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记忆除了个体记忆外，还包括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并且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深刻影响着个体记忆。传媒能够记录、建构社会记忆，能够映射、延续社会记忆，并能够通过建构记忆参与社会治理。当今大数据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生活空间加速虚拟化。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我国媒体应更加自觉地书写、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记忆、国家记忆，营造国家和社群的价值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必须坚持客观的事实回忆，拒绝刻意的历史杜撰;摒弃枯燥的宏大叙事，采用鲜活的生活叙事;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倡导非物质文化记忆;周期性唤醒公众记忆，提防出现目标性遗忘。只有这样，才能将个体思想纳入集体氛围中，才能实现神圣记忆与世俗记忆的共振。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媒介传播;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数字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6-0005-10

作者简介：骆正林，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记忆既是人的一种生理机能，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记忆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记忆书写了人类历史，或者说，人类本身就是记忆的产物。

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研究的记忆，基本上属于个体记忆范畴，但人类记忆除了个体记忆外，还包括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并且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深刻影响着个体记忆。“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而且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简单刻印，它是在特定认知框架内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选择性产品，其中媒介在社会记忆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大数据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生活空间加速虚拟化;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我国媒体应该更加自觉地书写中国记忆，为中华文化传播、民族精神积淀、社会集体认同作出更大的貢献。

一、社会记忆理论与媒介对社会记忆的建构

记忆是我们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它是人类长期持续学习的结果和见证。心理学主要从个体维度研究记忆，但记忆还有社会性、公共性的特征，社会记忆则是从群体角度研究记忆。社会记忆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群体成员所产生的趋同性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不是纯粹的个体的自然活动，它是在社会权力作用下的文化活动，或者说是特定权力构建的一套共同的符号系统。社会记忆与民族历史、国家精神和公共生活等密切联系，社会记忆的背后是权力活动的历史，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自觉的、能动的作用。

（一）国外社会记忆研究的多元化取向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社会记忆研究的奠基之作。“集体记忆”继承了埃米尔·涂尔干（丘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consciencecollective）思想，更加注重研究记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哈布瓦赫认为，社会成员不仅拥有个体记忆（individual memory），而且拥有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存在于个体之外并超越个体生活的群体记忆。此后，集体记忆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记忆研究的社会学取向逐渐形成。1989年，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出版《社会记忆如何可能》（How Societies Remember），该书在研究集体记忆的时候提出了“社会记忆”概念。集体记忆、社会记忆都注重研究群体的共同记忆，但“社会记忆更关注记忆的延续性，认为社会之所以建构‘社会记忆’，是为了让拥有‘社会记忆’的人服从社会秩序、并开始涉及‘权力’问题”。社会记忆比集体记忆更注重研究记忆背后的权力关系。

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记忆研究异常繁荣，形成了所谓的“记忆潮”（memoryboom）现象，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者纷至沓来。德国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开创了“文化记忆”传统，他们按照时间跨度和内涵将集体记忆划分为沟通记忆（communication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沟通记忆是日常沟通领域的短时记忆，并通过代际传播而延续;文化记忆是超越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的长时记忆。因为社会记忆缺乏确定的研究范式，不同学科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稳定性，所以记忆潮在涌现出一批成果后又归于沉寂。

进人21世纪，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记忆研究的新变化，学者们开始从新媒体、公共权力等角度重新研究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代表性著作有奈格（Neiger）、迈耶（Meyer）的《媒介记忆：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记忆》、李·托马斯（Lee&Thomas）的《公共记忆、公共媒体和公正政治》等。安娜·露丁（Reading）提出全球记忆场域（globital memory field）的概念，这为社会记忆研究开辟了全球化的视野。

集体记忆强调群体共同拥有的记忆，社会记忆强调权力对记忆书写的干预，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区别并非实质性的，所以西方学者经常混用社会记忆、集体记忆。西方社会记忆研究多与社会创伤有关，两次世界大战和东欧剧变是两次记忆潮的策动力。西方社会记忆研究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中心、跨学科的特点，但这也使社会记忆成为开放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二）国内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性视角

正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促进了人们对文化积淀的反思.也提高了人们对民族凝聚力的向往。社会记忆能够帮助人们回望和反思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形态功能。自2000年后，我国学者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不断涌现。钱力成、张翮翱认为我国社会记忆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三种，即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从国家权力视角出发的学者，比较关注权力对记忆的影响，尤其关注记忆如何制造社会认同，如何塑造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郭于华等提出的诉苦记忆、周海燕提出的南泥湾精神等。从社会群体视角出发的学者，注重研究社会群体的记忆认同，如刘亚秋对知青的研究，郭于华对女性记忆的研究，王明珂关于羌、藏的族群认同研究等。从历史变迁视角出发的学者关注记忆的延续和重构，如刘燕军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研究，陈蕴茜关于孙中山从总统到国父形象的变迁研究等。大数据时代社会记忆的分层现象明显，社会记忆研究又出现了民间记忆视角、虚拟空间视角等多种出发点。学者们研究的问题包括：新媒体带来的社会记忆变革，网络空间内社会记忆的书写，社会公众对社会记忆建构的参与，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的互动，大数据时代记忆的碎片化和信息安全的危机，等等。在新闻传播领域，李红涛、黄顺铭多年关注南京大屠杀，研究“创伤是如何经由媒介得以建构的”，2017年他们出版了研究成果《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其他还有刘于思发表系列成果，探讨在线书写、国家认同、数字公共生活等议题。李明以谷歌为研究对象，提出互联网背景下认知结构的去中心化可能导致集体记忆的碎片化等。

集体记忆是社会、社群的再生产过程，也是家国文化、族群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因此我国社会记忆研究更加注重从国家权力的视角出发，社会记忆研究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泛政治化和跨学科化的特点。我国社会记忆研究的主导性方法包括文本解读、口述历史、民族志等，论文生产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既有文本解剖也有田野调查。

二、现代传媒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参与作用

早期社会记忆研究将媒介仅仅看成记忆的载体，学者们顶多从功能主义出发研究媒介与记忆的互动.他们不大承认或关心媒介在社会记忆中的建构作用，甚至有学者将媒介看成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对立的东西。哈布瓦赫主要研究家庭、阶级和宗教等因素对记忆建构的作用，他并没有关注到媒介也是一种记忆建构的要素。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不断增大.更多学者看到媒介不仅是记忆的载体而且是记忆的建构者.他们开始从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的视角探讨记忆，媒介记忆研究逐渐在社会记忆领域得到了重视。

心理学认为，记忆过程包括大脑获取信息（编码）、保存信息（存储）和日后读取信息（提取）的过程。1968年，阿特金森（Atkinson）和谢夫林（Shiffrin）提出了三级记忆加工模型，该模型将记忆产生分为三个阶段：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记录那些需要被记住的信息，信息再经过加工进入短时记忆，短时记忆的信息经过编码再进入长时记忆，以备日后提取。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并非完全割裂的，个体经验可以进入集体记忆，为集体记忆提供公共思考的素材;集体记忆需要在个体记忆中得到体现，实现集体记忆的社会认同和价值整合等功能。无论是个体记忆形成还是集体记忆的建构，现代传媒均有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传媒能够记录、建构社会记忆

记忆是大脑对信息进行编码和保存的过程，记忆编码的方式有自动性加工（automaticprocessing）和注意性加工（effortful processing）两种。传递新闻信息，绘制社会地图是媒体的基本功能，媒体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动性记忆编码的过程。历史总是由一连串或大或小的事件构成的，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就是对社会记忆的记录。香港、澳门回归，北京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等，都是中国当代史中的重大事件，显然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记忆。报道重大事件是媒体必须完成的日常业务和社会责任，而重大事件恰恰是社会记忆最重要的构成元素。

生活无处不是历史、记忆，但不是每种生活都能进人记忆的视阈。人类记忆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复制整个社会生活，因此，社会记忆不是个体的自然记忆过程，而是社会各种力量对记忆的建构过程。时空本没有意义，是人类的活动赋予时空以意义。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堆积，而是当代人有意地去发现或挖掘，从而赋予历史遗存现代意义。因此，社会记忆更多情况下是人们主动编码、注意编码的过程，是人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的过程。媒体具有很强的议程设置功能，媒体对每天发生事件的选择性报道，对报道主题的框架性设定等，都是在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媒体提供再现、遮蔽、凸显、创造等手法，把过去和现实联结在一起。”

媒体的信息编码过程是一种持续的、全天候的过程，它已经成为公众记忆的重要来源。表面上看，媒体的记忆书写只是一种自然的业务过程，背后却有很强的意志控制和生产控制，媒体持续的报道会对公众产生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媒体的作用，使社会记忆的集体性和公共性不断增强。

（二）传媒能够映射、延续社会记忆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记忆的载体也不断变化。史前阶段社会记忆靠口耳相传，此后，仪式活动、文字符号、公共建筑、历史事件等都可称为记忆载体。社会记忆可以依托各种形式的载体，表现为物质的（如秦砖汉瓦）、精神的（如儒家思想）、事件的（如“一带一路”）、制度的（如封建制度）等各个层面。媒体可以融合所有的记忆载体和记忆层次，将所有的社会记忆映射到媒体空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媒体数据库的建设，媒体的映射功能进一步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所有记忆都能在媒体空间得到体现。依托数据库的搜索功能、计算功能，媒体对社会记忆的存储和调取功能加强，人类正在新媒体空间内创造全新的记忆实践。

人类有遗忘的天性，任何辉煌的记忆都有可能被时间冲淡。媒体具有对抗人类遗忘的特性，能够通过不断重复民族记忆、文化记忆，实现社会记忆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人们对待历史有“过去中心观”和“现代中心观”两种视角，过去中心观认为现在是由过去塑造或决定的而现代中心观认为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新建构。两种视角的历史价值观不同，但都强调历史记忆在代际之间的延续。“记忆可以以一种连贯一致的方式唤起对过去的回忆，其提供的群体支持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整合在一起并呈现一定的结构。”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对英雄人物的报道，对记忆叙事的创新等，既是对民族文化、集体精神、社会规范的提倡，也是对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延续和重构。

（三）传媒通过建构记忆能够参与社会治理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成功时，人们想到的是成就和风光;失败时，人们想到的是挫折和狼狈。社会记忆与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社会权力的选择或操控，同时它也能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彼得·伯克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记忆。”历史事件是统治阶级选择的，历史记忆也是由统治阶级书写的，因此，历史就是一种社会记忆、国家记忆和文化记忆。“社会倾向于从其记忆中去除所有可能离间人们和使团体疏离的部分，从而导致多样性的个体记忆与社会的群体记忆一致性要求之间出现紧张。”社会记忆是特定语境下的集体回忆，它能够构建“现在”和“过去”的关系，维护日常生活的团结和稳定;它能够整合多元的社会价值，达成社会的基本共识;它能够为当下的政治服务，维护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媒体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工具，“大众传媒必然受到统治阶级的强烈影响，天然地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环节”。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权贵阶层利用权力控制媒体资源，他们干预媒体的社会记忆建构，书写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历史记忆，制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化共识。媒体通过对历史事件、新闻事件的巧妙选择或有意遗忘，帮助公共权力实现托古改制，奠定公共权力的治理权威。西方媒体践行的专业主义精神，为媒体获得了公信力和权威性;而这种公信力和權威性，又暗暗地通过媒体和权力的互动，成为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和记忆要素。

三、大数据时代媒体书写中国记忆的主要任务

没有社会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梦想。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人民的自信来自于五千年的辉煌历史、璀璨的中华文明、当代的建设成就和愚公移山的民族精神，所有这些自信的源泉均是社会记忆的核心内容。大数据时代媒体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媒体、职业媒体遇到社交媒体的巨大挑战。我国传统媒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载体，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发言人，因此，书写、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记忆、国家记忆，唤起国家和社群的价值认同，是大数据时代我国职业化媒体的重要任务。

（一）书写辉煌的历史记忆

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每个民族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记忆。在现代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人们对历史的清晰记忆是进一步前行的动力，而媒体是有效规划、管理公众历史记忆的重要机构。当前，我国出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此运动中，媒体通过纪录片、文化讲坛、益智节目、电视剧等多种形式，穿越历史时空，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媒体对儒家文化的宣讲、对历史遗迹的记录、对丝绸之路的报道，书写和强化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改变了不断衰落的历史命运，最终走向和平发展、全面崛起的繁荣富强之路。媒体将零星的、阶段性的历史记忆，整编成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主题的革命史和建设史。“近年来，我国陆续倡议、主导和参与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能力不够、条件苛刻等不足，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代中国已经走上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媒体延伸了各族人民的观看和体验的视野，它让普通人与政治家、社会精英一道，参与或体验了当代历史的生产过程。

（二）铭记苦难的创伤记忆

人类是在挫折记忆、苦难记忆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的。因为我们遭遇过苦难和创伤，所以我们才会时刻警醒自己，努力回避曾经的苦难。记忆具有很强的反思和评价功能，对曾经的苦难保持鲜活的记忆，能够凝聚最强大的精神能量，能够形成最协调的统一意志。当代学者亚历山大提出“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的概念，他“研究了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如何由一种反抗纳粹统治的‘进步话语’转变成一种受难式的‘创伤话语”’。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苦难记忆、创伤记忆的基础上，正是苦难和创伤让教徒建立起最真诚的信仰。相反，一个轻易忘记自身苦难的民族，一个对自己历史知之甚少的民族，最终必然走向愚昧和无知。苦难叙事、创伤记忆是我国媒体宣传报道的传统，而现代传媒具有更丰富的手段、更高超的技巧，让我们能够体验到组织化的苦难记忆。影视产品精心设计的视觉景观和情感体验，让我们感受到近代史上的战争记忆、建国之初的艰难探索的反思意义。“当前情景可能会给我们提供熟悉的提取线索从而无意识地激活过去的某种体验。”近年，媒体关于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复活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并在代际之间传递升华这种精神品质。

（三）珍藏鲜活的文化记忆

历史记忆有时需要意识、文字去书写，但更多的时候还得靠物质的、精神的、风俗的载体去传承。历史是人类生命的延续，是人类文明的轨迹，是文化的传承、累积和扩张。文化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改造的过程和结果。梁启超曾将人类文化划分为认识的、艺术的、器用的和社会的四种。历史是系统的、逻辑的思想和事件的脉络，而文化是历史丛林中最耀眼的景观和故事，是历史躯体上的神经和毛细血管。文化是民族记忆、民族生命的载体，是民族和国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最鲜活的体现，“文化的历史、文化的根脉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精神家园”’。今天的全球竞争不仅强调硬实力，而且更加关注软实力的建设，而“一个社会的文化倘使没有了指向，没有了根本，没有了基石，就只有‘软’而没有‘实力’可言了”。

因为文化是最鲜活的、生动的社会记忆，所以各个国家和民族都爱惜自己的文化，都期望自己的文化能够源远流长。1970年大阪举行世界博览会，松下电器和《每日新闻》共同建设了一个“时空胶囊”，将参展的2098件电器埋人地下，预备为5000年之后人类考古研究之用。建设方计划将胶囊每100年开封一次，一方面查验被埋物品的状态，另一方面再精选人类最新标志性文明成果放人胶囊。1973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即今叶卡捷琳堡州）政府也在市中心设立了一个时间胶囊，里面收藏了社会各界人士写给未来的信。这个时间胶囊计划在2023年打开一次，当年将是该市建城300周年。上述两个时间胶囊都是文化记忆的鲜活形式，也是当地居民珍爱本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体现。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有56个民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文化不是自动地进人人们的意识系统之中的，它要靠人们的个体经验的积累和记忆。“文化是依赖于符号象征系统和记忆的人类共同经验。因此，人类文化的传承需要依靠记忆，而不能依靠本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化、城镇化、城市化创造了非凡的物质成果，却忽视、淡化了文化载体的保存和复兴。进人21世纪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逐渐受到认可，随着公共建筑的修缮、纪念馆的开放、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华文化逐渐在各种活动和仪式中复活了。媒体是文化复活的重要推动力，它呼吁保护文化遗产，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培养公众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如中央电视台对国家宝藏、地方方志、文物修复等的报道，唤起了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也用丰富、生动、精彩的形式构建了我们的文化記忆。媒体对消失的文化符号的记录，是对文化记忆的另一种重要的珍藏。

（四）创造广泛的记忆认同

个体记忆深受群体记忆的影响，群体记忆通过个体记忆来表现。集体记忆的主体是离散的个体，个体的社会认同是集体记忆的基础;只有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产生互动，社会记忆的意识形态功能才能得到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人发展，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力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出现多元化倾向，社会认同变成了艰难而奢侈的东西。媒体是公众认知世界的拟态环境，媒体报道是公众思考的社会基础，因此，媒体具有凝聚广泛社会认同的技术基础。当然，媒体要凝聚广泛的社会认同，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赋予社会大众记忆主体的地位，不能用王侯将相史、英雄人物史取代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史，记忆关注的内容要涉及群众的生活史、命运史。“随着现代性的确立，理性主义将上帝赶下了神坛，瓦解了以往歌颂史诗的宏大叙事。”因此，媒体书写记忆的话语应该由宏大叙事转为生活叙事、世俗叙事、个体叙事，让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都能在媒体叙事情境中达成群体认同。转型期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包括现实与现实的冲突、心灵与现实的冲突、心灵与心灵的冲突、心灵与自我的冲突等，社交媒体中充满着空虚失落、浮躁激动、暴戾愤怒等情绪。媒体需要观照草根阶层的社会生活，从心理上重建人们对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等的信心。只有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增加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才能最终实现。“记忆可以用来塑造国家认同，但也可以用来稀释认同。”制造英雄神话是一种唯心史观，关注百姓生活能够书写更生动的历史，才能让个体在集体的框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最终形成最广泛的道德认同、意识形态认同。

（五）建构开放的数字记忆

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成为继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之后，人类生活的第三个空间。虚拟空间是人们对第三空间的习惯称呼，实际上网络空间并非虚拟的，它是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结合，是对“虚拟一现实”的整合和超越。网络空间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现实空间的利益结构、社会关系正在加速向网络世界迁移。在现实生活网络化、数字化的趋势下，社会记忆的书写也在向网络空间延伸。数字空间内记忆书写是开放的、国际化的，记忆的框架、形式和内容均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媒体需要在网络空间内为国际社会提供记忆素材，需要通过民族记忆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同时，中国民众需要通过网络空间，与世界人民一道书写人类记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大数据时代媒体书写中国记忆的基本原则

“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媒体能够记录建构社会记忆，也能够映射、延续社会记忆，媒体创造的社会认同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但媒体在书写、传播、延续社会记忆的过程中，还必须要遵守一些起码的社会原则。媒体只有遵守这些原则，才能够将个体思想纳入集体氛围中，才能实现神圣记忆与世俗记忆的共振。

（一）坚持客观的事实回忆，拒绝刻意的历史杜撰

媒体最主要的任务是客观报道信息，为社会公众绘制准确的社会地图。媒体在建构、传播社会记忆的时候，需要坚持专业主义精神，通过客观选择历史事实，为公众提供生产社会记忆的准确素材。当然，记忆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只是事件的最佳配置，而不是对历史的篡改或杜撰。媒体是公众记忆最安全的储备箱，如果媒体储备箱中混进了杂质，媒体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媒体社会记忆建构的功能就会打折或消失。不断重复杜撰信息还会产生“假性记忆”，结果导致公众将虚假或未经核实的信息纳人记忆系统，为社会记忆的生产制造混乱。

（二）摒弃枯燥的宏大叙事，采用鲜活的生活叙事

人是具有情感的动物，只有鲜活生动的叙事才能打动人。我国媒体过去习惯于宏大叙事，强调宣传灌输和道德说教，公众处于被动的位置。宏大叙事能够体现国家意志。能够直接准确地传达记忆要素，但宏大叙事远离公众心理，传播内容的到达率、说服力不够。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职业化的媒体应该改变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多采用鲜活生动的生活叙事、细节叙事，运用视觉、听觉、语义等多种表达方式，创造具有接近性、亲和力的感知情境。如纪录片《少女胡慧珊》探讨汶川地震后的心理援助问题，而拍摄人口仅仅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的纪念馆。

（三）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倡导非物质文化记忆

历史不是时空的简单复制，而是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筛选。重大事件是现实生活的浓缩。是重要的历史景观，它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是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原材料，因此，媒体必须投人足够的力量，重视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社会记忆可以依托档案資料、博物馆、纪念碑等物质载体传承，也可以通过节日、风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传播。因此，媒体应该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大众属性的作用，积极鼓励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保存文化记忆。

（四）周期性唤醒公众记忆，提防出现目标性遗忘

人脑的储存空间是有限的，遗忘是大脑对自身的保护机制。如果没有遗忘，我们的大脑就会像个乱石岗，人类将湮没在杂乱的信息中。因为大脑具有遗忘功能，所以我们才需要记忆。合理的遗忘能够帮助我们抛弃无用、过时的信息，可以提纯社会记忆的主题。遗忘也会让我们心不在焉、漫无目标。因为人们有遗忘机制，一些人可以利用人脑的天然漏洞，采用各种手段和策略，发动社会性、组织性的忘却。不合理的忘却会让我们陷入愚昧，会束缚我们的思想自由。媒体应该提防各种目标性遗忘，通过周期性的记忆重新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即使我们选择了宽恕，也不能以忘却为前提，而是以真相呈现为前提。

（责任编辑：李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