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培

摘要：《伤逝》被认为是鲁迅小说中最复杂，最难解的一篇。研究者多从人物意蕴角度、文化角度（家庭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和两性文化等）、时代意义或叙事结构等角度对《伤逝》展开深入解读。其中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解读多也依附于“爱情与婚姻”的主题之上，基于对文本的细读，本文认为《伤逝》不是一场爱情的悲剧，更多的是一场无爱的悲剧。而自私自利的涓生和自作自受的子君同为这场悲剧的缔造者和受害者。

关键词：《伤逝》;无爱;悲剧

幸福的恋情是相似的，不幸的恋情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大胆追求自由解放的热血青年，涓生和子君的恋情是不幸且失败的。读者多认为这不幸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者个体的懦弱妥协所致，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不免稍显僵化。抛开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单从文本看起，单从涓生和子君看起，不难发现两人爱情从始至终都存在的虚无和空洞。

一、自私自利的涓生

《伤逝》写于1925年。其时天安门前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已六年，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的步履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被大众认可并蔚为一时风尚，自主选择的爱情被视为个性主义的表现和象征，于是自由恋爱成为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择偶的重要方式。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禁引人发问，涓生与子君的结合，究竟是源于真爱的吸引还是社会的召唤？正如涓生所言：“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1]涓生内心的苦闷加之外界的鼓动，便滋生了追求子君的冲动和寻找新生活的勇气。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子君俨然成了涓生借以排除寂静和空虚的存在。“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可是当涓生重回故地时，丝毫没有捕捉到曾经和子君在一起生活的影子。子君梳妆的模样，子君做饭的身影，子君睡觉的侧脸······所有的一切都被涓生留在了那个离别的时刻，只有不懂珍惜或者从未有过真心的人才会有这种冷漠和无情罢。又或许涓生非常痛苦，不愿再去回想曾经的一切，可是真爱从来都是不自觉的情感，可以控制的情感则难免会带有虚假和欺骗。“在久待的焦躁中”，子君走进了涓生的生活。同居前的那段日子，最为动人的莫过于“默默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典型的聊天内容，典型的外来思潮，都可见五四青年对新思想和新生活的敬仰。庄严的时代话题进入私密的谈情说爱中，一方面可以表现出两人的志同道合，另一方面卻也埋下了危机的伏笔。试想，当涓生沉浸于这种谈话的快意之时，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生活中，会有其他琐碎甚至无聊的话题源源不断地涌入谈话中？他理想的生活中是不是只允许存在这种和时代接轨的思想？他将要迎接的是无话不谈的挚友还是携手与共的妻子？而他自己是不是又可以同时担当挚友和丈夫的角色呢？涓生没有想过这些，他年轻气盛，他血气方刚，他不清楚爱与欣赏的差别，他感到欣喜的事物他便要索取和占有。于是，涓生对子君的情感捕捉便是：“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读者看到涓生的狂喜想必会觉心寒，他的狂喜不是为子君本人或者子君的“情语”，而是为了一句追求个性解放的自我宣言。 他看中的到底是子君的才华、贤惠还是勇气？如果是贤惠和勇气，婚后的苛责难免有些自相矛盾。可是如果是才华，笔者实在找不出可以彰显子君才华横溢的出处。所以，当你连所爱之人的可爱之处都不甚明确的时候，要怎样才能证明这是爱而不是荷尔蒙效应。爱的注意力一开始就为“反抗”所转移，为维护自我选择的行为所遮蔽，而忽略了对选择的结果——爱的本身作更为切题的关注。[2]当个体误把社会理想当作个人理想的时候，抽象的信念也就抽空了“爱”的具体内容。何况，子君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又是什么呢？一个潜在的事实是，“自己”的选择可能只是社会流行风气的一种反映而已。 “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着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行动，在婚姻上追求自主性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对“自主选择”形式上的执著沉迷，往往令人舍本逐末，疏忽了对“选择结果”作深入的追究。“五四”式爱情浪漫的脚步常常停止于完成选择（自主婚姻）的那一片刻，似乎以后的一切与此无关。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两个人在一起，只有在真正用心和在意的时候，其中一方才会清楚地记得另一方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排除性别和关注点的差异，但是总归不至于“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涓生的自私可见一斑，他想要的是像电影中那样的求婚刺激，子君的存在只是为了填补他的需求黑洞。涓生给了子君电影中的求婚，却没有给她电影中的承诺。[3]甚至“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即使这样，涓生仍然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贫穷和无能开脱，“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五四”时期的独立自主精神充斥着涓生的脑海，他眼中的一切和心里的一切也便都是它。

所谓夫妻，便是要同甘共苦。涓生显然没有做到这点，他之于子君，更多的是索取，索取不到则是埋怨和冷漠。而子君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来自涓生那种丈夫般的关爱，她能做的只有默默忍受和坚强承受。“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当在已经得到答案的时候，涓生没有去宽慰子君而是在疑问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可是即便告诉了，涓生是否可以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女人呢？现实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面对困难只会选择逃避。甚至在得知子君离世的消息之后，依旧在自欺欺人。“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显然，在涓生眼里，真正错的还在子君，因为子君居然承担不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所“真爱”的虚空中。至于涓生本人，何错之有！因为爱毕竟不是怜悯，不是施舍和救死扶伤。涓生一再申明反复强调自己之罪，罪在说出真实可是涓生似乎从来就不曾追问过自己真实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果真是“不再爱子君”吗？当涓生沉痛地反省自己的爱情悲剧，忏悔自己的罪孽时，涓生却依然一口咬定自己之罪罪在说出真实，这就未免荒唐可笑。那么，“真实”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显然，真实的意义不在于涓生到底爱子君还是不爱子君，而在于涓生根本就没有正视自己罪孽的勇气。试想如果一定要抛弃子君才能摆脱自己眼前的困境，那么还有什么比“申明自己已经不爱子君”更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敢正视自然要用自我欺瞒办法，“造出奇妙的逃路来”，于是涓生便逃遁在“不爱”的自我欺瞒中。

“其實，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涓生只想到了自己为了婚姻而做出的舍弃，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子君的牺牲。他非但没有为维持这份感情做出过努力，还一直苛责子君的不明事理。可见当一个男人事业上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爱便会成为格外沉重的精神压力。当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使自负的涓生不堪重负时，“逃”便日渐成为他潜意识中的主导意识。[4]涓生明白，为了捍卫男人的尊严，自己不可逃离子君。所以只有逼离子君或者不逼而离。因此涓生总是默默地期待子君主动地“决然舍去”。当最终说出自己的主张时，依旧打着为子君考虑的幌子。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却丝毫不知道对于深深依恋自己的子君，这些话就是对她判了死刑。他明知道子君为了他鼓足勇气逃离亲人，此时此刻却又决绝地将她推回原地。他只在乎自己的心血来潮，一时私欲，他渴望一切从头开始，却完全没有想过这对子君意味着什么。涓生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人，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不懂爱，可是笔者认为，作为男人，他不应该连最基本的责任和担当都丢掉，更不应该去伤害自己选择的爱人。

二、自作自受的子君

其实，《伤逝》里子君的形象是极其单薄的。叙事人似乎一直无法进入子君的内在世界，那些带忏悔和自辨色彩的文字只是匆匆掠过子君行为的表象而做出的揣测。同居之后的每一次转折，似乎都是早已拟定好的，是男性叙事人对女性追求所作的一种设想：当积极进步的女性通过反叛而得以掌控命运的时候，却又回到中国妇女的传统位置上——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对爱情的想像力消失殆尽。这种“回归”的思路与鲁迅原先对“娜拉出走之后”的设想是一致的。

隔着两性间那堵无法逾越的心墙，涓生的叙述基本以“我”为视角和价值中心。在这种情势下，小说中的子君基本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物。《伤逝》前后唯有三处引述了子君的言语，三处均是情节转折的关键时刻，它成了叙事人极为节制地有所选择地展露人物内心世界的三个别有意昧的细节。

第一处是恋爱进行了半年，子君“分明地、坚决地、平静地”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乍一看去，这句没有前言后语的光秃秃的话似乎是为了承载“五四”个人主义理念而出现的。仔细推敲，其实这句话可以表明子君在这场恋爱中的主动姿态，并为日后情节的逆向发展埋下了伏笔。[5]并且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也可以和涓生的“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句话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欲抑故扬的态度与日后爱情悲剧的后果相呼应，并为涓生的责任承担作了开脱。子君的这句话究竟是基于真爱涓生的力量还是外界压迫的力量，我们无从得知。但子君的这句话到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她并不是真正了解自己，所谓“我是我自己的”也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告知涓生，因为之于婚姻生活的描述可见，涓生并不是完全了解子君的。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想要和涓生在一起，子君都没有做到坦诚相待，所以才会造成涓生希望后的失望乃至绝望。

第二处是同居生活进入庸常阶段，情感贫乏的危机日渐暴露之际，涓生接到了局里的辞退函件，失业的厄运令“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于是，她说了第二句话：“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句末的省略号透示了人物的犹豫、茫然和对未来的恐慌。涓生感觉“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只是浮浮的。”其实按照叙事疗法，一个人所看的或所说的事物不一定真实，但是却一定是他内心想要看到或想要说出的事物。其实子君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涓生却觉得浮浮的。是因为此时涓生心中的子君已经更变了模样，再也不是曾经大无畏的女子，而是被平庸生活吞噬了的家庭妇女。子君的话语也只是为了表现涓生的态度。简约的言辞有意无意地透露了她内在世界的苍白、贫弱和空洞。正如涓生所说“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这种弱点注定她没能力成为新式爱情的建构者。关于“子君的功业”的揶揄，关于“我”与“狗和油鸡”位置问题的悲哀，关于“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的怨恨以及诸如“麻木”、“浅薄”、“颓废”一类断语，均表明叙事人对子君已失去同情理解的耐心。不知道真实的子君是“大无畏”的那种还是“变了色”的这种，但是生活已经改变了她，这种改变不等于成熟。假设涓生所言属实，他早已把他的一切告知过子君，她应该是完全了解他的了。那么成熟聪明的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是应该可以帮助丈夫解忧，促进丈夫进步的角色，很明显，子君做得远远不够。

第三处是当无爱已成为事实，涓生只是徘徊于说与不说之间的时候，子君开口了：“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不管涓生事后怎样为自己的说出实情而悔恨，直接促使他出“我已经不爱你了”的，其实是子君的这句话。它给涓生的逃离设了一个台阶，并促成了后面事态的发展。但是，这句话对于子君心理境况的透露，却十分有限。它除了暗示说话人对异性伴侣感情的变化有所察觉外，看不到有更多的内容。她虽然明显感觉到涓生的冷漠，可是为了避免更强的冷漠，她连表述自己想法的勇气都丧失了。即使她不是一个大无畏求独立的女性，面对同居生活中的困境也应该去应对，而不是选择做涓生的傀儡。当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的反应是选择自动离开而保全涓生。看似洒脱的举止其实是对恋情的不负责任，作为始终默默付出的一方，因为一句话就不明不白地退出，稍显鲁莽和冲动。虽然无爱的恋情无法持久，但是也需要骄傲地离开。子君最终不幸离世，虽然死因不详，但读者大多猜测是因为无爱的悲剧。

对女性人物内心世界的无以逾人，使涓生一方面振振有辞地阐释着子君，一方面又惶惑、茫然地回避着子君。他的不敢正视子君那双“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母亲”的眼睛以及最终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未曾不是对叙事结构圆满性的一种怀疑和否定。[6]两性间深刻的隔膜，加重了悲剧的绝望色彩。不管是社会压力或是异性缺陷都无法开脱自辩者对爱情变质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有深刻的自省意识的鲁迅同样没有让他的男性人物从此逍遥自在，背负良心自责重担的忏悔依然无路可走。

参考文献：

[1]鲁迅 ：《伤逝》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2—113 页。

[2]李怡：《<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名作欣赏，1988年第2期。

[3]胡尹强：《创作动机和灵感触发点——<伤逝>与鲁迅许广平的恋爱》，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

[4]邓晓芒：《<伤逝>中的文化冲突试析》，《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

[5]林丹娅：《“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李今：《析<伤逝>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