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东

摘要：在传统德治思想的熏陶下， 我国现代公民的道德认知和评价出现两极化、简单化发展趋势， 许多公民乐于坚守“非善即恶”、“非忠即奸”、“非黑即白”的简单信念， 难以理性看待人们正常道德发展层次， 视一般道德水平为不道德， 唯高层次道德水平方称道德。加之， 现代大多民众对“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了解不深、对“道德”和“法律”边界认知不够等诸多因素作用， 导致如今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上， 越来越多把道德当成工具的道德绑架行为出现， 一幕幕将礼让视作义务的“强迫让座”现象频繁上演。

关键词：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指的是道德主体以行善的名義， 为实现或维护某种道德信念目标， 借用舆论的手段对道德客体进行精神意志层面的施压， 逼迫客体履行一定行为或终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作用的对象有多种形式， 可以是个体对个体实施道德绑架， 也可以是群体对个体， 或者是发生在群体与群体之间， 道德绑架作用对象的人数没有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现象都反映着道德绑架问题，如公交车上老人强迫妇女、儿童让座等，很多人都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一、道德绑架的内涵、要素和特征

道德绑架， 即以道德之名， 行绑架之实， 指人们以其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或某类人默守的道德直觉主动去干涉他人道德选择和道德自由的一种行为。从理论来看， 道德绑架中的“道德”是一种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里提到的“愿望的道德”， 不是“义务的道德”。如果道德绑架中胁迫使用的是义务的道德， 特别是“完全义务” ， 非“不完全义务”， 那就不存在道德绑架这一说。总之， 道德绑架是错误的将“不完全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5]它忽视了自主的“道德权利”而过分强调“道德义务”， 模糊了“德治”和“法治”的地位和关系， 混淆了“传统美德”和“现代基本道德”内在区别。绑架者以“道德卫士”自诩， 打着“正义旗帜”、站在“道德高地”， 口诛笔伐要求被绑架者做“道德标兵”， 施“善行义举”。而道德标准相同和道德评价一致的舆论审判追随者是道德绑架得以实施的“帮凶”， 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道德绑架的诸多特征， 概括起来：一是相对法律而言的弱强制性， “强迫让座”给当事人舆论压力， 强迫其行善， 带有软暴力性、弱约束性;二是伤害了被绑架者的道德自由， 不难看出“强迫让座”中强迫者和被强迫者的权益是一方获益、一方受损;三是大众对道德定义认知的主观性， 康德强调：只有处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 而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 “强迫让座”现象中的强迫者与热心围观的舆论审判追随者， 他们的道德评价大多凭主观直觉、传统思维， 带有强烈的主观性、错误性;四是对社会道德发展和被绑架人心理健康发展的危害性， “强迫让座”中的“道德情感共同体”可能不道德， 它会促使集体不理性行为的发生， 破坏伦理公平。

道德绑架行为的危害

道德绑架行为戕害了个体的道德自由和道德权利。自由不仅是人做出道德行为的前提， 也是道德自身的内在本质。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分善恶而动物不能， 就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道德绑架行为侵害了被绑架者自由选择道德行为的权利， 是对被绑架者自由意志的践踏。在这个意义上， 道德绑架者的行为目标只是为了自身和被救助者， 体现的是善的特殊性， 而不是善的一般性， 阻碍了其他个体道德权利的实现， 这种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当被绑架者迫于精神和心理压力或者舆论压力而选择做出符合道德绑架者要求的行为时， 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被绑架者自由选择的结果， 因而谈不上是一种道德行为， 由此， 道德绑架行为自身反而是消解了道德， 增加了社会生活中的不道德因素。

道德绑架行为模糊了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标准。在道德绑架行为中， 道德绑架者的行动逻辑是， 只要意图是好的， 行为必然就是善的。道德绑架者认为， 由于在整个绑架行为中并没有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 所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实施道德绑架行为， 并且丝毫都不怀疑自身行为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自以为是在履行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但是， 从媒体上披露的道德绑架事件中可以发现， 道德绑架者的行为并不都是那么高尚、无私和纯粹， 一些人利用道德绑架行为来发泄对社会的怨恨， 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受难者， 而是从道德绑架中求得一时的感性快乐和情绪满足。有的被绑架者是莫名其妙地被强行卷入道德两难境地之中的， 他们被迫接受着道德绑架者的道德审判和道德拷问， 不得不配合道德绑架者上演一场又一场“道德大戏”。实际上， 尽管道德绑架者自认为拥有道德的优越感， 但他们的举动却不是一种善的行为。

目前道德绑架相关的消减途径

（一）以强化媒介素养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信息时代的发展， 网络媒体的兴起， 拓宽了人们关注社会的渠道， 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舆论对社会心理的多元化导向。人们极易在群体暗示、传染等非理性心理的影响下， 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 对他人的言论不加筛选和判断地进行传播， 偏听偏信。道德绑架问题的日益凸显不仅与公众自身的道德素质密切相关， 而且与媒体从业者、信息把关人能否正确、理性的引导舆论导向、行使话语权有一定的联系。不容置疑， 部分媒体从业者为了博得公众的眼球， 谋求自身的利益， 在信息生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因素对客观事实进行道德审判， 对真实事件进行非理性的表达和传播， 误导了舆论方向， 极大地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化。为此， 我们应监督引导媒体从业者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 严格约束自身行为， 积极引导舆论导向， 构建健康有序的舆论氛围。

（二）以道德知识教育培育理性道德心态

道德绑架现象的滋生与人们对道德义务的曲解和道德知识的匮乏息息相关。相比较法律义务而言， 道德义务不具有法律义务的强制性， 而且， 由于道德义务本身的层次性， 导致道德义务的约束性也存在差异。比如， 公平、诚信等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道德义务往往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而仁慈、慷慨等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道德义务的约束力则相对较弱。然而， 由于公众对“自然义务”和“允许的义务”没有正确区分， 把带有“理想期待”性质的行为当作“现实必须”， 就必然会造成对他人道德权利的侵犯。

道德绑架作为一种不良社会现象， 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个体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现象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性存在， 只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助推下， 演变得尤为激烈，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日趋显现。但只要我们有足够智慧， 理性看待这一现象，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 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可以预见， 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必将极大提高， 道德绑架现象也一定会逐步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