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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社会记忆

2019-11-15蒙娜

北方文学 2019年30期
关键词:骆驼祥子文学

蒙娜

摘要:文学与社会记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文学作品是传承社会记忆的重要媒介之一,社会记忆是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根基。文学有意无意的参与到历史建构当中,无论如何,文学作品都在建构社会记忆中发挥着它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我们承认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历史资料,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真状态。

关键词:文学;社會记忆;骆驼祥子

记忆是智慧之母,记忆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过程,是人类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机能。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对记忆的研究首先是从心理学、脑部科学等领域展开的,这些领域主要是以个体记忆为研究对象,而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的保罗·康纳顿提出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叫做社会记忆的现象。现今,各个国家对社会记忆的研究已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都对其有详尽的研究,涌现出很多著名学者,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社会记忆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些年,文学也无例外的将社会记忆理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其研究当中。

一、什么是社会记忆?

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对社会记忆是这样解释的:“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这一概念言简意赅的指出了社会记忆的各个组成要素。韦尔策还认为,社会记忆是通过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传承历史的,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即为社会记忆的四大媒介。中国台湾学者王明坷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社会记忆包括经验、历史、神话、传说等。王明坷认为,社会记忆通过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形象化物体等媒介得以传承。总之,文字在社会记忆的传承中的作用是大家所公认的,档案文献同文学作品一起充当了社会记忆的媒介。

二、文学与社会记忆的互动作用

(一)文学作品是传承社会记忆的重要媒介之一

社会记忆应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和媒介,而文学作品无疑是传承社会记忆的重要媒介之一,文学作品中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在国家、民族、个人的记忆建构和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其印证着历史、丰富着历史,与其他文字材料一起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媒介。在无档可查,无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文学作品尽可能的进行情景再现。

事实上,档案文献的真实性是值得质疑的,档案文献的真实性受到权力、档案保管者等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虽然也受到话语权的影响,但却很大程度上成为档案文献的有力补充,与档案文献一同记录历史,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使历史向真实又迈进了一步。文学作品可以超越表象,直逼人性,将许多档案文献不能记载下来的东西,通过文学处理的形式悄悄留给了世人,从这个角度上讲,文学作品在传承社会记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一代又一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使社会记忆不断再现,不断强化,使社会记忆不断延续下去,不断靠近真实,同时也越来越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

让我们暂时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战乱、压迫、金钱、人力车夫……《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它讲述的是当时北平城里一个名为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故事,祥子是市井中一个不起眼的黄包车夫,他在农村没有办法谋生,故而来到了北平城里,期盼在大都市中能谋到一份能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工作,陌生的大城市给祥子带来一丝希望,似乎他一身的力气终于有地方施展了。在北平城里他找了很多份工作,最终他还是选择拉洋车,3年后,祥子终于用攒的钱买了一辆洋车,车子让他觉得有依靠,只要有车子在,只要自己勤快一点,总能赚到点钱。车子寄托着祥子的梦想,虽然最后车子还是被人抢走了。祥子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北平城里并没有改变命运,祥子最终也没有真正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子,他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作者借这部小说,真实的再现了历史,让我们了解了当时人民的生活风貌与社会变迁。透过《骆驼祥子》,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当时的旧北平,也依稀看到了无数个像祥子一样为生活奔命的底层市民,当时的历史场景就像电影胶片一样被封存在文学作品里,如果没有这些生动的文学作品,没有这些鲜活的人物刻画,那么我们对历史的回忆是静止而呆板的。老舍先生将底层群体引入文学作品,这对现代文学的文学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弥补了档案文献以宏观记录与记录上层主流文化为主的缺陷。因此,文学作品无疑是传承社会记忆的重要媒介之一。

(二)社会记忆是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根基

作家通过文学的形式参与到社会记忆的建构当中,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对社会的看法,诉说自己的情感。社会记忆的客体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符号、神话传说等特定的记忆对象,这些记忆对象是文学创作的土壤和根基,文学创作离不开历史背景与社会素材,离开历史背景与社会素材,文学创作则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学总是艺术的再现历史,进行社会记忆再生产,这种传承、建构和控制的过程就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社会记忆再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不同的,其后续的延续、传承、建构是对原初记忆的加工行为和复活过程,虽然文学创作高于生活,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但也是对社会生活的精炼浓缩。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世人传颂,就在于其根植于现实生活,“现实之于艺术和文学,正如土壤之于在它怀抱里培育着的植物一样”,作家只有对现实世界有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才可以创造出不朽的艺术形象。

写作本身就是作家的个体行为,其不可避免的与个体记忆发生关系,作家的个体记忆是作家创作的直接素材。个体记忆是个体经验得以形成的基础,任何人的记忆都隐含了历史,也印证了其个人在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履历。个体记忆事实上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投射,社会记忆包含每个社会参与者的个体记忆,个体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记忆必须通过社会记忆才能进入人类共同的历史经验中,所以个体记忆也当属于社会记忆的范畴。作家的个体记忆是文学作品的血肉之躯,离开作家的成长经历和个人感悟,文学作品则会变成一具空皮囊,作家的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共同构成写作素材。但是,作家并不能只关注自己的个体记忆,而是要与历史进行有效的对话,构建与社会记忆的交流通道,绝不能一味的讲求其个体记忆的独特性。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作家将这些碎片进行加工,使其与社会记忆对接起来,只有将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融合起来,才能使文学作品载入史册,真正流传下去,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具有艺术价值的,真正成为民族、国家的记忆组成部分。

三、“铭记未来”——文学的历史使命

基于以上对文学与社会记忆互动关系的分析,我们应明确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作品是我们留给未来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文学在建构社会记忆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文学有意无意的参与到历史的建构当中,文学永远不是个体行为,文学作品同档案文献一同记录着历史,文学参与历史建构是悄无声息的,文学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始终着隐形状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作家承担了过去与未来之间连接的桥梁,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有责任和义务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虽然文学作品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但作家應该谨记,他们有责任和义务给后世留下一个尽可能真实的过往,唯其如此,才更能体现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文学作品是代代相传的,文学作品是一代人馈赠给另一代人的礼物,作家在建构社会记忆中成为了积极的中介者,因此文学工作者同历史工作者一样必须牢记未来,必须对未来有所交代,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必要了解过去的世界,有必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留给他们一段这样的历史。

文学创作不可避免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素材的获取大都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的,而记忆难以确保其真实性,记忆中既有事实的成分,也有主观想象的成分,人在回顾往事或历史时,无论他的记忆如何清晰完整,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自己主观因素的影响。社会记忆在本质上就是对过去的一种建构,而作家在建构社会记忆时,很明显是带有选择性的,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造成了完全不同的记忆,有些人选择性的或非选择性的遗忘,有些人则有意无意的对记忆内容进行“再创造”。我们常说悲伤比快乐更能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因此在社会记忆中创伤性记忆成为主导性记忆,但是,故意遗忘或故意美化历史都是有“罪”的,所以文学创作不能随心所欲,保持客观性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档案文献的记录者与保管者同样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个人主观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所以也很难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讲,档案文献并不一定就比文学作品更可靠。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文学作品有时甚至比档案文献更加真实可信。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在这里承认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只是为了获取更广泛的历史资料,只有多方面挖掘历史,真相才有可能浮出水面。所以,文学作品与档案文献应互为补充,互相印证,共同见证历史,使历史趋于真相。总之,文学作品在建构社会记忆中发挥着它独特且重要的作用,作家应该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尽可能的维护历史的本来面貌。

参考文献:

[1]刘勇,杨志.“乡下人进城”与京城文化空间的重构[J].文艺报,2007,6,12.第3版.

[2]陈全黎.在历史与记忆之间:文学记忆史的建构[J].当代文坛,2011(5).

[3]谢文芳,陈国和.历史创伤、文学再现与社会记忆一一方方的《软埋》及其他[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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