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鹭

摘 要：马基雅维利和韩非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但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非道德主义权力观”，在对人性的解读、国家政体的选择和君主统治方法上都有相似的观点。本文将马基雅维利和韩非的非道德主义权力观进行对比分析，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相通之处，认真审视、借鉴他们思想中合理的部分，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非道德主义；权术；权力观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两位思想家他们身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但政治思想却极为相似。他们分别是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马基雅维利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而韩非子却处于战国末期，但他们都主张君主使用一种摒弃道德规范，使用权术的统治方法，即非道德主义权力观，形成了系统的君主统治方法。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如此多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本文立足于马基雅维利和韩非所处的时代背景，从人性观、政体思想和君主的统治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更好的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相通之处，认真审视、借鉴他们思想中合理的部分，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性观

人性观是政治思想的基础，对人性的界定往往影响着政治思想家思想的主基调。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韩非子，由于他们所处的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态度，也都不约而同的从功利性的角度去审视。

1.馬基雅维利性恶论

马基雅维利总体上倾向于性恶论。他认为，性本善的观点可能非常人道，但用在政治生活中却是极为荒谬。所有历史学家和论述政治统治的学者，都不把性善论作为基本原则，因为一旦有了适宜的机会，人心就会自然堕落。他认为人类最初和动物一样，是分散活动的，追求权力和财富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权力和财富总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却没有穷尽，因此人与人在争斗中彼此的关系是虚假、伪善的，如果任凭人的本性发展，必定会造成一个互相争斗、残杀的战争局面。

2.韩非子人性好利思想

韩非师从荀子，部分地受到了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韩非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是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由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需要，每个人也就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记利而行的。因此，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

既然仁义道德本来就是不可靠的，也就不能用仁义道德的观点去认识、分析人的行为。韩非举例说，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爱马并不是为了马，爱人也不是为了人，其根本原因是要利用马驰骤，驱使人民去打仗。总之，人不是道德的人，而是逐于利益的人。

3.比较

在列举了马基雅维利和韩非的人性论观点后，可以发现，他们两者的人性论观点，不仅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

（1）相似点

他们都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他们并没有对人性从学术角度进行严谨的逻辑分析，而都只是从现实中观察的来的。马基雅维利目睹了各国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玩弄阴谋诡计的技俩，同时也受到当时欺诈、挥霍、骄奢淫逸等堕落的社会风气的刺激，得出人性恶的结论。而韩非子则是通过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人性好利的表述多是举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如君臣、父子间的关系。

此外，他们都强调“利”。这一点上，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利益。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人一生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两者，强调追求利益在人性中的重要作用。

（2）不同点

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的人性论诞生的学术土壤不相同。马基雅维利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西方社会在经过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后，普遍接受基督教的“原罪”学说，认为人一出生就是带有原罪的，只有得到上帝的恩典才会获得救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难免受到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提出人性本恶。而韩非则是受到其师傅荀子的影响，荀子提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

除了学术土壤的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基雅维利“性恶论”与韩非的“人性好利”本就存在差异，不可简单将之混为一谈。性恶论是对人性的一种否定，认为人性是坏的、恶的；而“好利”则是人的一种本性，无所谓好坏。韩非只是客观的、不回避地说明人的本性，并且他认为人的好利本性根源于人的生存本能，因此，人性不仅不应该矫正，而应该收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不好利的人。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和引导民众好利的本性，使人的好利本性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

二、政体思想

从国家观的角度看，马基雅维利和韩非都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主义政体，这是他们非道德主义权力观的第二个显著的相似点。

1.马基雅维利君主专制

马基雅维利虽然主张意大利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但他本质上是认可共和制的，可以说创建自由共和国是马基雅维利的理想。他在考察、判断各种政体的相对优劣时，赞赏罗马的共和制度，认为罗马在混合制下，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但，尽管共和制是一种合理的政体，它还必须在一种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基于现实，马基雅维利主张意大利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他说：“在人民腐化到如此程度，连法律也不足以控制它的地方，必须连同那些法律一起，组建一种更强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帝王般的铁腕，可以利用其绝对的和非常的权力，抑制住有权势者的过分的野心和腐败。”1

2.韩非子帝王统治

君主、国家、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韩非站在极端君主专制的立场，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关于君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韩非认为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则是君主的私有物，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在君主利益与臣下利益孰为重要，以及如何处理君臣关系这一问题上，韩非主张一切从君主的利益出发，臣下的利益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利益。臣下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满足君主政治的需要而存在的，一切妨碍君主利益的臣下，都在清除之列。

3.比较

由上观之，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在政体观上，虽都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但仍有目的上的不同：马基雅维利只是将君主专制制度看做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措施，他认为，君主的暴力只是政治的药剂，只能治疗病态的国家，而不可视为普适的最好的政体。在国家统一之后，还是应该实行共和制度。韩非提出君主专制的思想，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至于最终完成统一事业。他认为只有以君主利益为中心，将君主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才能实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局面，韩国的富强，天下的统一才指日可待。

三、统治方法

1.马基雅维利“权术”至上

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他相信，有一种国家的艺术，是专门属于君主的艺术，在他的著作《君主论》中，系统地整理出了君主的统治方法。

首先，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君主应以实效为原则，不要受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准则的束缚，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带来的后果好，一个君主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如果真具备各种美德并永远遵循的话，那对君主来说是十分有害的。他解释说，因为经验表明，所有干大事、成大业的君主，对信义都非常轻视，但正是这种背信弃义的君主才能征服信守诺言的君主。

其次，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当注重实力，培植一只忠实于自己的军队，以维护良好的法律。他特别强调君主要重视战争的艺术，将主要注意力和心思用在这方面。只要君主手中的军队装备精良，国家又有良好的同盟，就能对付任何危险。总之，战争成败将决定君主全部事业的成败。

再次，为了争取民心，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当遵守使人畏惧而不遭人憎恨的基本原则。他提示君主，应该將不得人心的事情假手于人，而将施恩分惠的事情自己来做。君主应该做弱小者的保护者，而不能增加他们的力量。

另外，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统治手段。比如君主应该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既要凶猛，又要狡猾，也就是善于采取暴力和欺骗的方式。

2.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

以君主利益至上为出发点，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法术势兼用。在战国前期法家中，慎到重于势，申不害重于术，商鞅重于法，而韩非则兼取三家之长，同时也指出了三家不能兼用法、术、势的缺陷。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法和术是人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势则是运用法术的前提和条件。

法律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制止社会动乱的有力工具，只有实行法治，才会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因此，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

法是用来统治全体人民的工具，而术的对象则是群臣，是君主驾驭群臣、考察群臣的手段，因而法律的特征是公开，而术则要藏于胸中，为君主所独有。术的要领主要有：第一，君主无见其所欲。君主应该把自己装扮得高深莫测，使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底细，使得臣下没法钻君主的空子。第二，虚静无事。君主要对任何事情都不表态，凡事藏而不露。首先让臣下尽力去做，让臣下发表意见，然后自己伺机捉捕臣下的过失。第三，设法割断人臣与民众、大臣与大臣的联系。使人臣不能结成朋党，在民众之中难以养成声望，这样，臣下只能唯君主之命是从。第四，循名责实，参验群臣。这里的参验群臣主要是用阴谋的手段监视臣下，其目的在于使群臣能够勤于职守，言行相符。

关于势，也就是权势，是君主所掌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是君主运用法和术的前提。韩非认为，势是君主之所以能够君临臣民的根本条件，有势与无势，是君与臣的根本差别所在。君主之所以能够制服臣下，并不是由于君主的品行、才能高于臣下，主要是君主手中掌握着势。因此，权力是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条件，道德与才能都不起作用。

3.比较

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对君主统治方法的论述相比之下，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

（1）相似点

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所提出的君主统治方法都是建立在对道德的轻视基础上的。他们都认为道德是软弱的，君主应将道德排除在外。如若实行德治，刑罚就会变得松缓，作恶之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不利于统治者统治。

轻视道德的权力观也决定了两者都注重统治者运用“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系列的“权术”，教导君主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懂得同时运用暴力和欺骗。而韩非提倡法术势结合，其中他所指的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是一种政治手段。可以看出，他们两者都认为术治手段很重要。

（2）不同点

对刑罚态度和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马基雅维利和韩非的非道德主义权力观的不同点。在对刑罚的态度上，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主张严刑峻法，主张暴力统治，鼓吹重刑主义。而马基雅维利在这方面，却是主张软硬兼施，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加入了阴谋的因素。

马基雅维利教导统治者使用权术的同时，重视人民，强调人民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君主来说，争取民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要注意保持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将不得人心的事情假手于人，将施恩分惠的事情自己做，而且做到不侵犯公民的财产，不横征暴敛。相反，韩非极为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坚信人民群众是用来统治的，根本无需浪费时间去研究他们。

马基雅维利和韩非虽是生活于不同的时空，但同处乱世，立足于挽救各自的国家于危亡，以超人的睿智思考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所提出的非道德主义权力观亦在人性观、政体思想和君主统治方法方面有如此相似性。他们的思想都颇受争议，但也正因为争议不断，才更突出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同时，在比较了他们两者之后的非道德主义权力观之外，我们应该认清，这里所阐述的“非道德”，不是不讲道德，完全抛弃道德，而是反对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这对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方式有很大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各国优秀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高华平.韩非子[M].王伏玲评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意]尼科河·马基雅维利.论李维[M].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西方政治思想》编写组.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6]江荣海.中国政治思想史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周志武，高建平.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之比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11）：152-155.

注释

[1][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潘汉典、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295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