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海燕 孙坚

【摘 要】本文基于“文化资本”视阈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研究进行反思，论述目前国外和国内学界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概况，提出将“文化资本”理念引入到对贫困生资助问题的探讨中，通过针对性强化贫困生的教育信念、消除隐藏偏见减少贫困歧视、校社合作建构社会支持系统等措施，纠正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中重实践轻理论，以及关注单一经济资助的问题。

【关键词】高校  文化资本  贫困生资助  研究  反思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9）06C-0040-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追求教育强国过程中，教育公平问题是关键，教育公平又取决于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的核心问题。高校贫困生资助是当前我国确保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措施，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有国家干预的资源再分配举措。目前，贫困生资助相关问题得到了各类高校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应该说，当前不论是在实践措施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东部发达地区更是建立了完善的贫困生识别、认定、资助、跟踪等资助体系，设置奖学金、助学金，引导学生勤工俭学等相关资助方式也不断丰富完善，可以说聚焦于贫困生经济层面的实践与研究均成果显著。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贫困生资助相关讨论逐渐成了一种单一的经济行为，似乎贫困生所面临的只是金钱问题。有关贫困生因家庭贫困而引发的超出于金钱之外的问题，比如社交障碍、缺乏自信、认知偏差等社会、心理问题关注严重不足。在国民经济收入日益增长的当下，经济上的困难容易资助也容易克服，但内在于长期生存环境培养出来的个人习性极难克服，如果贫困生不在大学期间得到科学有效的引导，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影响终身的。

一、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视角与问题

有关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国内国外均已硕果累累，相对来说，国外已经过了研究热潮，而国内正处在高峰期，从中国知网数据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出国内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精准扶贫”的提出等，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我们可从国内外两方面进行梳理。

（一）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粗略梳理国外在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上的相关成果，大致能够区分出两大类：一是聚焦于高校资助相关政策历史與政策理论的梳理探讨;二是专注于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觉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效果与问题。本文着重以美国为例进行介绍。

现代大学体制原本起源于欧美，因而相对国内，它们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在贫困生资助问题上有着更多的经验教训。为此一些学者专注于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梳理，有些从理论层面梳理，有些则运用了实证调查的方法。比如，《美国高等教育史》一书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美国贫困生资助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依赖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模式，慢慢转向为以助学贷款为主。这其中意味着资助理念的变换，从对高校公益性认定到准公益性的认定，逐渐将学生自身的义务重视起来。在《重塑经济资助体系—— 为什么高校与联邦政府应该交换角色》一书中作者梳理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理论脉络，分析了具体资助体系的运作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完善建议。

还有一些学者运用实践方法，统计了入学率、毕业率与资助政策之间的关联，分析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几个结论，他们之间互相矛盾，其中易达（Iida）2003年的一个调查认为，对于大学生的经济资助并不能直接体现为毕业率的提升，它的作用并没有预期的显著。而且相对于上面所提到的历史、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学者并不乐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对于自己研究出来的结论态度极为谨慎。这与国内实证研究的态度对比鲜明。之所以如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实证研究往往只是对一时一地的细致调查，所得出来的结论难免就有偏颇，要上升为理论层面和政策举措具有较大的局限与风险。

当然除了我们从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两大类型，还有更细致的分类方法，研究体系也更为庞杂。总的来说，我们梳理这些成果的目的是想说明，即使是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仍然存在他们尚难以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国内外在教育环境、文化背景、经济基础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解决中国的问题还需要回归中国的实际。

（二）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贫困生”可看到14100多条回应，输入“大学生资助”同样有超过7000条回应。这说明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仔细研究，又显得极为单一，可以说大同小异。比如，在方法论层面，几乎是清一色的实践研究，多是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件套”模式，缺乏具有理论深度、新颖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国外研究还能够非常丰满的分出理论与实践两大类的话，国内则很难形成对比。当然，这与我国本身贫困生资助实施的时间较短有关。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仅仅是一些大经济学理论的粗浅运用，比如一些学者尝试从人力资源理论、成本分担理论展开研究。仅有的一些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过于空洞、对于当下实践较少实际指导的问题。

目前对于贫困生认识和界定的研究比较多。首先在“贫困生”这一概念上本身就存在着认识差异，除了均以经济为核心标准外，各自所要强调的面向并不一样。比如冯友梅认为所谓贫困生就是在缴纳学费、基本饮食、基本生活用品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张剑锋则认为贫困生存在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区别，并不一定取决于某一的单一的标准;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等层面认为贫困生有着较多其他潜在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关注贫困生发生的原因，大致有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及经济因素等;由此对于贫困生又可以分为原生型、灾祸型、家庭结构变化型等;比较被政策认可的分类主要是生源地认定，分为农村、老少边穷、家庭子女结构等几种分法。

另外，学界对于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主要研究路径是对策研究。比如王晖等对于资助体系管理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赵炳起等从贫困生资助的资金来源方面提出见解;更多的学者在具体实施层面建言献策，包括完善奖、助、勤、贷几个体系和社会保险的引入等。还有许多学者从贫困生认定视角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总之，这些研究均极为细致入微，有其政策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大家都关注细微，从而使得研究成果相互重复，且缺乏学术性。

二、“文化资本”视阈下贫困生的代际传承

从综述中可见，国外的贫困生资助研究理论与实践两端较为均衡，研究方法路径较为丰富，而国内的贫困生资助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多数视野微观，观点重复，在方法上绝大部分是一种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缺乏学术性、前瞻性的理论研究。究其原因，没有认识到贫困生资助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系统层面展开检视，查找病根，分析病源。尤其是在学术探讨时，应该汲取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已有前沿理论框架强化问题讨论的深度。

（一）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思想大师，涉猎人文社科多门学科，尤其在社会学、教育学领域建树极高。在教育学届，被誉为“再生产理论家”，主要对阶层的再生产有深入研究，“文化资本”正是其中的关键词。从思想的批评性层面讲，“文化资本”概念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且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所谓经济资本约等于金钱，所谓社会资本约等于声望，而文化资本是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一项财产与资产，且有着更显著地代际传承特征。

文化资本包括从父母传承下来的有形文化资产，比如书本、文具等，更包括一些无形的资产，比如受家庭环境熏陶而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文化习性、兴趣性格，等等。显然后一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具有根本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能够获取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那么是不是说，这是一种家庭命定论的理论？并不如此，因为除了家庭传承外，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文化资本”的重要来源就是学校。而且，因为有了国家的参与，学校所提供的文凭认定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最重要的证明。因而，布迪厄说，学校扮演着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角色。

（二）文化资本理论在贫困生资助实践中的表现

文化资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一方面不能与经济资本进行量化换算，但另一方面又的确受到经济资本的影响。因而，经济资本掌握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文化资本获取的不平等，这也是教育不平等的最显在表征。从根本上来说，家庭是文化资本获取的起始，不同的家庭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不一样，因而实际上每个人一出生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上就是不平等的。布迪厄认为，实际上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把遺产全部给了子女，因为人的社会化初级阶段是在家庭开始的，而初级社会化对于人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具有隐蔽性。一般来说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上必然存在劣势，但并非绝对，贫困家庭现对于富裕家庭在文化资本的传承上主要相差表现在有型文化资本，即物质文化资本的欠缺。但是，在崇尚“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贫穷家庭中的孩子在无形文化资本方面并不一定低，这也就是常见的所谓“寒门出贵子”“鲤鱼跃农门”等社会现象。

只不过，当中国社会进入到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实际上文化资本的争夺已经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一种经济资本的竞争，也就是开始强调文化资本的物资传承，包括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挑选方面。现在的状况越来越表现出布迪厄所描述的因文化资本获取的不公平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方面。表现为，“富裕家庭的孩子（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由于可以从家庭中继承到较多的文化资本，所以起点自然也高。而出身于贫困且文化资本匮乏家庭的孩子们，从家庭中则只能继承到十分有限及可怜的文化资本，那么，他们在社会空间的起点也低。通过社会化，具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子女，继承了他们父辈的文化资本的精华，从而使社会成员间的差异代际相传”。

当然，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获取绝非如经济资本那般容易传承，它需要接受一方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获取，也就是富家子弟虽然具备很好的传承条件，但如果自己在接受过程中放弃了，而贫穷家庭的子女却能够花费大量精力去获取有限的文化资本，同样能够逆袭。从这个角度说，虽然贫困限制了文化资本的供方，但为受方提供了竞争的空间。只不过，即使如此，文化资本的家庭传承的不公平仍然是主要方面。这种不公平最终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一种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如果国家不从中干预，进行资源再分配，就很可能造成所谓“阶层固化”现象。这也就论证了国家贫困生资助的合法性问题。

三、“文化资本”视阈下高校的代际贫困阻断功能

如前所述，贫困生所面对的教育不公平起始于家庭，现代社会由于有了学校，这种不公平便有了转机：要么进一步加深不平等，要么转变这种不平等。正如布迪厄所说：“学校是教育的场域，一种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它扮演着家庭外最重要的文化资本生产角色”。

（一）针对性强化贫困生的教育信念

所谓“扶贫扶志”，贫困生资助最终是为了帮助大学生自力更生。在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往往过早的承担起家庭、社会职能，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尤其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常态化，使得当前的基层教育信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改变命运”，到当下的“读书无用论”，“不读书照样当老板”的功利化、经济导向的教育信念正在成为阻断贫困生向更高阶层迈进的主要因素。学校如不着重强化贫困生的教育信念，仅仅注重经济资助，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

（二）消除隐藏偏见，减少贫困歧视

每一间学校理论上对于每一个学生都是公平公正、价值中立的，比如所有的设施设备都一视同仁的面向学生，老师也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面对学生。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学校以最为平等的态度面对家庭起点完全不同的学生，必然会导致一种不平等的延续。这种不平等在学生之间是显而易见的，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往往社交能力较强，再加上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本更丰富，因而能够更为迅速地融入大学这一场域之中。相对也能够更便捷地通过原本占优势的文化资本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更良性的互动，从而建立起更为有利的师生关系。简单来说，家庭贫困所导致的不平等文化资本传承正在通过学校的隐藏式不平等蔓延，这种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表现为择校的不平等，到了高等院校则表现为尚未得到重视的教育功利化、目标短浅化、师生关系异化等多个方面的不平等。

（三）校社合作，建构社会支持系统

高校贫困生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作为价值观念基本成型的个体，仅从思想层面用力，成效必然有限。及时消除偏见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人际间，而应该内化為贫困生自尊自信的建构，这种建构同样不仅仅来自思想教育，更根源的取决于自我价值在学校与社会中的实现。这就需要学校联动社会，在就业条件、培育机制及生涯规划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完整链条。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目的在于弥补贫困生家庭支持系统的匮乏，让贫困生在融入社会的档口能够获得客观环境上的公平，为最终实现个人阶层的流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创造机会。

当然，除了我们上述列举的贫困生心理层面的信念建构、学校层面的偏见消除及社会层面的系统支持三个方面外，还有诸多方面可以入手，篇幅所限，本文仅仅抛砖引玉，提出问题，目的在于探寻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在实践及理论研究层面的不足。

“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人格上的平等，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分配上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学校层面它应该得到正视和调整。这种调整绝非将富裕学生与贫困学生进行“铲平主义”对待，而是强调政府、社会、学校应该对贫困生从其“文化资本”获取的方式上就进行资助，这当然包括经济资本的资助，但绝非单一的经济资本资助，而这方面我们目前尚未得到重视。将问题聚焦到“文化资本”的目的在于将贫困生资助相关问题的讨论拉出“唯经济”的巢穴，拓宽对贫困生的关注视野，从代际传承、阶层固化的角度解决贫困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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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黎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