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情境下社会组织发展理性比较分析
——以“5·12”地震后的两个社会组织为例
2019-11-23陈晶环韦克难
社会建设 2019年6期
陈晶环 韦克难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在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组织所存在的各类问题的普遍根源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是“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建构的双重缺陷”①孙飞宇、储卉娟、张闫龙:《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社会》,2016(1)。,其次是“社会组织自身理念的缺乏和政府改革的滞后效应”②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管理世界》,2002(8)。。然而这两点根源在治理情境下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社会治理进程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表述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发展的观念和理念日益明确,日渐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因社会组织在汶川地震中的优异表现,2008年更是被称为“中国NGO元年”“中国公民社会元年”①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2012(1)。,社会组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良性促进作用,甚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随着政府由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过渡、社会治理程度的深化,大部分地区社会组织开始进入低门槛、快车道发展的环境中,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所涉领域也迅速扩大。
与过去相比,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性因素稍微有些放松,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思维并没有放松②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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