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晴 张博

摘要：[目的/意义]“9·11”事件后，美国智库加大军事情报研究工作力度，而以“国家安全”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学习兰德公司服务于美國情报工作的经验，有助于设计出适合于中国智库及咨询机构服务情报工作的机制，为我国更好利用民间智力资源提供借鉴。[方法/过程]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梳理研究兰德公司近20年来发布的军事情报研究重要成果，从中归纳出兰德公司对美国情报工作研究的特点以及影响。[结果/结论]兰德公司情报研究关注重点集中于网络安全、情报搜集、分析技术革新、情报机构改革与反恐情报等问题，在提高社会各界的网络安全及保密意识，丰富情报工作理论和实践，助力深化情报改革，推动反恐情报资源的整合等多方面对美国情报工作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关键词：智库  兰德公司  情报工作

分类号：E216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5.10

美国智库（think tank）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日臻成熟，成为各界进行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咨询机构。美国情报界在推进情报工作的过程中也需要智库提供“智力”支持。智库在情报搜集和分析、反情报活动、秘密行动、情报机构改革和人才培养等多项情报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兰德公司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智库。《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18》（《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显示，兰德公司在世界智库排名中综合影响力位居第9，在“国家安全”领域位居第3[1]，以“国家安全”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兰德公司在美国情报界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以兰德公司近20年间发布的有关美国军事情报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基础，浅析兰德公司军事情报研究及对美国情报工作的影响，以期把握美国智库与情报界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未来更好地服务国家情报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1  兰德公司与美国情报界的关系

兰德公司是美国重要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成立于二战结束之初，建立之初以军事领域的研究为主，为美国政府提供军事尖端科技和重大军事战略的研究服务，随着对各领域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兰德公司将研究方向拓展到各个方面，逐渐成为一个研究军事、科技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智库，在转型期间与美国情报界的联系也愈发深入。

1.1  兰德公司与情报界的人员流动

兰德公司与情报界之间的人员流动主要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旋转门”机制是指美国思想界、政界和商界之间的人员转换机制，治理美国的精英人士在智库、政府、企业之间进行有规律的流动[2]。得益于“旋转门”机制，兰德公司的许多研究员在情报界都曾有任职经历。如研究员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曾在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分析组担任管理职务，并在行动处担任反情报培训主任。2005年底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后，在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担任主管科技的副国家情报官（deputy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高级研究员福勒斯特·摩根（Forrest Morgan）在2003年加入兰德公司之前，曾在美国空军情报机构服役27年，主要从事信号情报分析工作。兰德公司全球风险和安全中心的主管格雷戈里·F. 特里沃顿（Gregory F. Treverton）曾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职，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处理欧洲事务，还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的撰写工作。情报界的任职经历使兰德公司的研究员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情报工作的需求，提出更加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同时经历丰富的情报人才离开情报工作岗位后也可以选择在智库工作，从而避免了情报界的人才流失，发挥出情报人才的最大价值。

1.2  兰德公司与情报界研究工作交流

1.2.1  兰德公司成立机构向情报界提供研究成果  网络情报政策中心（Cyber and Intelligence Policy Center）是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的下属机构，是兰德公司为满足情报界需求专门成立的情报工作研究机构。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预测并评估国家安全威胁、提高情报用户的情报整合能力、提出改进情报工作的规划与建议，为建设和管理情报界人才队伍提供咨询意见。从该中心发布的公开可见的报告来看，内容集中于网络安全领域，出版的研究成果多是结合情报界、执法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等多方意见，为美国情报工作提供服务。

1.2.2  情报界部分研究外包给兰德公司   美国政府、军方等用户向情报界提出的需求与任务并不是全都由情报界的各家情报机构承担，情报界一般会通过“情报承包商体制”将部分研究任务外包给民间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机构，包括智库和咨询公司。兰德公司每年也会承担部分情报搜集和分析任务，例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因各方面的情报需求激增，情报界将部分战场情报分析任务外包给兰德公司。随后兰德公司作为情报承包商进行研究工作，发布了系列研究报告，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建模、仿真和行动分析：行动要点、经验教训和工作调查》（《Modeling， Simulation， and Operations Analysi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Operational Vignettes， Lessons Learned， and a Survey of Selected Efforts》）和《建模与分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效用》（《The Utility of Modeling and Analysis in the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s》）等，这些报告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情报工作进行评估，明确了美国情报研究人员在战争中该如何进行情报保障，提供了情报分析的模型和工具，部分带有密级的研究报告直接提供给美国政府和军方，以供政府及军方决策使用。

1.3  情报界向兰德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兰德公司为情报界提供研究成果的同时，情报界也为兰德公司下属的机构运行提供资金支持。如网络情报政策中心每年都会接受来自国家情报主任辦公室、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侦察办公室等情报界机构的资金支持。此外，情报界也会为兰德公司一些具体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下属的人类发展管理局资助兰德公司完成“路线图制定的研究项目”[3];美国空军总部曾就空军情报分析未来的准备工作向兰德公司提出需求并为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4];国家情报大学也曾对兰德的项目“国家情报大学在情报机构研究中的角色”（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s Role in Interagency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提供赞助[4]。为具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使兰德公司能聚焦于情报界的需求，对情报界热点及突发事件快速反应。而对于兰德公司及其下属机构的赞助使兰德公司具备一定的自由流动资金，可以展开对情报界基础问题的研究，将部分精力置于情报界发展的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上。

2  兰德公司情报研究概况

2.1  兰德公司情报研究成果一览

为探究兰德公司情报研究情况，本文对兰德公司2001年到2019年十九年间102份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统计结果如下：按照年份统计，2014年兰德公司发布的文件最多，达到了16份，2016年为11份，2007年、2008年2013年发布的文件达到了9份，2007年发布了8份，此外，2011年、2012年和2017年各发布了6份，其余年份的发布数量则在6份以下。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情报界对情报工作研究需求增多，特别是2014年，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成立，给美国安全及海外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兰德公司在这一年的研究成果数量也达到峰值（见图1）。

按照内容统计，有关网络安全和保密安全的有22份，有关情报搜集和分析技术革新的有20份，有关情报分析方法的有16份，有关情报机构改革的有15份，有关反恐情报的有14份，有关评估情报价值的成果有5份，有关情报产品的介绍和直接面向情报用户的各3份，有关战略情报的2份，有关情报欺骗、军民融合和公开来源情报的各1份。兰德公司研究成果涵盖情报工作的各个方面，且重点突出，主要以网络安全、情报搜集分析技术、情报机构改革和反恐情报为重点研究方向。

按照类型统计，报告42份，评论33份，期刊文章7份，研究简报6份，国会证词3份，草案、博客、学位论文各2份，项目、事件、工具、公告、多媒体各1份。研究成果主体以报告和评论为主，报告多是总结阶段性研究成果的综合大型报告，主要针对情报工作长期基础性问题展开的研究;而评论主要针对情报工作中短期的、具有时效性的工作展开的研究。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类型多样，通过博客、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传播，增强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按照作者统计，研究成果数量排名前五的作者是格雷戈里·特里沃顿（Gregory F. Treverton）、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Brian Michael Jenkins）、科特尼·温鲍姆（Cortney Weinbaum）、艾萨克·R.波切三世（Isaac R. Porche III）、本·康诺布尔（Ben Connable），经对作者背景进行调查，其中格雷戈里·特里沃顿和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在军方及情报界都有工作经历，对美国情报工作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2.2  兰德公司情报研究的重点

2.2.1  对网络安全和防间保密问题的关注   随着网络攻防形势日益严峻，网络安全和防间保密逐渐成为兰德公司重点关注领域。在网络安全方面，兰德公司研究员撰写多份研究报告及评论，提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在网络时代面临的重大威胁，相关研究更多从法律、制度和规则制定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应措施。如兰德公司发布的题为《网络安全标准的制定》（《Setting Standards for Cyber Security》）的文章就网络安全标准的制定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美国就网络安全标准的制定问题发生冲突[5]。再如研究员艾萨克·R.波切三世在《不分国界的网络蠕虫》（《A Cyberworm that Knows No Boundaries》）中指出要制定新的法案，修订已有的法律法规，建立更有效的责任分配制度，来抵御不断演变的网络威胁。在防间保密方面，兰德公司的研究多针对已发生的泄密事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如2012年针对国防部内部泄密事件，时任国防部负责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在处理“未经授权披露”（Unauthorized Disclosures）问题时，通过了“UD战略计划”。据此，兰德公司组织专家成立小组研究相应的防范措施，提出了22条建议，包括继续加强情报界自上而下的支持，建立统一的衡量制度，进一步改进问责制等[6]。2013年，“棱镜门”事件曝光后，兰德公司认为国家安全局要想解决自身面临的危机，应该从“如何对材料进行分类、如何保护通信数据以及如何对通信数据进行审查”3个方面进行改变，既要对涉密素材重新贴上秘密标签，划分好密级，对重要档案进行密级提升处理;又要利用《外国情报监视法》为收集和使用相关数据提供保障[7]。

2.2.2  对美国情报改革问题的关注   兰德公司就情报改革问题发布多份报告，响应情报界关于情报改革方面的研究需求，相关研究成果多是从情报机构改革和情报共享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展开。在情报机构改革方面，兰德公司研究成果主要论证了增设部分情报机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情报界应根据需求增设相应机构。如兰德研究员格雷戈里·特里沃顿在《美国是否应该设立专门的国内反恐情报机构？》（《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a Dedicated Domestic Intelligence Agency for Counterterrorism？》）中就成立反恐情报机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说明了成立国内反恐情报机构的诸多优势。在情报共享机制改革方面，兰德公司认为情报界应大力推进情报共享机制改革，尤其面对全球性反恐战争，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加强情报的合作与共享，同时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有效协调各部门情报信息共享的组织体系。研究员威廉·罗塞诺（William Rosenau）撰写的文章《跨大西洋情报合作与全球反恐战争》（《Liaisons Dangereuses？ Transatlantic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就探讨了“9·11”事件后美国在情报共享领域面临的挑战，认为反恐是全世界各国共同的使命，各国应加强广泛的合作与沟通[8]。再如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在研究报告《识别我们之间的敌人：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国内情报搜集和信息共享面对的持续挑战》（《Identifying Enemies Among Us： Evolving Terrorist Threats and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Domestic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中从战略角度对反恐威胁的变化展开论述，认为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加强各机构之间的情报共享和合作，扫除机构间合作的障碍，合理使用反恐所需要的资金[9]。

2.2.3  对情报搜集与分析技术的关注   针对信息化条件下美国情报界面临的新挑战，兰德公司关注情报界在情报搜集与分析领域提出的许多先进技术与方法，如将信息环境、大数据、“云”战略等运用于情报搜集分析，同时注重将情报界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应用于美国军方，以满足美军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情报需要。如在研究将信息环境应用于战场情报搜集分析时，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保罗（Christopher Paul）提出在信息环境中要不断提高指挥控制和战场环境感知能力，提高信息环境的地位，同时注重发挥战斗员在信息环境中的感知和作用[10]。在研究将大数据和“云”战略应用于美军情报搜集分析时，兰德公司2014年发布研究报告针对海军侦察、情报与监视数据方面面临的重重障碍，提出海军要破解挑战必须先解决人员、工具和技术、数据体系结构和需求管理4个方面的问题。兰德公司建议海军采用情报界使用的“云”战略，设计下一代情报、监视和侦察工具和系统，以配合国家安全局的分布式“云”概念。

此外，兰德公司的部分研究成果还注重对情报分析方法进行评估，如研究员斯蒂芬·阿尔纳（Stephen Artner）等针对“结构化”分析方法在情报领域的价值开展过评估工作，发表文章《“结构化”分析技术在美国情报界的价值评估》（《Assessing the Value of 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 in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称“结构化”分析方法引入到情报分析领域后效果十分显著，同时该报告还提供一项试点研究，说明如何评估情报分析方法的衡量指标。再如研究员本·康诺布尔在201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建模与分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效用》（《The Utility of Modeling and Analysis in the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s》）中也对几次战争中情报分析环节采用的建模方法发挥的效用进行了评估，极大地肯定了情报分析方法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2.2.4  对反恐情报的关注   “9·11”事件后，反恐情报成为情报界的关注重点。兰德公司也对反恐情报保持高度关注，不断为美国反恐情报工作提供咨询建议。2015年8月法国巴黎“11·13”特大暴恐事件发生后，兰德公司结合美国十几年来的反恐经验，针对如何识别出潜在的恐怖威胁发布了相关报告。如研究员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提出对于恐怖活动的识别和预警，首先要查明恐怖分子进行袭击的诱因，其次要监视可疑人员动向，增加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人数，保持不间断地监视，最后还要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思想动态，及时引导，避免其思想向极端化方向发展。詹金斯还对不同国家的反恐方式进行了比较，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民众的反馈态度，结合各国的实际，提出适合不同国家的反恐方式。

此外，兰德公司还承担了部分反恐战争与行动中的情报保障任务，研究员从情报界实际工作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为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提供参考。例如兰德公司发布报告《打击基地组织行动中的关于情报工作的教训》（《Lessons for Intelligence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al Qaeda》）总结情报界在中东战场上的教训，认为不能只注重抓捕恐怖分子的数量，要有目的地搜集恐怖组织内部的管理层的情报素材，找到关键枢纽型节点，并对其实施打击。同时要从恐怖分子角度思考问题，以预判其下一步的行动目标[11]。

3  兰德公司情报研究的特点

通过梳理兰德公司情报工作关注的重点，可以看出兰德公司对美国情报工作研究细致深入，研究报告对情报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剖析，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3.1  研究方向上广泛与重点兼顾

兰德公司情报研究工作范围覆盖广泛。就宏观层面而言，兰德公司关注网络安全、防间保密、技术革新、情报改革、反情报等情报工作的具体领域;就微观层面而言，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兰德公司的研究也会分成不同的方向。以情报改革这一领域为例，兰德公司15份涉及情报改革的研究成果中，有3份着眼于国外情报机构改革，分析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情报机构改革中的得失;有8份着眼于国内情报机构改革及情报共享机制改革，提出需要建立统一的反恐情报机构或对情报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建设能有效协调各部门情报共享信息的组织体系;有2份着眼于情报文化的改革，探讨通过内部文化的改变促进机构改革;还有2份着眼于机构内的新技术的应用，实现情报工作的与时俱进和全面联通。

同时，兰德公司情报工作研究的重点突出，尤其关注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梳理兰德公司发布的102份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有关情报搜集、情报分析以及相关技术的研究成果共计53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情报搜集和分析是兰德公司关注的重中之重。而对这53份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兰德公司主要阐述情报搜集分析的重要性以及情报搜集和情报分析中出现的新方法，符合情报搜集和分析环节在情报生产流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美国情报界对于情报分析新方法的实际需求。

3.2  提供方案和发现问题并举

作为政策建议性智库，兰德公司会针对情报工作的需求适时提供应对方案，同时善于发现情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在提供解决方案时，兰德公司的研究通常能着眼于问题实际，分析背后的动因，所提方案步骤清晰，可操作性强。如2016年10月，伊拉克军队同各国联军对摩苏尔开展城市收复行動，美国情报界对摩苏尔地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报需求有所增加。为此，兰德公司立即开展相关研究，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在同年11月发表文章《伊斯兰国留在摩苏尔的东西将揭示很多？》（《What ISIS Leaves Behind in Mosul Will Reveal a Lot？》），提出摩苏尔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备，美军可以从中获得情报信息，为以后解放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参考。同时，针对在摩苏尔的情报搜集工作，詹金斯提出了几项具体措施，如查询伊斯兰国的官员在逃离时是否完全销毁了资料，是否在摩苏尔城中留有详细的记录;搜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实施暴行的记录和实物证据;找寻伊斯兰国获取资金支持的渠道;以及探究伊斯兰国如何说服外国青年进行恐怖活动等[12]。针对每条具体措施，研究员都提出实施办法和解决途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提出解决方案的同时，兰德公司也善于发现情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防患于未然。例如兰德公司在2016年7月发布报告《千禧一代，对情报界和政界的影响》（《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Implication for the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Communities》），提出美国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人数变化对情报界产生深刻影响，报告指出情报人才的新老交替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情报界多个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千禧一代必须尽快成为情报领域的核心竞争人才，否则将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但千禧一代的思想很多时候与情报界传统相左，也并不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如何调动千禧一代的工作积极性，以顺利地接替上一代情报人员的工作，是美国情报机构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报告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对千禧一代进行情报重要性的教育，提高情报人员的待遇等[13]。兰德公司擅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对问题展开前瞻性预测，同时提出相应措施建议，在制定长远规划时，会邀请多名专家参加为期数周的讨论会议，最后获得一份具有较高一致性的报告，将许多问题解决于发生之前。

3.3  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相结合

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多以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用户面前。在研究过程中，善于用实践论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同时也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工作。以兰德公司对反叛乱理论中情报工作的评估和度量研究为例，研究员本·康诺布尔（Ben Connable）的著作《拥抱战争的迷雾——反叛乱中的评估与测量》（《Embracing the Fog of War Assessment and Metrics in Counterinsurgency》）就是用实践论证理论的典范，前半部分阐述了反叛乱中情报工作基于效果的评价方法以及核心评估因素的选择，后半部分将美军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情报工作作为具体实践案例，论证评估因素选择的正确性。此著作中提出的反叛乱中情报工作评估因素的选择很快被应用于后来的案例研究和实践操作中，2017年，研究员沃尔特·佩里（Walter L. Perry）提出在情报分析中要主动使用反叛乱中情报工作评估因素，对反叛乱每一个阶段的情报工作进行评估、分析和预测[14]。

此外，兰德公司曾在2009年开发名为波特曼（Portman）的投资组合分析理论，该理论主要是用来帮助基础设施服务部门估计其投资组合中项目的价值，在开发出指标之后，兰德公司将该理论率先应用于国家安全局，测试了该投资方法的应用过程，描述说明了波特曼投资组合分析理论如何能够对项目组合进行数据驱动的分析，为监测潜在高价值项目的进展和相关的风险缓解策略提供了一种手段，同时也为国家安全局的信息共享服务部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指导，该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也不断变得成熟[15]。兰德公司运用“理论—实践—理论”的研究模式，一方面探究美国情报工作中存在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运用实践论证理论、完善理论、发展理论，理论和实践均得以融合和丰富，而兰德公司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影响力也在两者的融合中不断提升。

4  兰德公司情报研究对美国情报工作的影响

4.1  提高社会各界的网络安全和防间保密意识

兰德公司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为保障国家网络安全提供合理的意见建议，力求从国家、情报界和个人3个层面提高社会各界的网络安全和保密意识。

在国家层面上，兰德公司提出应规范和完善网络安全及保密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强调从制度方面落实网络安全的保障。上文提及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网络安全标准的制定》《不分国界的网络蠕虫》等，均呼吁美国相关部门制定新的法案，修订已有的法律法规，建立更有效的责任分配制度，来抵御不断演变的网络威胁。2015年10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of 2015），该法案对“网络安全”“信息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威胁”重新进行定义，要求对移动设备、网络医疗、网络金融等领域的安全予以前瞻性的研究。该法案是美国立法机构动用国家强制力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则重塑的文本典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兰德公司关于完善网络安全相关法律的诉求。

在情报界层面上，兰德公司主张对情报机构的职责权限进行规范，同时加强对情报工作人员的防间保密教育。2013年6月，“棱镜门”事件爆发后，兰德公司立即组织各种形式的研讨活动，并发布博客《斯诺登事件：与Olga Oliker的问答》（《The Snowden Affair： Questions and Answers with Olga Oliker》）、评论《爱德华·斯诺登出了什么错？一切》（《What Did Edward Snowden Get Wrong？ Everything》）、研究報告《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后，美国必须改革有关保密和数据的规定》（《After NSA Spying Revelations， US Must Reform Rules on Secrecy and Data》），针对民众对国家安全局的不满，呼吁规范情报机构的职责权限，以减轻民众的不安全感，并对情报工作者提出相应的规范要求。随后情报界也发布了ICD120①、ICD190②、ICD310③、ICD311④等一系列情报界指令，对情报机构的职责权限进行规范，同时对美国境内外情报工作者的反情报工作予以规范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兰德公司的相关诉求。

在个人层面上，兰德公司发布博客、视频等，通过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提出普通民众在网络安全和保密方面应遵守的规范和要求。如研究报告《媒体泄密阻碍情报收集》（Media Leaks Hinder Intelligence Gathering）指出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快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信息在网上被传播转载，社交媒体和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情报失泄密的对象，未来网络进一步普及，社会民众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及保密意识，减少失泄密行为发生。报告用最为简洁明了的语言阐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及公众所应注意的方面，易于被大众接受[16]。

4.2  助力深化情报改革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各种短板，兰德公司在“9·11”事件后也一直致力于情报改革的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助力推进情报改革的进程。

4.2.1  为情报改革营造舆论环境   美国情报界的历次改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阻力，21世纪美国情报界的新一轮改革开展时也面临着重重阻力，兰德公司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情报改革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如兰德公司全球风险和安全中心的主管格雷戈里·特里沃顿发布研究报告《重塑美国情报的下一步步骤》（《The Next Steps in Reshaping Intelligence》）认为首先应该增加情报主管数量，来领导和协调国家级的情报机构[17]。到2014年，国家情报主管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6个[18]。此外，兰德公司还派研究员到国会作证，直接对决策层施压。2008年，格雷戈里·特里沃顿就情报改革的议题到美国国会作证，发表了《创建国内反恐情报机构的利弊》（《The Advantages of Establishing Domestic Counter-terrorism Intelligence Agencies》）的报告，呼吁要进行国内情报机构的改革[19]。随后，情报界继续对机构进行调整。2010年，面对外国情报实体日益活跃的情报活动、内部人员频繁出现的泄密问题以及网络领域的各类安全威胁，国家情报主任陆续增设了两个国家情报中心，即：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和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兰德公司通过发布研究成果，派研究员到国会作证、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为情报机构改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情报改革的进程。

4.2.2  提出相关倡议推动情报战略出台   作为智库界的代表，兰德公司为情报机构、情报用户、企业、学术界和公众搭建桥梁，成为推动改革的官员发声的“阵地”，发布相关倡议推动情报战略出台。2012年，兰德公司邀请美国前国家情报主任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上将在年会上发表演说，布莱尔在演说中称情报界需要完善和修订情报工作的相关法律与战略，以保障情报改革的成果。随即兰德公司发文转述布莱尔的观点，同时倡议相关部门重新配置情报资源，不断完善相关情报战略，要求情报战略的规划指向要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同年，美国发布了第二版《国家信息共享战略》，奥巴马总统在战略中强调，要建立保卫情报界所需要的信息共享体制。2014年，情报界又出台了新一版《国家情报战略》，该战略首次提出，情报界的任务就是“提供及时、客观、相关的、有洞察力的情报，以支持关于国家安全事务和重大事件的决策”。美国政府及情报界的一系列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兰德公司的倡议。

4.2.3  推动情报共享机制完善   针对情报共享机制的完善，兰德公司发布了多份文件，如研究员布莱恩·杰克逊发表《探索衡量信息共享和融合努力价值的方法》（《Exploring Methodologies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Fusion Efforts》）的研究报告，向情报界指明信息共享和融合的价值以及衡量这种价值的方法[20];他还在2014年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查明我们之间的敌人：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国内情报收集和信息共享方面的持续挑战》（《Identifying Enemies Among Us： Evolving Terrorist Threats and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Domestic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文章构想了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时，情报界应该在信息共享方面如何为美国提供情报收集方面的帮助，各情报机构应对挑战时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10]。美国情报界对兰德公司的报告十分重视，2011年3月11日，时任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克拉铂（James Club）专门发布了第502号情报界指令《情报界信息环境的一体化防护》，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年10月7日发布了第13587号总统行政命令，决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改进秘密信息的共享与防护工作。经过几年的调整改革，美国情报共享工作机制趋于完善，未来情报界也会继续推进改革进程。

4.3  丰富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4.3.1  丰富情报工作理论基础   兰德公司提出的很多理论具有创造性，如上文提及的反叛乱理论中情报工作的评估和度量、波特曼投资组合分析理论等，填补了情报理论的部分空白。此外，兰德公司也注重对情报界已有理论进行更新、完善和補充，丰富情报工作理论基础。以开源情报为例，美国情报界开源情报工作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有关开源情报的理论并不完善。为丰富和完善开源情报的相关理论，兰德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发布研究报告《为国防事业定义第2代公开来源情报（OSINT）》（《Defining Second Generatio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 for the Defense Enterprise》）[21]，报告中对开源情报的定义重新做了界定，确定第2代开源情报的具体开始时间为2005年，并回答了情报界关心的有关开源情报的6大问题⑤。报告指出第3代开源情报将以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通信加密技术的兴起为标志，情报界必须进行组织机构调整以跟上新技术的革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该报告完善了开源情报的定义，并且创新性地提出第2代和第3代开源情报概念，对预测开源情报的未来发展走向具有现实意义。

4.3.2  指导情报工作的实践   兰德公司在进行情报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创新性地将新技术运用到现实情报搜集与分析中，以指导情报工作实践。例如，2014年，兰德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艾萨克·波切三世（发布文章《为什么“大数据”找不到失踪的马来西亚飞机》（《Why‘Big Data’ Can’t Find the Missing Malaysian Plane》）肯定了采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法来收集马航失事飞机情报信息的做法，认为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地搜集失踪飞机的信息，同时能够查明在数据协调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22]，该报告为大数据技术在情报领域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指导，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再如，兰德公司创新性地将商业技术运用于情报领域。兰德公司网络情报政策中心在2016年6月发布报告《探讨快速变化的城市环境背景下商业技术对军事情报作战带来的影响》（《A Rapidly 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 How Commercial Technologies Can Affect Militar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指出商业技术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城市的环境形态，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城市中的军事情报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打着自由和权利的旗号掌握商业技术，人类民主社会的自由隐私会随着商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而遭到冲击。该报告的出台提高了人们对商业技术在军事情报领域应用的重视，加深了人们对商业技术双刃剑属性的认识，美国情报界也尝试在军事情报作战中应用商业技术，以减少美军在未来战争中因情报失误而陷入被动的不利局面[23]。兰德公司部分的研究成果为情报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和依据，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

4.4  强化情报在反恐中的地位

“9·11”事件前，美国对于恐怖袭击的处理方式主要以武力打击为主，通过多次反恐战争或行动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9·11”事件发生后，兰德公司看到情报在反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立即发布研究报告《用情报而不是武力打击恐怖主义》（《Fight Terrorism With Intelligence， Not Might》）强调情报的重要性，认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寻的，情报机构可以在预警方面做得更好，不能单纯以付诸武力的方式解决恐怖主义威胁[24]。为了使反恐行动中更多的资源流向情报领域，兰德公司发布系列报告，呼吁优化情报资源的配置，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美国是否应该设立专门的国内反恐情报机构？》（《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a Dedicated Domestic Intelligence Agency for Counterterrorism？》）、《自由社会对国内情报的挑战：建立美国国内反恐情报局的多学科研究》（《The Challenge of Domestic Intelligence in a Free Society：A Multidisciplinary Look at the Creation of a U.S. Domestic Counterterrorism Intelligence Agency》）等，这些成果都强调了建立国家级反恐情报机构的重要性，对“反恐情报局”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并对未来反恐工作做了比较详实的部署安排。呼吁将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反恐情报工作中。

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颁布《爱国者法案》，扩大了国内执法机关和针对国外的情报体系的侦察与情报搜集权力，降低了情报界与执法机关之间进行情报交换中的法律程序障碍[25]，大大提高了情报在反恐中的地位。2004年《情报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正式出台，以立法的方式规定各类资源更多地向反恐倾斜。美国总统布什在2004年8月27日签署命令赋予中央情报局更大的权力并设立了国家反恐中心，该中心受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的管辖。情报界的反恐职能得到极大增强，情报资源很大程度地向反恐倾斜，情报界内部的资源配置得到了合理优化。将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与美国政府及情报界的一系列举措联系在一起，虽不能确定美国官方采纳的是兰德公司的意见，但至少可以认为，兰德公司研究成果中大部分观点和政策是与美国官方政策相吻合的，并在某些程度上配合了美国政府与情报界的举措。

5  结论与启示

“9·11”事件是美国情报工作转变的分水岭，美国开始在多个领域全面推进国家情报改革工作，对情报工作的研究需求也不断增加，众多咨询公司和智库也加大对美国情报工作的研究，而以“国家安全”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兰德公司通过“旋转门机制”“情报承包商体制”加强与情报界各机构的密切联系，获取情报界的资金支持，以更好完成其针对美国情报工作的长期及短期问题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关注重点集中于网络安全、防间保密、情报搜集、分析技术革新，情报机构改革与反恐情报等问题，以报告、评论、期刊文章、研究简报、博客、论文、项目、多媒体评论等多种形式呈现。同时，兰德公司通过派遣研究员到国会作证，就情报界热点问题举办大型公开会议，邀请专家参与研讨会并发布演讲等方式增加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以达到影响政策制定的目的。结合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和美国政府、军方、情报界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兰德公司在提高社会各界的网络安全及保密意识，丰富情报工作理论和实践，助力深化情报改革，推动反恐情报资源的整合等多方面对美国情报工作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智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在情报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但通过学习兰德公司服务于美国情报工作的经验，有助于设计出适用于中国智库及咨询机构服务情报工作的机制，为更好利用民间智力资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情报工作更好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MCGANN J.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OL]. [2018-12-17].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2&context=think_tanks.

[2] 王薇. 關于美国智库“旋转门”机制的思考[J]. 法制与社会， 2013（23）： 145-147.

[3] WEINBAUM C. Roadmap to succeed in the open for the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s human development directorate[EB/OL].（2017-09-26） [2019-04-29]. https：//www.rand.org/pubs/tools/TL251.html.

[4] ALKIRE B. Leveraging the past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of air force intelligence analysis [EB/OL]. （2016-04-27）[2019-04-29].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330.html.

[5] ROBAK W. Setting standards for cyber security[EB/OL]. [2019-04-30]. https：//www.rand.org/blog/2014/11/setting-standards-for-cyber-security.html.

[6] BRUCE J B. Fixing leaks： assess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approach to preventing and deterring unauthorized disclosures[EB/OL]. （2013-09-24）[2019-04-29].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409.html.

[7] TREVERTON G F. After NSA spying revelations， US must reform rules on secrecy and data[EB/OL]. （2013-11-14） [2019-03-26]. https：//www.rand.org/blog/2013/11/after-nsa-spying-revelations-us-must-reform-rules-on.html.

[8] ROSENAU W. Liaisons dangereuses？ Transatlantic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EB/OL]. （2017-01-01）[2019-04-30]. https：//www.rand.org/pubs/external_publications/EP2007112.html.

[9] JENKINS B M. Identifying enemies among us： evolving terrorist threats and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domestic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EB/OL]. （2017-01-13）[2019-04-30]. https：//www.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317.html.

[10] PORCHE I R. Data flood helping the navy address the rising tide of sensor information [EB/OL]. （2014-5-1） [2019-03-37].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315.html.

[11] JENKINS B M. Lessons for intelligence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al qaeda[EB/OL]. （2006-03-02） [2019-04-01]. https：//www.rand.org/blog/2006/03/lessons-for-intelligence-in-the-campaign-against-al.html.

[12] JENKINS B M. What ISIS leaves behind in Mosul will reveal a lot[EB/OL]. （2016-11-08） [2019-04-05]. https：//www.rand.org/blog/2016/11/what-isis-leaves-behind-in-mosul-will-reveal-a-lot.html.

[13] WEINBAUM C.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communities[EB/OL]. （2016-07-18）[2019-04-0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306.html.

[14] PERRY W L. Analytic support to intelligence in counterinsurgencies[EB/OL]. （2008-05-22） [2019-05-02].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682.html.

[15] LANDREE E. A delicate balance： portfolio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for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rograms[EB/OL]. （2009-12-15） [2019-05-02].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s/MG939.html.

[16] BRUCE J B. Media leaks hinder intelligence gathering[EB/OL]. （2014-09-10） [2019-05-02]. https：//www.rand.org/blog/2007/03/media-leaks-hinder-intelligence-gathering.html

[17] TREVERTON G F. The next steps in reshaping intelligence[EB/OL]. （2012-12-15） [2019-05-02]. https：//www.rand.org/pubs/occasional_papers/OP152.html.

[18] 謝海星. 美国国家情报一体化改革研究[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9： 151.

[19] TREVERTON G F. Congressional briefing[EB/OL]. （2008-10-20） [2019-05-02]. https：//www.rand.org/congress/activities/2008/10/20.html.

[20] JACKSON B A. How do we know what information sharing is really worth？ Exploring methodologies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fusion efforts[EB/OL]. （2009-10-25） [2019-05-02].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380.html.

[21] WILLIAMS H J. Defining second generatio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 for the defense enterprise[EB/OL]. （2018-05-17） [2019-05-03].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964.html.

[22] PORCHE I R. Why ‘Big Data’ can't find the missing Malaysian plane[EB/OL]. （2014-05-01） [2019-05-03]. https：//www.rand.org/blog/2014/05/why-big-data-cant-find-the-missing-malaysian-plane.html.

[23] YOUNG W. A rapidly 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How commercial technologies can affect militar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EB/OL]. （2016-06-06）[2019-04-09].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181.html.

[24] DALY S A. Fight terrorism with intelligence， not might[EB/OL]. （2003-12-26）[2019-04-09]. https：//www.rand.org/blog/2003/12/fight-terrorism-with-intelligence-not-might.html.

[25] 江煥辉， 舒洪水. 美国反恐情报变革研究：应对新问题与新挑战[J]. 情报杂志， 2018， 37（11）： 16-22.

作者贡献说明：

陈  晴：论文选题、框架和思路设计、论文撰写和修改;

张  博：基础资料翻译、收集和梳理，论文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