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王佳琪

摘要：[目的/意义]社会发展是旨在赋予每个地区公民能力和权力的实践，是引导“改善人类福祉”和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过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专业化新型智库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方法/过程]本文以国内外扶贫智库影响和塑造社会发展政策的案例为研究对象，从组织机构、运作模式和作用机制方面梳理和总结了专业化新型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结果/结论]本文认为，我国专业化新型智库的建设有助于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发挥重要的建言咨政作用。

关键词：专业化新型智库  社会发展政策  扶贫

分类号：C2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5.12

1  引言

智庫（think tank）自在人类词源中出现之后经历了各方对其含义争论不休的几十年，时至今日人们已逐渐形成了对其普遍认同的定义，也确定了一些有共识的核心制度特征。然而，即使在有广泛共识的前提下，学者们尝试对智库进行界定和分类也会引起关于“公共政策研究”（public policy research）、“智囊团”（think tank）和“倡导”（advocacy）等基本术语含义的争论。毫无疑问，智库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否认，但其角色依然模糊。智库时常在学者、顾问、以及倡导者等不同身份间游走，对智库角色的辩论反映了思想世界与政治世界或学术文化与政策文化冲突之间的内在张力。智库已从过去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社会安全和机遇，到如今在国家国际事务、外交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充分说明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度重视。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建设高效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新型扶贫智库，对决胜全面小康、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2  实现社会发展目标亟需打造专业化新型智库

2.1  社会发展的意涵和内容

社会发展是一个跨越地缘政治边界的多学科领域，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涉及的主要部门包括农业、环境、健康、刑事司法、国防、人权和社会服务等。更广泛地说，“社会发展”指的是引导“改善人类福祉”和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过程。它是一种“运动、实践和观点”，帮助人们关注充实“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潜力。[2]”理查德·埃斯蒂斯（Richard Estes）概述了社会发展能够发挥作用的8个具体层面，“个人赋权、集体赋权、解决冲突、机构建设、社区建设、国家建设、区域建设、以及世界建设”[3]。社会发展关注的主要焦点与经济发展不同，社会发展旨在通过追求3个总体目标来改善人类福祉。首先，要努力创造包容性机构，允许人们参与能够平等获得机会的机构;其次，努力创造凝聚力，形成使所有人群共同参与和努力解决问题的社会;最后，努力确保机构负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即要以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方式回应公众利益诉求。社会发展是在一系列假设下运作的，这些假设共同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实践。埃斯蒂斯确定了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假设，那就是面向社会发展的实践者普遍认为，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对世界其他所有地区的生活质量都有直接影响，因此社会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他们还认为具有国际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是人类社会退步的根本原因。此外，和平共处对于社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鉴于国际社会复杂动荡的情况，迫切需要重建国家和国际社会秩序。总而言之，社会发展是旨在赋予每个地区公民能力和权力的实践，并且主要通过那些界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转变机构来实现。

2.2  打造专业化新型智库助力实现社会发展目标

自联合国诞生起，社会发展一直是联合国工作的基石。几十年来，联合国强调社会的发展，以确保所有人过上幸福生活这一目的成为全面发展的中心目标。联合国召开的大多数全球会议已把重点放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为了鼓励把越来越少的国家资源分配给社会领域，1995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第一次使国际组织全部成员团结一致，共同与贫穷、失业和社会分裂作斗争，重视社会责任与团结，迎接21世纪的到来[4]。过去几十年，在改革开放和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中，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7亿多人实现脱贫。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5]。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中国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坚持政府主导，既制定长期减贫规划，又确定年度减贫目标，同时也重视发挥市场在减贫中的作用。如今，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要求国际组织领导人、国家政策制定者、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对当代问题开展多学科研究。“为了制定有效的社会发展政策，这些关键角色必须制定政策优先事项，以及致力于发展、消除贫困和满足最弱势群体的需求。社会发展的目标需要国际社会所有主要参与者的支持、倡导和伙伴关系[6]。因此，逐步建设专业化新型智库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之举。我国既要确保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且还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减贫事业可谓任重而道远。当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正处于历史交汇期，必须加强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工作的研究，充分发挥专业化新型智库的作用。专业化新型智库有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制定出合理化的社会发展政策。未来巩固摘帽后贫困县的发展成果，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当地群众生活的改善，专业化新型智库是不能缺席的角色。

3  建设扶贫智库对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意义和作用

3.1  我国智库扶贫的发展现状分析

到目前为止，除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扶贫研究中心之外，我国扮演专业化扶贫智库角色的单位非常少。绝大多数扶贫的研究和项目都是由传统的综合型智库完成的。不仅如此，与我国巨大的减贫成绩相比，我国智库在扶贫攻坚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富。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与排名》，本文选取了排名前10的智库，并对这些智库发表的关于扶贫研究成果数量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当前各类综合性智库关于扶贫的研究项目和成果总体较少（如图1所示）。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近3年发表的关于扶贫的成果数量最多，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近3年平均每年发表扶贫成果不超过10篇，而其余几家智库几乎没有发表过扶贫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每年编发多期《国际减贫动态》《研究报告》《减贫研究参考》《中外减贫信息摘要》等中英文刊物。此外，凤凰国际智库发布的《2016中国扶贫报告》、瞭望智库在2019年发表的《恒昌精准扶贫模式与效益评估报告》和上海（复旦大学）扶贫研究中心2019年出版的《精准扶贫上海实践案例集》都是智库在扶贫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总体看来，智库参与扶贫的工作还不深入，发挥的作用还不显著。

3.2  建设扶贫智库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的作用

3.2.1  提升救济式扶贫政策的合理性  救济式扶贫是运用扶贫资金以实物或者现金的形式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救济或福利补贴，以改善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帮助贫困户脱贫。在救济式扶贫的过程中，贫困户“等、靠、要”以及农村非贫困人口非法占用扶贫资金和援助等扶贫乱象层出不穷。扶贫智库首先可以帮助政府精准地识别真正的贫困户，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到实处。其次，还能根据各个贫困农户的实际贫困状况，协助政府合理地分配扶贫资金和物资，提升扶贫资金的利用效率，确保物资的合理配给，增强政府救济式扶贫政策的合理性。最后，扶贫智库能通过对于扶贫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帮助贫困户深刻领会扶贫政策的核心内涵，调动贫困户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3.2.2  增强开发式扶贫政策的科学性  开发式扶贫是根据贫困地区的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鼓励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开发利用当地的资源，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中国开发式扶贫开展的近20年时间中，通过政策评估发现，开发式扶贫意图通过“滴漏效应”实现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效果并不理想。强化政府决策参考和精准施策需要找准“病根”、拔掉“穷根”的良策。在开发式扶贫中，扶贫智库首先可以通過组建专业化的专家队伍，实地考察和调研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及时更新相关数据，科学评估贫困地区的发展潜力和前景;其次可以协助政府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最后，还能通过举办政策解读讲座、座谈会、论坛、搭建智库平台等形式，为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脱贫建言献策。

3.2.3  论证参与式扶贫政策的有效性  参与式扶贫是政府通过扶贫资金和扶贫政策的支持，以贫困村为平台，激发广大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监督的过程中去，增强贫困户自我生产、自我发展的能力。参与式扶贫过分强调发展，这使得有技术和资金的贫困户更容易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而缺乏资金和技术的贫困户就可能会丧失参与到扶贫项目中的机会，从而陷入“富者恒富、穷者仍穷”的扶贫怪圈中去。培育“造血”机制是扶贫攻坚的根本所在。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智力扶贫是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途径。扶贫智库可以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扶贫，提高扶贫对象的素质，帮助贫困群众增强脱贫致富的本领，激发贫困群体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另一方面，扶贫智库还能通过参与扶贫项目的设计、规划、实施、监管和验收，论证扶贫项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确保各类贫困户都有机会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阻断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

4  国内外智库扶贫的案例分析

4.1  案例1——“公共资产农村就业机会”智库（R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Assets，简称“REPOA”）

4.1.1  REPOA的建立和运营  REPOA是坦桑尼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94年，并于1995年开始运作。REPOA主要由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工作人员组成（如图2所示）。其主要职位有执行董事、战略研究主任、委员会工作主任等。REPOA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伙伴的资助、相关合作项目以及当地和国际组织的资助。REPOA工作目标是通过相关研究加强地方扶贫能力建设，在多个方面促进减贫目标的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REPOA的任务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扶贫领域，还包括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和转型。它的工作机制是通过与决策机构进行战略性合作，从而确保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机构能够实际考虑智库的政策研究结果和建议[7]。

4.1.2  REPOA对扶贫政策的影响机制  REPOA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对话（national policy dialogue） （以前称为“贫困政策周”，poverty policy week）与决策者进行沟通（如图3所示），这是一个旨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转型，对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的论坛。该论坛的参与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发展合作伙伴、学者和公众。他们介绍和讨论各种研究成果，确定后续安排步骤，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扶贫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自1995年以后，REPOA的年度研究工作坊（annual research workshop）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另一条途径。2014年REPOA年度研究工作坊主题是经济转型、增加就业和消除贫困以及通过发展企业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工作坊邀请知名学者和专家演讲，介绍发达国家经验，其宏观目标是解决从事低生产率农业和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大多数坦桑尼亚人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并确定管理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选择。该研讨会的具体目标是探讨农村经济转型中企业发展在非农活动中面临的挑战，推动农村经济价值链的提升。众多专家与学者通过研究工作坊的探讨，在如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以及提升生产效率和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为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通过与政府决策机构进行战略性合作，1996—1998年，REPOA参与制定了“2025坦桑尼亚发展愿景”。2000年，REPOA参与制定了减贫战略文件，最终与政府部门一起制定出了比第一代减贫战略更加本土化的战略。自2002年以来，REPOA对坦桑尼亚的地方政府改革效果进行了定期监测和评估。其研究主题是如何更好地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治理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和财务管理提供服务。在该研究计划实施过程中，REPOA一直在记录地方改革计划的变化和影响过程，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以确保决策过程成为一个咨询过程。这反过来又为管理人员和主要利益攸关方提供了相关业务数据，帮助他们总结了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加强了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公民、研究人员和学术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

4.2  案例2——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会（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简称“AERC”）

4.2.1  AERC的建立和运营  AERC成立于1988年，是根据特拉华州通用公司法成立的一家专门从事慈善、科学、文学和教育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秘书处位于肯尼亚内罗毕。其宗旨是加强对非洲经济政策进行严格独立研究的能力，其使命是提升当地对经济问题进行调查和管理的能力，并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的科學性。负责开发、资助和执行AERC的使命由财团的3个治理机构共同承担，AERC采用的组织结构是旨在保持研究议程的独立性和完善资源管理的问责制。该结构由3个相互关联但独立的机构组成。董事会负责批准政策方向和长期战略;计划委员会确定研究和培训计划的议程和目标;秘书处则负责管理AERC活动和接受执行董事领导（如图4所示）[8]。

4.2.2  AERC对扶贫政策的影响机制  AERC 主要通过研究工作坊（research workshop）的形式影响非洲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如图5所示）。一年两次的研究工作坊是AERC研究能力建设模式的最大创新和显著特征之一，这个活动汇集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包括来自非洲大陆的AERC博士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决策机构。它的主要形式是召开一个为期1天的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3～4篇涉及非洲当代政策利益问题的最前沿的论文，这些论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经济学家提供。1年2次的研究工作坊将包括经济学博士课程（Collaborative PHD Programme，CPP）研究人员在内的AERC研究人员与同行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此外，研究工作坊还吸引了有兴趣向非洲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展示其研究成果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等）的研究人员。最后，他们还采用了一种持续监测研究进展和研究质量的方法，确保为非洲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研究成果。

2001年9月，AERC网络成员推动了非洲贸易部长会议的召开，该会议讨论并达成了非洲各国在第4次世界贸易部长级会议上的共同立场。该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有利于推动非洲与世界各国贸易额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减少。AERC在毛里求斯（2001年10月和2001年11月）、奥斯陆（2002年6月举行）和日内瓦（2002年9月举办）举办的类似讲习班为AERC提供了向非洲贸易谈判者和决策者介绍和讨论一些项目成果的机会，从而影响非洲各国的国家扶贫政策制定。正因为AERC开展了关于贫困、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合作研究等各类贫困项目和经验总结，非洲国家才能向资金捐助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减贫战略文件。

AERC能够影响非洲国家政策的原因还在于其大量成员担任了非洲各国的领导职务。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其重组的研究部门新招聘的20名员工都是曾在AERC工作的人员。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中央银行也存在大量AERC研究人员，而在索马里、喀麦隆、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乍得，AERC的研究人员则一直都是各自国家减贫战略文件制定的领导者。此外，AERC网络还延伸到非洲大陆之外，接触了大量非洲侨民的成员，并且继续与AERC研究计划有关的一些杰出经济学家展开合作，其中包括马里兰大学的Lemma Senbet，布鲁金斯学会的Mwangi Kimenyi和韦伯州立大学的John Mbaku。总的来说，1年2次的研究讲习班、研究生培训计划、高级政策研讨会、国家政策研讨会和其他活动将来自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他们交流意见并探讨共同问题，从而为AERC影响非洲各国政策提供了机会。

4.3  案例3——“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简称“IPRCC”）

4.3.1  IPRCC的建立和运营  2005年5月成立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为国务院扶贫办直属事业单位，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性扶贫机构，也是2004年召开的上海全球扶贫大会的成果之一。IPRCC主要由专家委员会、总裁和高级顾问组成（如图6所示）。它以创新扶贫理论、促进政策转换、增强国际互动、推动南南合作为宗旨。其主要职能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组织反贫困领域内的政策研究和经验总结;承担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委托的有关国际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开展外资扶贫项目的组织、论证、立项和管理;实施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它致力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打造减贫与发展研究网络平台。IPRCC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通过竞聘程序聘请研究主任，协助中心主任负责主持扶贫理论政策的研究工作。IPRCC在扶贫和减贫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智库角色，成立至今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4.3.2  IPRCC对扶贫政策的影响机制  IPRCC工作的一大亮点是建立起知识共享和合作伙伴机制。通过举办全球性及区域性对话论坛等形式，交流分享减贫经验。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双、多边减贫机构交流互动，联合搭建国际减贫交流研讨平台，促进全球减贫经验的交流与分享。近年来，IPRCC举办了“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等国际性高层次论坛与会议。论坛的参与者包括各国政府代表、国际机构的官员、民间团体、研究机构及外交使团等。这些论坛旨在分析和讨论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重大减贫挑战，普及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在国家、区域以及国际扶贫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将可行的合作项目落实到行动中去。每次论坛都设立一个明确的主题，所有的研究和讨论聚焦于该主题之上，最终形成的讨论结果和论坛总结将作为各国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指导和参考。

IPRCC工作的另一大亮点是深入开展减贫领域相关研究，积累中国减贫知识产品。IPRCC为开发高质量的减贫知识产品，开展的课题研究都以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导向，聚焦国内外减贫的新进展与新趋势。课题既包括服务于国内脱贫攻坚战略的中国脱贫减贫政策研究，如中国减贫经验总结、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涉及产业扶贫资产产权界定及收益分配机制等领域的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减贫;也有服务于扶贫外交需求的，专门针对某一领域或区域开展的国际减贫研究，如“一带一路”国家减贫合作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这些成果为国内及国际的决策者、政府工作者提供了减贫工作的借鉴与参考。IPRCC为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贫知识产品储备，联手全球7家权威机构开展“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活动面向全球关注扶贫的组织和个人，征集原创优秀减贫案例，广泛动员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分享减贫智慧。来自全世界的参与者按照主办方提供的案例规范编写具有突出减贫效果、或者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扶贫案例，并且最终从中评选出100个优胜者。这些案例将作为中国减贫知识产品提供给国内外的需求者，將极大地提升各级各类决策者制定减贫政策的水平和能力。

5  智库扶贫与发展的经验

5.1  搭建国际化减贫交流平台

IPRCC通过举办全球性及区域性对话论坛等形式，交流分享减贫经验。这些论坛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扶贫理论研究、构建了中国扶贫智库、开展了国际减贫交流、培育了社会扶贫意识，而且成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台。其一，建立高效交流机制。2018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5家机构主办的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此后，各方决定自2019年起，每年在北京和罗马各举办一次国际减贫交流研讨活动，通过及时共享减贫研究成果，推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其二，打造中外减贫知识培训品牌。IPRCC设有专门培训团队，针对发展中国家减贫需求，宣讲中国减贫政策与经验。培训部以提升减贫与发展能力为目标，从主题设定、课程设置、专家安排等多方面着手，组织开展国际减贫培训。至今已有来自6大洲94个国家（地区）的官员及青年代表参加研修，研修班数量与学员数量持续增长。其三，加强南南合作的减贫知识分享。在2017年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上，“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台”网站正式上线。网站秉承开放、共建、共享的原则，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扶贫开发的最佳实践。平台用户可以免费下载分享其感兴趣的减贫模式及具体做法，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同时该平台也引进吸收国际减贫政策，为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提供参考借鉴。目前，它已成为中国政府推动南南合作的最新成果。

5.2  专业性独立研究提升影响力

首先，扶贫智库咨政能力的提升会增加其研究成果的采纳机率。REPOA充分阐释和论证了如何将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坦桑尼亚的农村人口，从而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建议措施。这一研究被坦桑尼亚政府成功采纳，协助坦桑尼亚政府制定了科学的社会发展政策，推动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其次，扶贫智库需要在受政府影响和保持独立性之间取得平衡。REPOA在与政府合作时尽力保持研究工作的独立性，既确保其提供信息的科学性，也避免对于任何特定社会群体持有偏见。REPOA要求资金的捐助者不能干扰智库的研究和分析，而且必须支持其制定的战略计划和执行。再次，政府决策包容性增长会增加对地方扶贫智库的决策咨询的需求。坦桑尼亚政府决策包容性的增加使得REPOA被政府任命为研究小组RAWG（Research and Analysis Working Group）的秘书处，该小组从而成为向政府、捐助者、学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信息的关键角色。政府的政策分析人员也参与研究过程，保障政策需求与咨询供给之间的高度契合，使得研究结果更有可能用于政策的制定。

5.3  专业化运作降低智库运营风险

AERC最初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固定期限寿命的单一项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功从一个项目转变为一个机构，其专业化运作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两点。其一，将运营地和注册地分设在不同的地区。虽然AERC的运营基地是肯尼亚的内罗毕，但它是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因此在非洲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该机构可以灵活地将其活动从原运营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保证其在面临外部风险的时候总部机构不受影响;其次，使用美元作为操作货币。作为在美国注册的组织，AERC使用美元作为其操作货币，主要是通过花旗银行和纽约银行。尽管AERC也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接受的财政支持减少，但相比该机构受运营地非洲国家金融不稳定的影响要小得多。

5.4  建立动态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体系

在过去的15年里，AERC一直依赖于一套相当静态的捐赠者体系，虽然出资者来自一些著名财团，但日本和德国等潜在的重要捐助国却一直未被吸纳进来。AERC的执行董事一直在为筹集各种款项疲于奔命，但董事会在寻找新的捐助者方面并不太积极。与其他机构的同行不同，董事会成员很少能够提供个人捐款。此外，AERC章程在董事会的筹款责任方面含糊不清，只是声称董事会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机构的长期生存能力”，而没有切实可行的评估标准，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AERC的健康发展。因此，智库必须建立起动态的捐赠者体系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71.

[2] UNRIS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n uncertain world[EB/OL]. [2019-09-23]. https：//institute.coop/resources/social-development-uncertain-world-unrisd-research-agenda-2010%E2%80%932014.

[3] ESTES R J .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ronting economies in transi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7， 83（3）：375-411.

[4] 经济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EB/OL]. [2019-09-23].https：//www.un.org/chinese/esa/social.htm.

[5] 国家统计局. 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EB/OL]. [2019-02-1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

[6] ROB B.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 Totwards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1， 102（1）： 157-168.

[7] REPOA. About Repoa[EB/OL]. [2019-09-23]. http：//www.repoa.or.tz/.

[8] AERC. Biannual plenary[EB/OL]. [2019-09-23]. http：//www.aercafricaevents.org/.

作者貢献说明：

李  翔：论文框架拟定、核心观点和内容撰写;

王佳琪：文献综述、案例撰写、图表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