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杯”与叶嘉莹先生的诗教传播

2019-09-10于家慧

教育传媒研究 2019年5期

于家慧

【内容摘要】传统诗教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对于引领敦和温厚的社会风尚、培育心智健全的社会公民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叶嘉莹先生学诗讲诗的经历正是中华传统诗教的生动实践。她的诗教思想体现了文学艺术对人之性情品格的涵养，给当代社会公民教育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叶嘉莹;“迦陵杯”;诗教;公民教育

近日，以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别号“迦陵”命名的“迦陵杯·中华诗教”诗词讲解大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依托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2019年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迦陵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以诗歌淳性正情、匡正人伦、调适社会、考见得失的功效为当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助力，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益尝试。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我们可对叶嘉莹先生根植于教学实践的诗教传播进行一次深入探讨。

一、中华传统诗教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诗教”之称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在《礼记》的语境中，“诗”指《诗经》。《诗经》三百篇，一向被赋予政治教化的功能。《诗大序》中说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又将《诗经》之六义的“风”解释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③。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④，指出了学诗多方面的作用。孔子又曾提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⑤，印证了春秋时期赋诗外交的传统。

通过梳理早期的诗教理论，我们看到诗歌可以具有讽谏刺上、教化人心、感发共鸣、纾解心绪、了解人事、洞明学问等功用。学诗、作诗贯穿我国古代教育的始终。后世广义的诗教当然不仅就《诗经》而言，各体诗歌乃至晚出的词、曲均体现着我国诗歌“吟咏情性”的传统。汉儒探寻最早的诗歌《诗经》的来源便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⑥，清人方东树也认为“诗之为学，性情而已”⑦。时移世易，唯一不变者乃在人心，人的情感类型、情绪反应是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发生根本变化的。诗教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虽与古代不同，但诗歌与心灵之关系却并未改变，因此根植于人心的诗教仍有其现实意义。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继承传统文化不能不考虑它的现实意义，中华文化除去其自身的美学价值以外，对当代社会意义最大的便在于那些有助于社会文明的要素。作家汪曾祺先生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养成一些正常爱好，具备文明素养，懂得亲近自然，知道欣赏美，就不至于去搞打砸抢，去毁坏世间的美好事物。”⑧

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与公民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的发扬，都是文明进步的助力。便于记诵，又承载了古代士君子高贵人格和真切情感的古典诗词无疑是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助益的宝贵遗产。古典诗词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对于引领敦和温厚的社会风尚、培育心智健全的社会公民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迦陵杯”诗词讲解大赛之宗旨，认为倡导中华诗教的时代意义有四：存续仁民爱物的文化精髓;建构诗意栖居的生存环境;造就文质彬彬的国民人格;重建风雅高华的文明中国。

二、叶嘉莹先生的诗教传播

叶嘉莹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少年读书，青年从教，中年旅居北美，以讲授、研究诗词为业，晚年归国，更是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诗词的传播、教学上。在诗教传统十分悠久的中國，对于读书人来讲，诗歌不仅仅是一项需要学习的内容，更能影响其整个的生命人格。中国的古典诗词涵养了叶先生柔美而坚韧的生命，她学诗讲诗的经历正是中华传统诗教的生动实践。

叶先生生平多历苦难，其中有三件事对她的打击最为沉重。其一，少年丧母，战乱中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其二，婚后流落台湾，丈夫因“思想问题”被捕，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独自抚养长女，还要面对出狱后性情大变的丈夫;其三，中年定居北美，生活方见平静与安适，便遭遇了长女与女婿车祸身亡的横祸。她从诸般巨大的苦难中挣扎而出，并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少不了诗歌的慰藉与陪伴。

母亲去世以后，她写下八首《哭母诗》，“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⑨，这样的诗句寄托着她哀痛的泪眼。远离故土、流落台湾的时候，面对生活的重压与家庭的不顺，她常常想到王国维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⑩。自幼读书，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她，定然也不愿辜负自己美好的资质，想要有一番作为。然而在那样的情形下，维持生活尚且不易，理想与追求自然更是渺茫无望。那样的生命，岂不正如王国维笔下默然飘落的杨花，不曾绽放便坠入尘土？王国维的词句虽然不能消弭生活的痛苦，但情感上的共鸣却能慰藉痛苦者“吾谁与归”的孤独。长女车祸去世后，她写下十首哭女诗，“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这些诗句疾痛惨怛，令人不忍卒读。但是她说：“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因为诗歌的存在，人世间的苦难有了一个纾解的渠道，不至情郁于中。

如果说叶先生早年学诗作诗是“诗教”在她自己身上的实践，她从教七十余载，桃李无数，便是将诗教对个体生命的影响扩大到更为广泛的群体。从1979年首次回国教书开始，她把全部的感情和精力都投注在传播古典诗词这件事上。

（一）直指人心的“兴发感动”之说

叶嘉莹先生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以兴发感动为其主要之特质。“兴发感动”之说以中国古代文论中“兴”的概念为核心，因为“兴”字所代表的直接感发作用更能体现中国诗歌之特质。《说文解字》释“兴”字为“起也”，用于诗论之中，乃是引起人某种情感的涌动。正如叶先生所说，“诗歌之所以异于散文者，除去外表的声律之美外，更在于诗歌特别具有一种感发的质素。诗歌是诉之于人之感情的，而不是诉之于人之知性的”。

中国诗历来有抒情的传统，也确实承载着中国人的感情世界。诗歌中所表现的，往往比文史中更加生动鲜活，其感染人心的力量自不待言。叶先生将古典诗词的生命力概括为“兴发感动”的力量，正是直指人心之见。诗歌中蕴含的感发生命来源于作者之心，其感发生命的发扬传递又极大地依赖于读者之心。如果诗歌中的内容是陌生的，我们可以受到震撼和感动;如果诗歌中的内容是熟悉的，我们可以得到慰藉和共鸣。这种心灵之间的微妙传递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死，基础在于人类相似的感情世界。作者的创作是诗歌的第一重生命，当作品引起读者的震动，甚至与读者的经验发生关联，诗歌将获得第二重生命。

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融入古人的诗句当中，让故纸堆里枯瘠的片语化作活泼的灵光，叶先生对李商隐《嫦娥》诗的解读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她的《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讲到自己早年背诵过李义山的《嫦娥》诗，当时只能赏其境界之静美。二十余年后，多历世事的她偶然记起这首小诗，却蓦然领悟了那种碧海无涯、青天罔极的高举远慕的寂寞。诗人的悲哀与寂寞是年幼的孩子所不能理解的，但当一个人经历过举目无亲、四顾茫茫的现实以后，便能对那份心情感同身受。因此诗歌不是死的，它常常随着读者主观经验的变化而生出新的东西。这种被西方文论描述为“接受美学”的读者作用论，在古人的论述中早有提及。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到读诗的体验，认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这个“遇”字生动地表现了诗歌与个体生命发生联系时那种巧妙的契合。

结合自身的情感经验去理解作品，是叶先生“兴发感动”之解诗途径的实践之一。同时，她以锐感深情的诗心为更多作品打开了欣赏的渠道。李商隐的诗向以难于索解著称，他的《锦瑟》《燕台》等作历来众说纷纭。叶先生认为，当一首诗外在的具体的事件难以确指时，不妨先探寻诗里边情感的本质。李商隐有的诗虽然在理性上难以解读，可是在感性上确实是可以感动我们的。她通过形象所引发的联想去解读《锦瑟》与《燕台》，虽未加以指实的解说，却保留了义山诗意蕴丰美的长处，切中肯綮地把握到诗中悱恻凄迷的情意。这一切又并非凭空的臆测，而是建立在对作者生平的了解和对诗歌意象的熟悉上。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那些朦胧缥缈的诗词正像某种中空的容器，可以容纳许多人的许多种心情。叶先生说读义山诗能在感动之余保有“欣赏的余裕”和“诗意的滋润”，自然是体会到了义山诗这种“中空”的美感。

古典诗词中有杜甫“诗史”式的作品，也有李商隐、吴文英那种难于索解却意蕴丰美的作品。叶先生的解诗之道敏锐而通达，她牢牢把握住诗词中的感发生命，从各种风格的作品中探骊得珠，并通过她的教学与著述将那份鲜活的生气传递给更多人。

（二）吟诵对学诗意义非凡

与许多学者埋头书案不同，叶先生更喜欢站在讲台上，把古典诗词平等地传播给形形色色的人。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都可以是她讲台下的学生。诗词并不仅仅对文学研究者有意义，诗词中蕴含的光明俊伟的人格和真挚深厚的情意，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意义非凡。在谈到幼儿园古诗教育的时候，叶先生说：“我深信孩子们如果能在童幼年时代诵读吟唱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长大以后不仅能够成为富有爱心，对社会和人类更加关怀的人，而且还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富于联想和直观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格修养。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将终生受益无穷。”

这些话将学诗的意义说得明白笃定：提高人格修养。诗歌以优美的形式表现真善美，关注现实人生，通过心与物的敏锐交感创造种种动人的意境。学习诗歌的人，无论是欣赏还是创作，都能受到这份美好的浸染。

舊时的读书人有一种拖长了声音、非唱非念的读书调，古典诗词也可以根据其平仄节奏用类似的调子吟诵出来。叶先生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遂极力进行吟诵的抢救、保存与传播。近年来，她不顾年老体衰，为孩子编选古诗读本，并亲自录制吟诵音频，如同春秋时期的大司乐那样“以乐语教国子”。在她的娓娓妙音之中，古典诗词中的感发生命犹如绵绵春雨，润泽了万千心田。

《周礼》之中记载了古代大司乐教小孩子读诗的过程：兴、道、讽、诵、言、语。汉代经学家郑玄的注解是：“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叶先生以此顺序来教授古诗，她并没有让“兴”和“道”的含义拘执于《诗经》，而是结合了自己的教学实践，认为教授诗歌应该先让学生兴起一种内心的感动，然后指导学生了解诗歌真正的内容主旨，继而背诵下来，再用有节奏的声调吟咏。至于“言”和“语”，乃是古人引《诗经》中的诗句来说话或回答的一种训练。现代人虽已没有这样的训练，但诗教所带来的温厚和敏锐自会让人气质高华，言语得体。

有了兴、道、讽、诵的过程，吟诵便不再是简单的声音模仿，而是饱含了作者的情意与读者的感悟。叶先生讲诗便是如此，首先诵读全诗，给人以直观的感受。然后细细讲解作品的内容及写作背景，作者的生平及所处的年代。学生了解了作品内在的情意之后，再以抑扬顿挫的腔调吟诵全诗，声调之轻重疾徐亦是情感之流动变化。

叶先生论诗以“兴发感动”为核心，在她看来，吟诵是深入探寻诗歌之感发生命的途径。因此吟诵并非以声音优美取胜，更不可用来表演悦人，乃是以自己的声情口吻去贴合诗歌的情意。吟诵之时虽有一定的节奏，但细节处因人而异，并无定法。这正是传统吟诵的精髓所在。

清人陈芳生曾说：“当闲居不对书本之时，教以抑扬吟诵之法，则书中全旨自得。”这是古代读书人的经验之谈。他们将四书五经熟记心中之后，闲时便以有节奏的调子吟诵出来，对于深味文章意旨极有帮助，即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诗词的吟诵与之道理相通，抑扬疾徐的声调回荡在人的心中，情感的隐显变化也会随着声音自然流露。叶先生讲诗每每感人至深，令人如坐春风如饮醇醪，这与她对诗歌节奏的把握不无关系。

2018年9月，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印发了《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古诗文的吟诵在许多学校得到推广。吟诵一途从几乎无人知晓到如今渐渐普及，离不开叶先生的奔走努力。

三、叶嘉莹先生诗教传播对当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子路问什么是理想的人（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中的这段记载体现了孔子对全面发展之人才的理想要求。

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国家发展的关键亦在于培养素质完备的公民。在公民教育方面，叶嘉莹先生作为一名自树树人的师者，其诗教实践无疑给文教工作者留下了可贵的启示。

叶先生以“兴发感动”为诗教的核心，注重古典诗词中感发力量对人心灵的作用，体现了文学艺术对人之性情品格的涵养。就先生个人经历而言，她多历苦难却能挣扎而出并有所树立，离不开古典诗词的力量。南朝的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乎诗矣。”当一个人遭遇穷贱孤独等诸般痛苦的时候，诗歌便是一剂纾解的良药。

孔子说诗歌有“兴观群怨”的功能，我们可以从诗歌中得到感情的启发，观察到丰富的心灵世界，找到群体的归属感，给怨情一个合理的抒发渠道。钱穆先生在《谈诗》中说：“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这种安慰的作用对人的情绪调节十分重要。如果人们的情绪情感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就不会产生失去理智的举动，社会也就会多一分和谐，少一分混乱。

诗歌的力量不仅限于对人情绪情感的调节，它会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唤起人对真善美的认同。懂得欣赏诗歌的人更容易拥有温厚的性情和悲悯的情怀，从而提升人格修养。正如明代的宋濂所言：“夫诗之为教，务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学之者，危不易节，贫不改行，用舍以时，夷险一致，始可以无愧于兹。”非独诗教如此，优秀的文学艺术均应具备陶冶性情的功用。

叶先生推广古诗吟诵特别注重对小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她早年便有在幼儿园开设“古诗唱游”课程的想法，希望通过教给小孩子诵读和吟咏古诗来培养和提高孩子们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程度。近年编选《给孩子的古诗词》，也以贴合孩子的阅读能力和兴趣为原则。对儿童教育的关注来源于先生自身读书做人的经验和多年从教的心得。先生以《论语》开蒙，幼年便经常聆听家中长辈诵读诗文，这些经历对其灵敏诗心的培育和温厚品性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人黄佐有言：“童蒙之时，性浑听颛，言最易入。”清人陈惟彦也说：“童子天真未凿，先入为主。当令多识嘉言懿行，以固其本。”古人教育孩子的理念与现代心理学家发现的儿童发展之“关键期”颇有相通之处。儿童心地纯净，记忆力佳，以朗朗上口的诗歌传授之，极易成诵。古典诗词中蕴含着直观形象的美感和士君子为人立身的持守，从小诵读古诗词，不啻在儿童心中早早播下善美的种子。叶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遗余力要将美好的古典诗词传播给下一代。

以优秀的文学艺术陶冶性情、涵养品德，对发展健全完备之公民教育至关重要。“教小儿，不但是出就外傅谓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如果说叶先生开蒙读书的经历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其从教以后自树树人的经历便是师者的典范。如果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乃至为人父母者能意识到这一点，借鉴“以乐语教国子”的方式，用合适的手段和丰美的内容去教育下一代，必将对公民素养的提升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迦陵杯”诗词讲解大赛的参赛者是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师，他们站在基础教育的最前沿，担负着塑造美好灵魂的重责。发扬诗歌教育的功用，让孩子们以诗歌之美来丰满自己的精神，当是这些教师走近迦陵诗教、传播迦陵诗教的最大意义。“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期待“迦陵杯”的圆满成功能在众多师生的心中播下诗教的种子，为培育明德知礼的社会公民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1368页。

②③⑥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第13页，第6页。

④⑤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3页、第133页、第147页。

⑦方東树：《昭昧詹言》，汪绍楹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⑧汪曾祺：《人间草木》，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

⑨叶嘉莹：《哭母诗》八首其四，《迦陵诗词稿》，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第245页。

⑩王国维：《水龙吟·杨花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均》，叶嘉莹、安易编著：《王国维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6年版，第253—254页。

叶嘉莹：《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日日哭之陆续成诗》十首其三，《迦陵诗词稿》第131页。

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红蕖留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6页、第361页、第361页。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第184页。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