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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层次塔的哲学基础探讨

2016-11-19王志军陈丽陈敏韩世梅

中国远程教育 2016年9期
关键词:哈贝马斯

王志军++陈丽++陈敏++韩世梅

【摘 要】

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因深入揭示了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发生的过程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首先概述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思想,包括交往行为与语言交往的三大有效性原则、交往理性与理想的话语情景、主体间性。基于此,结合主体在由客观、社会、主观内在三个世界组成的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特点,将其与教学交互层次塔的核心思想以及三层教学交互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交往理性、主体间性两个方面分析其对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带来的新认识与启示。研究发现哈贝马斯基于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以及交往理性的概念为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教学交互层次塔的核心思想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是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理论的哲学基础。交往行为理论中理想的话语情境以及所倡导的主体间性可以支撑和深化我们对远程学习教学交互的认识。该研究从哲学层面上对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有助于建构完整的远程学习教学交互理论体系。

【关键词】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6)09—0007—07

一、介绍

远程学习中教与学时空分离的本质特征使得以媒体为中介的教学交互成为远程学习中教与学再度整合的关键(Keegan, 1993;陈丽,2004a)。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从教学交互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远程学习发生的过程,为建立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的系统理论提供了理论线索。该理论自2004年被提出至今,得到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高度关注,何克抗(2010,2011,2013)多次肯定了其对发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它是促进远程学习发生的有效途径,对构建远程教育中的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也有研究者指出该层次塔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远程学习中的交互理论逐渐建立并走向成熟,为日后我国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远程教育的教学交互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王国华,等,2015)。

研究者与实践者不仅以此为基础开发了多个不同情境下的教学交互模型(丁兴富,2006;曹良亮,等,2006;张立国,等,2010;Wang, Anderson,& Chen, 2014),而且也从网络课程的设计开发(肖广德,等,2014)、网络学习环境的设计与评价(阚宝朋,等,2010)、学习活动设计(Kizito, 2016)、教学交互工具与支持系统的设计(刘颖,等,2012)、教学交互分析和质量评价(魏志慧,等,2004;张红艳,2014)、学习结果分析(武法提,等,2016)等多个方面展开了众多的研究与实践。这些研究和实践不仅证实了教学交互层次塔在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该理论的发展。但是,一个理论要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必须找到其哲学基础,而目前缺乏对教学交互层次塔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哲学原理及其与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之间的关系,找到教学交互层次塔的哲学基础,从理论上完善远程学习教学交互理论体系的发展。

二、交往行为理论的哲学思想

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它由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哈贝马斯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代表,其研究领域跨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以至法学(Cooke & Jütten, 2013),是一位集大成的思想界巨人。他著述甚多,其理论体系不仅跨学科而且全方位,并且在不断地发展(Hansen & Gregersen, 2016)。他在两本著作中阐述了其交往行为理论(Habermas, 1984, 1987),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该理论也是他后来提出的道德、民主、法律等理论的根基,其中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交往理性以及对真理的认识体现了哈贝马斯一般的哲学思想以及对现代社会的看法(陈弘毅,2013)。因此,本文将着重从上述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介绍。

(一)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提出了人类的四种社会学行为:目的(策略)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

目的行为反映行为者与实际存在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行为者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做出行为抉择的行为。规范行为反映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要求社会成员遵守共同的群体规范和机制取向。戏剧行为反映行为者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包括社会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行动者在公众中通过有意识地显露其主观性而造成的有关他本人形象或印象的行为,是一种与观众相关的自我表现(哈贝马斯,2004,p.95)。交往行为反映行为者自身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 “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Habermas, 1984, p.86)。与其他行为不同,交往行为者不再直接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而通过反思的方式与三个世界概念构成的统一体——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哈贝马斯,2004,p.99)。因此,交往行为是四类社会行为中最具有合理性的全面行为。

(二)交往理性与理想的话语情境

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吸取了语言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这种话语的转向使其提出了相对于“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概念 (McCarthy, 1984, pp.xx-xxi)。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一生的志趣,也是交往行为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因情况而异,不是一种像工具理性一样用于精确控制世界的要求或行动方案,而是取决于对话的参与者认为其是否有效(Collins & Plumb, 1989, p.98),表现为主体间对于对方行为期望的规范,这就要求交往主体间相互理解,共同主动遵守规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具有多重特点,它注重实践,强调对话和协商,并且要求贯彻批判精神,通过达到真正的理解来探求真理并获得共识。

语言是交往行为发生的媒介,行为者通过共同认可的语言交往的有效性原则来达到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包括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个方面(哈贝马斯,2004,p.100)。理想的话语情境是实现交往理性的路径。该情境是一组自由和无强制交往的形式条件和规则。该情境中的所有讨论对象都必须符合话语有效性要求,从而保证所有参与者、话题和意见不被强制。共同寻求真理是交往行为唯一的目的与动机,其他任何目的和动机都必须摒弃(哈贝马斯,2001)。哈贝马斯提出了理想的话语情境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① 对话双方地位和权利平等,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对他人的意见进行批评、质疑和反对;② 交往结构需排除一切强制行为,除论据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影响讨论; ③ 每个言语者都具有相同的言说权利,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好恶和情感;④ 不受时间控制,没有决策和行政压力。

(三)真理共识论与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了真理“共识论”。他认为人们通过理性讨论而达成的共识即真理。与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真理观不同,这种真理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情境的真理,而非绝对永恒的真理,即“真理的标准重新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真理不是存在于孤独的个人心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和对话之中”(陈弘毅,2013),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强调主体在平等地位上借助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最终使主体间达成有效的、非强迫性的理解与共识,即建立交往关系。这种主体间性重视人与人交往的多主体性,区别于以往的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强调主客体二分的单一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单主体性的不足,从自我走向他人,从而走向主体间。主体间性重视主体间的交往和互动,重视主体的共同性,以主体间和谐一致的交往为特征。

三、交往行为与远程学习教学交互

交往行为伴随人和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因此,严格来说,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交往活动,或是伴随交往而发生的活动。所谓交往,即共在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交往清楚地昭示了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反映的是“主体-主体”结构,即主体间性,交往中的主体间性潜藏着教育、教学的可能性。根据叶澜提出的教育形态交往起源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交往形式,即教育与交往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叶澜,1991)。教学存在的基本前提是师生特殊的交往,即教与学共同的活动,所有的教学活动实际上都是一种交往活动,是一种发生在师生之间的特殊交往形式(张广君,2008)。远程教育作为一种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与学时空相对分离的教育形态,既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态。

交往活动依赖于一定的媒介手段而开展。在语言、交往资料和交往环境等一系列媒介中,语言符号是交往媒介的基础。教育就是主体间以语言符号为媒介,通过知识、情感、态度、观念的交流与对话,形成相互“理解”与非强迫性“共识”的行为。相对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形式,远程教育教学的特殊性在于除了语言符号以外,教与学活动的开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媒体、技术平台与系统等信息技术手段来传递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教学交往的全新交往形式。为进一步明确教学交互的内涵,我们对教学交互的本质进行了界定(陈丽,2004b)和进一步的修正,将其分为广义定义与狭义定义两种。其中狭义定义为:为了让学习者达到学习目标,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中与其他主体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过程(王志军,2016)。其中的“教学交互”中的“交互”与英文“Interaction”相应,是教育交往的基本特性,这种教学交互的发生以“人-机”交互为媒介,以“人-学习内容”的交互为基础,其次才是“人-人”之间的交互。

因此,现实世界中以语言为中介的面对面的交往行为在远程学习中表现为以媒体为中介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交互行为。远程学习中的教学交互行为是在特殊境遇(多种技术手段为支撑的学习环境)中的交往行为。

四、交往行为理论与远程学习

教学交互层次塔

(一)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

为了系统表征学习过程中的教学交互过程与层次,笔者建构了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陈丽,2004c)。如图1所示,该层次塔将教学交互分成界面交互、信息交互和概念交互三层。低层的界面交互体现在学习者的肢体对媒体界面的操作过程中,是学习者与媒体界面的交互。中间的信息交互是学习者利用各种语言符号与教学要素间的信息交换过程,体现在学习者与学习资源、学习者与其他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与教师的交互中。顶层的概念交互是一种发生在学习者头脑中的新旧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是学习者内部概念的同化与顺应的发生。这三个层次的教学交互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高层次教学交互的开展以低层次教学交互为条件和基础。概念交互是教学交互的最终目标,可以用来衡量教学交互是否真正促进了有意义学习的发生(陈丽,2004c)。

远程学习的发展以媒体和技术为中介。不管是从技术的视角(丁兴富,2000)、教育学的视角(Anderson & Dron, 2011)还是其他视角(Abrami, 2012),对远程教育的发展进行分代,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会带来新的学习方式和新的教学交互机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Web2.0和社会媒体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开放网络时代。教学交互的发展表现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个体走向群体”的特点(王志军,陈丽,2015b)。学习者在远程学习环境中可以获得比传统课堂教学环境更多的交互机会、更丰富和灵活的交互方式以及更加广阔的交互空间。但是,研究和实践表明,不管技术如何发展,远程学习中最深入、最本质的教学交互还是教学交互层次塔所揭示的三层次交互,这一点可以从联通主义学习理论中教学交互模型的建构(Wang, et.al, 2014; 王志军,等,2015a )与教学交互模式的分析(Wang, Chen, Anderson, & Barbera , 2016)以及相关实践(Kizito, 2016)中得以证实,也进一步说明了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是远程学习教学交互论的核心。

(二)生活世界与三层交互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提到交往行为发生在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构成的生活世界中。客观世界是由自然事实和事件构成的实体世界;社会世界是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由各种社会事实或事件所构成的整体,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主观内在世界是包括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等的内心世界(岳伟,2005)。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来看远程学习中的教学交互行为也有三层含义。如图2 所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三层概念与远程学习交互层次塔中的三层交互一一对应,能对远程学习交互层次塔进行很好的解释。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层含义是认知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关系,即认识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远程学习环境中,各种媒体、平台、系统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属于客观世界。因此,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表现为学生与媒体和平台之间的关系。这与远程学习交互层次塔中的界面交互层次不谋而合,相互呼应。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认识主体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在远程学习环境中,中间的信息交互体现为学习者与学习材料、其他学习者和教师的交互。因为学习资源是由教师设计和开发的,是教师思想的具体代表,所以学习者与学习材料的交互实际上是学习者与教师交互的特殊表现形式。学习材料、学习者和教师是构成网络学习环境的主要要素,他们属于社会世界的范畴。故在远程学习中,主体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主体与网络学习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包括学生与学习材料、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这与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中的信息交互相一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三层含义是主体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交往行为的目的是最终达到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共识,而人们的相互理解与共识体现在单个主体上则表现为单个主体的同化和顺应,即在主体接受其他主体提供的信息之后,脑海中的原有认知与新认知的相互作用。在远程学习中,主体的认知主要是学习者对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因此主体与主观世界的关系表现为学习者头脑中新旧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的“三个世界”的思想以及交往理性的概念为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相互理解与一致,这在远程学习中表现为学生进行了一定的媒体操作后,接收了学习材料、其他学习者或教师所传递的信息,自身内部产生了同化和顺应,然后新产生的概念或认识又将指导主体的行为,包括与学习环境各要素的交互、媒体界面的交互。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界面交互到信息交互,再到概念交互,并且各层交互相互影响的过程。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不仅有力地支持了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的各个层次,而且对各层次的关系也有很好的解释。

(三)交往理性与理想的教学交互情境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提出使得人类行为开始摆脱工具理性的限制,开始考虑人的真实需求以及人的多样性和可变性等问题,交往理性更关注参与者群体共同的意志与愿望。话语的有效性原则是保障交往理性的重要原则。命题真实性、规则正确性和表达真诚性作为让群体的交往可理解和达成共识的条件,在远程学习中也非常重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学交往形式,远程学习教学交互中的话语具有特殊性:第一,教育中话语传递的核心目的与一般的交往所追求的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与理解不同,教学交互的目标即促进概念交互,实现深层次的学习。第二,话语传递的跨时空性,即话语要超越时空的限制进行传递,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不再是主要的话语形式。第三,话语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文本、视频、音频、图像等多种媒体表达形式。因此,教学交互要实现交往理性,除了要遵守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三个话语有效性原则以外,还要遵守其他特定的原则,例如服务于促进概念交互发生的教学性能超越时空开展对话的有指导的教学会谈(Holmberg, 1981)和让学生感觉到教学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持续关注性(Sewart, 1978)等。当然,在这些原则中,命题真实性、规则正确性和表达真诚性是基础的指导性原则。

哈贝马斯把遵循话语交往有效性原则的情境定义为实现交往合理性的理想的话语情境,把追求真理作为交往的唯一的目的和动机,并对情境的运行规则进行了限定,期待建构一个开放、民主、自由和彻底的话语讨论空间。与面对面的学习不同,远程学习的开展需以媒体为中介,所以远程学习中理想的教学交互情境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无障碍的界面交互环境,以保证上层信息交互中信息的畅通和准确传达。以此为基础,方有可能创造出理想的信息交互空间来促进概念交互的开展。远程教学过程包括学习材料的设计与开发以及学习支持服务两个阶段。因此,要创造理想的信息交互情境,哈贝马斯所设定的理想的话语情境的要求就应该在远程学习材料的设计和开发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支持服务两方面体现出来。结合教学交互层次塔,本研究提出,理想的信息交互空间的创造不但应该体现在基于各种交互论坛、社区和空间中的真实的主体间(师生)的交互中,而且应该体现在以学习材料为载体而开展的模拟的主体间(师生)的交互中,即学习材料的设计与开发应该努力模仿师生会话的情境,以消除远程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排除远程学习因跨越时空所带来的交流上的障碍。信息交互情境的创造要保证师生之间的理解,理想的概念交互情境应该是基于信息交互情境而创设的促进学习者高阶思维和能力发展的情境。只有这样,三类交互情境相辅相成,才能最终营造出理想的教学交互情境。

(四)主体间性与教学交互师生关系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可以深化我们对远程学习教学交互过程中师生关系的认识。主体间性要求交往主体要彼此接受,接受对方的平等地位,遵循共同的交往规则。简而言之,即地位平等,交往理性。纵观整个教育史,人类对师生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教师为中心或学生为中心的单主体说,到师生同为主体的复合主体说,再到师生相互平等的主体间性(熊华军,2007)。远程教育师生关系认识过程亦遵循着相同的轨迹。蔺艳娥(2011)就主体间性视角下现代远程教育师生关系的建构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建构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四个原则:民主平等原则、主体身份确认原则、学习共同体建构原则和情感关怀原则。笔者认为,远程学习中的主体间性实际上表现为以媒体为中介的主体间性,即教学交互是一种超越人与界面交互这种主客体状态而开展的人际交互的主体间性。它是师生间无内外压力和制约的情况下,彼此真诚敞亮、交互共生的存在状态(蔺艳娥,2011)。为了避免交互过程中的信息损耗,必须定义非常清晰的规则来保证主体间的平等。教学交互过程除了通过师生间的信息交互和概念交互来实现知识的传递、共建共享与创造以外,还包括师生间精神、人格、情感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实现主体间意义与情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与生命价值的互动,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自由的“思想场域”(冯建军,2001)。总之,通过师生间自由、平等的对话,形成开放、和谐、民主的师生关系。

五、结论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远程学习交互层次塔作出了很好的解释,为教学交互层次塔提供了有力的哲学支持。远程学习中的教学交互行为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现实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在多种技术手段支持下的远程学习环境,尤其是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体现。远程学习中,人与人的交往并不是完全面对面直接进行的对话,而是以多种媒体、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教学交互,是一种精神交往和反思性交往。在远程学习教学交互中,主体(主要指学习者)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均有联系,而远程学习交互层次塔则很好地体现了学习者在教学交互过程中与这三个世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还能很好地解释三层教学交互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想的话语情境和主体间性的思想,不仅能够为远程学习教学交互研究中已有的成果提供有力的支撑,而且从哲学层面予以启迪,帮助我们拓展和深化已有的理论体系,形成对远程学习教学交互更加深入和完备的认识与理解。例如其理想的话语情境对教学交互的开展以及理想的教学交互情境的创设提供直接的指导,主体间性为远程教育师生关系的建构带来启发。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教学交互层次塔的哲学基础,在丰富教学交互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为教学交互实践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在远程学习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贯彻交往行为理论有关交往理性的思想,同时也要密切结合远程学习这一特殊的交往形式的特点,去探索远程学习中教学交互的特殊性,从而促进高效的远程学习的发生。

[参考文献]

包亚明. 1997.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曹良亮,陈丽. 2006. 异步交互中远程学习者教学交互水平的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2):12-16,25,78.

陈弘毅,2013. 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DB/OL]. [2016-06-12].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209.html

陈丽. 2004a. 远程教学中交互规律的研究现状述评[J]. 中国远程教育(1):13-20.

陈丽. 2004b. 术语“教学交互”的本质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J]. 中国远程教育(3):12-16.

陈丽. 2004c. 远程学习的教学交互模型和教学交互层次塔[J]. 中国远程教育(5):24-28.

丁兴富. 2000. 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远程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和媒体教学(2)[J]. 中国远程教育(08):15-19,62.

丁兴富. 2006. 论远程学习的理论和模式[J]. 开放教育研究(3):17-27.

冯建军. 2001. 主体间性与教育交往[J]. 高等教育研究(6):31.

哈贝马斯. 2001. 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M]. 南京:译林出版社.

哈贝马斯. 2004.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 性[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克抗. 2010. 关于发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深层思考(下)[J]. 电化教育研究(6):39-54,77.

何克抗. 2011. 关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自主创新[J]. 现代远距离教育(1):12-20.

何克抗. 2013.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3):8-31,189.

阚宝朋,杨雪. 2010. 基于“建构主义”的网络三维虚拟学习环境的设计[J]. 软件导刊(12):127-129.

蔺艳娥. 2011. 主体间性视角下现代远程教育师生关系的建构[J]. 教育与职业(5):185-187.

刘颖,黄雁雁. 2012. 即时通讯工具对教学效果影响实证研究[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6):186-187,190.

王志军,陈丽. 2015a. 联通主义学习的教学交互理论模型建构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5):25-34.

王志军,陈丽. 2015b. 国际远程教育教学交互理论研究脉络及新进展[J]. 开放教育研究(2):30-39.

王志军. 2016. 远程教育中“教学交互”本质及相关概念再辨析[J]. 电化教育研究(4):36-41.

魏志慧,陈丽,希建华. 2004. 网络课程教学交互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6):34-39.

武法提,牟智佳. 2016. 基于学习者个性行为分析的学习结果预测框架设计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1):41-48.

肖广德,黄荣怀. 2014. 学习过程导向的网络课程教学交互设计研究——面向网络课程实施的视角[J]. 电化教育研究(9):85-90.

熊华军. 2007. 师生关系:走向身体间性——师生主体间性的本体论建构[J]. 教育理论与实践(11):33.

叶澜. 1991. 教育概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岳伟. 2005. 教育归属于交往行为——交往理论视野下的教育本质解读[J]. 扬州大学学报(4):8-11.

张广君. 2000. 本体论视野中的教学与交往[J]. 教育研究(8):54-59.

张红艳. 2014. 浅析微信及微信公共平台在师生教学交互中的应用[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8):22-23.

张立国,刘晓琳. 2010. 网络有效学习的理论模型构建[J]. 开放教育研究(6):33-39.

Abrami, P. C., Bernard, R. M., Bures, E. M., Borokhovski, E., & Tamim, R. M. (2012). Interaction i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online learning: Using evidence and theory to improve practice. In L. Moller & J. B. Huett (Ed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pp. 49-69). NewYork: Springer US.

Anderson, T., & Dron, J. (2011). Three generations of distance education pedagogy.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2(3), 80-97.

Cooke, M., & Jütten, T. (2013).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fter three decades. Constellations, 20(4), 516-517.

Collins, M., & Plumb, D. (1989). Some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relevance for adult education practice[C],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Annual Edu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Habermas, J. (1984).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M]. Translated by Thomas A.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87).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v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lated by Thomas A. McCarthy. Boston, Mass.: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 Burger. Cambridge: Polity.

Hansen, K., & Gregersen, K. (2016). Habermas forum. Retrieved July 6, 2016, from http://www.habermasforum.dk/

Keegan, D. (1993). Reintegration of the teaching acts. In D. Keegan (Ed.),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Kizito, R. N. (2016). Connectivism in Learning Activity Design: Implications for Pedagogically-Base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s.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17(2).19-39.

Sewart. (1978). Continuity of concern for students in a system of learning at a distance. Forschungsbericht. FernUniversit?t, Hagen, Retrieved May 12, 2016, from http://deposit.fernuni-hagen.de/1738/1/ZP_022.pdf

Sumner, J. (2000). Serving the system: A critical history of distance education. Open learning, 15(3): 267-285.

Wang, Z., Anderson, T., Chen, L., & Barbera, E. (2016). Interaction pattern analysis in cMOOCs based on the connectivist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framework.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oi: 10.1111/bjet.12433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bjet.12433/abstract

Wang, Z., Chen, L., & Anderson, T. (2014). A framework for interaction and cognitive engagement in connectivist learning contexts.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15(2), 121-141.

收稿日期:2016-06-06

定稿日期:2016-07-21

作者简介:王志军,博士,副教授,江南大学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214122)。

陈丽,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100875)。

陈敏,博士,助理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30079)。

韩世梅,博士,助理研究员,北京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学院(100081)。

责任编辑 郝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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