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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嬗变视域下山县有朋的大陆政策研究

2019-10-21郝文

文存阅刊 2019年26期
关键词:实用主义中日关系

郝文

摘要:19世纪世界的焦点重返亚太,伴随着野蛮与先进的欧美文明浸入,亚洲被动地纳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对于日本来讲,“海外”一词已非封建社会中单纯的区分本国与他国的地理概念,而是充满近代意义的先进概念。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山县有朋通过兵制改革、在征韩论中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三国干涉还辽”后采取对英协商策略及战后经营,逐步形成了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外交政策——大陆政策。以史为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日本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具有历史一贯性,对研究当今中日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山县有朋;大陆政策;实用主义;中日关系

一、东亚嬗变中的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是构建近代日本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总框架,是近代日本制定对外政策所遵循的基本轨迹。在东亚嬗变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大陆政策的制定蕴含了深刻的实用主义思想,此对研究当今的日本外交、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伴随《田中奏折》的真伪性讨论,大陆政策出现过一阵研究热潮,现如今已成百家争鸣之势。但是,学界却很少有将大陆政策的制定者山县有朋与政策本身进行关联研究。山县有朋及大陆政策在印象中为人所熟知,且两者关系密切,但是与大陆政策息息相关的山县有朋的研究却始终处于低潮。然而,处于东亚嬗变国际环境中的山县对大陆政策相关方针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历史记忆的连续客观存在,长时间对日本实用主义外交产生深刻影响的大陆政策对当今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依然有或轻或重的影响。

二、明治初年山县军事建设与大陆政策的基础

明治初年,内忧外患的日本始步入国家近代化的建设阶段。面临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和国内藩阀政治的压迫,政府急需加强和巩固中央权力。早年的山县便认识到,国家没有强大的军队、中央政府不能掌握军权,则不能实现日本民族国家的真正独立与自强,军队建设是大陆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

山县有朋出身于长州藩,由于长州藩在幕末时期是尊攘派据点,是倒幕运动中的中坚力量,明治维新前后政坛的重要人物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及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等皆出身于此藩,所以山县的出身地是极为有利的。虽然山县是中间出身,阶级地位低下,但也正因如此,有利于其摆脱陈旧的藩阀束缚,并且其早年家破人亡的经历催使其产生了推翻德川幕府的意识。山县少年时常受到祖母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便军功赫赫、骁勇善战,早年留学欧洲,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教育,回国后任兵部省要职,掌握实权。以上种种条件,不仅推动山县走上明治的历史舞台,更使山县拥有了推动维新的力量。

明治初期,为了解决国家没有军队而各藩阀拥兵自重、武士坐食俸禄,弊病甚多的情形,山县决定统一兵制,施行不分士庶、举国皆兵的政策。在建立皇军方面,山县通过《军人敕諭》和《教育敕语》对日本人民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其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核心思想是天皇绝对主义,山县常言“大义之下”,此“大义”二字指的便是为了天皇的最高目的。经过山县的思想灌输,虽然御亲兵(即近卫兵)原属萨、长、土佐各藩,但日本军人皆以国家利益为首,军队总体呈现一种没有私兵,不向私主的形势。这有利于培养军队的凝聚力,体现了民族主义对军队建设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看似进步的新军制,其本质却掺杂了军事封建主义,即军队效忠于天皇个人,并非纯粹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综上,山县在明治初年的兵制建设,从史实角度看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从本质上看,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已偏离逐渐偏离正常的轨道。历史不是断裂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其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有关,民族主义到底还是被圈在军国主义的框架中发展了,所以,日本的民族主义不断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山县实用主义外交与大陆政策

山县有朋奉行实用主义外交,而其制定的大陆政策在实施中也基本遵循实用主义外交原则。山县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始于征朝,明治初年,睦仁天皇颁布了《御宸翰》,此信引发了“征朝论”的激烈讨论。但山县敏锐地察觉到,当群臣鼓噪“征韩论”时,山县认为解决内部军制为最优先,其次以台湾为饵试探清国对藩属关系的底线,再次是要掌握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技能,才能保证处于较低国际地位的日本发展国力时不被欧美制约,天时地利人和之后,最后才是日本征朝之时,这种想法充分体现出山县的实用主义思想。

1890年的帝国议会上,山县在《施政方针》中提出了著名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山县认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山县认为维护日本国家安全除了需要采取被动防守的战略以保护国家主权完整以外,还需要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获取利益。其核心观点就是获取“利益线”,参照“主权线”理解山县所谓的“利益线”,“利益线”的实质是日本通过近代殖民的方式获取资本积累的地区所形成的面积范围,山县所认为的“利益线”并非仅朝鲜或者满洲而已,朝鲜和满洲只是山县当下整个生命线可及的范围。

甲午战后,日本侵占辽东半岛、殖民朝鲜、割取台湾澎湖的野心一并暴露,遭到欧洲强国的干预,引发了“三国干涉还辽”,山县有朋意识到谋求自身利益必须与某强国联合,于是便形成了伊藤博文的对俄协调案与山县有朋的对英协调案的对立。山县赞成日英同盟,理由有二,其一,英俄在东亚的利益冲突与日俄冲突点一致,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其二,日俄确实最先开始了协商,但最终由于朝鲜利益无法协调,导致日俄协商的破产。最终英国做出了自以为正确的外交判断,1901年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在伦敦同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英日同盟是针对沙俄的军事攻守同盟。值得注意的是,山县的外交思想体现出日本大陆政策的封闭性,其实质是独霸的,日本宁愿举全国之力应战俄国,也不愿与俄国分享朝鲜半岛的部分利益,这恰是其与英、法、美对殖民问题认识的区别所在,也是大陆政策区别于一般殖民政策的根本所在。

四、大陆政策在战后经营中的运用

在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以山县为代表的日本官僚集团认识到调整大陆政策的紧迫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经过1904-1905年的战争,日本一跃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帝国,国际地位较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国内人心浮躁,民族主义情绪严重,面对欧洲所谓“黄祸论”以及“日本威胁论”,“脱亚入欧”的声音喧嚣尘上。但山县依然保持了一个军人难以拥有的冷静和睿智。1907年,山县主持制定了日本国家第一次《帝国国防方针》,并在《战后经营意见书》中提出了防范俄国的方针战略。山县所谓防范俄国并非军事方面的布局对抗,而是通过外交手段于1907年与俄国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约。从当时的国际背景看,日本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英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牵制作用,日本一方面担心英国要求分食满洲之利,另一方面担心俄国再次南下而日本国力已不堪重负,遂决定安抚俄国。此后,日本为了拒绝1909年美国提出的满铁中立化建议,于1910年再次同俄国签订第二次日俄协约,双方规定维持满州现状,共同协力确保铁路权益。

同年陆军在山县的授意下,提出了新的对清方案,即《对清策案》。该方案预测,清朝内部可能发生政变,列国一旦干涉,日本则必出兵最众。故要避免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沼,最关键的是“战后利益的获取”。然而由于沙俄解体,对山县原有的大陆政策计划造成了巨大打击。于是山县等人便提出所谓“日清提携”。可见,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山县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在总体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实用主义外交原则。

结束语

大陆政策是在山县有朋的指导下初步建成的,由于山县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思想浓厚,其制定的大陆政策也蕴含了实用主义的特征。不可否认,日本对华政策近来有所调整,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但在东亚安全层面依旧采取遏制中國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方式显然可以通过历史得到了确切地解释。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研究可知大陆政策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日本。山县有朋作为日本官僚群体的缩影对大陆政策制定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历史上作为大陆政策运作基础的军事建设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当今日本社会的上空。二战结束至今,日本修宪运动便成为日本社会始终无法绕过的课题,军队是其核心问题所在。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外交思想贯穿近现代日本外交的始终,而追根溯源离不开大陆政策外交总框架。“双边下注”、“水鸟外交”、“政经分离”这些外交政策常常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一贯的外交方式,日本的外交方式常常导致我国的被动适应,在政治与经济不可双轨进行的条件下,中日外交长期维持在中低水平。

在我国和日本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的背景下,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认真、切实地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现今的研究视点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大陆政策的批判上,应该加深对大陆政策对当今中日关系产生的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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