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宾

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小村牌楼，也只有这一棵桂花树。父亲喜欢栽树，梧桐，香樟，枫香，海棠，枣树，桃树，杏树，香椿，刺槐，木槿……方圆数里能买到的树苗，父亲都想方设法地买回来栽过。

父亲可能没有想到，他竟在无意间创下了小村牌楼的多项栽树纪录，部分纪录一直保持至今，无人突破。父亲是牌楼第一个栽梧桐树的人，那一年，大哥成为恢复高考后牌楼的第一个大学生。那天上午，当父亲扛着两棵梧桐树，汗流浃背地走进村口时，刚刚放下碗筷的乡亲们七嘴八舌地围了过来。“你怎么种这个树哦？这个树，听讲没什么大用。”牌楼人没有见过梧桐，唐木匠和木材打了多年交道，也不敢笃定，一脸疑惑地看着我父亲。父亲一面散烟，一面大声说：“古话不是讲了嘛，‘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是法梧，法国人种的梧桐树……”牌楼人大吃一惊，地理知识不够用了，法国，远在天边啊，法国人种的树，怎么就能种到牌楼来呢？唐木匠已经接上了火，忧心忡忡地看着我父亲，好半天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这能栽活吗？栽活了，又能做么事呢？”父亲没有接话，却从门后拎出一把大铁锹，在大门前的空地上，毫不迟疑地画了两个圈。这两个圈，父亲显然早就在心里盘算好了，那是属于梧桐树的位置，一左一右，以大门为中心，相互对称。父亲读过几个月私塾，迷信风水，讲究对称，是牌楼为数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之一。由大门延伸出来的，是父亲画在自己心里的一条中轴线，穿过牌楼高低错落的平畴，无遮无挡，一马平川，中轴线的尽头，是烟波浩渺的白荡湖，湖畔奔腾的群山，像一团老墨濡染在天边。雨季的白荡湖水天一色，雾茫茫的，周遭笼成了一片。放晴的白荡湖则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白的白，黑的黑，绿的绿，红的红，远山淡影，落日熔金。年少的我时常坐在门槛上，若有所思地托着小脑袋，远眺白荡湖。晚霞的金光从梧桐叶间泻下来，屋顶上，炊烟正在升起。

“人不能伤心，树不能伤根。只要不伤根，树，比人容易活呢……”对于栽树，父亲总是充满信心。父亲是对的，时间是最好的证人。移栽过来的梧桐树很快就活了，长得也快，几年时间就高过了屋顶，不偏不倚地树在大门两边，亭亭如盖，一地浓荫，像两尊绿色的门神。我还记得那些盛夏的夜晚，平畴里蛙声如雨，明月朗照，清风在枝桠间曼舞。我和妹妹躺在凉床上，乳汁一样的月光从阔大的梧桐叶间泄下来，像母亲的手，梦境一样美，梦境一样柔……燠热的午后，不能劳作，梧桐树下总是坐满了人，男的晃着草帽，女的摇着蒲扇，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候，父亲总是面带笑容，乐不可支地穿梭在乡亲们中间，端茶续水，不知疲倦。队里没有会议室，每逢集体开会，梧桐树下的空地，便成了约定俗成的开会地址。就连那些进村入户的手艺人，也喜欢坐在梧桐树下，算命，说大鼓书，舞狮子，修伞，剃头，打篾，补锅……日子久了，梧桐树便成了我家的标志，还没到村口呢，从机耕路上远远地看过来，最醒目的便是两棵梧桐树，绿油油的，像擎在屋頂上的两把伞。遇到问路的，大家总会说，喏，看到没？望着树走，就到了。首次来访的人于是昂着头，围着两棵梧桐树打转，啧啧称奇。父亲得意地陪在旁边，不说话，笑容从嘴角慢慢爬上来。父亲中年发福明显，脸却很瘦削，笑起来，满脸都是皱褶。

父亲栽树成活率极高。他不仅会栽树，而且会养树。我记事时，房前屋后的树木已经很多了，春来花团锦簇，夏日浓荫匝地。父亲养树非常用心，尤其是对那两棵梧桐——春天上树剪枝，冬天还要绕着树根刷一遍石灰水——他不愿意做农活，却很愿意做这些事，终生如此。他腰身臃肿，上树便很吃力，失足摔下来的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有一次，他摔得不轻，大哥刚准备上树，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大声喝止，坚持要自己上树剪枝。母亲虽然担心，也很生气，但他固执一生，只好由着他的性子。我和二哥站在母亲旁边，昂着头，提心吊胆地盯着他，一寸寸地攀爬，又吃力地抓住最矮的枝桠，肥胖的身躯沿着树干，慢慢地蜷上去，蜷上去……好半天之后，终于坐稳了，又低头冲我们笑笑，神色得意，像个顽皮的孩子。

为了上树，父亲后来专门打了一架梯子，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奢侈也很扎眼的事。寻常人家，要什么梯子呢？一年使不上两回，太浪费。事实上，树木成材之后，父亲已经不再上树剪枝了，梯子便常年搁在仓库里，落满灰尘，几乎成了摆设。有一年，唐木匠来给德坤“圆材”（圆材就是做寿材，这是牌楼人发明的一个词。“圆”，团圆、圆满，寓意吉祥），母亲和唐木匠商量好价钱，将梯子悄悄地卖掉了。父亲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发雷霆。父亲和母亲青梅竹马，很少红过脸，这一次，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正面冲突。父亲严肃而古板，发起火来是很怕人的，像平地袭来一股龙卷风。好在他的脾气来得急，去得也快，脾气一发完，一切便又烟消云散了，往往会主动让步。但这次例外，他不吃不喝，沉着脸，大张旗鼓地宣示着对母亲的不满。第二天一早，母亲便找到唐木匠，唐木匠了解父亲的脾性，二话没说，又把梯子扛了回来。梯子失而复得，父亲反倒显得有些扭捏，他独自坐在堂屋里，低着头，默默地抽烟。母亲独自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故意不理他，更没有开口叫他帮忙。我们都察觉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那种微妙的变化，进的进，出的出，谁都不说话。

母亲站着炒菜，父亲蹲着添柴，这是腊月、正月和农闲时节，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景象。这温馨的一幕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脑海里，许多年之后，我们才体会出其间不寻常的意义。父亲母亲是土生土长的贫贱夫妻，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没有大富大贵，却从未抱怨过繁重的农事与清贫的生活。在那些清贫的日子里，父亲的态度惊人地坚定，就算举债，也要供儿女们读书。他像种树一样孜孜不倦地培育着儿女，浇水、施肥、喷药、培土、剪枝……一个接一个，梯队式的，周而复始。继大哥考上大学之后，我也不负众望，如愿以偿地走进象牙塔。一门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乡下是件稀罕事，牌楼至今没有第二家。父亲和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

梧桐长到碗口粗的时候，方圆数里的木匠闻风而动，前脚撵后脚地找来了，“你出个价。大老远地跑过来，我是真心想买啊……”价钱层层加码，父亲却没有一丝动摇，他总是笃定地摇着头，气定神闲地说：“古话不是讲了嘛，穷不卖树，富不丢猪。我不卖的。”这哪是什么古话呢？木匠心知肚明，只好讪讪地笑着，终于死了心。一而再再而三，在牌楼人眼里，父亲渐渐成了一个摸不清路数的“怪人”。乡下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庄稼汉子何以竟对树木有着这种近乎偏执的热爱——树长在那里，不能吃，不能穿，难不成就图它好看，就图它一片阴凉么？一头猪的钱啊，就是不卖，脑壳坏了哦！风言风语终于传进母亲的耳里，也或许，他们就是说给母亲听的。母亲蹲在河边洗衣服，不以为然地笑笑，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分辩。洗完了，站起身，拎着篮子，埋着头，一面走一面悄悄地抹眼泪。

进门后的母亲已经恢复了常态，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晾衣服，择菜，淘米，做饭。母亲的隐忍助长了父亲的怪脾气。在母亲眼里，父亲也是她的孩子，她包容甚至纵容着父亲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牺牲着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是被母亲惯坏的。

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戚突然找上门来，父亲陪着他喝酒（来自破罡街上的“老泉酒庄”，九毛钱一斤的散装烧酒），喝到七八成，远房亲戚终于放下酒杯，切入正题，做起父亲的思想工作，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的福气要抓住;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哦;说，树，你再栽就是了，干吗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是的，是的。父亲一个劲地点头，一个劲地劝酒。父亲的态度竟让远房亲戚产生了误解，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没起床呢，远房亲戚就领来一个高而胖的年轻人（黑黝黝的，像座铁塔），拎着一把贼亮的大电锯，准备砍树。父亲的酒意立即散了，他几个健步跨到树下，沉着脸，说：“你昨晚没喝多吧？我没说要卖树啊！”亲戚愣在树下，红着脸，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不知所措地望着铁塔。铁塔拎起电锯，拔腿就走，临走前甩下一句粗话。

“这号人，”亲戚一脸尴尬，“我好心好意的，他还骂我。你看看……”

父亲一次又一次拒绝，让梧桐树有了一把“尚方宝剑”，它们没心没肺地长着，苍翠挺拔，高耸云天。在梧桐兀自生长的日子里，我们兄妹六个接力一样离开了皖江北岸的牌楼，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上工作、生活、安家。几乎与此同时，属于牌楼的静谧岁月也在悄然流逝，连同那份古旧、素朴与自然。那是一个春风鼓荡、激情澎湃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牌楼人洗脚上岸，前赴后继地走进菜市场、建筑工地、大街小巷……他们离开时几乎赤手空拳，回来时却意气风发，背着大包，拎着小包，穿着老一辈牌楼人从来没有穿过的西装、夹克、皮草。他们名下依然有田，每年还能领到数额不等的粮食补助，但他们已经疏离了农事，属于他们的良田原先就那么荒着，后来，全给了村里的种粮大户。一开始，种粮大户每年都会给几百块钱，给一两袋当年的新米，后来便种成了自己家的田，既不给钱也不给米了。都是熟悉的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真不给也就不给了。

牌楼原先有三个种粮大户，每一户都种了二三十亩地，早稻、中稻、晚稻，间种小麦和棉花，田埂上还爬满了山芋、花生和绿豆。灌溉的沟渠里养着鲩鱼和鲫鱼，种着莲藕和茭白……他们是真能吃苦啊，农忙时节，一家老小几乎昼夜不息，抢着种，抢着收。忙到最后，只有宪兵坚持了下来，一年种一季中稻，十亩地左右，外加两亩多棉花、两亩多小麦、一亩玉米和半亩左右的秋葵。

宪兵长我八岁，玩性大，是牌楼最有影响力的“孩子王”。他胆子大，徒手抓蛇，抖一抖，又抡成一个圆圈，呼呼呼，一甩手，一根烂草绳笔直地飞出去。秋天，巢山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浆果，认识的不认识的，他都敢摘，也不洗，直接往嘴里塞……我離开牌楼后，他便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直到前几年，才听说他在张家港打工，结婚早，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初中毕业后一直东打油西打浪，先是学木匠，不想学了，嫌累，改学汽修;汽修学了两个月，又嫌脏，改去学电脑，结果又半途而废。晃荡来晃荡去，年纪晃大了，又一门心思想着结婚。再不争气，总归是自己生的，宪兵无奈，只好答应，只指望成亲后儿子能够收收心。媒人把门槛都踏破了，哪知道儿子自己相中了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直勾勾地看人，水蛇腰，高跟鞋，风摆杨柳似的走路。宪兵死活不同意，又拗不过儿子，只好不顾老脸，四处托人，一次次登门说亲。为了这门亲，宪兵下足了血本，光彩礼就付了十万块钱，还不包括金银首饰、里里外外八套衣服、春夏秋冬十六双鞋，以及一年四季的系列化妆品……儿子如愿以偿地娶回了水蛇腰，过了一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神仙生活后，终于和水蛇腰一起出门打工。“十万块，要这么多啊！”我吃了一惊，父亲却只是笑笑，十万块钱的彩礼原来并不算多，和城里的一套婚房相比，十万块钱的彩礼，其实还不足一个零头。水涨船高，如今的乡下，开口就要二十万彩礼的准丈母娘，比比皆是，“我不就帮女儿要一辆车子嘛，还不是什么好车子……”女儿倒是省心，本硕连读，又谋到一个好工作，入职五年，晋升为项目主管，三十万年薪，经常出国。2011年，常年在外务工的宪兵翻新了牌楼的老屋，一门心思做起了种粮大户，望眼欲穿地盼着抱孙子。谁能想到呢？几年过去了，水蛇腰还是水蛇腰，没有一点动静。宪兵的老妻每逢初一和十五，必到巢山庙跪拜观音娘娘，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腰都跪断了，只要一变天，腰部就隐隐作痛。早起拣粪的牌楼人总能看到她祷告归来，低着头，疾步走，仿佛刚过门的小媳妇，羞于见人。

她老得很快，又总是病恹恹的，眼神浑浊。像一盏灯，黄豆大的火苗跳荡着，随时有可能熄灭。

“你这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啊！”有一次，我和宪兵开玩笑，“你怎么想到种秋葵的呢？不太好卖吧？”周而复始的农活太劳人，宪兵刚知天命便已谢了顶，一圈鬓发全白了，昔年那个顽劣的“孩子王”，已经循迹于岁月深处，踪影全无。“不卖啊，也不值几个钱，还不够吃的。她们有的喜欢吃，有的还吃不惯呢，说是苦……”他蹲在门槛上默默地抽烟，想笑，又忍住了，烟牙突出来。

“她们”，是照料留守儿童一日三餐的奶奶和外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不曾走出过牌楼，在牌楼生，在牌楼死，寂寂无闻，像山冈上那些无主的野树。如今她们还剩六个，盘在门口，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盯着空荡荡的机耕路。每次回牌楼，她们都老去一轮，确认是我，喜出望外，抓住我的手，摇晃着，核桃一样的脸递过来，皱巴巴的，拳头大的一团。

她们让我相信，死亡不是一次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她们在一天天地生，其实也在一天天地死。向死而生。她们终将离开。她们之后，牌楼只有草木，地老天荒，一岁一枯荣。

谁能想到呢？固执了半生，到老了，父亲居然背着我们，将梧桐树的处置权交给了宪兵。父亲想用两棵梧桐树置换两具寿材，一具给自己，一具给母亲。宪兵在电话里和我商量，“四爹想怎么搞，我就怎么搞。你放心就是了，我不会亏了他老人……”消息突如其来，我始料未及，也没有心理准备，只好应承着，将事情托付给宪兵。我也只能托付给宪兵。在牌楼，我找不到第二个还能托付的人。村支书、村主任、生产队队长一呼百应的时代结束了，牌楼已经多年没能选出生产队队长，只好每户轮流当。宪兵常年在家，又是种粮大户，其实是合适的队长人选，但他太忙了，也不愿意，于是成了“编外队长”，在“轮值队长”缺席的日子里，义务给乡亲们帮忙。“轮值队长”常年在外务工，岗位形同虚设，作为一个自然村的牌楼已经名存实亡。

没有了梧桐树，老屋突然失去了屏障，孤零零的，像一堆陈年的稻草垛。“人不离家（读如‘嘎），家不离树。家边上没树，终究是不好……”我能理解“人不离家”，却理解不了“家不离树”——这当然都是父亲的发明，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我知道，父亲又想栽树了。果然，第二年春天，父亲就在老屋四周栽了十二棵香樟，到了深秋，院子里又添了一棵一人多高的桂花树。牌楼人种过桃花、杏花、梅花、栀子花，养过菊花、月季、水仙、兰花，就是没人栽桂花树。周边几个村子，我也没有见过桂花树。这么大的桂花树只能移栽，父亲是从哪里移来的呢？我问父亲，父亲笑而不答，仿佛那是他和桂花树之间的一个秘密，不能轻易说破。

第二年早春，桂花树就开枝散叶了，到了春末便蓬蓬勃勃，到了盛夏又蓬松了一轮，到了初秋，仿佛一夜之间，枝叶间便缀满了细碎的米黄色，淡雅的香气静静在弥漫。中秋前后，花香渐趋馥郁，空气中仿佛有一条飘香的河流，当夜露垂降，失眠的人能听见河水在流淌。

因为这棵桂花树，老屋醒了，牌楼醒了，古稀高龄的父亲也仿佛年轻了一轮。房屋四周的香樟也跟着疯长了起来，它们越过屋顶，集体冲向高而远的天空。草木仿佛懂得父亲的心思，兀自生长，几乎不用父亲再劳神。有一年，春雨连绵，山墙边先是冒出几棵槐，抽到扁担长的时候，山墙边又钻出一株瘦骨伶仃的梓。父亲没有在意槐，却注意到了梓——梓，太少见了，古人栽桑是为了养蚕，种梓是为了点灯（梓树的种子外面包着一层白色的蜡，蜡烛的蜡），桑梓因此成为故乡的代指，《诗经·小雅》：“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父亲喜不自胜，和我们说了四五次。

我不认得梓，牌楼也没有人认得梓。父亲是怎么认得的呢？

山墙边空隙逼仄，雨季又过于潮湿，父亲便把梓小心翼翼地移了出来，栽在院子里，和桂花树遥遥相望。那是他最后一次栽树，却不料，竟没有栽活。父亲知道树皆喜光，却不知道梓不耐干，偏偏就喜欢山墙边那种湿润的土壤。

父亲已經老了，既没有拔掉枯死的梓，也没有重新移栽一棵树。他每年都要加固的山墙很快就塌了，一起坍塌的，还有半边低矮的厕所。山墙边原本还有两棵碗口粗的泡桐，夏秋时节，一丛丛金银花扶摇而上，清风徐来，像一帘迎风招展的花的瀑布。母亲喜欢金银花，每天早上，上完厕所，总要顺手摘下一两朵，搁在大桌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旧碗里。旧碗里的金银花吸足了水分，像出浴的少妇，既饱满，又娴静。谁知道呢？两棵泡桐突然一起枯死了，金银花也随之消失，仿佛是随泡桐而去。

时节如流。母亲父亲相继离世，无人居住的老屋迅速破败，院子里杂草丛生，很快就成了一座无人问津的废墟。老屋四周的草木依旧荣枯，它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在属于它们的时光里，寂寞凋败，无主盛开——曾经的主人弃它们而去，无声无息，像草叶上暂停的一颗露珠。我始终笃信，万物有灵。和禽畜一样，草木也是人类的近亲，它们安静地吐纳，呼应着天地、万物、众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我皆过客。亘古长夜属于草木。草木在大地上荣枯、繁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树木的寿命通常都超过一百年。很容易就超过一百年。你知道吗？常见的柳树可以活一百五十年，梨树三百年，枣树四百年，榆树五百年，樟树八百年，无花果树可以活一千年。针叶植物的寿命则更长，雪松能活两千年，柏树能活三千年，云杉至少能活四千年。猴面包树是一种从远古活到近代的神奇植物，植物界著名的老寿星，能活五千年。猴面包树还是已知的最粗的树种，一棵猴面包树的果实，能供两个人享用一生。这还不是最能活的。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著名自然科学家洪堡德在非洲的俄尔他岛考察时，发现了一棵八千多岁的龙血树，树高十八米，主干直径近五米，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植物最高寿者。龙血树生长极其缓慢，几百年才能长成一棵树，一百年才开一次花。龙血树受伤后会流出血色的树脂，这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的良好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誉之为“活血圣药”。龙血树原产于非洲的加那利群岛，当地人传说，这种血色的液体其实是龙血，因为龙血树是在巨龙与大象交战时，血洒大地后生出来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足为凭。

牌楼最长寿的老人，活了九十三岁，卧床半个月，最后一个人撒手西归。儿子近在咫尺，竟没有发现。迟迟没有人发现。腊月了，外出务工的牌楼人候鸟一样飞了回来，小村像一只长年冬眠的母兽，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人多费柴火，便有人盯上了我家的院子，打起了桂花树的主意。老屋无人，桂花树无依无靠，终于在主人离开之后，被无情的狂风连根撼起，植株倾覆在地。前几年，为了防倒伏，我们特意在桂花树四周支了几根“树撑子”，谁能想到呢？“树撑子”竟被人偷走了！“山上都是柴火，谁这样缺德，连‘树撑子都要偷呢？”我问宪兵，宪兵有些为难，“你叫我怎么讲呢？估计也不是他一个人偷的……”

我能猜到是谁偷的，那是两棵梧桐树结下的牴牾。父亲往生，方圆数里的亲戚都来了，只有他过门而不入，却在父亲走后，三番五次地破门。父亲的老屋已经被他搬空了，包括几把生锈的镰刀、锄头、铁锹，父亲用过的一只保温杯，大半桶茶叶、一只水壶、两个热水瓶、一个电饭煲。无人居住的老屋就是一口深井，老辈人认为不祥，他怎么就敢进门呢？墙上的父亲抿着嘴角，一言不发，目光沉静。

人未走，茶已凉，这赤裸裸的现实让我心寒。然而，这是我的胞衣之地，亲人在此长眠，每一年清明、冬至，我都会回来，雷打不动，风雪无阻。和那些常年在外务工的牌楼人一样，我也是一只候鸟，在内心的召唤下，一次次折返于故乡与异乡。

无人居住的老屋迟早会坍塌，烂泥一样坍塌的老屋，牌楼已不止一两家。冯骥才先生曾援引过这样一个官方数据：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中国总共消失了九十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九十万个村落一起消失的，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当某一天（无法预估，终将来临），父亲的老屋突然坍塌之后，对我们和孩子们来说，“故乡”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地理概念上的“故乡”，还剩下什么呢？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绿满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翁卷《乡村四月》）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二首》）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

我的孩子已经十二岁了，他既没有听过村野里的蛙声，也没有闻过稻花香。什么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什么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要理解这些优美的句子，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而对于未来的孩子们来说，这些优美的句子可能不再是写实，而是老祖宗构筑的乌托邦。

院子里，失去支撑的桂花树依旧顽强地活着，像一个倒伏在地的无人搀扶的老人。到了秋天，院子里依旧香气袭人，那一缕淡雅的芬芳，宛如牌楼的灵魂。每一座村落都有自己的灵魂，或许是一堵斑驳的土墙，或许是一口幽深的古井，也或许是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附着村庄的呼吸、心跳和体温。我知道，只要桂花树还活着，牌楼就不会消失，故乡就不会消失。游子也将如期归来，绕树三匝，有枝可依。

落叶是村庄的拓片。每一枚落叶，都是一个逝者。枯荣勿念。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