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欣

摘 要：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经历了从二元自由主义到第三种自由主义，柏林二元自由观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思想，哈贝马斯是现代第三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试图大致先从时间梳理柏林等人思想和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发展脉络，再按照起源、发展、融合三个阶段讨论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本质，试图帮助理解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并理解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三种自由哲学思想如何转化为政治理论，及相应的在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的跨文化运用的价值。

关键词：自由主义;三层逻辑;哈贝马斯;中国语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046-04

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轫于苏格兰启蒙思想，近代自由主义相关问题大致经历了三次讨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内涵，有必要先在时间上分三次进行梳理，再根据其内涵进行三层意义上的辨析。第一个时间段内的标志事件是光荣革命，首先以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哈林顿为代表人物，这一阶段的聚焦在于讨论关于国家建立，在国家的建立中体现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边界大小问题，马基雅维利从共和的角度入手研究自由主义，哈林顿则是从限制君主权力着手研究自由主义，其中最著名的是霍布斯，他提出了“王权专制论”来试图解决当时乱局，自此大时代环境奠定了积极自由大于消极自由的思想基调;随着英国环境的稳定、文学沙龙等公共领域生活的兴起，洛克为代表象征权力、人权的自由主义开始觉醒，这是一种以权利思想为核心的自由学说，洛克之后消极自由思想开始占据了主流;法国包含了卢梭天赋人权的积极自由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实践。德国康德试图通过唯心、形而上学、理性的哲学的角度对自由观点进行探讨，这暗含了对两种自由的弥合的尝试。第二个时间段的标志人物是本杰明·贡斯当，他提出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两种概念，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穆勒提出了公域和私域概念，托马斯格林也提出了“公共的善”试图弥合两种自由的冲突来解决当时的社会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两种自由，霍布豪斯也试图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总结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杜威开始试图把积极自由和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其思想包含了一种共和的思想;第二次讨论的高潮是柏林1958年提出两种自由的概念，结合美苏争霸的背景随后引发了关于自由主义的热议。第三次讨论背景是现在民主政体世界范围内的普及，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代表人物，各自进行了不同理论与实践，如拉吉罗在2001年也出版了《欧洲自由主义史》来试图总结欧洲的自由主义，进一步在欧洲总结发展了积极自由和民主政府的联系理论，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三种自由学说，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昆廷斯金纳、查尔斯泰勒、佩迪特。其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和协商政治思想，进一步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民主联系在一起，他的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跨文化的具体运用提供了借鉴;其间，诺齐克和罗尔斯关于权力和正义和规则的论战也进一步发展了政治规则概念上的自由主义;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也进一步丰富了经济概念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按时间简单梳理完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并进行了三次讨论，下文将从其内涵再分三层讨论自由主义。

一、第一次讨论：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

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源头在欧洲大陆，主要有四个源头，分别是苏格兰启蒙思想、英国启蒙思想、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启蒙思想。首先是苏格兰启蒙思想，他和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的是文化演进理论，这种思维影响柏林并提出了价值多元主义，再后来价值多元主义基本作为普世价值得到认可，其次英国思想反对抽象的、先验的天赋权力，强调逐渐演进出的实实在在的权力。正如哈耶克说扩展的秩序是一套内部规则逐渐通过生命力扩展出来的秩序，是依托现实基础的，洛克的权力观念正是基于历史的演进从实施中提炼的;他反对虚构的自然状态学说和天赋观念理论，强调权力应该是基于社会现实，而不应该是一种先验的思想。培根的《新大西洋国》思想则是近代乌托邦思想的开端，笛福则开辟了经验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论，构成了英国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国启蒙思想由于受到特定史实的影响因此强调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二者的矛盾关系推动了现代价值观念有关理性的确立;其也具有很强批判性：反教权、反王权，但是并不反对宗教精神，反对的是教权产生的绝对的权力造成的绝对腐败。法国启蒙思想强调情感和理性的基本价值观念。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后来的百科全书学派都强调批判性的思想意识形态，希冀恢复人的基本自我意识，找回人的自我价值形态。法国思想的特点是批判性，人的理性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人要按照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好坏、善恶、敌友，进而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狄德罗、拉美特利等一系列启蒙思想家第一次把人的理性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比理性思想之下的卢梭则强调情感主义，卢梭对情感有一种特别的理解，他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异类，他的观点是抽象、先验的，但是不同于苏格兰经验主义，他希望回到美好自然的构思，希望打破一切、重塑一切。总的来说，法国启蒙思想包含了强调理性的伏尔泰、强调情感的卢梭，强调机械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学派三种思想派别;德国启蒙思想孕育背景是当时国家的四分五裂。加上拿破仑对当时德国的入侵刺激了德意志民族觉醒，勃兰登大门被拿破仑打破，催生的思想具有极强的自我保留的民族主义。德国启蒙思想的特点是产生了西方思想史中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民族主义最早产于德国，并且作为德国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黑格尔、康德、谢林形成了德国哲学思想体系，费希特则多次发表关于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演讲。席勒、费希特、康德吸收了德国自由人的尺度又企图建立一个宪政体制即在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通过建立宪政完成对现代文明政体的探讨。德国启蒙思想中蕴含一种保守改良的路径，通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来表现出来，康德比较异类，他强调自由意志，强调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罗尔斯继承了康德思想提出了路径理论并且开创了哲学分析模型路径。

二、第二次讨论：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

这个阶段主要集中在19世纪到20世纪末。这次讨论的核心是由密尔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提出的公域、私域概念，高潮是百年之后的柏林提出两种自由的概念，结合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引发热议，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概念来进行讨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的边界大小问题。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对哲学上的概念继续发展实际上升成了国家统治和人民权力之间的冲突;这实质上是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国家领域的冲突，即民主作为中介手段怎么样用程序民主来保证实质民主，民主的工具理性如何实现价值理性。这要求哲学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合理地划分边界，或是说讨论这种边界是否真实存在，要求处理好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公域价值和私域价值之间的冲突，利用民主作为中介来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用程序民主来保证实质民主。“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个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称为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1]1，自由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关注的核心是权力。这种权利的性质在结合第三波民主浪潮背景下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崛起实际上包含了三层对立：一是指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背后暗含的公域价值和私域价值的对立;二是指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三是指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中和。发展至此自由主义思想呈现的还是一种二元的、分离的状态。

三、第三次讨论：共和自由主义视角下自由主义的新讨论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共和思想被认为是近代共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起源之一，共和主义思想普遍被认为是第三种自由主义重要内核。共和自由主义是共和主义思想关注的人身份上的自由，即政治自由，认为不存在脱离共同体的自由。处于政治共同体中的政治身份是公民自由的来源，政治国家是人民自由的表现和规定[4]57。这是从共和主义自由观的角度来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基本信念是公民自由，是一种身份上的自由，公民能够有序地政治参与，有能力参与各种决策的制定中，个人自由以国家自由为依托，个人权利通过国家权力得到保障。进一步说，共和主义提倡的政治身份自由除了包含“个人可以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这一消极自由的观点以外，它还确信：个人自由是以国家自由为前提的;自由是一个政治概念，法律产生自由;混合均衡政体是最好的政体。然而，结合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共和主义自由思想在以上三个大方面上无疑是对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谈自由的柏林的二元对立自由观的纯粹哲学批驳，大量民主化浪潮中的成功国家的例子的研究成果对消极自由代表的二元割裂的自由观（姑且暂不论是否积极自由必定会导致极权，消极自由最终会退回到城堡）进行了否定。现代政体的演进过程也慢慢将这种“个人的自由、活动的自由、割裂的自由”逐渐排斥。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对二元对立自由的新发展，被称为第三种自由。①

佩迪特认为，柏林的二元自由观割裂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事实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应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柏林的二元自由观制造了一种错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割裂，只存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自由[5]241。这种割裂的二元自由观已经随着包含了多元价值的现代民主政体的发展落伍，变得不能适应现代民主政体的需要，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场域理论就是对这种孤立自由观的回击。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的三次讨论实际上是位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空白领域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转化成了是关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空白领域的讨论。空白领域是二者平衡的关键，代表积极自由的政治社会处于不断追求权力和职位的政治合法性的争斗中，代表消极自由的个人处于维护自己利益的努力中，个人通过在公共领域的舆论来形成真正的民意，反映利益需要，监督政治社会中的不当行为，让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处在动态平衡中，这便是共和主义视角下的自由观。②政治社会中对权力的追求进一步压榨市民社会中私利的生存空间，独立的个体在公共场所关于利益的讨论上升为舆论成了一个扩大的面，试图用这个面来监督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面形成的场域对应就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场域，这个公共场域的责任在于通过监督政治权利过大并且帮助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处于动态平衡，最终加强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思想只有经过了实践检验才拥有了肉身，对此他提出了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③

佩迪特、斯金纳、菲斯克、哈贝马斯的论述算是对第三种自由是什么的具体回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协商民主模式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语境的跨文化理解、应用进一步提供了可能。

四、中国语境下的现代自由主义

（一）传统中国的自由观初探索

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探讨事实上从未中断“从墨翟、杨朱、桓、王充，到王允、范稹、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再到胡适，都是在为了信仰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可以和西方的许多同志并驾齐驱”。①中国的自由观积极自由体现在道家、儒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中，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消極自由观则体现在老子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思想中，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一直孕育发芽，也体现在近代仁人志士一直试图完成对文明政体的探索中，如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论，包含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也大体分为三波：第一波是传统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结合过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第一波实际上是中国自由观念的哲学发展的过程，第二波是洋务运动开始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学习西方自由、民主和政治制度，这个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个将哲学思想转化成政治理论的过程，学习制度应用于制度的过程，第三波开始于改革开放，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对新儒家思想和政治宪法学思想的探索中。

（二）第三种自由的中国化道路初探索

孤立的二元自由观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第三种自由的出现实际上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浪潮中自由思想之政治制度的探索，第三种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斯金纳、佩迪特和哈贝马斯立足于共和主义思想发展了自由主义，其中哈贝马斯的自由观是试图从线到面来考虑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界限，从一条线的边界发展出了一个面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公共领域、交往互动学说对当下中国基层治理有借鉴意义，斯金纳和佩迪特的自由观实际上仍然是无法摆脱侧重其中过于关注消极自由的方面，只有哈贝马斯的公民共和主义更好地平衡了积极和消极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提出的公共领域模型甚至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上跨文化地解释我国基层民主的协商政治。

哈贝马斯的思想根源在于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事实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从经验的知性分析出发上升到了概念、理想类型、解释架构的高度，一种哲学概念想要跨文化运用，必须与具体国家的现实性问题密切相关提出相关贴近现实的理论：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研究材料。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化在中国的跨文化分析，在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中有借鉴价值，将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的下层市民社会和中国农村独特的上层政治传统结合在了一起，马克思曾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集体发展的手段，即，在集体中才能获得自由[5]84。中国农村存在的农村组织事实上起到的作用正是公共领域的舆论监督作用，这种舆论正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另一来源是官僚体制形成的权威：古代是通过任命和政党分肥的方式，近代则是通过民主选举作为另一个来源。哈贝马斯说过，欧洲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了政治问题，形成了政治的公共领域[6]55-60。中国基层的公共领域构成要素也有三个分别对应哈贝马斯的公众、舆论、场所。田间地头讨论自己相关利益的妇女构成了公众要素，背后蕴含的闲话、风言风语实际上就是构成了农村基层舆论和公意;村里的田间地头、村委会是村民的公共场所，上述要素满足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公众、舆论、场所。综上，公共领域在中国农村客观存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解释、理解中国农村基层中的部分问题，对发展基层治理有借鉴意义。

五、结论

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讨论从古至今从未中断，进入21世纪以来得到了新的发展，如莎伦.R.克劳斯新书《自由主义与荣誉》被誉为是21世纪美国政治理论学界的新休谟主义复兴的代表作，试图探索情感在人的道德中的作用，事实上，柏拉图曾说在国家政体中人的内在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只有当国家和人的灵魂通过善的美德统一时才会产生正义的国家。有关自由路径的三次演化、不断讨论充分说明了西方欧美政治理论家认识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路径的不足。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没有边界、边界模糊”的不同，我国的思想边界一直定位清晰准确且又不断完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三个层次，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作了新的提升，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7]73，80，通过梳理发轫于柏林二元自由观背后的自由主义的三重逻辑路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恰恰处理好了公民自由权限和限度的关系，并通过协商民主等手段，兼顾、发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民主和自由。

參考文献：

[1]约翰·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柏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佟德志.两种自由观念发展的政治思想线索[J].文史哲，2015（3）.

[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