赖，缺乏必要的内生力[25]，削弱了自身生命力。

3 学校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缘由

3.1 文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前，不少新式学堂已有体操课的内容，有些学校也进行武术的教授与学习。但将武术引入学校，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术与兵式体操皆具有军事价值。1915年“尚武”被列为教育要旨之一，在强国保种思想和政府教育政策的支持下，武术进入学校。同年，北京体育研究社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议案三项建议之一为“拟请于学校体操课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课，以振起尚武精神”[26]。

西方体育进入中国学校教育夹杂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因素，这就导致了国人爱国情怀的民族主义排斥西方体育。通过文化民族主义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容易导致传统体育校园发展的文化决定论错误，由此带来主体文化自觉发展成为文化的发展只是为了文化而不是创造文化的人的先天缺陷。不论是20年代的体育“土洋之争”的开端，还是之后不同时期传统体育的“崛起”，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民族文化本位观。虽然“教育是建立在人类文化活动基础上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应该为其文化服务”[27]，但文化服务的本质对象是人，对人的发展的思考是教育和文化的首要规定性目的。

3.2 文化模仿的后进劣势

后进劣势主要原因在于，学校武术成为学校教育合法内容之初，包括武术在内的民族传统体育并未纳入到学校体育的课程体系中；当体操发展转变为体育时，在对教育中的人的思考上，民族传统体育又一次落后了。导致了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被纳入到学校体育课程体系中时，主要是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要义，而不是科学的从促进学生发展和加强课程建设的角度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合理方向。

一些开明人士有关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合理性的思考有积极作用，但其中也多有文化斗争与文化保存的思想背景。《改进学校体育案》之后，学校体育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的探索之路。西方体育表现出来的竞技性、娱乐性等特征符合学生的成长需要，更为关键的是其特有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对学生发展的促进不可或缺。西方学校体育依据学生锻炼效果判断其个人和社会价值，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则走向了作为一种手段来实现学校体育以外的其他社会目的的道路[28]。民族传统体育之教育功能成为副产品，传承体育文化、对抗西方体育文化的入侵则是主要目的。在军国民主义的体操发展转变为体育的过程中，武术已经通过中西文化冲突的自觉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合法内容，同时又面临如何从教育的层次真正关注学生的发展。使得本身就处于被动中的武术更显被动，以至于越来越需要依靠民族文化才能维持自身的发展，从而导致了文化本位的模仿跟进。

3.3 文化传承的政治依附

为了维护学校武术在学校教育的稳固性，在取得了政治上的合理性后，逐渐依附于政治乃至需要政治的支持才能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就“体操”被纳入到学校教育中的最初之目的而言，其主要是为了发展军国民主义，为了强国保种、培养能打仗的士兵，为了挽救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孕育于政治依附之中。留日学生于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宣扬的就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29]。尽管“尚武”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但无论是民间社会的爱国人士亦或清朝政府官员，其目的不外乎是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激发国人的军国民主义情感，以图自强。这是清政府基于图存的被迫之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国民之精神增补有益，但也因此带有较强的局限性。

后来发生的中西体育文化的争论也是建立在这一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二者争论的焦点也主要在于谁该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也在不断以新的形式或面目出现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各种历史关头，有时甚至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走向[30]。学校武术教育较之于西方体育的发展处于明显的劣势，打着文化传承的旗号，依靠政府的政治决策发展武术教育是一时的“被动之举”。这一被动之举终因没有顺应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进行科学、有效的创新，而导致了民族性政治依附的加强，进而削弱了自身生命力。

4 学校武术文化本位发展的觉醒

4.1 文化本位的路径改良

回顾我国学校武术发展的百年历程，文化的发展始终主动或被动摆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故此，于西学东渐中形成的文化本位，推动了武术的发展，使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然而，学校武术的文化本位观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它容易遮蔽了教育中人的发展。学校武术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滋润，也要人性的关切，对个人发展的关注，要综合审视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和目的，武术在传承文化的同时还要注重自身的生命力延续。正如学生背上教育的“背篓”，我们不仅仅关注背篓里装什么，我们还要关注装多少，更要关注背篓下的人及承载能力和发展状况，把这个人教育好，培养好。正如蔡元培疾呼“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31]。国外发达国家亦是如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32]。如何关照好教育中人的发展，如何增强武术自身活力才是学校武术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4.2 文化自信的内化笃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需要全面科学的领会。当谈到学校武术文化自信时，并不是一味的、盲目的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好的，必须传承与发扬；而是指，要自信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对该文化进行传承、发展与创新的载体——人的发展的促进上。前者强调的主体对象是物，后者则认为人是最终的目的。当学校武术成为学生发展、成长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学生的发展便不能没有它，当它形成自己一整套系统化的组织文化时，学校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才获得了内生力。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的合理成分一定要给予教育层面的关照，而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合理成分融入到学校武术教育中，使其能够真正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与难题。

4.3 以武化人的本我超我

自“中华新武术”步入学校体育课堂以来，学校武术教育一直处于体育教育的下位概念，无法凸显武术自身文化。武术金子招牌镶在民族传统体育上，民族传统体育镶在体育上，体育镶在教育上，教育镶在文化上。鉴于此，邱丕相教授早前发出“能否在体育课之外，单独开设一门武术课”的呼吁。俱往矣，大教育家孔子一直坚持“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梁启超认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教育与“武”化教育失衡导致了中华民族的衰落[33]。慎思之，我们可否突破思维定式，从文化教育、文化课、文科、文化相对的“武”视角，将武术教育提升为武化教育，位列体育教育的上位?学校武术要“以武化人”，强调武术如何在促进学生发展变化中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语

十九大以来，我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确立为国家建设发展工程。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越发从容自信的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世界正在以1919年前后的惊诧看待我们今天的文化。如此利势之下，学校教育中武术的发展越发要警惕其中可能的文化本位弊端。学校武术教育中忽略人的主体发展和削弱武术自身生命力发展的问题可能依然存在，甚至还会加剧，形成新时代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惯性思维。文化是学校武术的灵魂，学生的需要是学校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必须要在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去聚焦受教育主体对象的真正发展，让人学观深入学校武术教育中，让“人是目的”成为学校武术发展的准则，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本位观，满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需要而薪火相传，必然使武术活出自身生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