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亦博

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是一种在宏观层面塑造知识图景的认识论。主流的国家治理理论产生了关于治国的正典叙事（Canonical Narration）——即为一个整体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它拥有自己的话语指向、概念群、制度建构和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环世界。环世界是被存在者从整全世界中离析出来的、始终包裹着存在者的“周围世界”（Umwelt），此在并非与全部的世界直接关联，而是通过感知到的信号来构筑环世界并于环世界之中认识自身的存在状态，进而通过环世界参与一般世界。三种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构筑了不同的环世界：精英斗争叙事形成了一个“顶层环世界”；场域互动叙事构筑了一个“中层环世界”；行动者网络叙事则形成了“底层环世界”。然而，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将呈现出扩张趋势，这种全新的现实会令曾经的三种正典治理叙事“失语”，这也为学术界提出了寻找“第四种叙事”的使命。

精英的顶层环世界

精英斗争话语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它强调的是国家顶层精英在开展实质性的治理行动中的自主权（autonomous power），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精英集团能够轻易地摆脱社会监督，从而将权力集中起来。当然，精英们也并非总能达成共识，反而时常发生阶层内部的斗争，在拉克曼看来，恰恰是精英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整体取向。在迈克尔·曼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叙事框架内，拉克曼提出了一个更加简练（同时也更激进的）“精英斗争”理论。拉克曼通过对多国的比较研究，用一个相对精炼的模型解释了不同国家的治理图景。在精英斗争话语所构筑的顶层环世界中，真正推动一个国家历史前进的是极少数顶层精英，这里指的“斗争”也有别于马克思所定义的“阶级斗争”，而是被现代政治制度限制在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是将权力流动收束在精英集团内部的竞争性游戏。拉克曼认为精英占据了社会的不同层级和组织系统，能够从非精英手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的组织力量，这些少数食利者在制度内盘剥生产者，同时也遏制其他精英以扩展自己的权力。“精英”不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主要目的是再生产相对于生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而精英的目的主要是遏制其他精英以增强自身力量。在看待抗争政治以及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拉克曼强调是顶层的精英们设计和推动了国家发展，而非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联盟。从顶层环世界中的精英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话语是为了满足反殖民时期的特殊需要而生的，在解读国家政治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与多样性上存在不足，只有顶层的精英斗争才是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只要国家处在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就能有更多理由让公民变得清晰可控。顶层环世界相信，现代国家在实质上就是精英斗争的造物，只有当两种以上精英集团分庭抗礼时，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发展。因此，国家的形态往往是由前国家时期的精英关系结构所决定的，而精英斗争的加剧或减弱则是左右（城邦）国家兴衰的关键。

在精英斗争话语所构筑的顶层环世界中，伦理和制度之于国家治理而言当然非常重要，政党的有效行动能力也非常重要，但在精英斗争与结构重组的宏大叙事面前，那些制度与行动因素都只是中间性变量而已，其形成的路径依赖和行动惯性远没有某些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么强大。借助顶层环世界这一认识和解构国家治理运行的工具，学者们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16至19世纪欧洲国家的发展及政府建设，同时对20世纪亚洲和南美大量结束殖民统治后出现家族政治传统的国家亦能适用——因为在这些国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政治“黑箱”和讨论的敏感地带，顶层环世界中精英斗争的神秘色彩恰恰能够很好地遮蔽许多“不便多言”的问题。但是，精英斗争话语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一个国家从其具体的历史情境、文明传承和地缘生态中撬离了出来，使所有事件都悬于虚无中，这直接导致该话语产生的国家治理经验变得毫无动人之处，很难据此增进任何可以缠绕和连接环世界的共享知识。最终表现为精英斗争话语构筑了一种封闭而逼仄的顶层环世界，只能打动少数顶层既得利益者，却无法被国家中的多数人所认同。

接合处的中层环世界

场域互动话语的代表人物是政治学家米格代尔，他明确反对“国家/社会”的治理二分法，而是认为治理主要是多个行动主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场域中互动的结果，这种“场域互动”话语最早出现在米格代尔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这一研究方法中，旨在点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彼此转化特性。在米格代尔看来，国家最初的形成创造和激活了社会，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不可能离开国家来单独理解社会，他进一步解释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相互影响的……这些互动是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循环关系的基础”。互动发生的场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处，这里是控制、发包、竞争、交易、抑制冲突和促进协作的主要舞台。国家与社会在这里的力量交汇会出现四种后果：其一是国家完全渗透导致地方力量被毁灭和镇压的整体转型，其二是国家吸纳既有社会力量，其三是既有社会力量吸纳国家，最后一种是国家在地方领域中完全缺席。整个20世纪只有极少数非洲国家的公共机构没有成为争夺场域控制权的关键角色，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不仅会通过争夺社会局部的控制权来建立人们的身份认同，还想塑造包括人们最切身的象征和符号的整个道德秩序。栖居在国家和社会结合处的存在者，一般就是能够同时跨越公共部门与社会组织的“中产阶层”，他们承担起了一个“中层环世界”。中层环世界对良好国家治理的想象是：国家与社会既能影响对方也会被对方影响，但同时它们还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如同磁石的两极。

米格代尔强调，国家治理反映的是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如果精英企图塑造和规范社会，就必须着眼于国家的各种不同层面。在米氏的理论中，观念上的国家其实都是同质的，但是由于国家能力不同，实践中的国家则表现出千差万别的异质性，国家能力发育完善意味着国家可以组织出有效的治理行动维护公共利益，而国家性之不彰则往往会令社会陷入“普力夺社会”。米格代尔的理论对于国家与社会结合处的稳固，以及整个中层环世界的建构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层环世界距离国家顶层和基层都不遥远，栖居其中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向上流动的通道，当然他们也同情和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中层环世界中的存在者不会将国家治理的过程神秘化，而是将国家想象成一个如古普塔（Akhil Gupta）所说的“被各个组成部分的观念和实践所共同形塑的权力空间”，国家的标志就是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然而，即便场域互动话语尽可能地包容了社会上最稳定的中产阶层，但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依旧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也证明了国家治理的互动叙事不是一种普世性的话语。因为，中产阶层往往是一个国家中最焦虑的群体，他们在教育水平、资产保值、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且稍有不慎就会使其后代跌出中层环世界，沉降到社会底层。长期来看，中产阶级承担互动场域的代价远超收益，被迫提供无法弥补的正外部性行为的群体难免积怨，如果我们找不到为中产阶级这个“国家稳定器”减压的合理方法，良好秩序的可持续性就变得非常可疑。

行动者的底层环世界

行动者网络话语更习惯使用“共同体”概念来替代“国家”，在论述集体行动时它以行动者（agency）而非主体为基本单元。巴黎学派代表人物拉图尔与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中将“行动者网络”作为一个明晰的概念提了出来，该理论最初旨在解决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问题，但由于它精辟地描述出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大众化的构成与运动方式，因而很快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分析公共组织问题的工具。行动者网络话语刻意从传统的权力概念中抽身出来，它围绕“如何聚合集体”这个核心问题探索共同世界（Common World，即共生状态的环世界）的形塑方式，将跟进权这种程序性权力视同统治权力，并倡导一种新式议院制来统摄集体所拥有的另外两种权力（考量权与排序权），借此增加治理生态的包容性、边界开放性和反洞穴政治。拉图尔的最大创见就在于他预设了社会网络中人与非人行动者的超对称（supersymmetric）关系，认为社会与物质都是网络的产物，“人和非人都既是行动者、又是施动者，所以没有主动被动、主体客体之分”。行动者借此成功摆脱了长期以来人对物的依赖，成为了具备独立性的存在，这种独立不是相对于任何依赖的独立，而是在告别了平等与自由的话语后重新对人（及非人）的存在作出的规定，这种独立在人这里以自尊与认同的形式出现，在非人那里则表现为自组织性。相较前两种正典话语，拉图尔通过引入非人行动者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更宏大的环世界——一个拥有最多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且它们交互最频繁而密切的环世界——通常这种环世界位于一个国家的底层，容纳了最多的需要日常与非人行动者“打交道”的劳动群体。行动者网络话语从社群主义思想中汲取了许多养分。社群主义推崇一种来自集体授权的治理合法性，正义和权利都应当建立在共同体之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虽然对于何谓“共同利益”，百年来各个流派的学者们争论不休，但一个带有效用主义色彩的共识性结论就是：共同利益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多数人的利益。底层环世界容纳的正是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因而它在民主浪潮下表现出了更强的治理合法性。

然而，行动者网络话语也存在着缺陷，除开因底层民众非理性因素导致的“不良决策”以外，底层环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投注了过多的精力用以稳定社会秩序，强调行动者与网络的意义并且沉沦在这种复杂关系之中，反而忘却了有效行动本身，也使行动者网络话语走向了追求“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弱化国家之路。显然这并不是说基层环世界是过度保守、暮气沉沉的，相反，更多时候它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抑制的活跃，因为底层大众往往是被运动式的、激情但不良的政策所动员起来，底层环世界为了集体行动表现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不得不时刻保持谨慎。由于行动者网络话语与集体主义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且在追求共同善的目标上又恰好与儒家讲求的“天下大同”隐然相通，所以该话语对中国学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在革命话语退潮之后的中国学术沃土上快速生根。然而，随着底层环世界推动的治理实践在基层社会中陆续开展，人们逐渐观察到其中隐含着的将共同体规模缩小的危险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是超越地域性的。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不同，试图以淡化权威来突显行动者的观点在具有千年大一统传统的中国难免遭遇“水土不服”，因此构筑底层环世界更适合在法治与政府能力较完善、基础教育水平较高、人口与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生根发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整合而成的广土众民的大国而言，着力构筑底层环世界充满了未知与风险。

扩张中的信息环世界

环世界所要追求的始终是人的共生，共生是存在者们共同在世的一种最富合作意义的想象。身处不同环世界内的存在者，在认识和把握同一个事物时会形成差异极大的世界图像，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存在者们共在于世界之中的事实。如果想要追求一种社会规模的“共同善”，目前我们找不到比重叠多个环世界更有效、更真实的方式。从本质上看，环世界是一种分隔存在者与外部整全世界的多棱镜，在界限处向外观望和向内窥探到的一切都是被话语体系折射过的映像，费希特认为人们总是忍不住这种张望的冲动，忍不住寻找某种单纯映像之外存在的实在。身处环世界内的此在“经验到的事物”与事物本身其实是不同的，因而他们形成的世界图像是差异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环世界迁移来消除（完成这种迁移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教育来把握并认同另一种话语体系），但无法被缩小。即是说，世界图像的这种差异要么一直存在、要么不复存在，在它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相互融合、逐渐变化的谱系，这是因为异质的环世界即便能够发生碰撞也无法重叠，更无法融合。每一种生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是以环世界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的存在当中，世界虽然是一个统一体，但是每一种生物，甚至每一个体，都构筑了属于自身的环世界，并以环世界的方式生存。存在者总是在环世界中领会着自己的存在状态，并通过行动强化这种领会。对领会的言说形成叙事，叙事的层累构成话语体系，而一种广为接受的话语体系则能够构筑一个足够容纳许许多多存在者的大环世界。

前文所述的三种环世界未能广纳社会上的所有存在者，因此，在共同生活的意义上，这三种环世界都伤害了“真正的”环世界——一种承认他者并指向存异求同、共在共生的合作世界。人们对于合作的想象，其实质即追求通过使用一种更多人认同的话语体系，构筑一个能够容纳绝大部分人的大环世界，使国家中的人们能够从阶层、种族、信仰、教育水平等束缚中挣脱出来，拥抱一个合作的社会。我们看到，现代三种正典的国家治理话语在民族国家话语逐渐退场的大背景下，都未能承担起建构大环世界的重任，反而在发展中愈发呈现“自说自话”的趋势。于是，人们呼唤思想界创造一种更包容的话语来统合这种国家间的分裂。我们认为这种话语已经出现了，它是由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与智能技术催生的。互联网作为一种非此在式存在者，既是拉克曼话语中的顶层精英，又是米格代尔话语中的场域，同时也是拉图尔话语中的非人行动者。信息技术帮助我们时刻在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此在以及非此在式存在者都能时时存在、处处存在。而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更是进一步延长了此在感知世界的经验触角，这种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对想象力的要求远不如文字阅读时代苛刻，因而它所建构的环世界也就可以容许更多人加入，让此在能够成为之前不可能在场的情境中的存在者。我们可以称这种信息与智能话语为“第四种话语”，在这种新的话语体系牵引下，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会急速向外扩张，最终在扩张中相互碰撞、连通、重叠。重叠的环世界意味着人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实现永生，只要某人参与构筑的环世界依旧鲜活地保留着他的部分意识特征，而这个环世界依然能够被其他伙伴共同承担起来，那么离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不过就换了一种显现形式而已。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将万物数据化并全部记录的“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的结合，最终能够通过将人的意识“云端化”来实现环世界对存在者意识的保存。当然，第四种话语也可能带来很多问题，信息与智能技术有可能在根本上影响甚至消除存在者在环世界中显耀的那些基本要素，使人变成人本主义者们眼中的“被异化的人”——比如在社会整体层面上，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摆置与操纵；以及在个体层面上，人机结合成为“赛博格”的过程中的自我同一性难题。无疑，第四种话语成为一种正典化的国家治理叙事进而构筑一个大环世界之路，仍然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