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半夜醒来时又听到隔壁那对男女在地板上折腾的声音，或者说，我在半夜被隔壁那对男女在地板上折腾的声音吵醒了。我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天花板，突然想起，今天可是星期三呀，怎么那个男的来了呢？

我搬进石牌村这间出租屋的那天下午，就和隔壁的这个女子认识了。我蹲着擦地板，她就站在我的门口。我抬起头，两条白皙的、修长的腿，一件白底、碎花超短睡裙，一张漂亮、年轻的脸，一头蓬松金黄的短发。一片瓜子壳从她的嘴里射出来，舞着圆圈飘旋坠地。“你没有床啊？”我直起身子，指着墙角的两床被子说：“把它们垫在地上，就是床。”“我也没有。”她笑着说，“我也睡在地上。”说完话，她就走进和我的房间一板之隔的屋子，留了一地的葵花瓜子壳。那些黑色的壳左右两边微微分开，像裂开的小嘴在呼吸。它们在我的門口整齐地围成一个半圆。

我又蹲下去继续干活，刚把地板擦完，就听到墙板传出的响声，“干什么？”我大声地问。没有人回答我。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吓到你啦？”那女子又站在我的门口，笑嘻嘻地看着我。“你想干吗？”“不干吗，逗逗你呗。”停了一会儿，她说：“无聊，晚上他又不来了。”我闭着嘴，只是看着她。对于女人，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低能的家伙。我总是无法准确地掌握她们话中的含义。我曾经在以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挨了别人的一顿责骂，也曾经在认为山穷水尽的时候退回原地后才看到通向丛林尽头的大路和幽径。我是再也不敢造次了，特别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靓丽的女子。“今晚你请我吃饭，祝贺你乔迁之喜。”“这也叫乔迁之喜呀？！”我不由得笑了。

那是1995年的7月，6月30日毕业生离校，他们允许我在学校的宿舍多待十天。就因为原来同宿舍的世宾早就在石牌村租了房子，我就在他住的那栋农民屋的天台上租了这间违建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我没想到她居然就找到了乔迁的理由。

但我还是没有答应她，我以已经和别人有约在先为由拒绝了她。她在我的回答中沉默，然后，对我妩媚一笑，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我在后来回想这段经历时，我一直都不明白当时怎么就这么坚决。其实，我租下这房子，并不仅仅是因为世宾的缘故，也因为这里的结构。在面积没有超过80平方米的屋顶天台上，搭建了四间大小一样的屋子。四间屋子分排东西两列，门窗相对，共用冲凉房、卫生间，剩下的那块空地立着架子，是晒衣服的地方。我看过这座城市的一些出租屋，它们大多数是一间一层或者两间一层，人与人之间缺乏搭话、沟通的机会，像笼子里的鸟。我选择这里，就因为它是开放的，门和门之间的距离是最小的，没有超过一米。看房子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住在这里的都是女孩，只有我是男的，那该多好呀，我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

我坐在房间抽烟，地板还有些湿。屋子的一角放着被子;一角堆着我从学校带出来的书，学校发的，书店买的，全都沾上我的气息，它们安静地等待我的触摸;另一角摆着生活用具，黑色的电饭煲，红色的塑料桶、热水瓶、饭盆、口盅、牙刷什么的，它们陪我度过大学时光，现在有些旧了，时间在上面刻下斑斑点点的印记。那些美好的记忆此刻就像这些被子、书籍和生活用具一样，在角落中堆摆，无声无息，在掉头环顾时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它们的存在。暮色顺着拥挤的墙壁一点点往上攀援，水一样在屋子里流淌。邻家的饭菜香味暮色般在屋子里游荡。我站起来，这时，我又看到她。“要出去啦？”“是啊。”她怪模怪样地对我笑。她应该明白我在撒谎。

但她并没有因此不理我，她还是不时就在门口嗑瓜子，那些瓜子壳有时就飞进我的小屋。她还把她的男朋友带给我认识。那是一个典型的广东男人，黑，瘦，透着一股无处不在的机灵劲。他的年龄超出了我的想象，那一刻，我奇怪地认为他们是一对父女。那男的沉默寡言，眼睛十分犀利。他看我的时候似乎要把我看透，他想看到我的来路和可能构成的威胁吗？我在后来回想这一幕时就禁不住想笑。他极少来，一周就一次，星期六晚上来，星期天下午走。他一来，那个房门就关得紧紧的，好像是为了透透新鲜空气才稍稍打开一道缝。住在那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实在太响亮、太刺耳了，仿佛在向别人展示和炫耀他们的快乐。我在这个时候总是看到另外两个房子的姑娘奇怪的表情：憎恨、讨厌、渴望、羡慕……那是人的本性，她们也是正常人。但把被子里的事情铺陈在阳光下，露出来的便是些毛发和皮屑了。她们没有去敲门，也没有发出愤怒的声音。她们端坐在那声音的上面。

那两天是她的节日，肆无忌惮，欢天喜地。当欢愉随着那钉上铁钉的皮鞋传出的响声消失在楼梯口时，她又回到了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嗑瓜子，穿着睡衣和拖鞋到处闲逛。她没有上班。有时，我会在离那栋农民屋很近的一家发廊里看到她的身影，她总是在看到我的时候把脸别过去。那里也许有她的老乡，或者朋友。但我还是猜想她以前是在发廊里干活的，那散发着粉红色灯光、暧昧气味的地方。我问过她，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她笑着回答我：“这样挺好的呀，不用上班，又不缺钱。”停了一会儿，她看着我说：“你能帮我找一份工作吗？”“想干什么？”“文员。”“文员？！”“其实我也知道工作难找，像我这样的人，在广州怎么能找到工作呢？”初中还没有毕业，她就跟着姐妹们从家乡出来了。那是广西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子。先是在深圳宝安的一个镇打工，流水线上的，很累，收入很低。“我在宝安做了三个月，但我没有进关。她们说深圳市很漂亮，我羡慕死了。但我没有身份证，也没有边防证。我进不去。”三个月后到了东莞，进了一家台资厂，但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十天半个月休息一次，到镇上也只能买最便宜的衣服。“打工妹有好几种，我想我是最下等的。”说起这话时她的语气十分平静。在东莞的那段时间，她突然发现身边的人一夜之间富起来，衣服漂亮了，还有化妆品。就有人来劝她，打工是赚不到多少钱的，而且累人。她就走上了和她们一样的路，“裤头松一松，胜打十日工”。在东莞的虎门、长安、岗夏、莞城这些地方打转的时候，她认识了现在的这个男人。在夜总会上。这是一个广州人，在东莞那边有生意上的联系。他一到那歌舞厅就点名要她。她到了别的地方，就用电话把她叫来。两人慢慢地越走越近，就有了床上的事情。他把她带到广州，在石牌村租了房子。我离开学校的一个月前，她才住进来。几年后我才知道，在石牌村有许多这样的女子。男人把她们藏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租下房子，买下生活用品，一个月全部的费用大概在3000-5000元之间。男的到来没有定期。女的在业余时间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行动。就有了从事第二职业的说法，或者在发廊，或者在街头巷尾，甚至包养小白脸。“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这声音消失的时候，我似乎还听到它在地上滚动的响声，压抑，沉闷。“原来和我在东莞一起做的，现在有的跑到广州来了。我不想再走那条路了。我想开一间时装店。他说拿十万给我开店的。”

这当然是一条好路子。我知道不少这样的女子通过这种办法和过去的生活完全决裂。但那个男人愿意吗？他是逗她开心还是真情实意？随着来往的次数多了，那人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有一天早上，他居然用广州话和我打招呼，而且，他似乎很想和我聊天。他甚至还交代我，帮他照顾这个女子。他真的动心了？“他叫我来广州，就是说让我开店的。他答应我的。他骗我就是小狗。”她的语气十分坚定，神情非常认真。“你说他会骗我吗？会吗？”我该怎样回答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这样的事情旁观者又怎么能够清呢？

她依然生活在她的自由和等待之中。她告诉我，那男的已经同意在石牌东路的时装城租一个铺面，时装店开业的那天，她一定请我吃一顿。我在她热切的语气中顾左右而言他。一个未婚女人如果只是用性把自己和一个已婚男人绑在一起，就像大热天背上一块冰，一时的慰藉和快乐，但随着冰块的溶化，就湿了自己一身。有谁能让一块冰在太阳底下坚固依旧呢？我不知道。那个女子也不知道。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从外面回来，还在三楼，就听到天台上嘈嘈杂杂的声音。那个男人的老婆带着一些人杀上门来了。我在今晚回想这件事，我还是佩服那女人的能耐。在石牌村这样曲折复杂、外人进来就找不着方向的地方，她怎么就摸到了门道呢？而且，准确无误。我看到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在跳架，扯着难听的嗓门在用广州话骂人。我们晾晒的衣服有的掉在地上，我的衬衣上面还有一个明显的脚印。那些人把手抱在胸前，或者叉着手。他们用冷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那个女子的同谋。那个女子的门关着，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在里面。房东在劝架。我留意了那扇门，上面并没有脚印。其他的房门也都没有打开。那个中年妇女拿着一张5R的照片问我，有没有看到这个女人。我假装听不懂广州话似的。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住客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其实，又轮到我们说什么呢？我不明白那女的从哪里得到这张照片，那是一张艺术照。是男的把它放在包里，或者贴身的口袋上？天全黑了，在周围屋子里围观的人也渐渐散去了。中年妇女也累了，她咬牙切齿地说，只要看到这个女的，她就要把她撕烂，要用刀来割、火来烧。他们走了，天台又安静下来。那两扇关着的门也打开了。她们没有什么言语，和我打了招呼，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我站在那女子的门前，敲了敲，里面没有反应。她应该是出去了。我不由得担心，她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回来呀。如果在路上和他们相遇，遭遇上的也许就是一场灾难。被怒火燃烧的人，不会在哭泣、眼泪和求饶声中停下行动的，而且，没有人站出来劝架的。

那个晚上她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那门一直关着。几天后我终于看到有人在那里进出了。那是房东的老婆在搞卫生。这个女子搬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二

我搬进去的时候，她已经住在那里了。但我们之间一句话的交流都没有。她总是用一种警惕、猜疑的目光看我，有时在公共汽车站台、石牌村的小巷子或者这栋楼房的楼梯里相遇，她也是视若无人。我能够理解。在茫茫人海上劃一条小舢板，人必须懂得保护自己，一不小心，一个风浪打上来，板翻人倒，即刻就被吞没。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发现，大多数在外乡谋生的女子都是这样的，仿佛每个男人都会伤害到她。在这方小小的天台上，毕竟只有我是一个男的。我淡然处之，我无意于和她发展什么关系，我甚至喜欢这样的距离，但冲突还是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也许就是所谓的一片屋檐下，哪有不碰头的。

那天中午我去冲凉，出来后大约十五分钟，就听到她在嚷，谁这么缺德，动了她的衣服。我们是共用卫生间的。她的衣服浸泡在水里，桶就在卫生间。我在里面不过就是把她的东西挪了位置。我必须承认，她是属于我喜欢的那类女子，高挑，丰满，皮肤白皙，性感，但我对她没有一丁半点的想法，而且，我还不至于去对一个女人的衣服感兴趣。我在房间里听着她时高时低的声音，我感受到一种侮辱，但我找不到回击的目标。她没有指名道姓，她就唠叨着衣服有什么好看的这样的话。我知道只要开口，就等于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一个变态的家伙。几分钟后，她安静下来了。我坐在门槛上抽烟，我想，以后和她的距离越远越好，免得没吃上一块羊肉，就惹上了一身骚。

但生活总比想象的丰富。我那时已经在一个厅级单位上班，在省里头，这算是一个大单位。门口总是有保安站岗，但依然有一些推销的、卖机票的、做保险的通过各种方法在保安的眼皮底下进入各个办公室。那天，我正埋头干活，就听到我对面的小姑娘问，有什么事吗？在那里，每天都会遇上很多这样的问话，我没有在意。打扰你们五分钟。我们现在上班，没有时间。这样的对话天天重复。对不起，就五分钟。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小姑娘的声音大了。就五分钟，小姐。小姑娘不耐烦，起身出去了。她还算客气了。我就遇过让人家当场滚出去的，也不知道那家伙是不是刚被领导批评，心情不好。但我还是觉得过分了。我也就跟着那个小伙子滚出了同事的办公室。我抬起头，就愣了，是她。她肯定不会想到在这里遇到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呆呆地看着我。我微笑，说，请坐，然后起身倒了一杯水。那是九月，广州还是特别热的时候，她的额头都是汗珠。她一口气把凉水喝完，我又倒了一杯递给她。你在这里上班？我点了点头。挺好的，夏天都有空调。那时，我才知道她是从事保险业的。难怪她总是背着大袋子早出晚归的。我想请她吃饭，但她拒绝了。

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巧合就有了改变，在路上遇到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也没有更多的言语。一个这么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怎么去做保险呢？那可是一个要揣摩别人心理、了解别人好恶、广结人缘、从别人口袋里往外掏钱的职业呀。尽管保险的概念开始慢慢地被人们所接受，买保险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投资理财的一种途径，但毕竟那还是要不停地研究人，而且，保险业的竞争越来越厉害，想拿到一张保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我无法和她沟通，就看着她顶着烈日四处奔走，就看着她那个黑白相间的漂亮的大袋子在一天天地变脏。那时正是广州城大动土木兴建地铁和内环路的时候，整座城市到处塞车、尘土飞扬。我能感觉到她的辛苦，我甚至觉得她的水一样的皮肤在一点点地失去光泽。但我又能帮上她什么呢？我在这样的疑问之前退回许多我想说的话，也许，她根本就不想听人家在她耳边唠叨这些空空洞洞的道理。

我和她关系的转机是在立秋之后的一个晚上。“小暑大暑不算暑，立秋处暑才是暑。”当节令在北方已经进入秋天，广州才转入闷热的处暑，屋外开始渐渐变得凉爽，屋内溽热无比。我坐在外面纳凉，就见那女子捂着肚子、弯着腰上卫生间，好一会儿她才出来。我问她怎么啦，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又吐又拉的，肚子痛。她说话有气无力的。那怎么还不上医院？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艰难地笑一笑，就想回房间。我又大声地说，快上医院。她停住脚步，回头看我。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靠近中山大道，离中山三院很近。我叫上对面的那女子，两人把她送进了三院。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一个人在外面行走，吃饭是个问题，天天快餐也不是什么好办法，贵，而且不卫生。石牌村里面的快餐看着就没有吃下去的胃口。这个女子经常自己做饭，但一个人的饭菜实在不好处理，吃剩的，倒掉可惜，她就总是买一些不容易馊的，今天吃不完就留到明天。难怪她经常买咸菜、萝卜条这些东西，做个咸菜炒牛肉、萝卜条煎蛋什么的。还是吃坏了肚子。看着她躺在走廊的病床上，两只眼睛无神地望着天花板，我走到外面抽烟。那时已是深夜，但广州人的生活好像才刚刚开始。我听着马路上汽车经过的声音，大排档嘈嘈杂杂的声音，周围楼房电视机的声音，人们说说笑笑的声音，我忍不住大喊一声。她在医院住了一天就出来，很快就又到处奔走了。回来后，她开始加入我们喝茶的行列，和我们有说有笑了。那时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保险员被人抢劫的报道。他们背着袋子，孤身一人到处行走，还总是晚归，被抢的概率比其他人要多得多。她说很辛苦，很累，一个小孩买一份险，跟进去的服务特别多，小孩生日啦，六一儿童节啦，都要打电话送礼物什么的，其实赚到的钱非常少，还要提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业绩又上不去，真的不想做了，可是，第二天又见她一大早就出去了。不出去怎么办呢？要不回家嫁人，要不做别的。回去我又不想，东北的小镇，我现在又怎么待得住呀;做别的，还不都是一样辛苦，打工的，还不都要看老板脸色。我以前在私人老板那里做，收入不高，星期六加班，还要巧妙地拒绝老板各种非分的要求，也很累呀。我现在也不想太多，多赚点钱，让爸爸妈妈放心就行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以后有钱了，就把父母亲接过来，让他们看看荔枝树。这几年不论怎样，我都会寄一些荔枝回去，我妈妈特别爱吃，她总是问我，荔枝树长得怎么样。她就想看看。在一起聊得多了，我就常拿她以前对我的态度开玩笑。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一个人在外面，不多一个心眼怎么行呢，那时我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有一天，她突然高兴地告诉我，她可能会拿下一笔大保单，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那是一家私人工厂，员工差不多1000人。如果谈下来，可以挣到一笔不少的钱。那时，我就请你们好好地吃一顿海鲜，到哪里由你们定。有钱了，我就在番禺那边买一套房子，再也不住石牌这样的地方了，把我爸爸妈妈接来。我们也为她高兴，就笑呵呵地说，一顿不行，至少要五顿，白天鹅，花园，荔枝湾，西贡，总统大酒店，一家一家轮着来。都行，都行。她一脸的笑容。那两天，我觉得她漂亮极了，开朗，乐观，喜气。她准备签单的那个晚上，早早就冲了凉，然后就在那四间屋子里走来走去，又把请吃饭的事情跟每个人重复了一遍。一个写作的朋友从海南过来，我出去和朋友吃晚饭时对她说，今晚我就不吃饱啦，留着半个肚子等你明天的海鲜大宴。行啊行啊。她边笑边推着我往前走。我和朋友们从饭馆出来，又去了酒吧。那是快乐的聚会。在酒吧昏暗的灯光里，我们全都快睡到地下去了，话越说越少时，就听到一个朋友说，看靓女。我们就把目光都转向角落，这时，我看到了她。我无法看到她的脸色，但我猜她应该喝得差不多了。一个老板模样的家伙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还上下滚动。我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我想走过去，但还是坐下了。那可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呀，几十万。那个晚上我们讨论到女人贞操和金钱关系的问题。一个良家女子可以在100、1000块钱面前勒紧她的裤腰带，这是毫无疑问的，到了10000块，她可能就要犹疑了，如果面前的钱不停地往上堆，10万，100万，1000万，甚至一个亿乃至更多，她还能矜持吗？在座的女孩沉默，我们也沉默。当金钱的高度超过人的高度时，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呀？！那个女子艰难地站起来，上卫生间，经过我们桌子时，见到我，她停了一下，就走过去了。我目送她歪歪斜斜的脚步，我知道，我必须离开酒吧了。

她没有跟我提起吃海鲜的事情，也没有再提起那份保单的事了。和我隔壁的那个女子在她男朋友的妻子带人上门之后就不见一样。我对面的那个女孩也很快就离开了广州。我终于找到了不用付房租的屋子了。我搬到华南植物园的那天她到外面去了。我搬离石牌村之后，有一天中午在路上遇到她，两人站着聊了一会儿天，就说一起吃饭。在那家座无虚席的湘菜馆，不知怎的，她在椅子上摇摇晃晃就摔在地上。我在她对面，眼睁睁地看着她和椅子一起倒下去。一声不小的响声，周围的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她又坐到椅子上，一脸通红地埋怨我怎么不把她扶起来。我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歉意。其实，她下地的时候，服务员已经站在她的身边了，我正要起身，她就起来了。那顿饭剩下的就不用多说了。她坐立不安，浑身不自在。我一直在想，一个大人怎么就会这样地和一张椅子一起倒下去的，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菜还没有全部上齐，就埋单走人了。在饭店门口，她很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然后轉身，迅速汇入人流，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想问她，她妈妈是否看到荔枝树了。但我没有开口。我知道，我是不会得到答案的。从此，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责任编辑：杨 希

作者简介

陈小虎，广东陆丰人，现居深圳。在《青年文学》《散文》《天涯》《作品》等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九月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