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良 刘玉华

中国古代考核制度源远流长。古人在长期的用人实践中，创造了若干不同的考核形式：有结合任期的定期全面考核，称为“考课”“考绩”“上计”“考满”等；有以廉政、整顿官员队伍为目的的考核，称为“考察”“刺察”“访察”“京察”“外察”等；有以选拔任用为目的的考核，一般称为“考察”等。这些考核形式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核体系。

考核在人事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察贤否”。考核是识别人员行为善恶、能力大小的重要手段，考核结果可以作为对人员实施升降去留的直接依据。二是“明功过”。通过考核明确人员有哪些成绩和过错，赏功罚过，对人员直接起到激励进取、督促工作、监督行为的作用。

考核不是摆样子，不是为考核而考核。考核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用。考核的用处，就体现在考核结果要与任用、奖惩相结合。考核结果如与任用、奖惩不挂钩，考核的作用就会变得苍白无力，长此以往，考核便无人重视，形同虚设。

北宋的李觏，创办过书院，在太学任过职，有很多著述，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对当时“考绩”中存在的升降赏罚不与考核结果挂钩的弊病，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他说：“有功者晋升，有过者贬退，无功无过者职务不动，这样就可以激励有功者而惩罚有过者。然而现在的考绩却不是这样，而是无功无过者晋升，这就意味着晋升不必有功；有过者仍然担任原来的职位，这就意味着有过也不用贬退。像这样有功劳无益处，有过错也无损失，那激励和惩戒的作用又体现在哪里呢？”

尽管在实际考核中，一些地方和部门长官将考核视为具文，敷衍塞责，破不开情面，不愿认真鉴别分等，也不愿按照考核结果认真实施升降赏罚，但历代关于定期考核的规定里，都明确要求考核结果要分出等次，并按等次进行升降赏罚。两汉时，考核好的称为“最”，差的称为“殿”，“最”者或升或赏，“殿”者或降或罚，即所谓“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北魏孝文帝下诏规定，“实行三年一考，考了就升降”，并规定“考其优劣为三等”，“上等的升迁，下等的贬降，中等的保留原职务”。唐代考课结果分为九等，一年一小考，根据考核结果实行加禄或减禄的赏罚，四年一大考，决定官阶的升降。宋代一年一考，三考为一任，“定为三等，中等的不赏不罚；上等的或者升转官职，或者缩短任期，提前进行任满考核；下等的或者降官，或者延长任期考核的年限”。明代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结果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根据考课结果，还要参考原任职务的繁简程度，决定奖罚。奖赏一般是晋升官阶等次，有时还采用升职、荫子、封赠、加禄等激励办法；处罚一般是降官阶等次、罚俸，太差的要降三四等，甚至不安排官职而在“杂职内用”，直至罢免回家。清代的考课，既包括对“才、守、政、年”的全面考核，也包括对“贪、酷、疲软、不谨、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八类问题的考察，称为“八法”。全面考核合格的升级，被列为“一等”或“卓异”的列入候选升职名册；“贪、酷”者革职提问，“疲软、不谨”者革职，“年老、有疾”者退休，“才力不及、浮躁”者酌量降调。

关于考核与赏罚的关系，宋代学者苏洵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其核心思想是：有官员就要有考核，有考核就要有赏罚。有官员而无考核，就等于无官员；有考核而无赏罚，就等于无考核。如果没有考核，那就等于对官员队伍无管理，只是虚置官位而已；如果考核不与赏罚挂钩，那考核就没用了，考核制度便形同虚设。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概括了考核的作用以及考核必与赏罚挂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