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斐 庄贵阳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是指全球气候变化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具有普遍性、不可预测性与内生关联性，局部风险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的时候，就是“气候明斯基时刻”。在气候治理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风险发生的概率，还要评估不同应对策略的失误所导致的损益变化。基于最小风险的贝叶斯决策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取决于气候事件发生的先验概率、对气候特征的认知能力、风险脆弱性评估、经济系统暴露程度以及可用的政策工具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在于发现气候变化局部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为此，应当加深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局部风险之间的关联性的认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手段。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系统性风险;“气候明斯基时刻”;贝叶斯决策;风险脆弱性：经济系统暴露程度：风险期望损失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6-0033-10

作者简介：丁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庄贵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秘书长。

一、引言

2018年4月.英格兰银行行长麦克·卡尼在一封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的公开信中强调：当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是前所未有的紧迫任务，在技术上也是难以分析的;气候变化的挑战将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风险，要警惕“气候明斯基时刻”的到来。2019年4月，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莎拉·布雷登在演讲中指出：氣候变化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留给人类的应对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还谈不上“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明斯基时刻”是有可能的，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或将超过20万亿美元，折合约15.3万亿英镑。

“明斯基时刻”是由美国学者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学概念。海曼·明斯基认为，长期而稳定的经济繁荣和投资收益会使投资者忽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助长更多的金融投机行为，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并放大不确定性，当风险头寸平仓时，可能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失控。气候变化必然造成全球系统性风险，人类社会面临重要挑战，包括“明斯基时刻”在内的许多金融领域的概念逐渐被气候变化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借用。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防范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系统性气候风险。本文拟对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和“气候明斯基时刻”进行解读，阐述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风险机制，介绍中国在化解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参考。

二、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与“气候明斯基时刻”的概念辨析

在经济学框架内.系统性风险是指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风险，任何投资组合都不可能有效规避此类风险。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原因很多，例如战争、政权更迭、自然灾害、能源或粮食短缺等。所谓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顾名思义，就是指全球气候变化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有学者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气候变化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一旦这些不可控因素被激活，便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系统性风险由此爆发。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例，有学者分析，全球气候变暖将使北极地区封存的甲烷等温室气体释放出来.通过正回馈机制进一步加剧气候变暖.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失控。

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具有全面性，不会局限于某一行业或某一区域。当前，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进人大气层，全球气候变暖引发海平面上升、气候干旱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威胁着发达国家的利益。第二，与其他系统性风险类似，诱发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因素众多，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有效预测。第三，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具有内生关联性，通过内生的相互关联形成传染途径，局部风险最终将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气候明斯基时刻”就是指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的时刻。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反过来，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也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必需的物质材料——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形成了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循环。当这种循环得以维系的时候，生态系统处在稳定状态。然而，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全球碳排放量已经超出现有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换句话说，当前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生态赤字的基础上的。生态赤字不断积累，加剧了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明显提高。当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的时候，就是“气候明斯基时刻”。

三、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与“气候明斯基时刻”的经济学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具有普遍性、不可预测性与内生关联性，因此难以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经验观察和回归分析对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概率进行归纳分析。比如，在传统经济学和统计学假设下，小概率事件相互独立，不会连续发生，这就意味着局部风险不会转化为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然而，当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相互关联的情况下，一个小概率事件（局部风险）爆发之后，借助传染路径，将会显著提高其他小概率事件爆发的概率，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小概率假定就不再成立。因此，防范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有必要引人更为现代的决策方法，避免“气候明斯基时刻”来临。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最小风险的贝叶斯决策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决策者行为，以便防范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避免“气候明斯基时刻”到来。

（一）基于贝叶斯决策的全球气候变化局部风险决策分析

本文引入基于最小风险的贝叶斯决策过程对气候变化局部风险的应对策略进行分析。理论逻辑在于，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风险发生的概率，还要评估不同应对策略的失误所导致的损益变化。

本文所选取的惩罚函数为气候风险事件损失期望值与防御支出之和。气候风险事件损失期望值的设定来源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2年发布的《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该报告表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经济系统脆弱性和经济系统暴露程度是导致气候灾难的三大因素。假定防御支出的目的是通过减轻经济系统暴露程度以降低经济系统脆弱性。

导致气候变化风险损失的因素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气候变化局部风险损失期望值受气候变化局部风险发生概率和气候变化局部风险损失两大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局部风险发生概率受气候变化事件发生概率和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共同影响.气候变化局部风险损失受经济系统脆弱性和经济系统暴露程度两大因素影响。因此，可构建一个包含三个因素的气候变化局部风险期望损失值函数E：

对于决策者来说，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必须关注P、y和A三个变量，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包括三方面。第一，降低气候变化事件的发生概率，通过人为干预减缓气候变化事件的频率与强度，例如开发非化石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以促进碳中和，等等。第二，提高经济系统的韧性，提高经济系统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第三，降低经济系统的资产价值，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减少气候变化局部风险所导致的人身及财产损失。总而言之，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根据具体的气候变化局部风险事件采取合适的应对策略，从而减少局部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惩罚函数由风险期望损失值E，与固定性防御支出共同决定，假定固定性防御支出为5单位，从经济系统暴露程度中直接扣除。

如表1所示，当气候变化局部风险发生时，损失为24单位;风险不发生时，只需支付固定的防御性成本5单位;若决策者选择不应对风险，风险发生时其损失为100单位;若风险不发生，则无需支出任何成本。经计算，应对风险时的期望损失为13.1434单位，不应对风险时的期望损失为42.8600单位。根据最小风险原则，当特征x出现时，应当积极应对事件ω可能带来的局部风险。

（二）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决策分析

现有文献认为，导致经济系统性风险需要三个必备条件：一是冲击本身，这种冲击既可以是全域冲击，也可以是一个会导致多米诺效应的局部冲击;二是存在相互关联网络，冲击将引起传染效应;三是冲击内生性，这意味着冲击并非外生的，而是由自身经济系统的不均衡引起的。从理论上来讲，全球气候变化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变暖显著提高了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概率，并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对经济系统产生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变暖的冲击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客观诉求。

基于最小风险的贝叶斯决策分析能够较好地利用统计资料对气候变化局部风险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决策方式在應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中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局部风险各个击破。一方面，忽视风险关联性可能会大大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成本，甚至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政策工具箱和惩罚函数假定具有异质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政策工具的种类更加丰富多样，惩罚函数影响越小，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就越强，可以在局部风险进入传染路径前将其化解。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有限，政策工具相对单一，经济系统脆弱性高，局部风险进人传染路径的概率更高，容易引发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让“气候明斯基时刻”提早来临。

假定存在一个地区，根据气象统计资料，该地区曾经发生过k种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气候事件。这些气候事件构成事件集（ω1，ω2……ωk），该事件集中至少存在一对气候事件（ωi，ωj），其相关系数ri，j不为零，这意味着当气候事件ωi发生时，ωi发生概率将显著提高。为了进一步简化模型，假定仅有（ωi，ωj）这一对气候事件存在内生关联性。并且该地区存在两个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事件ωi和ωj关联度的认识能力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工具集不同：发达国家倾向于通过降低经济系统脆弱性以减少损失;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降低暴露程度，即减少经济系统资产价值以降低损失。

为便于分析，给出如下假定。第一，两国初始资产暴露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产为80单位，发达国家为100单位。第二，关于任何气候事件，两国的初始经济系统脆弱性均为1单位。第三，两国对气候事件ωi拥有相同的先验概率、特征认识、政策工具和初始经济系统脆弱性，其政策工具为愿意付出5单位的资产暴露程度，减少0.8单位的经济系统脆弱性。第四，对于事件ωj，两国仅拥有相同的先验概率，在特征认识和政策工具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在发达国家看来，事件ωi的发生是事件ωj的特征，即根据已有专业知识，在事件ωj发生时，有60%的概率会发生事件ωi，即P（ωi Iωj）=0.6。但是，发展中国家缺少相应的专业知识，认为P（ωi Iωj）=0.2。在政策工具方面，发达国家付出5单位的资产暴露程度，可减少0.6单位的经济系统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技术有限，他们付出5单位的资产暴露程度，仅能减少0.4单位的经济系统脆弱性。上述模型的主要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由贝叶斯公式，计算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事件ωj;发生的后验概率分别为0.1367和0.0130。关于事件ωj，发达国家应对和不应对该事件的风险期望损失分别为10.1946单位和13.6700单位。根据最小风险原则，发达国家倾向于选择应对事件ωj。相反，关于事件ωj，发展中国家应对和不应对该事件的风险期望损失分别为5.5850单位和1.0400单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选择不应对风险事件ωj。进一步放松假定，即使发达国家无偿将技术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对该事件的风险期望损失依然高达5.3900单位，因此，应对意愿并不强烈。若发展中国家拥有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关于事件ωj的特征认识，但没有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技术，也可能倾向于不应对关联风险。此时，应对和不应对的风险期望损失分别为11.1515单位和10.9360单位。具体的支付矩阵和期望损失如表3所示。

四、基于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视角的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安排

基于最小风险的贝叶斯决策表明，对风险期望损失的评估是决定应对气候风险策略的重要条件。对于气候变化局部风险而言，气候事件发生的先验概率、对气候特征的观测能力、风险脆弱性评估、经济系统暴露程度以及可用的政策工具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决策者的应对策略。关于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以确定气候事件的关联性与传染路径，加深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认识。此外，建立国际技术转让机制应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措施之一，以丰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工具箱。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系统暴露程度不断提高，气候事件的期望损失不断变大，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迫在眉睫。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基本坚持了局部风险防控和系统风险防控相统一的原则。2015年12月，巴黎世界气候大会结束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达成《巴黎协定》。《巴黎协定》鼓励各缔约方以“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推进全球碳减排工作。按照《巴黎协定》第4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各缔约方应编制、通报并保持连续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第7条第7款规定，缔约方应当加强在增强适应行动方面的合作，同时考虑到《坎昆适应框架》，提高信息、体制、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协作水平。然而，在国家自主贡献机制下推行全球气候治理既不足以从根本上消除气候变化的局部风险，也不足以防控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一方面，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在《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中，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已经占全部缔约方碳排放总量的38%.中美两国的减排工作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关键。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就单方面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蒙上阴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全球升温与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概率高度相关.而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概率的升高会加大气候风险的期望损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滞后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这种滞后的状况不仅因为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的关联性缺乏认知。而且这些国家政策工具有限.無法显著降低应对风险所导致的损失。要解决这些问题，各国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对气候风险关联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例如蕴含着丰富的碳汇且易发生森林火灾的热带雨林国家）而言，这样的行动更加迫切。然而，《巴黎协定》的执行状况并不乐观。尽管《巴黎协定》强制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履行资金援助等义务，但此前发达国家承诺的1000亿美元的资助并未在正式文本中出现，仅仅出现在主席提案部分，不具有法律约束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尚未就2020年以后的援助资金规模达成一致意见。而且，线性框架下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即使某一缔约方拒绝履行承诺，国际社会也不可能对其实施制裁。综上所述，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非常大。

五、结语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日益频繁。气候变化风险的期望损失值越来越高，并且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能够证实极端气候事件的内生关联性与传染路径：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提高了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孤立的、分散的气候变化局部风险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促使“气候明斯基时刻”来临。

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应当从局部风险防控向系统性风险防控转变，这是一个大趋势。从技术层面来看，近年来，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等现代科技相继出现，在天气预报、气候与环境监测、现代宏观经济学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通过现代科技对气候领域的高频数据进行分析，或者模拟可能的气候系统，对于揭示潜在的气候风险关联性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层面来看，相比于资金支持，国际社会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决策信息和政策工具，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对关联风险的特征认识，降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比如，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设立专门的技术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派出技术工作组，为这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的决策信息。

总而言之，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要挑战。学界应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作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将全球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规避“气候明斯基时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