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河　董一陶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更好地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具有重要意义。为“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本刊特开辟“学习论坛”专栏，刊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相关理论文章，并以之服务于新闻工作实践。

【内容摘要】典型报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产物，它表征着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话语的价值逻辑。本文着重从话语变迁的角度切入，探寻了典型报道在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所呈现出的话语变迁的历史轨迹，从中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典型报道话语较之以前明显表现出更加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淡化政治说教色彩、回归人性和理性等变迁趋势。最后把视野转向当下，试图在梳理话语变迁的轨迹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便与时俱进地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关键词】典型报道;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变迁;当代反思

一、引言

“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我们就是要善于向先进典型学习，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从小事小节上修炼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学习先进、保持先进、赶超先进。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批示要求全党向优秀先进典型学习，号召新闻媒体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这一切都为典型报道的合法性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典型报道不仅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范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我国新闻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一抹独树一帜的亮丽景观，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自成形以来便身担政治使命的报道样式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上深深扎根，主要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执政党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该报道形式“鲜明而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基础、运作理念和历史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问题的切入口”②。那么，究竟何为典型报道？甘惜分老先生在《新闻学大词典》里做出以下界定：典型报道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在中国，它是一种用来引导舆论、指导工作、催人奋进的报道形式，包括对人物、事件、经验和问题的报道。③由此观之，典型报道主要通过对一个时期内具有高度示范性、指导性和代表性的对象进行集中且深入的报道，树立起引领时代精神的典型标杆，号召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从而实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景。典型报道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范畴中一道绚丽而独特的“风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阶段承担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典型报道话语建设走过的历程，展望典型报道未来的走向，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意义重大。

必须强调的是典型报道若想持续健康发展，需从话语变迁的历史纬度对其进行深入梳理与反思，从中汲取成功的养分和吸取失败的教训，以便与时俱进地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真实的、科学的、大众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在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④由此观之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不断建构与完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巧妙地运用“典型（宣传）报道”的中国式新闻话语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当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树立典型的目的和标准也随之改变，典型报道的话语体系亦随之变迁。

二、延安时期：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的发轫

其实，早在清末民初就已隐约可见典型报道的点滴印记。1898年9月8日《国闻报》上刊载的《谭烈妇传》记录了谭嗣同妻子在丈夫捐躯后，在祭台上痛斥当朝奸臣，气绝而亡的事迹。1909年10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民立报》连续刊登了黄花岗烈士的英勇事迹。⑤但这些只言片语的报道还未成气候，仅能看到典型报道的朦胧身影，话语背后所体现的政治导向性尚不明显。典型报道话语方式背后体现的价值意蕴并非单纯地传递信息，而是鼓舞人心、指导实践;典型人物、经验、事迹的选择也并非严格地遵循新闻价值规律，而是有针对性的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直至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新闻界也随之响应，由此才初现政治目的性极强的“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

1942年延安展开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同年3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3月31日，毛泽东与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邀请各方人士共计70余人来开座谈会为《解放日报》改版征求意见。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利用《解放日报》应该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⑥领导人的话语一定程度上为“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的发轫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毛泽东虽未明确定义典型报道这种政治宣传色彩浓厚的报道形式，但他早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就点明：“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及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传播……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可见抓典型以动员群众、指导工作是毛泽东善用且常用的宣传方法。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人对《解放日报》改版予以高度重视，目的之一便是以《解放日报》作为典型、建构 “典型引路”指导工作话语体系的强势阵地。

同年4月1日，《解放日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开展了极具创新与胆识的改版实践，此次改版摒弃了一味效仿《真理报》面向世界办报的不切实际的做法，转而走上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康庄大道。在当时物资极度匱乏、经济严重困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党中央为组织和引导军民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中，极力号召记者们深入群众，寻访楷模。自此，一个又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典型人物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典型人物便是一度曾经被冠以“模范劳动英雄”称号的吴满有。1942年4月30日，在有关领导的大力倡导下，《解放日报》把一位普通农民耕地种田多的事迹刊登在头版头条显著的位置上，这在我国的报刊史上可谓破天荒之现象，由此也拉开了我国典型报道的序幕。《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 还是一个模范公民》等消息一经发出，一位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克己奉公的典型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榜样形象便塑造出来。此后该报不断推出一系列关于吴满有政治觉悟高、劳动经验足等消息、社论、通讯等。记者莫艾还发表了《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的文章，其中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是为公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很不是一件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村中访寻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⑦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背后所蕴含的“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价值归宿。

随后，工业战线耳熟能详的典型赵占魁“中国式斯达汉诺夫”地位的确立，启发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的一个电话：“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应该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⑧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穆青和张铁夫所写的典型人物通讯《人们都在谈论着赵占魁》，称赞他为中国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典型。之后该报又对这位工业战线的典型人物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报道，随即，赵占魁同志艰苦朴素、踏实肯干的工人形象便跃然纸上。自此，这两位在当时农业和工业上的榜样被根据地的老少妇孺所熟知，并由此掀起了历时七年之久的劳动竞赛运动。此外，在毛泽东制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的指导下，《解放日报》配合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刊发了大量宣传大生产运动中工农典型的模范事迹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的模范人物就多达600名以上。⑨次年元旦，《解放日报》又开辟了“边区生产运动”专栏，持续三个月专门介绍劳动模范事迹。“这种典型宣传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以前中共党的报刊史上所仅见。”⑩在一个又一个典型模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边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的难关也有明显的化解之势。

另外，《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大量反映根据地军民誓死抵抗日军扫荡，现场感极强的通讯。可见，讴歌枪林弹雨中顽强奋战的英雄人物是《解放日报》配合党中央宣传工作的又一重点任务。1942年5月10日，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中明确写道：“稿件主要应为我军的英勇战斗，在战斗中我指战员的英雄事迹，部队中各种有意义之活动。”1943年3月1日，一份《关于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各种英雄人物的指示》由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翌年3月3日，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的《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中明确了“提倡与表扬战斗中的英雄主义”的报道思想，并对当时军事报道中出现的质量低、数量少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此后，《解放日报》刊登了大量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英雄主义的通讯、特写和战斗故事。为了进一步配合党中央推出战斗英雄的宣传要求，新华社也大量报道了像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英勇战士浴血奋战的典型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士气。

由此观之，在大生产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农业劳模、工人典范以及战斗英雄都是该时期“典型引路”宣传的主要对象，这些典型人物的推出直接为当时的工作任务和政治方针服务。“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在延安整风时期得到了高层的支持，这一点从以上所述的毛泽东等对于典型报道的相关指示可得到印证。此外，从该时期典型报道数量、类型以及塑造典型人物强烈的目的性和指导性来看，“典型引路”指导工作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正是于延安整风时期初现雏形的。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大全”话语的产生与拓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延續了革命战争时代的新闻管理模式，要求报纸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这一时期新中国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开展了“三反”“五反”，进行了英勇的抗美援朝，推进了土地改革和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订了三个五年计划。在此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群体比 20 世纪 40 年代更丰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高大全”特征。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表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运行……凡典型性的都应公开报道。”1954年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也提出：“报纸应该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注意宣传推广生产中的先进典型和重要成就。”该时期典型报道以宣传正面典型为主，“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制邪气。”在上述对于塑造典型尤其是正面典型的相关要求引导下，各个媒体积极配合宣传政策推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典型个人、集体事迹，以此激发人们克服困难、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随即掀起典型报道的一个高潮。

由于1956年以前典型报道的繁荣发展和成功实践，使有的媒体忘记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超过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逐渐萌生了“典型崇拜”“典型报道万能论”的思想。此外，随着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大跃进”等运动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还给新闻界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得夸张、失实的“卫星典型”接连出现，典型人物报道也因此走入了误区，“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开始出现。

该时期媒体塑造出来的人们熟记于心的典型人物主要有：种棉模范吴吉昌、工业战线上的铁人王进喜、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等等，其中“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可谓是我国典型人物中经久不衰的榜样。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相当之多的典型人物，雷锋是其中极具生命力的精神楷模。1963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文中写道：“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坚定地树立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伟大理想。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直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听党的话，他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他英勇顽强而又艰苦朴素。”从以上典型报道所呈现的话语可见雷锋无论是在政治觉悟、思想觉悟还是人品道德等各个方面都堪称相当完美，毫无缺陷。

此后，“发扬雷锋精神”成为一个不断被丰富、被强调的主题。中国几代中央领导先后为雷锋题词：毛泽东要求“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小平指出“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江泽民提出“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在几代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之下，“雷锋精神”成了一种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受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学习与尊崇。由此观之“发扬雷锋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差异，总体而言，“雷锋道德正在成为一个符号、固定词语与国家伦理的一部分。”

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环境下，典型报道对雷锋形象的呈现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合理”修饰。细心的人们在雷锋的照片中会发现雷锋戴过的一块手表，在雷锋的遗物中也发现了他的皮夹克和毛料裤子，然而这些细节在当时力求塑造“高大全”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下被刻意地隐藏了起来，降低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在当时，社会需要塑造一个无私奉献、放弃个人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螺丝钉”来净化人心和社会风气。

这些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事迹着实令人敬佩，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但是该时期所塑造出的典型人物可谓是无缺点的人，他们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无论是在政治觉悟方面还是思想道德方面都堪称完美，典型报道呈现人物的话语方式也极力追求尽善尽美、一好百好。当时塑造的“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在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政治觉悟高的贤式典型”，这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传统理念相违背。郑保卫教授指出，“人为制造典型、有意拔高典型、任意炒作典型”容易导致群众认为“典型人物可敬不可亲，可看不可学”的尴尬效果。不可否认，该时期典型报道所呈现出的某些“高大全”做法有其时代性与合理性，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认认真真地反思。

四、“文革”期间：“事实为政治服务”话语体系的风行一时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年内乱里，在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新闻媒体实际上被林彪、“四人帮”所操纵，逐渐沦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工具。那些阴谋家们不顾事实和新闻的关系，信奉“事实为政治服务”“没有的可加上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等腐朽落后的理念，践踏了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时，为了煽动极“左”思潮，推动所谓的“斗、批、改”的深入开展，林彪和“四人帮”极力塑造了一批符合他们需求的典型人物。

1973年底，“四人帮”的亲信们发现了一个北京小学生表达对自己老师不满的日记，他们对那个小孩子说：“你反映的问题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该年12月12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在《北京日报》，该报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随后在姚文元的唆使下，《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文章。那名小学生也因此一跃成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典型“英雄”，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生中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在“文革”期间，被当时的媒体塑造出的“造反英雄聂元梓”“白卷英雄张铁生”等一个个粉墨登场。直到1978年，《人民日報》刊登了《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一文，一针见血地戳破当时“事实为政治服务”话语体系背后的阴谋：“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小学生的全部日记，并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林彪、“四人帮”主导的典型报道摒弃了党性原则和新闻传播规律，一味地追逐异化的政治目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五、改革开放初期：“多元化”“人性化”的话语体系彰显新气象

1976 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当时为了尽快纠正错误路线、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冲破了长期极“左”路线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典型人物的选择突破了过去以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为主体的单一格局，转而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拓展，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随之呈现出突破“禁区”渐趋多元化的崭新气象。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使得科技和教育领域重新迎来了春天。天才数学家陈景润、两弹元勋邓稼先、为光电事业献身的蒋筑英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典型被报道出来，由此激发了全国人民积极进军科学技术的炽热之情，“向科学进军”也随之成为当时最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新闻媒体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推出一批在经济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头羊”。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社员打破常规，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使得当年的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震惊四邻。”在深入调研之后，一批主流媒体积极而谨慎地把小岗村的典型经验逐渐推向了全国。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各级新闻单位逐步介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的愿望。要稳定，就要解决不利于稳定的问题，在责任制建立初期，由于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其性质认识不清，领导不力等问题……今天本报发表了莒县、兰溪、彭泽三个县从不同方面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做法，可资各地借鉴。”随着该制度的推广，各地媒体相继推出一批以陈志雄为代表的典型专业户，从而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纵深发展。1984年，媒体为了配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决定，审时度势地推出如马胜利、年广九、鲁冠球、关广梅等一大批冲在改革前列、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摆脱旧观念束缚、树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个人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不可避免地随之涌入，再加之一些人片面理解了邓小平所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语，致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面对这种不正风气，邓小平强烈反对精神污染、反对把文艺作品商品化的倾向，他指出：“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一项经常性、基本性任务。”当时急需宣扬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想，媒体为配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推出了诸如中国女排、朱伯儒、赵春娥、张海迪等充满正能量的多元典型人物来净化人们的精神家园，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日渐多元化。

该时期典型报道的话语不仅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特征，而且还突出了人性化的特点。所谓人性化是指这一时间段塑造的典型人物逐步褪去一味追逐“高大全”“一好百好”的典型报道话语特色，转而开始呈现出可亲、可敬、可感、可学，更接地气、更“人性化”的特点。邓小平曾指出：“宣传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及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在中央领导的指引下，曾经一度不接地气的典型报道话语逐渐回归人性化。

当时由《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所写的典型人物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并没有把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神化”，而是真实地描写了这位残疾姑娘坎坷复杂的心路历程，毫不避讳地写出她曾经绝望、迷茫甚至有过想自杀的念头，这种摒弃“高大全”更加“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话语自然而然地塑造出了一位真实典型。实践证明，逐渐“人性化”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反而更容易感染和打动受众，起到更佳的传播效果。综上所述，该时期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开始摆脱“文革”时期的僵化状态，逐渐显现出多元化、人性化的勃勃生机。

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贴近生活”“有温度”的话语体系日渐完善

进入21世纪以来（2000年至今），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态势，受众的自我意识显得更加强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典型报道话语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以后确定了新闻宣传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三贴近”原则的提出对典型报道影响深远而重大，一方面，它从观念上强化了事实求是、以人为本“典型观”的要求，尊重了群众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也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典型报道提出了具体要求，既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又要注意报道的方式方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在“三贴近”原则的指导下，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呈现出更加接地气、更生活化的气息。媒体目光向下，给予身边的普通百姓更多的关注：典型人物并不一定是在某一重大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伟人”，而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默默付出、發光发热的“你我他”，这种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付出与坚守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力量，并且能够产生极强的感染力。比如200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王顺友就是一位日复一日跋涉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群山深处的普通乡邮员。他每个月都有24到28天独自在邮路上穿梭，没有丢过一份邮件，投递准确率达百分之百，20年时间王顺友在深山里独行跋涉了53万里，相当于走了21趟长征，他用生命来维系着马班邮路。2005年6月2日刊发的由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所写的典型人物通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堪称经典，很快将这位翻越高山的信使在平凡岗位中的不平凡的感人事迹推向高潮，征服了亿万中国人。其中一位读者托人捎来两句话：“读了‘索玛花’我流泪了。这是一篇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好文章！”此外，一些媒体还专门开辟专栏挖掘平凡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寻找老百姓身边的典型事迹，比如《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打出的口号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还有像《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也更多体现出贴近了生活、关注和接近个人的话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定位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交出满意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这恰好给作为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抓手的典型报道指明了新方向。

在此科学方法论的有力指导之下，典型报道话语体系逐渐呈现出更“有温度”的特点，譬如最近两年有关“守岛英雄”杨继才、“抗战老兵”等先进人物与业绩的报道就都充溢着“有温度”的话语与故事，它们蕴含着深深的人情味与可读性。所谓“有温度”就是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感动着人民的感动。“有温度”的典型报道展现的是一种更有人情味、传递百姓情怀的话语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贴近生活”更有“温度”的典型报道话语体系正日渐完善。

七、结语

典型报道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因此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观色彩。它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明确而有针对性地体现出宣传者的政治意图。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典型（人物、事件、业绩）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围绕典型报道与典型宣传提出过一系列富于现实指导性与中国语言特色的真知灼见。习近平同志早在2006年就在《浙江日报》上发表《要善于学典型》《要善于抓典型》等文章，强调典型报道在树立标杆，指引方向等方面意义重大。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都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此外，华夏儿女自古就接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传统价值观的熏陶，典型报道自然有其历史文化土壤。因此，笔者认为，典型报道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报道理念与形式将在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

总体而言，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话语方式，背后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议程设置及其主流价值体系的舆论引导功能，这与以标榜“专业主义”与“第四种权力”、追逐反常信息、追求商业化效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话语体系截然不同。

通过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典型报道话语体系变迁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典型报道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呈现出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之后典型报道话语较之以前呈现出逐漸淡化说教色彩、逐渐回归人性和理性、更加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这三个鲜明的变迁趋势。

当然，回首过去的出发点是以史为鉴，而后更有底气地立足当下，更有自信地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与实践话语构建添砖加瓦。

注释：

①习近平：《要善于学典型》，转引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②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③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④〔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 页。

⑤李良荣：《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第176页。

⑦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⑧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转引自《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编选（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

⑨⑩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7页、第 795 页、第797页。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丁迈：《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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