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我国GDP比1952年增长了175倍，年均增长8  .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  .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  .9%的年均增速。这7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时期，经历了“大引进”推动“洋跃进”的时期，经历了代工贴牌起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正在经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70年，正反经验教训的总结回顾和反思有重要意义。一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二是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全面深化改革。三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展。四是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的生态系统。五是危机、挑战和压力是扩大对外开放冲破体制障碍的前进动力。六是扩大对外开放意味着开放国际竞争与合作。七是扩大对外开放带来“干中学”的内生发展效应。八是扩大对外开放造就了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了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条件下，成为抵制贸易战、继续推动全球化前行的重要力量。这70年，中国从世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快速复兴，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对外开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新中国成立70年了。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从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和中国发展的视野入手，研究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之变迁，尤其是对外开放和经济贸易发展在新中国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新中国70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一）新中国70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取得突出成绩

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679亿元，人均GDP仅119元。到1978年，我国GDP增至3679億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  .8%，居世界第11位。到2018年，我国GDP超过9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居世界第2位。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我国GDP比1952年增长了175倍，年均增长8  .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  .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  .9%的年均增速。

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快速发展。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11  .35亿美元。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06亿美元。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  .6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223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总额7919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168倍，居世界第2位。195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  .08亿美元，1978年末为1  .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1350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146倍，年均增长15  .3%;1979—2018年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20343亿美元。2018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达68  .1%。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1  .3倍，年均增长28  .4%。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8年为156亿美元，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中国政府网，2019年7月1日。

（二）新中国70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历了艰难探索

在历史上，对外开放和经济贸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国内外历来存在着争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盛行着初级产品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出口悲观论等发展理论，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德国经济学家辛格在1950年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商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即“长期贸易条件恶化论”，或称“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如普雷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只适用于中心国家之间，而不适用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外围国家只有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才能摆脱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鼓励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和计划经济影响下，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初始发展阶段普遍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靠外援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后来的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战略的发展业绩总体不理想。如1953年至1978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  .23%下降到0  .75%，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位次从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从“三来一补”到大力发展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从积极招商引资到协调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从创建第一家经济特区到全面构建高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向前发展。1978至2017年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0  .75%上升到13  .6%，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位次从第32位前移到世界首位（见表1）。

（三）辩证看待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还是新中国70年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实践，都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其中有三条重要的发展经验值得强调：一是对外开放的内涵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即主动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激发活力），调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取得内生型动态增长效应和竞争活力。二是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实现规则、规制和法治的现代化，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三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在国际国内各种变局中都是危和机同生并存，要善于在开放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稳中求进。

在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也有三个基本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妥善处理好：一是在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衔接对接的同时，要辨证处理好全方位开放环境下如何保持“中国特色”的问题。二是在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要辩证处理好全方位开放环境中如何做到关键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自主可控的问题。三是在不断扩大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系统等重要領域对外开放的同时，要辨证处理好全方位开放环境中的国家和其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我国经历过从内向发展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转变，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资产大国、新兴经济体中的第一双向投资大国。下一步仍将通过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高标准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回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印度的50%。到2018年，印度人均国民收入大致仅相当于中国人均的1/5左右。我们在钉子都叫洋钉的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建立起能够生产联合国工业目录大类所有产品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在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跃至第14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构成的经济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1/3。中国仅用全球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2018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降至28  .5%，消费结构进入了富裕发展阶段。美国商业周刊最新一期封面文章比较发现，中国1996年以后出生的Z世代是世界上同龄人中最乐观也对未来最有信心的一代人。

佚名：《“Z世代”》，《美国商业评论（中文版）》2019年7月10日。

（一）问题的提出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历过长期艰难曲折的复兴奋斗之路。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不是市场汇率来计算，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占世界经济总规模的比重高达32  .9%，远高于同期欧洲经济所占比重26  .6%、印度的16%、日本的3%、美国的1  .8%。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然而，由于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了综合国力的大幅度衰落。到了1952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虽然还高于印度和日本，但已经被欧洲、美国所远远超过。到了1978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也被日本所超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解放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到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再次超越了日本，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继续领先于印度，逐步趋近于欧美。到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家权威的国际组织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超过了美国，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的大国博弈新阶段。

（二）旧中国综合实力的长期衰落

在1820—1950年短短的130年间，中国经济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迅速地衰落下来，美国则从一个三流国家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和活动？

1840年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问题是鼎盛时期的清王朝在外敌入侵时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如果把时间从1840年向前推100年，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康熙1661年即位时正值西方大航海时代后，世界出现了一批海洋强国，而康熙却采取了海禁政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时期，遏制了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引进、学习和传播。1736年乾隆登基并实际执政了近64年，在鼎盛时期同样继续实施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维护高度集权、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一直延续到嘉庆、道光年间。同时期，划时代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建国、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形成了英法称霸世界的新格局。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工业替代手工业的工业经济时代，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使中国错过了搭上世界现代化这趟车的机遇由盛而衰，最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1870—1913年世界经济进入兴盛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基于规则的经济全球化和以内燃机、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兴盛期。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推动了自由贸易，但由于忙于海外扩张，构建日不落大英帝国，而忽视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投资，导致了英国综合国力由盛而衰，英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从1870年的32%下降到1913年的14%。当时工业化进程比英国落后近100年的德国和独立仅100年的美国把握住了这个发展的机遇期，迅速实现了由弱而强的大国崛起。美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从1870年的23%上升为1913年的36%。同期的日本也发生了明治维新，搭上了世界开放、工业化和新科技革命这班车。而中国再次错失了这个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接连的外敌入侵和国内动乱，陷入落后就会被动挨打的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然而最终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9年推翻了旧政权取得了革命成功。在旧中国，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最好时，国家的财政、海关、银行、铁路、煤炭等经济命脉都被西方列强所垄断。

截至1936年，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投资额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中国整个工业资本的40%。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份额分别占到中国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9%、卷烟产量的57%、航运吨位的69  .5%、铁路里程的90%。外资在华银行约32家，分支银行141所，在华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并控制了中国海关和财政。参阅赵穗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均GDP仍停留在1890年的水平。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如今，新中国成立70年，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努力的方向和信念。

（三）新中国的复兴之路

新中国成立短短70年间，中国从世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快速复兴，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在经历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和全球领导力下降。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关键阶段。奥巴马说，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

2014年5月30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指出，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在全球的不可或缺作用既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军事实力、经济活力、价值观及公民社会、秩序和规则等四大因素将成为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核心因素。 特朗普说，美国第一，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继续伟大。其隐含的潜台词是美国要永远当老大，不能容忍任何国家的崛起或复兴会危及其全球霸权地位和领导地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综合实力较量难以避免。这种较量会采取哪种方式？是和平合作的方式，还是对抗冲突的方式？中国希望采取和平合作的方式，然而，美国希望采取冲突对抗的方式。从中国角度看，中国不想打贸易战，和平发展、中华复兴是中国重中之重的历史使命;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韧性、巨大潜力、回旋空间大足够抵挡任何大国挑战;如果打贸易战，过程比结果重要，在两个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向对手学习，做强自己。从美国角度看，再也不能够给中国时间和机会了，会采用贸易战、科技战、汇率战、金融战、能源战、规则战、舆论战等方式延迟中华复兴进程。两个大国之间冲突对抗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中美两国，还包括第三方，即整个世界经济都会承受中美貿易战所产生的负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中小经济体，他们别无选择。

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仍十分巨大的条件下，中华复兴进程是否会受到延迟、中断甚至倒退，关键还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像当年申请加入世贸组织15年所做出的努力那样，从上到下全面动员起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就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应对中美大国博弈带来的各种挑战。在这个假定下，我们将可能经历中美从非理性对抗到理性合作的转变;将可能经历中美综合实力位势交换的转变;将可能经历东西方文明交融碰撞中国向全球负责任大国的转变。要完成这三个转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做好三件重要的工作：一是坚持不懈地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为基础的现代化;二是坚持不懈地推动规则、规制和法治为基础的法治化;三是坚持不懈地推动以责任担当、文化交融、开放包容为基础的国际化，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三、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是在外部封锁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1950年12月，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案，直到1957年英、日等国才先后取消了对华禁运，美国对中国的资产冻结和全面禁运一直持续到1971年。在经济脱钩和封锁面前，当时国内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坚持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对外贸易则作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服务于当时的发展大局。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然而，这个方针当时并没有真正获得贯彻执行。新中国前30年的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的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对立局面，即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行并相互竞争的分隔的世界经济体系。当时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设时期，在苏联全力帮助下，156个对华援助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其中包括25个煤炭项目、25个电力项目、7个钢铁项目、2个炼油项目、7个化工项目、11个有色金属项目、24个机械项目、1个轻工项目、2个医药项目，其余为军工项目。到195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  .6%，年均增长率达到19%。其中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3年的135万吨几乎增长了4倍。煤炭产量为1  .31亿吨，比1952年增加了98%。

资料来源：《当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https：//tieba  .baidu  .com/p/6119126902？pn=1。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分歧，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方向和战略支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改革开放前，中美关系缓和并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经毛泽东同志批准，1968年中国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2月毛泽东同志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研究当时的国际问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1969年12月中美在华沙恢复接触，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中国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至此，中美两个大国启动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建交。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宫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5月第6卷第2期。在中美关系、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的国际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形成了两次从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一次是1973年1月国家计委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项目追加到计划总额51  .4亿美元。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为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陈东林：《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次经济引进》，《中国投资》2007年第10期。。也促进了外贸的突破性发展。197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  .4倍，1974年是1970年的3  .2倍。另一次技术引进发生在1978年。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较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国内条件变化也形成了大干快上、尽快缩小差距的急于求成情绪。

李正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中国网，culture  .china  .com  .cn。为此，1978年共签署了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31亿美元是当年最后10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而1977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还需要国内配套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的1  .5倍。

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第一次把比例失调问题摆出来。1979年6月，国家正式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引进规模，重点引进投资少、见效快、换汇率高的单项。

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报告》（1979年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011年版，第126、127页。 22个重点引进项目中，仪征化纤厂等停止引进，向日本借贷200余亿元的宝山钢铁厂则继续引进全套技术设备进行建设。

四、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30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30年推动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实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当时百废待兴，形成的高度共识是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寻求现代化经验，推动经济社会变革。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同志率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这一年有12名国家领导人20多次出访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4岁的邓小平同志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这是他一生中出国最多的一年。邓小平同志访日时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一）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

万事开头难，1978—1992年是改革开放探索最困难的时期。是港澳台企业和海外华人企业用“三来一补”的方式，

“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最早出现在广东东莞、佛山等地。1978年7月，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设在虎门境内的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1978年8月，佛山的顺德大进制衣厂成立。给国家发展送来了市场经济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第一桶金。当时，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同时IT革命也带来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新契机。中国把握住这个历史性机遇，通过承接制造业外包迅速参与或嵌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形成了全球资本与低成本劳动力、土地和环境容量相结合的产品内分工或国际工序分工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2  .88亿农民进入非农产业，1  .88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创造了市场驱动本地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全球分工、交换和竞争的中国模式。

贸易方式转变是一个影响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1981年外资为主、代工贴牌为主、低端为主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5%，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94  .5%。但到1990年，加工貿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40  .9%，1993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达到48  .2%，超过一般贸易出口比重，1998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到56  .9%。随着2005年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拐点，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开始持续下降。到2019年前8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59  .8%，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比下降到24  .9%左右。

根据海关总署2019年9月8日公布的数据。

（二）深化改革释放了对外经济贸易增长的巨大潜力

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创举。从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体制变革的一个历史性飞跃。1994年，按照市场经济的体制要求推动了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对外经济管理体制等涉外体制改革。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110  .08亿美元）;1993年以外资为主、国际工序分工为主、全球价值链低端为主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超过以本地企业为主、发挥比较优势为主、低成本为主的一般贸易出口额;1994年人民币汇率从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成有管理的单一汇率制;对外贸易开始从长期逆差转为长期顺差新格局。

1978—1992年的15年中有10年的贸易逆差，外汇短缺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前15年最重要的发展瓶颈之一。从表3的外汇储备数据也证明，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只有1  .67亿美元，到1990年也只有111亿美元。与当时国内严重短缺经济和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原材料的巨大需求相比，提升创汇能力和出口购买力是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这种瓶颈约束在1994年以后发生根本性化解。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1993年11月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动了汇率改革、外经贸改革等市场化改革举措。从1994年起，货物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资产额在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2011年突破3万亿美元。

（三）特殊区域发挥了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

以创新思维推动经济特区、新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特殊区域改革。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正式提出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后改为“经济特区”，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地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有法律保障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从兴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全面开放沿边内陆地区，从兴办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区（港）、上海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先试点后推广、从点到面，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加入世贸组织推动改革开放上台阶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把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它标志着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在扩大对外开放质量方面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从2003—2012年，也就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0年里，按汇率计算，我国GDP增量是美国GDP增量的1  .4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GDP增量的1  .9倍。其中一条重要的发展经验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在1986至2001年申请加入GATT/WTO的15年，我们对市场经济、国际规则、开放条件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入木三分的认识。

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1986—2001年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5年，是推动市场经济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15年，也是在开放条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15年。1980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到50  .3%，1986年下降到36  .4%，2001年下降到9  .9%，2012年下降到5%左右。随着我国出口购买力持续上升，我国重要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保障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从1993年的13  .7%上升到2018年的32  .9%。

（五）双向投资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10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13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然而，在加入世贸组织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基本释放出来后，如何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标准的改革、更高质量的发展是一个新课题。201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分别为1350亿美元和1430亿美元，双向投资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利用FDI和扩大對外投资要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体制改革和高质量经济发展。包括在2020年元月推出外商投资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配套措施;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凡是与外商投资法不一致的，都要坚决予以废止或修改;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资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以公正监管保障中外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然而，中美大国博弈在这个问题上在举行拔河比赛。美方要求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美国商会明确回答“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会员调查显示，97%的受访美国企业在华盈利，8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他们没有也不打算将业务迁出中国;83%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过去一年他们没有削减或停止对华投资。

（六）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已经扩展到科技、汇率、金融、产业和能源等各个层面，对我国和平发展及民族复兴大业产生巨大影响。从2019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形势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占比41  .7%;外资企业进出口下降1%，占比40  .4%;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0  .3%，占比17  .5%，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调整的灵活性。国有出口企业所占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99  .8%下降到2017年的10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  .3%，占比58  .2%;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7%，占比18  .8%。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环保新政加大了生态成本以及美国加征关税率15%至30%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仍保持了强劲的出口增长。我国对欧盟、东盟以及“一带一路”进出口的增长基本上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然而，对美国进出口下降了9%，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  .6%，自美进口同比下降25  .7%，贸易顺差9548亿元，扩大12%。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  .5%，占比59  .9%，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之间的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以及《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加工贸易界定为：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前者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进行销售;后者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出口外销的经营活动。从2008年的102%，即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略大于一般贸易出口规模，持续下降。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是从代工贴牌嵌入国际工序分工发展加工贸易，进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为主的新型贸易方式，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开始构建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二是从积极利用成本驱动为主、市场驱动为主的外资，进入到利用进一步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的机遇，引进效率驱动为主的高技术服务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的新时代。三是从长期依赖扩大出口和“引进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代，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一二三产协同“走出去”，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改变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构建全球综合运作体系的新时代。

五、新中国第三个30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折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系统性风险持续上升，大国政治经济冲突明显加剧，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影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3  .9%的乐观预测值连续4次下调，最后给出了较为悲观的3  .2%。从2019年6月底7月初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可以看到，当前G20领导人中间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其来源是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在显著增加，大国领导人们在发问，世界经济向何处去？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0年后，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大国领导人们的焦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焦虑之一：世界经济缺增长动力。当前世界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依靠金融、房地产、军工和要素投入增长支撑的模式已达增长极限，而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模式又举步维艰。在这个形势下，世界头号大国采取的策略是发动贸易战，搞世界技术保护主义。如把华为、中科曙光、中广核等中国优秀企业放入了实体清单，制定了14个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出台了外商投资风险评估法案等。中美贸易战延伸到方方面面并变成持久战，其结果必然是最坏的双输选择。同样，日本对韩国三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半导体材料实施断供，双方都把对方移出了贸易便利的白名单，也是一个双输的选择。英国和欧盟脱欧谈判的最后结局，同样可能是双输的选项。大国之间关系的非理性选择必然导致不同强度的冲突对抗，一种可能性是趋近于局面失控。

世界焦虑之二：世界经济缺有效治理。经济全球化造就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却没有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有效治理体系。当前，美国在频频退群。可以设想，如果美国要求按照其意愿和利益诉求推动世贸组织现代化改革的方案沒有获得足够支持，采取退出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行动，其影响可能会大于目前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的诉求包括改变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越权干预美国法律的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如90天不改将不再承认、非市场经济导向、透明度要求等。事实上，这些诉求很难得到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支持，同时世贸组织多数成员又不希望美国带领其盟国退出。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向美国妥协，其最大的受害者有可能是中国。世界上极少数极右势力要颠覆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推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基于本国优先的所谓“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模式，从规则上边缘化中国。中国再次面临复杂和充满风险的国际环境，处于大国博弈和交锋的中心位置。

世界焦虑之三：世界经济缺内在平衡。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前行有三个推动力，创新、开放和市场化。然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球化浪潮都走不远，几十年内就会陷入停滞、衰退或倒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的三个推动力都指向效率增进，却没有指向平衡协调的作用力。当全球化发展出现系统失衡时，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就会引发危机、冲突和动荡。引发失衡的主角往往是当时的霸权国家，而为失衡付出代价的往往是其他国家。如1870至1913年的英国，1990至2008年的美国。当国际矛盾积累到相当程度时，就会引发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对抗，

19世纪后期的英国与美国和德国、21世纪初期的美国与中国就是这种场景。

进而引发战争、汇率和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和大变动。

世界焦虑之四：世界经济缺包容合作。当前，涉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机制，如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议等，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世界各国利益差异大，分歧多并不怕，但世界霸权国家不承担全球责任，搞以邻为壑、零和博弈，会最终导致世界分裂。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强硬分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长期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基础，搞断链、断供、断交，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出现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的趋势。1990年的IT革命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体系，形成了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格局。当前刚刚兴起的AI革命正在造就全球工业互联网、物流网和需求导向生产服务体系，加速形成全球产业链为基础的“三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的全球新格局。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看，大国政治经济冲突明显增加曾直接导致全球经济失序、混乱和对抗。如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当时的新兴国家美国、德国把握住开放期和兴盛期重合的机遇，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快速崛起，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法国推动了全球化和开放，忙于扩张海外殖民地，忽视了新工业革命的机遇，综合实力由盛而衰。新兴国家要求改变世界格局，20世纪20、30年代的冲突对抗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贸易战、大萧条和世界失序及混乱。从现实看，中华民族复兴是改变世界现有格局的大事件，历史正在重演。如何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历史性错误，如何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如何避免中美非理性对抗把世界拖入冲突的深渊，是大国领导人必须面对、思考和应对的大问题。这是G20领导人普遍焦虑的根源。

要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在历史上，兴盛期往往与开放期是重合的。把握住开放期的重大机遇，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全球化也是双刃剑。历史上，风险期也往往与开放期重合，当前，全球化到了下半场，系统性风险可能大于显性机遇。怎么办？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辨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变化。国内条件变化主要指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推动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推动有利于一流科学、技术和人才发展的科研管理体系改革和生态系统建设;推动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流工业服务、产业基础能力和创新环境建设;推动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特殊区域，如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自由贸易园区（自由港）和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

应对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是保持平常心。首先要尊重经济常识、规律和基本逻辑。始终坚持尊重经济规律实现高质量发展，尊重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尊重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其次要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底线思维。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史上曾经遭遇过更困难的时期都挺过来了，要始终保持历史耐心。不要浪费大变局带来大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金融、科技和能源领域的较量意味着外部风险增大，要始终保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的7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时期，经历了“大引进”推动“洋跃进”的时期，经历了代工贴牌起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正在经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70年对外开放的经验值得总结。一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既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也是70年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40年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求索。二是开放的本质是改革。从创办特区、到加入世贸组织，再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条主线是推动体制创新。经验证明，没有体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开放最终会被动挨打。三是开放的意义是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的动态进步。开放与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相衔接，开了14亿中国人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窍”。四是开放是一个渐进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京津冀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长三角从高速增长到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广东从“三来一补”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四川、重庆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打造国际化综合交通枢纽;海南从边陲海岛到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都证明只要坚持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条条大道通向成功发展。五是危机、挑战和压力是扩大开放的动力。开放主动引入外部竞争压力，不浪费危机可能促进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六是开放意味着开放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开放的激励下，从要素禀赋到要素创造，从开放竞争到共享合作，从中国特色到全球交融，中国正成为全球动力源和活力策源地。七是开放带来“干中学”的内生学习效应。开放转变了思想观念，激发出各种积极因素，取得了内生发展效应。八是开放造就了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了保护主义难以解构的利益共同体，在逆全球化条件下，成为继续推动全球化前行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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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谷岳