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邦红 余婷婷

摘  要   设计、执行、考核三位一体的行政三联制，是蒋介石为建立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的基础，在抗战期间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术机关的中央研究院，也被列入行政三联制的设计与考核系统中。将行政考核用于学术机关，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观念冲突。在抵制、交涉与妥协中，中研院在形式上很大程度执行了考核的要求，但对与学术标准相冲突的考核，则坚决予以抵制。此种考核，虽然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政府与中研院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但对中研院的研究计划和学术事业的进展，却并无真正实质的作用。而其考核的内容、运用的手段和方法等，也并未比中研院原有的体系更加合理、有效。

关键词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  行政三联制  中央研究院  考核  物理所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在炮火连天的20世纪40年代，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政府曾经在方针、政策、制度等方面，采取过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考委会”），即是蒋介石力主于1940年成立并一度寄予厚望的一个单位。对于该机构，目前学界虽有一定的研究，但或停留在解读法令条文的层面，或见于对行政三联制的整体分析评价中，对于考核的标准、具体实施过程、考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并没有太多的论述[1—4]。而对其与学术单位如中研院的关系，更乏专题讨论①[5]。 本文基于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的期刊、书籍以及考核过程中形成的报表、文书等档案文献，试图梳理和探讨该机构对民国时期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中研院的考核过程，以探讨该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二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的考核程序与方法

1940年，为应对糟糕的经济和军事形势，提高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奠定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之基础，蒋介石决定在党政系统内推行行政三联制。此制度就是把施政过程划分为“设计、执行和考核”三个环节，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以保证政令畅通有效运行。为使该制度落到实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0年7月，蒋介石在五届七中全会上正式提请设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负责行政三联制中设计和考核环节的工作，此即为考委会之由来（[6]，页50—51）。是年11月，考委会秘书长张厉生到任[7]，该委员会正式开始运转。

基于行政三联制的要求，考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各单位工作、经费、人事等情况，各单位领导任期内的工作状况，某一项事业的进展情况等，实际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工作完成的数量、质量情形[8]。其核心工作就是根据已审核的工作计划，考察各机关的实际工作进度。因此，考委会必须以中央设计局的工作为前提，同时，其工作也为中央设计局计划的拟定提供基础。

拟定下年度国家施政方针与审核各机关下年度工作计划是中央设计局的常规性工作。每年该局将年度施政计划草案完成后，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交由政府各机关按施政方针编订年度工作计划;各机关年度工作计划编列完成后，依规定程序，再送到该局审核，通过后按计划执行。这一系列的工作从每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年底之前完成。除要求提供年度工作计划外，为了能更深入地掌握各机关的工作进度，各机关还需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填写分月进度表。利用各党政机关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分月进度表，党政要员们就可知悉各部门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每一个阶段的预定工作进度如何，什么时候能完成以及需要多少预算等问题。这些表格送中央设计局审定后亦要送至考委会备案，作为将来考核的根据。待考核时，考委会将执行机关的汇报材料与工作计划所列举的项目逐项比对，对已完成者、正在进行者和未实施者进行统计，综合其他因素得到最终的考察结果[9]。

考委会最主要的也是经常性的工作有两项，一是书面审核，二是实地考察。书面审核是审阅各机关提交的各种表报，此工作与中央设计局密切配合，除审核上文提到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分月进度表外，还包括某种事业进度表、政绩交代比较表、分期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以及年度政绩比较表。某种事业进度表是当某机关要新办某种事业时须填报的报表，政绩交代比较表是某机关长官离职时需要填写的报表。党政机关若无新办事业和长官离职的情况，便无需填报。但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和年度政绩比较表则需各党政机关定期填报，为经常性工作。对于这两个表格，各机关所要填写的核心内容是工作的实施情形。将这两种表格与相应的工作计划和分月进度表对照，考核机关就可以知道该机关的实际工作进度。为了能够使表格更明晰地反映各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形，该委员会十分注重公务统计，要求各机关填报时要“注意统计数字，并应从数字中切实表示其工作之进度”（[6]，页95）。

在做完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之后，考委会根据书面审核的結果制成考察纲领，作为实地考察的依据。实地考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主要考察方式是调阅被考察机关的文书档案以及与该机关不同层级的公务人员进行谈话。考察完毕后，考察人员向考委会提交考察报告，经该委员会审核后，呈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发送给各党政机关命其遵照考察意见整改，并根据各党政机关的考核结果定其优劣，依据法令分别实施奖惩。

考委会的考核对象是各级党政机关，要考核如此庞大的行政体系，在实际操作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为解决这个问题，蒋介石提出了一种分级考核的办法。即县市和省市各单位各自负责本级所属单位工作的考核，省市党政机关年度政绩由中央党政机关对口考核。各类考核经过各单位层层递交之后，再交由考委会覆核。中央党部各部会处及五院各部会年度政绩由中央党务监察机关及主管院考核，再转送考委会综核（[6]，页94—95）。在这种制度下，该委员会仅负覆核与综核之责。分级考核的实施，使考核工作实现了全面覆盖，党务和政务系统都建立了周密的考核网络。那么，如此繁琐的考核体制，当时的最高学术机关——中研院是如何运用的？又起到了何种效果呢？

三   对中研院的考核

从1941年考委会正式运作始，中研院便被纳入考核体系内。在初期考核时，该院更被作为一般行政机关同等对待，这引起了院委之间多次往来交涉。

1. 初期阶段的繁琐考核与中研院的烦恼应对

尽管中研院没有新办事业，也未更换长官，无需填报某种事业进度表和政绩交待比较表，但为配合三联制施行，中研院需要完成的常规考核工作也是十分烦琐的，甚至还有因蒋介石个人要求而新增的考核事项。

1941年7月，蒋介石下令要求各单位每周需各举行一次业务检讨会议和学术会议，并且以表报的形式按月向考委会汇报开会情况[10]。除此之外，由于行政三联制的推行，各党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填报年度计划、分月进度表、每月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前期为每月工作报告）、年度政绩比较表等。

如此繁密的表报要求，在战时机关分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执行起来无疑是不易的，之于学术机关中研院，则尤显困难。1941年，中研院计有十个研究所和一个研究所筹备处，散居广西、云南、四川和重庆四地，联系的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行政三联制推行之前，该院已有一套井然有序的汇报与考核程序。其工作考核分为两个层面，在院级层面，由院长及总干事综负其责，审核全院工作;在所级层面，由所长、组主任和专任研究员等组成的所务会议负责审核该所的工作计划和各个人员的研究成绩。至于向政务部门汇报工作，中研院的惯例一向是于每年二月底左右编辑报告，呈送国民政府审核[11]。行政三联制推出业务会议和学术会议等一系列“新花样”①，对中研院的既有制度受到了挑战。

1941年7月，该院连续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文官处关于要求每周举行业务检讨会议和学术会议的两份公函[12]。随后，中研院以学术机关与党政军团各机关之性质实际似属不同为由，复函国民政府文官处，希望能够暂缓执行此项命令。该院认为，本院现有的运行模式足够完备，这样的要求对于其不需要也不适合[12]。中研院回函后，国民政府文官处未再转来催办的函件，事实上应该是默许了中研院免于再额外举行这两类会议。

对考委会要求中研院与一般党政机关一样报送工作月报，中研院也感不满。1941年11月，考委会来函催交，中研院回复道：“至本院各所之研究工作……实不易如普通行政机关之可以计日程功……期待责以按月造送，则研究所工作而外，尚应分心他顾，此报告于研究工作之进行，亦恐不无妨碍。”[13]字里行间，表现出中研院对“每月造报工作报告”要求的抵触。抗战期间，学术工作本就难以为继，还要分心他顾，应付来自行政方面频繁的工作考核，这对中研院同仁来说，实在难以欣然。

繁多的表报不仅给中研院带来困扰，其他单位也觉不堪重负。由于报告次数过多，各单位的表报报送情况十分糟糕[14]。成立仅一年，考委会的运行即陷入困境，其考核方式已到了不得不更改的地步。

2. 考核办法的调整及中研院的反应

从1942年开始，考委会就开始对原定的考核办法进行调整，如延长每月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的造报时间[15]，将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从每月造报一次改为每季造报一次等[16]。大规模的调整，发生在1942年下半年。1942年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下令调整了各类会议的汇报次数，将业务检讨会议由每周一次改为每两周一次，学术会议改为每月举行一次。同时，两种会议的报告表也不再每月造报，按季归于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即可[17]。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个要求，中研院各所有选择地执行了。该院要求各所，必须每月举行一次学术会议，切实检讨本所之研究工作。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例，该所决定将学术会议与原有的学术讨论会每月合并举行一次。但学术会议中讨论的结果，如有须进行者，仍须提经所务会议通过后，方可办理[18]。至于业务检讨会议，从现有资料来看，未见执行。1944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再次下令调整表册，将每季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改为每半年填报一次，并以年度政绩比较表代替下半年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19]。所以，1944年之后，中研院需填写的常规表报，仅有年度计划、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和年度政绩比较表，且各表每年仅报送一次。

除了降低报表频次，考委会还决定落实分级考核办法。1943年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党政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建起设计考核网络（[6]，页66—71）。中研院于1943年4月奉令成立由中研院总干事、各研究所所长、总办事处总务、文书、会计三主任组成的设计考核委员会。按照规定，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应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但因抗战期间中研院各所分处多省，而该院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各研究所所长兼任，无法按期召集，故中研院请求将会期规定为一年一次。国民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20]。

尽管成立了院级组织，但对于执行分级考核，中研院似并未在意。一方面，因为中研院向有以各所为单位进行管理的传统，虽然成立了院级的设计考核机关，但相对中研院既有工作模式来说，并无新意，起不到加强联系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规定，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审议本机关及其附属和直属机关的设计考核事项，中研院设计考核委员会的会期是一年一次，且与院务会议合并举行，而研究计划在院务会议召开之前便已形成，各委员对于计划根本无事先参与之余地[21]。如此一来，该院的设计考核委员会仅是一个为应付行政差事的空架子，几乎形同虚设。设计审核工作仍由原来的所务会议和院务会议承担。中研院本拟还都后，各研究所集中于南京、上海，此种困难便能得到解决，但事实上，复员东归后，中研院以“各所分迁京沪两处，骤难集中办理，困难未减”为由，仍旧以惯例处之[22]。

对于分级考核，虽然形同虚设，但中研院还是按规成立了下级机构。但对于考委会提出的量化考核办法，就非该院所能配合了。

1943年11月，为规范考核，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了《党政各机关工作考核标准》。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何计算各党政机关工作成绩的问题，“百分比法”在标准中被采用（[6]，页110）。所谓“百分比法”就是考核机关根据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速度等指标，运用一些方法来判断该机关的实际工作进度达到计划预定进度的百分之多少，以此来衡量被考核机关的工作成绩。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对工作计划中的计划限度以及工作報告中的实施限度进行量化性的表述，也即用具体数字来描述计划目标和完成的百分比，而非凭借文字叙述。

中研院曾多次对量化的考核方式表示异议。1946年2月，在设计考核检讨会议上，与一般的党政机关普遍关注于无法实施实地考察、表报依限造送困难等不同，中研院代表指出：“考核时宜一方面统观全局，一方面详审各项工作之实际内容，但不必强以数字表示其已作、未作及所得之分数。”[21]一年后，在考委会行将结束之际，该院在汇报行政三联制实施情形的报告中，再一次对这一考核方法表示质疑，认为本院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之可严格强以数字或百分比，考核其已作、未作及所得成绩之分数”，并强调待明年院士选举完成后，该院之工作“即当依法由评议会予以考核，以重学术独立之精神。”[22]但考委会的运行此时已处于停摆状态，对中研院的这一抗议和今后工作的安排并未做出回应。

3. 考委会对中研院考核的突出特点

除以上通行的考核内容外，因中研院学术机关的特殊性质，考委会对该院的考核也有其特殊的地方。考委会历年的考察报告，透露出其对该院的政策偏向性，以及政府对学术的期望。

3.1 侧重应用和政治需求

抗战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一直希望中研院的工作能够偏重于应用研究，并且也通过考委会这一机构，力促其转变的实现，这一点在考委会给中研院的1941年度工作成绩考察报告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于这一年的工作，该委员会认为：

就实施工作之性质言，有属理论，有属应用。该院向多趋重理论，今年则有重应用之趋势。本年度各所工作所可表现者，颇足称道。如物理所方面，在闽省各地观测地磁，已告完成。化学所方面，所作药物研究，以新法制造較旧法增产一倍以上。工程所方面，试制钨磁钢完成试验，云南木材之物理性及力学性质，使建筑工程师有所准则。地质所方面，研究贵州修文之银矿，估计其储量甚巨，详勘广西宜山之煤田，估计其储量约在九万万吨以上。天文所方面，在甘肃临洮观测日全食，所得记录摄影可供天文学之研究。气象所方面，研究昆仑山北麓河流之萎缩原因，可供开发西北计划之参考。历史语言所方面，发掘彭山汉墓所得古物富有美术史及考古学上之价值，调查川康民族之文化及贵州苗民之体质与文化，黔桂两省之台语与苗语，四川之汉语方言及云南寻甸倮倮语，均有相当之成就。社会科学所方面，调查战时之经济状况，可供有关经济行政机关之参考。心理所方面，研究蛙蝌蚪之行为发展，绩有创获。动植物所方面，研究鲤科鱼类天然之食料，有助于人工养鱼;研究蚊虫之天敌及自然防治法，对于改进西南诸省之卫生环境颇有关系。[23]

在这里，列举出的各所工作“颇为称道”者包括：观测（如物理所之在闽省各地观测地磁）、调查（地质所之详勘广西宜山之煤田）、发掘（历史语言所之发掘彭山汉墓）等，前两者与资源探查息息相关，而史语所的系列发掘工作，在国际上有相对较为突出的显示度，也给中国人民带来精神上的激励，所以，这几项工作，均可谓有显著的实用性特点。除此之外，中研院还做了很多非实用性但却同样很有意义的研究。以史语所为例，该所1941年年度研究工作实施进度一览表中共列有四类十五项工作，涉及到校订、整理、调查、发掘、研究等多个方面。但像历史研究、整理发掘报告等长期连续进行的非应用性研究，就没有入选“颇为称道”的研究工作之列。相反，入选的彭山汉墓发掘，实际是一项临时工作[23]。再如气象所，1941年气象所研究计划里共列有三类五项工作。考委会工作成绩考察报告中称颂的“昆仑山北麓河流之萎缩原因”研究，并未单独地出现在研究计划里，它应该是“西藏高原及其四周雨量”研究的一部分[24]。关于此项研究，在建院之初就列于气象所的工作计划[25]，至此作为“颇为称道”者予以突出，实与政治导向有关。抗战以来，西北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开发西北的呼声越来越大。1942年8月，蒋介石亲赴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考察报告成形之际，正是蒋介石前往西北之时。报告将中研院的研究工作与正在发生的政治活动相联系，如此行文，体现一种对于时事的呼应，也反映了党政系统希望中研院重视应用研究、紧跟政府需求的期望。

3.2 对经费和人事问题的关切

考察报告对中研院面临的挑战也有一定的叙述，这主要表现在经费和人事两个方面。研究经费的短缺，一直以来都是中研院的心病，抗战期间更是如此。每年预算核定时，中研院的预算经费往往被大量核减。由于经费的减少，研究人员不得不缩小研究范围，变更原定计划。预算与计划的不匹配，让中研院的后续执行变得十分困难[26]。这对中研院在考核环节中工作成绩的展现，是十分不利的。考察人员注意到了此点，并将这种情况通报给了党政高层。在1942年度的工作成绩考察报告中，考核人员对该院的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做了一个简单概述，认为：“当此百物昂贵之时，以之维持员工之生活及必需之办公费，时虞不足。对于扩充图书与增加设备，自属无法办到。此区区经费所以能使全院工作维系不断者，全赖工作人员之刻苦忍受，一切不求铺张，处处从实地做去”[27]，对中研院于困境中，仍坚持不懈的研究精神给予了肯定。

在人事方面，中研院也同样面临着不小的麻烦。抗战期间，院内人员流失率很高，傅斯年曾感叹道：“若再有多人走，本院之外表，亦难维持。”（[28]，页1092）考核委员会对中研院的这一问题，也有一定的认识，并将此点反映于考察报告中，1942年的工作考察报告中写道：“年来应抗战关系，人事流动甚为频繁……此种情形影响研究工作甚大，许多研究工作均应人事之变更，致遭停顿，殊为可惜。”[27]针对这一问题，考核人员在报告中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国家能“打破一般待遇之标准，遇有确具专长之人才，必须厚其待遇，使无衣食之忧而能安心于学术之研究。”[27]从这个方面来看，考委会的考核实际上也是中研院与政府沟通的一种渠道。该委员会将中研院所处的境况通报给高层，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这无疑对中研院争取高层的援助是有一定助益的。可能也正因于此，傅斯年对考核工作发出了“此虽官样文章，然以后此等官样文章必较有效力”的感慨（[28]，页1093）。作为中研院核心人物之一的傅斯年的此番评价，也显示了中研院对考核工作从无奈、屈从，到利用的转变。

四   考核对中研院科研工作的影响

考委会的目的是要考察各单位的工作进度，为中央设计局的计划工作提供基础，并争取实现计划与预算的相互配合。中研院作为学术研究机关，这种来自政府的工作进度考核，对其科研工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以物理所为例，尝试从该所年度计划及历年报告中反映的实际工作的对比，来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在此之前，我们先试图理清中研院制定工作计划的基本思路。

关于中研院的研究工作，该院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区分轻重缓急，依次进行”，而具体按何步骤实施，蔡元培曾在中研院进行工作大纲中有过详尽的阐述。蔡院长认为，中研院必须执行的研究工作包括三类：一是“纯粹研究”，二是“常轨的工作”，三是“急需的研究”[29]。所谓“常轨的工作”即指可为其他研究提供研究资料者，如物理所的地磁测量，对于此类工作“应予坚持”;“急需的研究”是指“对于各项利用科学方法以研究我国之原料与生产诸问题”或“此时国家或社会所急需者”，如工程所的大部分工作，这类工作“尤宜注意”。而对“纯粹研究”则要依据以下三原则确定实施的“缓急轻重”，即：一、“此研究可为其他若干研究之凭藉者，宜列为先”;二、“有地域性之研究，吾人凭藉大优于外国人，若吾人放弃，转受国际间之合理的责难，宜优先从事”;三、“问题特属重要，或致此研究须用精密之技能，其结果可为他种相关工作之标准者，宜尽先从事”。而所有纯粹研究，又要“以人力和财力为限”[29]。也就是说，中研院的工作中，“常轨”的工作和“急需”的工作，都是必须要做的，而对于纯粹研究，先做哪个后做哪个，投入多少，要根据工作的性质而定。所以，按照此大纲的原则，该院要优先开展的是那些基础性的、外国人无可替代的地域性的，以及为国计民生所急需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导下，结合物理所的人员和经济情况，该所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于“决无他人可以代庖”之具有地域特性的地磁和重力测量、“事涉国家存亡”与国防有关的无线电通讯研究，以及以磁学和物性研究为代表的纯粹研究等领域。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该所已建立了物性、X射线、光谱、无线电、标准检测、磁学等实验室和金木工场，其立足于地域和国家需求的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并开始走向深入（[30]，页73）。然而，无情的战争，使这一切均难以为继。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物理所随即迁往上海租界，几经辗转后又迁至桂林良丰，工作也集中到地磁观测、无线电研究和仪器制造等几个方面[31]。

1941年，物理所在桂林得相对安定，这也是考委会开始考核的第一年。是年，物理所的工作计划分为四大类：一是铁磁合金之磁性研究，包括电话机中永久磁铁之制造、铁属合金受热处理、金属学研究;二是无线电学之研究，包括无线电学研究、真空管之制造;三是地磁测量，包括川滇黔境地磁测量、大气电象、宇宙射程、采矿工作;四是仪器制造，包括科学仪器之制造和航空仪器之制造[23]。这些研究项目，基本还是延续战前的计划框架，但体量明显减小。尽管如此，1941年的考核报告却显示，物理所计划中的“电话机中永久磁铁之制造”“金属学研究”“真空管之制造”“大气电象”“宇宙射程、“航空仪器”几项工作均未能实施[23]。个中原因应该是人员的流失。1939年，做脉电流和天空电离层研究的陈茂康研究员已离职前往大学任教[32]。不久后，做真空管和收信管的蒋葆增副研究员也离所他就[33]。考委会是年虽未对物理所工作做出单独评价，但对中研院研究工作的整体评价，可见其对该所工作的不满：“该院各所研究原定计划共计四十六类九十四目，其已实施者，虽表现颇多可供抗建之需要，但进展不齐，有因人才设备所限，发展迟滞，有因兴趣所关个人研究超过集体研究甚至溢出原计划之外。今后该院拟定计划，人力物力两者兼顾，全盘筹划，纯理类自应占若干，应用类自应占若干，何者属于集体研究，何者属于个人研究，何者缓办，何者先施，分别规定，成效可期。”[23]这份评价说明，在考委会看来，整个1941年中研院的工作都进展不佳。考委会希望中研院来年的计划能够理论与应用兼顾，能够少一些体现个人主义的研究，多一些集体研究，而且对实施的先后次序，也要做出规定。

考委会所提的希望并未受到重视。1942年，物理所计划基本延续了上年度的四类研究，计划中未标何者“缓办”何者“先施”，也一如既往地以个人为单位列定计划。四类研究中仅无线电学研究类变化较大，放弃了上年即无人可用而未能完成的真空管制造研究，除延续上年度负电阻方面的研究，另又辟出高射角定向天线试验、短地波波强日间衰减之探讨，天空电离层变迁之记录，天波方向改易之原因，地波波前在各种地面上倾角之量度等五个新方向[34]。这些新开辟的方向有明显的军事应用取向，可惜最终均未能得到有效开展①。此时，法币贬值加剧，中研院的经费却有减无增，研究人员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物理所根本不可能引入新人，舊有人员特别是高端人才则持续另寻他路。继陈茂康和蒋葆增之后，在中研院工作十一年的蔡金涛也离所他就，整个无线电研究至此再无人可用（[30]，页84）。虽然中研院给行政院的报告中显示，这一年，物理所还做了投弹瞄准仪等六项工作，但得到的考委会评语却是：对于铁磁合金之研究及地磁测量，年来均无新发现，成绩至属平常，惟对科学仪器之制造颇著成绩，惜所做成之数百套，均留上海未及携出，损失至为可惜[27]。这说明此年的研究工作并未产生出多少实用的效果。而自1941——1943年，物理所全部在所人员也未有一篇论文发表（[30]，页75—84）。

1943年，物理所计划了物性、磁学、应用光学、地磁、电学研究及恢复标准测定与检验六大类工作，坚持了多年的无线电研究在计划中消失[35]。根据当年的考察报告，六大方面的工作均有实施，常规的地磁测量和仪器工场工作也得以开展。考委会的评语也大有改观，其评价为：“物理研究所本年度工作计有六项十五目，以物性、电学、磁学等八目研究为中心研究，应用光学与地磁之研究及各种仪器之制造修理等七目为一般研究。有因设备所限，重于理论之探讨，有受其他机关（如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交通部等）委托及资助，重于实际之试制。其中赓续上年未竟之工作计有八目，除电学仪器之检验系自本年恢复外，均照计划完成。新增工作七目，僅完成二目，其余已得相当结果。”[36]这一评价大概可算客观公允。是年，除切实完成了航空委员会委托的测定某机场经纬度及磁偏角，资源委员会的高温计的检验等工作，理论研究成果中，林树棠的“铁管磁化时对于磁场的影响”，丁燮林与林树棠合作的“用于确定地球磁场垂直分量的磁力计”和朱恩隆的“直线的电路之稳定”于1944年分别在Rev. of Sci. Inst.， Phys. Rev.和Proc. I. R. E上发表（[30]，页75—84）。这在整个考委会考核期间，实属空前绝后。

自1943年后，考委会对各单位提出量化考核，但在物理所的计划和考核报告上体现得并不明显。这一年，物理所的计划将工作分为应用光学研究、电学研究、磁学研究、地磁研究、地磁测量、仪器制造六大类[37]。因是年物理所从桂林迁往重庆，一年中大半时间均无法工作，因此本年度计划实施者甚少[38]。

1945年的物理所计划又将工作缩为四大类，包括磁学研究、应用光学研究、地磁测量及研究、仪器工场工作。其中电学工作被舍弃，究其原因，概因做电学研究工作的副研究员朱恩隆获得留学资格，1945年已离所赴美，而物理所却未能引进新人（[39]，页299）。这一年工作的具体完成情况，因缺乏考核报告，不好完整评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研究所同仁研究热情十分高涨。因在计划之外，物理所还新增了北碚地磁观测工作，并完成了交通部电信总局和福建省建设厅气象局委托事项。为增进军事通讯的效用，应澳洲无线电委员会秘书伍德先生之邀，物理所主导在重庆北碚设立高空电离层观测台，中断已久的高空电离层观测工作也得以重启（[40]，页67—68）。

1946年，物理所继续拟定工作计划，拟新办“用超短电波干涉法[测]量物质之电容及电导之系数”“中国地磁区域之反常现象”“峨眉磁乱之测量”“四川省地磁之复测”“高空电离之观测”“修理本所损坏仪器”等工作[41]。但新旧各项工作，皆以复员关系，未克照原定计划进行[42]。至此，虽然中研院还是按照规定履行各种表报职责，但考委会的工作，已近名存实亡。

抗战期间，物理所一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该所曾历经两次大规模的迁移，先是自上海迁至桂林良丰，后又转至重庆北培。尤其是1944年的第二次迁徙，更是让物理所元气大伤。这次行程历时近半年，物理所和心理所共同迁移，两所图书仪器等抢救出来的只有1/3，机器仅抢出了1/5，磁学研究仪器设备、工场机器材料和无线电器材损失惨重[43， 44]。至于人员方面，在整个考委会活跃期间，该所几无高层次新鲜血液注入（[30]，页75—84），仅有刘庆龄等少数研究助手入职①。虽然物理所此间也曾力图引入吴有训、彭桓武、张文裕、钱三强、吴健雄等人，他们甚至也已被载入物理所名册，但最终却均未能到职。

综上，不难看出，物理所的工作计划，始终以所内已有研究人员的研究旨趣为前提，在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指导下，结合现实需求产生。这是该所计划产生的基本逻辑。该所的人员结构状况，是该所地磁测量、仪器工场和磁学研究工作一直连续且相对突出的根本原因。抗战内迁后，因为环境动荡，人员及设备损失等原因，尽管有考委会这样的机构不断考察研究所的工作进度，但除了维持常轨的地磁测量、仪器制造和修理工作，应某些单位之需解决一些实用的问题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自1937—1948年，在所的十多位专职研究人员，仅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0篇，出版专书2部（[30]，页75—84）。无论是从该所研究计划本身，还是从其工作和研究成果看，考委会的考核工作，都没有收到预先设想的效果。而同时期的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因严济慈等在光学瞄準器、无线电等方面的突出工作，则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44]。

五   结论

从1940年建立到1948年终结，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仅在1941——1946年间实际运作了六年，而真正活跃只有约四年。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成立的中央机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从机构的诞生，到考核过程中考核标准、分级考核、量化考核等制度的建立，都与蒋介石的要求直接相关。在这个体制建设过程中，作为学术单位的中研院也被设计纳入计划考核框架之内。执行考核环节的考委会，其考核标准和方法，强调的数量、速度、进度等一系列量化指标，同样适用于中研院。按照要求，中研院编制了年度工作计划，并将该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8年，也坚持填报了年度政绩比较表和分期工作进度检讨报告表。但是，对于考委会短周期的监督考核，如每周业务检讨会议及学术会议、月报表等，中研院则极力抵制。这种密集的考核与学术评判标准相悖，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中研院的行政负担，妨碍了该院的研究工作。不过，鉴于中研院的特殊性质，考委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予以了妥协，默认了中研院在某些方面的抵制行为。

考委会是中枢毕集之所，代表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它的考核也体现了国民党中央对中研院的要求。一方面，增加应用科学研究，是国民党中央对中研院的最大诉求，因此，在考委会的考核报告中被反复强调。另一方面，在实际考察过程中，考核人员也将中研院面临的种种困难通报给各位党政要员，这也使得考核成为中研院和国民政府进行交流的一个通道。这对国难之中争取政府支持，维持中研院的运行也有一定帮助。

按照行政三联制的设计，考委会的工作目标之一是给下一轮的计划制定提供有针对性的材料，帮助设计部门优化新的工作计划，并最终与计划和执行部门三位一体，实现人、财、物的最优配置。在对中研院的考核中，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府应用科学导向在该院产生的效果，但因为中研院实际的研究计划多为自下而上由具体研究人员和所长经所务会议确定，使得考委会在预期的计划层面的影响十分有限。而考委会本身没有人事权力，更无预算编制和经费分配或奖励权限，其考核结果，只是提供给设计和最高权力部门作为参考。所以，对于中研院来说，考委会不能帮助该院要来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无法帮助该院阻止因经费困难、法币贬值、研究人员生活困难等而造成的人才流失。可以说，这种考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除了增进了政府与中研院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以及控制与反控制的角逐外，于中研院实质的学术事业进展，并无明显可以见得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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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Academia Sinica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1940s

FU Banghong，  YU Tingting

Abstract：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the three-in-one tripl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is a politic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Chiang Kai-shek as the basic of a planned economy and planning politic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Work Assessment Committe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system. As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Academia Sinica， had also been included in the joint assessmen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The administrative assessment which used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d caused a series of conflicts of ideas between the examiner and the examinee. With the boycott，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Academia Sinica carried out th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in a large scale， but it had resolutely resisted those conflicted with academic standards. Although this kind of assessment had enhanc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a Sinica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d no real effect on the research plans and academic progress of Academia Sinica. The content of the assessment， the means and methods applied， were not mo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than the original system of the academy

Keywords：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Work Assessment Committee， Tripl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cademia Sinica， assess，  Institute of 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