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道与诗心_参考网

诗道与诗心

2019-11-15王晓洪

北方文学 2019年30期

关键词：原诗

王晓洪

摘要：叶燮的《原诗》是中国古代一部杰出的诗论著作，它别开生面，自成体系，避免了单纯“就诗以论诗”的肤泛不切。而统贯《原诗》的主干脉络，则在于叶燮所提出的“正变”观。叶燮在《原诗·内篇》中通过梳理诗歌的历史演变，有层次地从诗道和诗心两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正变”思想，建立了严密的体系。

关键词：叶燮;《原诗》;正变思想

叶燮的《原诗》是一部阐述诗歌的基本原理与发展变化的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叶燮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的贡献。在《原诗·内篇》中，叶燮梳理历代诗歌的演变，提出了诗随时变的观点：“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1）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中也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说法，可见诗随时变化是诗论家的共识。而与刘勰不同的是，叶燮进一步提出了“循环”的观点。对此，霍松林先生在其校注本《原诗》前言中说：“叶燮在谈诗歌的‘正‘变问题时，没有（也不可能）紧紧地抓住诗歌发展的社会原因，没有（也不可能）尖锐地揭示两种倾向的斗争及其政治内容，而是主要从诗歌发展本身的‘正有渐衰，变能启盛的某些现象出发的……从而掉进‘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的历史‘循环论的泥坑里去了。”（2）霍松林先生此处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纵观《原诗》，可以看到叶燮的确欠缺对诗歌发展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等外部原因的具体而且深入的探讨;但霍先生此处对叶燮“循环论”的理解恐有偏颇之处。叶燮的“循环论”并非正变盛衰之间单纯的历史循环，而是含有向上攀升的意味，虽在书中并未明确提出，实则蕴含在他处的论述中。如：“夫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无可或间也。吾前言踵事增华，因时递变，此之谓也”，（3）叶燮梳理诗歌的历史演变，并非做是古非今之论，而是站在今或胜昔的立场上审视。既然是“后者承之而益之”、“后者因之而广大之”，就不能片面地评判叶燮的“循环论”是一种周而复始却没有进步和提高的循环，他是从“循环”中看出了前后相续的进步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叶燮的“循环论”有着明确的时代断限，他认为：“……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毕矣。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4）”虽然叶燮曾言及“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但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将诗歌的下限断在宋代的。就文学史看来，这个断限也不无道理。虽然严羽批评诗“坏于苏黄”，但诗歌这一文体在宋代之后逐渐难有生新变化确是实情。宋之下，无论诗人与诗论家如何争论，无非“宗唐”或是“宗宋”，其后也再未出现过如李杜苏黄一样的伟大诗人。“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5）即使众多学者对龚自珍等清代诗人有着颇高的评价，但也不能否认诗这一文体在宋之后走向僵化的总体趋势。俗文学在元明清的大兴某种程度上不免使得诗歌取径更加狭窄，清代朴学大盛更是容易将诗歌导向讲求学力的颇似宋诗的一路上，诗歌也便随之逐渐远离“老妪能解”的质素，而到“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6）之时，自然便酝酿了一种更加强大的外部力量来扭转这一局面。叶燮说“吾愿学诗者，必从先型以察其源流，识其升降”，可见他对古典诗歌的爬梳也隐含着对古典时代的总结意识。他在书中多次追溯诗歌古今发展变化的源流，也是希望通过纵向的比较，从中看出诗道的正与变。

在对叶燮的“循环论”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之后，我们随之来看叶燮在书中一以贯之的正变思想。叶燮诗道观中蕴含的正变思想，其所“正”者，是作诗者不得不如此的准则，即《原诗·内篇》中所提出的“法”：“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7）叶燮提出“理”、“事”、“情”三者作为诗道之“正”，举凡诗人作诗，其内容或因时而变，或因人而异，但最终都要遵循揆乎理、徵诸事、絜诸情的定法，这是诗歌创作中不得不如此的普遍性。但诗道之正也不是死物，理、事、情虽为创作之根柢，但它又是与诗人紧密联系着的，故而与之相对的“变”是就诗歌创作的特殊性而言，即诗人的诗心所发挥的作用：“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谓变化生心。变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则死法为“定位”，活法为“虚名”。（8）叶燮认为，对于法度的变化全系于诗人自己的心中，这也是“自我作诗，而非述诗也”的理论依据。“死法”包含着形式上的格律规范，这是诗人不得不遵守的客观要求;“活法”即“作者之匠心变化”，是诗人的天赋、情感等主观因素决定的，叶燮将其概括为“才”、“胆”、“识”、“力”。而诗歌创作就是在主观与客观、“定位”与“虚名”共同作用之下所建立的场域：“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9）以客观的不变的理、事、情和主观的变化的才、胆、识、力织就一张网，这样就把“在我之四”和“在物之三”统一起来，而实现这一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化合键”，叶燮则以“气”来概括。自孟子“浩然之气”说出，曹丕“文以气为主”、韩愈“气盛言宜”等家丰富扩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中十分重要的“文气说”。而叶燮之“气”与前人之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叶燮是将“气”作为贯通客观因素的抽象概念：“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有又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10）在创作中，诗人往往将“理”、“事”、“情”作一体的观照，而非科学实验式的解剖眼光，即以“气”感发诗人的“才”、“胆”、“识”、“力”，诗人便可以驾驭客观世界，“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11）。这就为他的“循环论”提供了诗歌内部的理论依据。因为客观的“理”、“事”、“情”本有其不变之处，而同一文化传统浸润下的诗人，“才”、“胆”、“识”、“力”又有其共性，所以诗歌就有了构成循环的可能——“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与？古人合我与？”（12）这也正是“诗教”之所以成立的前提。叶燮又不因此抹杀今人而一味泥古，反而激发了强大的主体精神和理论自信：“故我之著作与古人同，所谓其揆之一;即有與古人异，乃补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补我之所未足。而后我与古人交为知己。惟如是，我之命意发言，一一皆从识见中流布。”（13）由此可以看出，叶燮的理论自信在于他否定了前后七子般对前人亦步亦趋的模仿，他认为古人是今人之知己，而毫非无生气的陶土偶像，古人与今人之间是以作品为桥梁跨越时空进行交流对话的平等关系。与“气”统贯“理”、“事”、“情”对应，叶燮的体系中以“胸襟”来表述统贯“才”、“胆”、“识”、“力”的精神力量，因为“胸襟”之不同，诗人便可以在诗歌固定的规范中间腾挪变化，自成面貌。

综上可以看出，叶燮的“正变”，共时而言，是诗人个体之间的不同风格的形成;历时而言，就是不同时代诗歌总体风貌的塑造。诗人各为其“变”，而合力则形成历代之“正”;历代各为其“变”，而合力则形成诗道之“正”。通过有层次的“正”与“变”，建立了诗道与诗心的关联。这也扩大了叶燮诗论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的包容性，叶燮的诗道大厦中既有正统的脉络，即由诗经、苏李诗、建安诗、六朝诗、唐诗、宋诗构成的体系，也同时可以包容其中部分生新奇崛的个体，避免了固执与狭隘。所不同的是具体到诗人个体，他们在诗道传承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14），力大者为宗主，登高而招，力小者从之，王杨卢骆之于初唐文风变革、韩柳之于古文运动、欧梅之于诗文革新运动、黄陈之于江西诗派，无不如此。杜甫无疑是可成“大变”的诗坛宗匠，从叶燮对杜甫的格外推尊也可窥见：“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杜甫，诗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变化。”（15）叶燮在《原诗》中多次援引杜诗为例，足见其对杜甫的敬意，更为重要的是这代表着叶燮的诗学取向，既非宗法某人某派，也非宗法某朝某代。所谓“原诗”，也就是推究诗歌本原，他自始至终尊奉的都是足以继承诗道的诗心，和足以延续诗心的诗道，通过正变之间有层次的复杂循环，为诗歌发展找到合适的路径，体现了相当灵活的辩证观念，其理论创见和体系构建自有其影响。

注释：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上）》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同上第32页。

同上第34页。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上）》第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朱自清《唐诗杂论·序》，闻一多《唐诗杂论》第5页，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同上第7页。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上）》第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同上第21页。

同上第23、24页。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上）》第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同上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